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球民意与国家形象”专题研究
主持人语： 在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的今天， 中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习近平总书记说：“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当今中国是开放的中国。 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中国需要更好了解世界， 世界需要更好了解中国。” 通过科学、 系统的民意调查， 探求中国公众如何看待世界、 国际公众如何看待中国， 是让中国了解世界、 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方法。 自2014年起，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开始实施“ 中国民众的世界观念调查”； 2015年， 发展为“ 中美民众的世界观念调查”， 该调查覆盖中美两国； 2019年， 该调查发展为“ 寰球民意指数”， 覆盖全球13个国家、 44多亿人口。 通过上述民调， 能够精准地了解全球民意， 对于提升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对于顺利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本专题四篇研究论文， 分别涉及中美公众对日本和德国国家形象的感知、 美国公众的“ 中国崛起” 认知与中美关系走向、 中国公众对欧洲国家形象的评价、“ 一带一路” 倡议与中国民众的“ 中国观”。 这四个研究， 都使用了上述民调数据， 丰富的资料、 详尽的论述， 相信对于读者了解当今时代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传播态势， 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启发价值。
主持人： 张昆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院长
所谓微课教学，指的就是将教学内容以视频的方式进行展现的一种教学模式。在小学数学教学的过程中，运用该种教学模式能够帮助学生将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复杂的知识简单化，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当学生具备一定学习能力后，也可以自主地通过微课视频开展学习，以提升自身的自主学习能力，促进自身素养的发展。
中美两国公众眼中的日本与德国形象
□ 张昆，王孟晴
摘要： 美国、 中国、 日本、 德国是当今的世界性大国， 其相互关系对全球局势的走向影响举足轻重。 基于2018年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的中美民调数据， 本文从认知度、 好感度、 大国形象及双边关系四个方面分析比较中美公众对日本和德国形象的感知。 研究发现， 中国公众对日本的认知度显著高于美国， 但对日本的好感度低于后者。 同时， 中国公众对日德形象的认知相较美国更为积极， 对德国的好感度较美国更高。 与中国公众相比， 美国公众对日本、 欧盟( 德) 的双边关系重视程度更低。 本文还就四国间的历史渊源、 地缘政治关系、 媒介影响、 外交政策及自身国家实力的差别等因素， 试图分析中美公众对日德两国形象认知异同的原因。
关键词： 政治传播； 国家形象； 日本形象； 德国形象； 国际关系
一、引言
随着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世界两极格局被彻底打破，新兴市场和诸多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形成了若干个政治经济力量中心，随之多级化格局逐渐形成。在2018年的GDP排行中，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跻身世界经济总量的前四位，在国际社会事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从贸易上看，四个国家在2018年的进出口贸易及进口总额中均位列全球前四位。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日本与德国分别位列第二与第四。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同时也是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而日本与德国也是美国进口的第二梯队国。中国和美国分别是德国第一和第三大贸易伙伴，也是日本的第一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可见，四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彼此都是对方重要的经济伙伴。
从国际局势看，四国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自二战以来，美国十分看重日德两国的政治地缘地位，将其视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屏障”及“欧洲安全的桥头堡”[1]。日本是美国控制下的“非正常国家”，德国也提出“政策的出发点是紧紧依靠美国”[2]。出于共同利益，美、德、日三国是重要盟友。中国与日本和德国间的友好交往更多地集中在经济及社会文化领域。自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日两国间的合作进程加快，但结构性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3]。中德建交以来，两国不断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当前，中德合作已进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各领域、各层面交流对话活跃[4]。四个国家在全球都有极大影响力，决定着全球政治局势的稳定。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班主任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学校从事德育工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班主任对于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承担着引导班级积极健康发展、促进班级形成良好的班风、学风的重任。
在经济领域(图7)，23.2%的美国被访者认可日本的经济大国形象，14.9%认可德国的经济大国形象；不过，74.1%的美国被访者认可本国的此种形象。对于中国被访者而言，分别有42.0%和38.6%认可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大国形象。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一)中美两国公众的日本形象认知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早在《三国志·魏书》中就有对日本人生活习惯及性格特征的描述。中日两国在长期的交往中，既有来自民间、官方的友好交流，也有过惨烈的战争记忆。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学界开始了对日本形象的研究。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发现，中国民众对日本形象认知较差[5]。胡澎提到，由于对两国历史问题的认知不够，双方的敌视情绪是当前中日关系的障碍[6]。中日两国民众的情感变化，与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密切相关，且在互相认知中存在结构性差异[7]。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日本的国家形象兼具“勤奋善学”“改革创新”的积极一面，亦有“殖民扩张”“推卸战责”的消极一面[8]。
