论1946-1948年平津文坛“新写作”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津论文,文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6-1948年间，平津文坛出现了一个以“新写作”为标识的文学试验潮流和试图建立新的文学传统的倾向。事实上，这个文学试验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沈从文、废名、冯至等人的文学探索活动。在抗战胜利后，他们预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于是满怀希望，要在处于政治和文化边缘状态的平津地区再来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因此，他们有意识地修正自己的文学试验，将文学试验与新文化的建设联系起来。与此同时，一批“新生代”作家在他们的发掘和吸引之下，也积极地参加到文学试验中去，并引入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从而使1946-1948年平津文坛的文学试验与世界文学思潮同步发展，有了一次短暂的接轨。
一 “打开一条生路”，从文学试验开始（略）
二 “新写作”作家群的形成
1946年8月27日，沈从文复员回到北平，这一年的9月他写作了杂文《怎样办好一份报纸》。在文章中，他回顾了报纸副刊对于推广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发挥的重要意义，并对时下报纸副刊没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表示遗憾。应该说，这个遗憾已经包含了沈从文对如何发起这场文学试验的想象。
战后的平津地区报纸发行颇盛。报纸的新闻内容相对比较集中，政治新闻集中于1946年的“协商”，1947年的“立宪”，1948年的“剿匪”；社会新闻主要集中于物价变动和经济风潮。正如沈从文所说：北方平津报纸多，新闻少，报纸还真正值得作事情”，“一个有理想，有眼光的报纸主持人”能够“从副刊上作各种发展”；而“报纸分布面积广，二三年中当可形成一种特别良好空气，有助于现代知识的流注广布，人民自信自尊的生长，国际关系的认识”（注：沈从文：《窄而霉斋废邮（新十九）》，《平明日报·星期艺文》，1947年9月28日，第23期。）。这一时期平津的报纸副刊极为繁荣，几乎各大报纸都办有文史类副刊，如《大公报》（天津）的“文艺”、“星期文艺”、“图书周刊”，“文史周刊”；《新生报》的“语言与文学”、“文史周刊”、“故都文物”；《华北日报》的“文学”、“俗文学”、“国语周刊”、“现代报学”；《经世日报》的“文艺周刊”、“读书周刊”、“禹贡周刊”；《益世报》（天津）的“文学周刊”、“史地周刊”、“宗教与文化”、“人文周刊”等。沈从文在比较沪宁和平津的报纸副刊时指出，沪宁地区是政治斗争的中心，所以沪宁地区的副刊主要为杂文副刊；而平津文坛要坚持作文史类副刊，以便保持文化品位，推动新文化建设（注：沈从文：《一个副刊能寄托些什么希望（节引本刊第一回的《编者白》）》，《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11月1日，第64期。）。不言而喻，各个文学副刊将成为他们进行文学试验推动新文化建设的主要阵地。
由于资金缺乏，杂志数量比较少并且一般都寿命短暂，其中纯文学杂志的数量更是少而又少。在这些少量的纯文学杂志中，影响较大而且品位较高的主要是《文学杂志》（由朱光潜主编，在上海出版）和《现代文录》（在北平出版）。《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录》的主要编者相同，都是朱光潜、沈从文、杨振声和冯至。《现代文录》出版于1946年12月，正好在杨振声的“打开一条生路”的呼吁两个月之后，因此被视为“开路”杂志，而较高的文学品位使它成为了“北方文化复员与文学运动展开的第一面旗帜”（注：丰草：《现代文录第一集》，《大公报·读书周刊》，1947年1月25日。）。《现代文录》发行了1期后就告停刊，紧接着在1946年年底，朱光潜、杨振声和沈从文等人就开始进行《文学杂志》的复刊工作。
对于这些副刊和杂志，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希望。沈从文明确地表示希望通过文学副刊保留三十年代《大公报·文艺》“所造就的文艺试验的传统”（注：沈从文：《一个副刊能寄托些什么希望（节引本刊第一回的《编者白》）》，《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11月1日，第64期。）。朱光潜在《文学杂志》的《复刊卷首语》中的“重申目标”也明确地表达了开拓新的“纯文学”写作的要求。除了在这篇“卷首语”中“重申目标”之外，朱光潜还重新发表了《中国文坛缺乏什么？》（注：朱光潜：《中国文坛缺乏什么？》，《平明日报·星期文艺》，1948年3月6日，第47期。），这篇文章曾于1936年11月4日在北平《世界日报·明珠》上发表，可以说是朱光潜1937年编辑《文学杂志》，以重振京派，宣传“纯文学”写作的前奏。这篇文章的重新发表进一步表明了朱光潜开拓新的“纯文学”写作的决心。同样，朱自清力求将《新生报》的副刊“语言与文学”办成十年前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的刊物《语言与文学》，也体现了朱自清要继续三十年代所形成的纯学术研究风气的决心（注：朱自清：《周话》，《新生报·语言与文学》，1946年10月21日，第1期。）。沈从文认为创办这种具有文学坚守精神的副刊，“对读者言，将为一个包括广大范围具有情感教育的机构”，有利于培养出具有高尚文化精神的读者群；“对作者言，将为一个包含极大宽容自由竞争表现新作的据点”，有利于培养一个具有自觉的文学坚守精神和文学创新精神的“新生代”作家群（注：沈从文：《一个副刊能寄托些什么希望（节引本刊第一回的《编者白》）》，《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11月1日，第64期。）。事实上，早在1946年1月，北大、清华、南开尚未复员时，平津文坛就已经发出了培养新作家的呼声：“过去在北方的《文学季刊》、《水星》、大公报《文艺》、北平晨报的《北晨学园》，曾经培植出许多作家。这些作家现在分散在全国各地，也有的在遥远的海外，我们遥祝他们的健康，并且欢迎他们早日回来，但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文坛仍然完全由这些人来主持，我们另外还得有一批新的，必须随时有新的后继者”，而“现在正是培养这些新的后继者的最佳时机。”（注：李道静：《我们北方的文坛》，《大公报·文艺》，第6期，1946年1月13日，李道静，笔名麦静，抗战以前开始发表小说，受过沈从文的指导，沦陷期间为北京大学职员。抗战胜利后，继续在《文艺时代》等刊物上发表作品。）
沈从文、朱光潜等人对此看得也很深透，都表示要努力扶持“新一代文学创作”（注：沈从文：《窄而霉斋废邮（新十九）》，《平明日报·星期艺文》，1947年9月28日，第23期。）。在与青年作者的通信中，沈从文指出，“为了另一代人，我们需要培养这种作家”（注：沈从文：《新废邮存底（二八五）——一个边疆故事的讨论》，《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9月20日，第58期。其中的“这种作家”是指勇于进行文学试验的作家。），而副刊和杂志则是培养新作家，“介绍学术推进新文学运动”最有效的工具（注：沈从文：《怎样办好一份报纸——从昆明的报纸谈起》，《沈从文文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2卷，第204页。）。沈从文们自觉地把通过副刊培养新作家，团结具有共同文学理想的文学创作者，推动新的文学思潮出现作为自己的文学活动目标。
这一时期，沈从文主编了《平明日报·星期艺文》、天津《益世报·文学周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和《文艺》，同时指导《华北日报·文学》、《益世报·诗与文》的编辑工作。杨振声主编《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和《大公报·星期文艺》。朱自清主编《新生报·语言与文学》。朱光潜主编了天津《民国日报·文艺》。李长之主编了《北平日报·文园》。在这些副刊中，“新生代”作家数量极多。《益世报·文学副刊》中“二分之一以上作品，为北方新人作品”（注：《本刊一年》，《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10月18日，第62期。），沈从文对此不无得意，“在刊物上露面的作者，最年青的还只有十六七岁！即对读者保留一崭新印象的两位作家，一个穆旦，年纪也还只二十五六岁，一个郑敏女士，还不到廿五。作新诗论特有见地的袁可嘉，年纪且更轻。写穆旦及郑敏诗评文章极好的李瑛，还在大二读书，写书评文笔精美见解透辟的少若，现在大三读书。更有部分作者，年纪都在二十以内，作品和读者对面，并且是第一回。”（注：沈从文：《新废邮存底（三二四）》，《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10月25日，第63期。）朱光潜也很注意扶持青年作者的创作。方敬在《意气尚敢抗洪涛——忆朱光潜先生》中说，朱光潜主编《文学杂志》，鼓励爱好新文学的青年作家和学生投稿，在杂志复刊后，他主动“来信要去我的诗”（注：方敬：《意气尚敢抗洪涛——忆朱光潜先生》，《群言》，1986年第10期。）。复刊后《文学杂志》共出了18期，原来的作者大多继续为《文学杂志》撰稿，“新生代”作者增加了70多位，几乎占总数的80%。
此外，刊物之间存在着作者交叉的现象。为《民国日报·文艺》撰稿的作家多数都在《文学杂志》上露面，在《益世报·文学周刊》出现的作者也是《大公报·星期文艺》的常客，而穆旦、袁可嘉、汪曾祺、毕基初、李瑛、盛澄华、金堤、萧望卿等几位“新生代”佼佼者的名字则几乎在上述所有刊物中都出现过。由老一辈作家带动“新生代”的作者，然后在刊物间互通空气，整个平津文坛笼罩在“新写作”的氛围之下。
抗战胜利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和文学的“大众化”方向成为文坛主潮，平津文坛的“新写作”受到严厉攻击。但这些攻击主要发生在北平和天津之外，平津文坛虽有响应，但由于这些响应文章主要刊登在一些小型杂志或报纸的综合副刊中，所以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相反的是，“新写作”在平津文坛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穆旦、汪曾祺等人更被视为未来文学的新希望（注：关于这一点，有多篇文章发表，现列举最有代表性的两篇。其一是《平明日报·读书界》1947年6月1日第26期中的未署名的《介绍〈穆旦诗集〉》，其二是《民国日报·文艺》1948年2月19日第117期署名莎生的文章《文学杂志的去来今》，两者都对穆旦等人的写作表示支持和厚望。前一篇文章没有署名，但《平明日报·读书界》的主要撰稿人都是各个大学的文学研究者，后一篇文章的作者莎生，生平不详，但在朱光潜接编《民国日报·文艺》以前在其上常常发表旧体诗作和小散文，应当是一个北平市民中的文学爱好者。）。这不得不归功于沈从文等人主持了几乎平津所有重要的报纸副刊，造出巨大的声势，培养出进行文学试验的社会氛围，从而保护了文学试验者的试验活动和试验热情。其中沈从文的贡献最为突出。他既是“新写作”活动的参加者，更积极促成了“新写作”作家群的形成。在纪念沈从文的文章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描述，“到沈家谈天、吃茶的客人很多，有教授，有作家，更多的是年轻人、学生和一些别的人”（注：傅汉思：《我和沈从文初次相识》《海内外》，第28期。）；常风回忆说他在沈从文家常遇见从西南联大回来，到北大任教的青年教师，而他也将他认识的沦陷时期在北平成长起来的青年写作师友介绍给沈从文（注：常风：《留在我心中的记忆》，《逝水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沈从文在《益世报》上为柯原卖字筹款，在汪曾祺陷入精神困境时对他的当头棒喝，然后积极奔走为汪曾祺找工作等等，这一切都使沈从文成为青年和学生心中的良师益友。同时，沈从文也利用他在校教学的便利培养新的文学倾向，启发青年学生思考文学革新的未来。联大时期，沈从文几乎每年给学生出一个作文题目，“一个理想的短篇小说”。这个作文题目无疑是基于他对现有小说写作有所不满，希望能够激发青年学生对这个问题作深入思考。这个方法确实有效，在《短篇小说的本质》中，汪曾祺说，正是这个作文题目引发了他对革新短篇小说的思考（注：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5月31日，第43期。）。进入“新写作”时期，沈从文进一步将课堂教学和副刊编辑结合起来，引导青年学生参加到“新写作”中来。在1946年12月到1947年3月，《益世报·文学周刊》、《大公报·星期文艺》和《经世日报·文学周刊》上共有6篇题名为《钟声》的作品发表，不少作品在文末都标明是“钟声习作”。事实上，这些文章都是沈从文的学生所作的作文。沈从文先给学生布置作文，然后他从作业之中选择他认为有特色的作品发表，这种做法无疑将进一步鼓励青年学生沿着他所赞同的文学道路走下去。另一个典型例子是邢楚均的系列小说的发表过程。邢楚均的《故事采集者日记》系列最早在天津《民生导报·每周文艺》发表，第三篇改在《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其后的篇章全部发表在《大公报·星期文艺》。《民生导报》是天津的一家小报，发行范围比较小，《大公报》则历史悠久，发行量大，《大公报·星期文艺》更是当时平津文坛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副刊之一。《故事采集者日记》在《民生导报·每周文艺》上发表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直到在《大公报·星期文艺》上发表后才引起读者的普遍关注（注：《故事采集者日记》从第3篇起开始在《大公报·星期文艺》上连载，当时不少读者写信询问前两篇的刊发地点，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不久之后，沈从文就开始把这系列创作作为一个成功的范本，宣传他的小说试验，并在指导青年写作者的通信中多次提及。虽然没有直接的材料证明沈从文当年的编稿经过，但从文章的刊发过程和所取得的效果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沈从文是如何利用报纸副刊推动自己的文学试验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副刊和杂志的编辑活动中，普遍存在着“主编”和“实际编辑者”不同的情况。常风在《留在我心中的记忆》中说，光复后，“北平和天津两地的报纸都请杨先生和沈先生编文艺副刊。他们两位承担了起来，交给几位青年作家负责编辑”（注：常风：《留在我心中的记忆》，《逝水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平明日报·星期艺文》署名是由沈从文编辑，但“发刊词”却是周定一写的，从第34期开始，署名为“沈从文、周定一合编”。朱自清主编《新生报·语言与文学》，具体编辑工作则由余冠英负责，朱自清逝世后，改为由余冠英主编，在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的一篇文章中，余冠英说，“三十五年办《语言与文学周刊》，我代他编辑了两年，今后还要继续”（注：余冠英：《悲忆佩弦师》，《华北日报·文学》，第37期，1948年9月12日。）。袁可嘉协助杨振声编辑了《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和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注：袁可嘉：《袁可嘉自传》，《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第5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常风曾在1937年和1947年两度协助朱光潜编辑《文学杂志》，在《回忆朱光潜先生》中他说，1947年朱光潜应天津《民国日报》之请，主编该报的《文艺》副刊，“朱先生接受了之后就把这个副刊交给我负责编辑，他只写了刊头”。（注：常风：《留在我心中的记忆》，《逝水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吴小如为常风的《窥天集》重印本所作的序言证实了这个说法，他进一步回忆说，那时他还是大学低年级学生，课余经常给各报刊投稿，“经沈从文先生介绍，认识了袁可嘉、金隄几位实际负责编辑副刊的青年教师”（注：吴小如：《〈窥天集〉序》，《窥天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而他自己不久之后也通过沈从文的推荐参加了《华北日报·文学》的编辑工作（注：小铁：《吴小如小传》，引自吴小如著《今昔文存》，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这些“实际负责编辑工作”的青年人几乎都是学院出身。袁可嘉、金隄都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青年讲师，常风也在北大西语系任教，周定一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大文科研究所工作，余冠英则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讲师，吴小如当时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可以说这是一个学者型的编者群。与此同时这个编者群本身也是“新写作”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袁可嘉的诗论、金隄的小说和翻译、吴小如和常风的书评都是“新写作”中的佼佼者。
这个学院派编辑群的形成并非出于偶然。在给周定一的信中，沈从文明确指出了他们选择学院出身的实际编辑者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文学院两系多‘文章魁首’，目下应当得一善逼人写文章编者来做点事”（注：沈从文：《窄而霉斋废邮（新十九）》，《平明日报·星期艺文》，1947年9月28日，第23期。）。从大学文学院中挑选编者的好处分析起来有如下三条。其一，在那个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夹攻的时代，也许只有在大学文学院中才能保有真正专心于文学和学术研究本身的人。他们对于文学的态度是“健康底纯正底”；有自身的学识和自由独立的文学精神做基础，他们更有可能以“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态度”去接纳新的文学风气，更有可能对沈从文们所倡导的“新写作”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其二，这些学院出身的年轻人更有可能以宽容的态度保持住“文学上自由竞争传统”。沈从文非常重视“自由竞争”的文学传统，在给柯原的信中，他谈到现代诗的前途问题，“我觉得这部门工作与其寄望于当前三五少数有名诗人的兴趣集中，不如更多后来者的各自为战，“去试验发展”，才有可能实现新的突破（注：沈从文：《新废邮存底（三二四）》，《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10月25日，第63期。）。其三，沈从文将文学革新的希望寄托于“文学院”的“文章魁首”，从大学文学院挑选“实际负责”的编者，有利于发现更多有希望的文学青年。显然，这些学院派出身的“实际编辑者”与沈从文、朱光潜等主编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引导和实践的关系。这些学者型的年轻的编辑者将以自己的创作和编辑活动发掘和吸引了一大批“新生代”作家的出现，促进“新写作”的健康发展。
这个学者型的编辑群确实不负众望，他们以“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态度”发掘文坛新人，团结了一批具有文学坚守精神，全心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作家和学者，有力地推动了“新写作”作家群的形成：诗歌方面的穆旦、杜运燮、郑敏、李瑛、柯原，小说方面的汪曾祺、毕基初，文学研究方面的吴小如、萧望卿、吕德申、常风，外国文学方面的盛澄华、王佐良、金隄、袁可嘉（注：这一批作家中，李瑛、柯原、汪曾祺、吴小如、吕德申、袁可嘉等人都是在1946年后，在沈从文、朱光潜等人的直接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穆旦、郑敏、盛澄华、常风等人与沈、朱之间则是互相选择的结果。穆旦、郑敏和杜运燮在联大诗坛有“三星”之称，其诗歌风格在联大时期就已形成；盛澄华30年代初就曾在《晨报·诗与批评》发表文章；常风也是在30年代开始发表书评。但应当说，沈从文、朱光潜等人的关注和推崇进一步确立了他们在文坛的地位。以穆旦和郑敏为例，穆旦在1946-1948年共创作新诗19首，其中15首发表在沈、朱等主编的平津副刊上。而此期穆旦在平津副刊上发表的新作和旧作合计达40多首，约占其创作总量的1/3。郑敏的《诗歌1947-1949》中的诗作几乎都曾在此期的平津副刊上发表。沈从文更是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对穆旦、郑敏诗作的厚望。他们的成长道路各异，但其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几乎都是在沈、朱等前辈的推崇下开始确立下来，其文学创作思想或受其影响，或受其吸引，因此本文将他们都列为“新生代”作家。）沈从文称赞这些年轻的文学创作者以“活泼青春的心和手，写出老腔老气的文章”（注：沈从文：《新废邮存底（三二四）》，《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10月25日，第63期。）。年轻使他们“充满冒险精神”，勇于追求和试验；“老腔老气”出自“深湛纯粹”的“人生观照”，这种品质使他们的作品已经形成或者即将形成完备的自我的“情绪哲学系统”。而两者的结合使他们最有可能成为旧习气、旧形式、旧观念的突破者和新的文学观念、新的文学传统的推动者。同时这个“新写作”作家群的文学活动在平津文坛也得到了普遍认同。袁可嘉、萧望卿的论文被视为“替换老辈”的优秀成果；“丰满遒劲的穆旦已代替了神情倜傥的卞之琳”，成为最可注意的青年诗人；小说创作中“王忠的朴质，汪曾祺的清隽，毕基初的深厚，李瑛的亢爽，十年二十年也许成为一代宗师”（注：莎生：《文学杂志的来去今》，《民国日报·文艺》，1948年2月19日，第111期。）。事隔40年后，袁可嘉在回忆录中写道：“不夸张地说，沈老通过刊物和个人交往栽培了40年代开拓文学一代新风的一批作家群。”（注：袁可嘉：《从一本迟出了40年的小书说起》，《湘西秀士——名人笔下的沈从文，沈从文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206页。）
三 “新写作”的文学源头
1947年，袁可嘉发表了书评《新写作》（注：袁可嘉：《新写作》（书评）、《大公报·星期文艺》，第58期，1947年12月7日。英国企鹅书店版丛书《新写作》，每年出一本，介绍去年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文章。袁可嘉评论的是1947年的《新写作》。其中的《对于神话的追求》是拉赫曼1946年在雅典的演讲。）。在文章开篇，袁可嘉比较了昆明时期的文学探索活动与复员后北平城里的文学活动，感到“复员以来，一般人们对新知识新事物的追求远不如在昆明时勇锐热烈；大家面对北平这中国历史的具体象征仿佛都一下累了”。他将昆明和北平作比，称北平为“中国历史的具体象征”，这显然是将昆明时期的生活列在“具体”的“中国历史”之外，把昆明时期作为探寻“抽象”个体存在意义和生命永恒价值的“个体意识”觉醒的时期。复员归来，人们不得不投入到历史洪流中去，更多地关注现实的社会政治斗争，放弃了对个体存在的关注。而放弃了自我存在的反思，事实上也就等于放弃了对文学试验的思考。作为对这种现象的反拨，袁可嘉写作了这篇书评，介绍1946年世界文学思潮的新动向。这篇书评重点分析了书中的一篇《对于神话的追求》（《The Search for the Myth》，Lehmann作），力图为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指出新路。袁可嘉认为这条大路就是“有结构的象征系统”。他列举了《圣经》、莎翁的悲剧、《唐吉诃德》、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艾略特的《四首四重奏》和《阿Q正传》，断言“伟大的文学作品几乎无一不是”有结构的象征系统。20世纪前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出现了一个追求神话美学的潮流。他们研究古代神话，重建古代神话的结构美学，并将其运用到现代派诗歌和小说创作中。“有结构的象征系统”正是他们对神话的结构美学的概括，它强调应当将文学创作看成是一个象征的过程，对宇宙人生作全面、整体的处理，然后立体地综合地加以表现。袁可嘉指出“重要的几位现代批评家，间接直接，从理论阐述到作品分析，对这个问题无不谈过”，因此“有结构的象征系统”成为“现代文学的一个中心课题，诗人、小说家、批评家都无不有意识的在向它接近。”显然袁可嘉将现代文学思潮看成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一种与世界文学同步发展的渴望使他近乎急切地盼望着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的到来，也使他强烈地感觉到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引入到文学试验中来如此重要（注：见《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在谈到现代诗的晦涩问题时，袁可嘉说，“就目前中国的文化现状说，我承认这类诗是并非必需的”，但“我相信，中国文化不向前走则已，如果还有发展的话，从简单到复杂怕是必然的途径”。）。
与《杂志·副刊·中国的新写作》一样，袁可嘉也将1946-1948年的平津文坛的“新写作”视为西南联大时期文学探索活动的继续，同时强调这个“新写作”必须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紧跟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而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学探索活动，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共同构成了1946-1948年平津文坛“新写作”活动的文学资源。
联大时期的文学探索活动由已经颇有名气而此时承担了联大教学任务的作家、研究者和联大的青年学生两方面构成，两者共同营造出西南联大文学创作中的创新精神。沈从文、冯至、卞之琳、闻一多、朱自清等人纷纷修正了自己原来的文学观念，在研究活动中对现代派文学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在自己的创作中也表现出明显的现代主义的倾向。但他们的文学探索基本上还是出于自身创作的需要，出于对自身所面临的创作困境的思考，因而具有一定的不自觉性。在抗战爆发前的一两年，沈从文的文学活动由《边城》的顶峰进入波谷。《边城》在创作和阅读上的差异使沈从文陷入了对写作生活的意义，对生命存在的价值、时间的永恒性等作形而上的思考（注：在《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中沈从文讲述了他的精神历程。）。散文集《烛虚》和诗化小说《看虹录》正是他的创作思维从外向内转变的结果。沈从文出于对内在精神的探求，找到了抽象的“诗的抒情”以解决自己所面临写作的困境，而作为一位沉思型诗人，冯至则始终面临着如何面对现实的问题。30年代前期，冯至在德国聆听雅思丕斯讲存在主义哲学，阅读基尔克哥尔特和尼采的著作，细细体会里尔克的诗歌；30年代后期，他不得不面对战争、流血、死亡的震撼。在长达四年的沉默后，他写了将现实困境融入到哲思冥想中的杰作《十四行集》和《伍子胥》。卞之琳受抗战现实的鼓舞，1938年前往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在此后的创作中，如何跳出自我拥抱现实成为他反思自身文学创作的重点。
“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在联大时期还处于接受期和消化期，汪曾祺的两篇《复仇》可以作为典型的例证。他的两篇《复仇》分别写于1941年和1944年。第一篇是以“给一个孩子讲的事故”为副题，基本保持了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但主人公的心理描写体现出些微意识流的味道。第二篇《复仇》几乎将意识流完全融入到小说行文中，并完全通过主人公的意识流动来结构小说。但在“新写作”时期，他开始尝试将西方现代小说理念化入到对中国的人情风俗的描写中，以纯粹“中国的气派和风格”实现“随处是象征而没有一点象征‘意味’”的“现代主义的小说理想”（注：唐添湜：《虔诚的纳蕤思》，《新意度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40页。）。
进入“新写作”时期，沈从文、冯至、卞之琳等人由于各种原因而减弱了自身文学创作的先锋性（注：在“新写作”时期，沈从文的文学试验目标开始从文学走向文化，进而试图走向社会政治。因此1946年以后，沈从文的主要活动是写作政论杂文和编辑副刊，与此相应，他在文学试验上的先锋性有所减弱。冯至的文学观念在抗战胜利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战争期间，冯至主要的精神资源是歌德，那么抗战胜利后，冯至将大部分经历投入到杜甫研究中去，审美取向上逐渐偏向现实主义。卞之琳1946-1947年在南开大学外文系讲授英国诗歌，1947年暑假应英国文化协会邀请赴牛津大学研究一年，1948年底回国。其间，卞之琳的主要文学活动是翻译奥登、艾略特的诗歌，评论纪德的小说，翻译和修改小说《山山水水》。），但在从文学革新进而到社会革新的目标的指导下，文学试验的思想则由不自觉走向了自觉。他们开始了有意识的宣传和推广活动，大力培养和鼓励“新生代”作家的文学试验。“新生代”作家也由吸收和消化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转入了对“新写作”的建设和宣传。袁可嘉研究和探索现代英诗的发展道路以便为中国的新诗现代化进程提供参照系统，他明确地将“新批评”理论作为自己的新诗现代化理论的支点：“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完全植基于现代人最大量意识形态的心理认识，接受以艾略特为核心的现代西洋诗的影响。”（注：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5月18日，第32期。）王佐良提出自己要从纯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系统研究以艾略特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文学特质和文化精神。对纪德的研究也由关注纪德的文本特色转而开始关注纪德的文学理论。汪曾祺的短篇小说理论明确地将纪德的“纯小说”论与吴尔芙的“主观真实”论作为主要的理论资源（注：这一时期平津文坛最热门的西方小说理论家也正是纪德和吴尔芙。据统计，1946-1948年，平津报纸副刊和杂志上发表的有关纪德的译文和论文近25篇，关于吴尔芙、“意识流”和心理分析小说的论文和译文约有10篇。）。他不仅在理论文章和与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及纪德和吴尔芙的小说理论，还通过他的小说（如《绿猫》）来探讨现代小说的创作理想。萧乾、常风、盛澄华的外国文学介绍工作为汪曾祺短篇小说现代化试验提供了更详尽的理论资源。在近万言的论文《试论纪德》中，盛澄华引进了纪德的“纯小说”观念，要求取消小说中的情节、结构等一切非小说的成分（注：盛澄华：《试论纪德》，《时与潮文艺》，4卷5期和6期，1945年1月、2月。）；卞之琳也发表了不少文章评论纪德的作品，并又一次再版了他翻译的纪德的小说。而常风在《小说家论小说》中介绍了吴尔芙1924年在剑桥大学的演讲《班乃特先生和白郎太太》，称赞吴尔芙的小说革新精神；萧乾在《小说艺术的止境》、《詹姆斯的四杰作——兼论心理小说之短长》、《詹姆斯掌故录》等文中介绍了吴尔芙、詹姆斯、普鲁斯特、乔艾思的“以诗为形式，以心理透视为内容”的心理小说，分析他们的优势和弱点，称赞了他们“勇敢的试验性”（注：萧乾：《小说艺术的止境》，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1月19日，第15期。），鼓励中国作家创作心理小说，“为同行探索一下新领域”（注：萧乾：《詹姆斯的四杰作——兼论心理小说之短长》，《文学杂志》，2卷1期，1947年6月1日。）。
由于前辈作家的有力提携，“新生代”作家成为战后平津文坛的主力军，他们借鉴西方现代派理论以推进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的尝试更加明显。这一时期的“新写作”作家群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借鉴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他们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认识进一步加深，由借鉴现代主义的社会意识和表达手法，转而开始从其文学价值观念，创作过程所体现的意识倾向以及具体的艺术手法等方面对现代主义文学作综合研究。其二，他们明确地将现代派文学看作是世界文学发展的趋势，是文学进步的标志，因而充满了迎头赶上的冲动和渴望。
艾略特在30年代就已经进入了中国诗人的视野。但30年代中国诗人对艾略特的关注主要集中于《荒原》所表现出的对现代社会的绝望和否定精神以及他诗歌艺术的手法。这一时期对艾略特的关注则深入到他的创作观念和创作过程，用新批评的细读方式从其作品中挖掘其创作意识活动的全过程，并将这个过程与他的理论阐述结合起来，以便从整体上把握艾略特的诗学体系。同时试图把艾略特作为一个窗口，通过他去考察整个西方现代诗歌的发展趋向，为中国新诗的全面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佐证。在《新诗现代化》中，袁可嘉把中国现代诗歌革新的源头追溯到戴望舒、冯至、卞之琳、艾青的创作，称他们的创作是“旧感性的革命”。他进一步指出“目前的感性改革者则显然有一个新的出发点”。他称卞之琳诗有“传统感性与象征手法的有效配合”，冯至《十四行集》“更富现代意味”，并多次援引卞之琳的诗作解说现代诗的写作技巧（注：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3月30日，第25期。）。从以上的表述看，袁可嘉主要将前者的革新归纳为表达方式层面，有现代意味而无现代意识。新的“感性改革者”则以鲜明的“现代意识”与以艾略特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潮流接轨，推动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袁可嘉分析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以艾略特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潮流，认为他们在创作意识上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他们都以“个人自觉意识”为创作起点，而以“理想社会的出现为其归宿”（注：袁可嘉：《从分析到综合》，《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1月18日，第24期。）。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极度的个人性里有极度的社会性，极深厚的现实主义色彩里有同样浓厚的理想主义气息”。中国的这群新的“感性改革者”正是吸收了这种将个人意识与社会意识的“有机综合”的创作意识，把它作为自己诗歌创作的“新的出发点”，然后从它出发，建立起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相综合的新的美学传统。
由文学发展的滞后，联系到文化发展和整个社会发展的滞后，“新写作”作家群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的深入研究实际上包含了他们迎头赶上世界文学发展潮流的渴望。汪曾祺在他的小说理论中一再强调，人类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虽然“我们耳熟了‘现代音乐’、‘现代绘画’、‘现代塑刻’、‘现代建筑’、‘现代服装’、‘现代烹调术’”，可是“现代小说”在这“东方一个又很大又很小的国度中”却没有一点前进的征兆（注：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益世报·文学周刊》，1947年5月31日，第43期。）。显然，汪曾祺试图以“现代小说”指代现代社会，对古旧中国的停滞不前充满忧虑。袁可嘉在他的诗论中说得更加明确，他说“如果想与世界上的现代国家在各方面并驾齐驱，诗的现代化怕是必须采取的途径”（注：袁可嘉：《诗与民主》，《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年10月3日，第101期。）。而王佐良对艾略特的研究也源自追赶世界文学潮流的紧迫意识。在《〈艾里奥脱：诗人及批评家〉序》中他讲到自己的研究企图是“想藉别的诗人来反衬艾里奥脱的进步或停顿，以表示在诗的进程中他占了什么地位。”这种企图也适用于中国的新诗创作。王佐良感觉到当下中国新诗创作的落后，深感“任何新的景象对于中国读者总是有用的”，这种落后于世界文学潮流的紧迫感促使他以艾略特来反衬中国新诗的“进步或停顿”（注：王佐良：《艾里奥脱：诗人及批评家·序》，《平明日报·读书界》，1947年10月13日，第41期。）。萧乾在《小说艺术的止境》介绍西方现代小说的发展。他指出“横在我们眼前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晚近三十年来，在英美被捧为文学杰作的小说中，泰半是以诗的形式，以心理透视为内容的试验作品”。萧乾认为这种文学试验活动的兴盛正体现出艺术的进步和发展，体现出一个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他慨叹道，对于“杌陧不安”的中国来说，这一切是无法想象的（注：萧乾：《小说艺术的止境》，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7年1月19日，第15期。）。
上述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介绍和研究，仿佛开辟了“新天地”，给平津文学青年极大的震憾。而在这些介绍和研究中所体现出的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落后于世界文学发展的焦虑，进一步激发了平津文学青年对于文学试验的渴望。在书评《从封面的素描像谈起》中，毕基初明确表达了进行文学试验的决心，他说：“也许我们中国人不适合写心理小说，但问题不在是否适合我们，而是‘横在我们眼前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晚近三十年来，在英美被捧为文学杰作的小说中，泰半是以诗的形式，以心理透视为内容的试验作品’，我们没有理由遮住自己的眼，坚持自己的传统，既不认识也不接受新的空气和血液。”（注：毕基初：《从封面的素描像谈起》，《民国日报·文艺》，1948年10月16日，第1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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