美国对日本的关注始于日俄战争。20世纪初，凯内斯在文章中提到对日本天皇裕仁的印象，具有“现代思想”和“自由主义倾向”[9]。二战爆发后，美国意识到日本的实力不容小觑，在战略研究报告中提到“20世纪的纳粹德国与日本帝国主义对于美国利益的威胁是空前绝后的”[10]。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描绘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特征，认为日本的文化建立在绝对服从的信念下，对善恶没有绝对标准[11]。二战后，日美两国关系更像是利益联合体。研究者通过对涉日报道的分析，发现“日本是一个需要美国持续指导的天生弱国的想法是美国报纸上经常传达的概念”[12]。
(二)中美两国公众的德国形象认知
中国对德国的最早文字记载始于《元史》。鸦片战争后，中国掀起了研究西学的热潮[13]。早期中国对德国的认知多来源于来自中国的传教士和商队。由于交往规模小且频率低，中国对德形象认知混沌不清。对德国形象的系统性研究，是在中德两国恢复邦交后展开的。学界普遍认为，“在中国社会中流行的正面国家形象来看，德国形象要优于其他西方国家。中国社会常常选择德国作为模范和榜样，并刻意加以美化。”[14]。但也有学者认为，德国的形象具有两面性，如有学者发现德国在中国历史教材中的形象是模糊不清的，德国的形象既是品质高、善思考且自省自律，同时也是侵略和凶残的代名词[15]。
本文数据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的《中美两国公众的世界观念与国家形象研究报告(2017-2018)》。调查同时在中国和美国进行，样本量分别为2500和2562。在中国地区的调查，对象为大陆地区18岁以上的网民；在美国地区的调查，对象为美国成年网民。两国的样本分布与人口统计指标基本吻合[24]。
(三)日本与德国形象的比较
国家间的比较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试图将两个地理特征和政治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是极具挑战性的”[20]。许多学者认为，日德两国在中国的形象认知存在明显差异。“德国进行形象塑造的一大特点是基于转型后的和平主义文化规范，而日本形象塑造的政治文化根基却是从和平主义转向右翼保守的‘自由民族主义’”[21]。有的学者分析了日德两国公众对待本国侵略战争不同态度的根源，认为日本强调战争伤及自身超过他国，以“战争受害国”的面貌面对他国。德国则将对他国悔罪与悼念本国战争死难明确加以区分，认为他国死难源于德国，而本国死难源于纳粹挑起的战争和恐怖统治，对此应加以铭记杜绝再犯[22]。还有学者认为，德日两国在战后与他国和解心理的差异导致了和解局面的不同，德法和解为双边模式，存在认识上的趋同；中日和解则为中国单边和解倾向，仅为利益所驱动[23]。
与既有的研究不同，本文试图从多角度分析中美两国公众对日德两国形象认知的异同，以促进中日、中德、中美的互动交流，为建设富有活力的大国关系提供经验性的证据。
第七，进一步强化水利国有资产管理。随着水利投入的增加，水利资产的规模也将不断扩大，管好新增水利国有资产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要按照分级、分类、授权管理的原则，全面落实水利国有资产管理责任制，抓紧完善水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切实防止水利国有资产流失。要认真做好产权登记和资产统计，完善分类监管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要强化资产收益管理，确保水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对水利经营性资产，要推进经营性水管单位和企业的整合重组，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不断提高经营性资产使用效益。
三、中美两国公众对日德两国的认知
美国与德国的关系更为微妙。两国商业联系紧密，甚至美国在1941年对德宣战后，也并未受到过多影响。二战后，美国认为德国是“领导层的伙伴”“决定性盟国”和“独一无二的友好伙伴关系”[16]。有些政界人士和学者认为，德国是美国对欧洲实行控制的制约因素之一。比如，基辛格曾说，“德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已起到主导地位，削弱了美国在欧洲的影响。”[17]虽然德国极力树立倡导和平的大国形象，但大量研究关注德国的军国主义思想。有学者认为，纳粹主义十分符合当时德国的气质和心态，德国纳粹对犹太人造成了巨大伤害[18]。不过，也有美国媒体承认德国人自律、勤奋和责任感等优秀品质[19]。
(一)中美两国公众对日德两国的总体认知度
领导人犹如国家名片，一国领导人的形象好坏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他国公众对该国的好感度。在本次调查中，被访者被询问“您对以下各国领导人的感觉如何?1分代表印象“非常差”，10分代表印象“非常好”。如图5所示，美国被访者对日本(6.45)和德国(6.44)两国领导人的印象评价相当。中国对日德两国领导人的态度，同样差异很大。中国被访者对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印象很好(7.05)，甚至高于美国被访者的评价；但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印象则很差，仅为4.38，远远低于美国被访者的印象评分。
图1 中美公众对日德两国的认知度 (%)
差异产生的原因，或许可从对两国的感兴趣程度、观看影视节目的频率、亲身到访经历及对两国新闻的了解等来解释。对国家的感兴趣程度，如图2所示。相较于美国公众，中国公众对日德两国更感兴趣，逾半数(50.9%)表示对日本感兴趣，美国公众对日本(26.4%)及德国(23.5%)感兴趣的比例均比中国被访者低。中国公众对日本更感兴趣，美国公众对两国的感兴趣水平相近。2017年10月的皮尤调查显示，美国被访者对德国及日本新闻的感兴趣比例相同(66%)，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上述发现提供了佐证。
图2 中美公众对日德两国的兴趣 (%)
其三，中国公众对两国大国形象的认可度更高。对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大国形象的认知，较之于美国公众，中国公众都更为认同两国在这四个维度上的大国形象。
图3 中美公众观看日本影视节目的频率 (%)
第四，美国公众关于日德的重要双边关系的重视程度，较中国更低。美国被访者并未将日德作为最重要的外交合作伙伴，但认为应当加强与两国合作。相对于美国被访者，中国被访者更为重视与日本和德国的双边关系。
(二)中美两国公众对日德两国的好感度认知
被访问者被问及“您对以下国家的印象如何：请从1到10分之间给出一个分数，1分代表印象“非常差”，10分代表印象“非常好”。如图4所示，美国被访者对德国的总体印象均值(6.67)与对日本(6.99)相近。对中国被访者而言，呈现两极分化状态，中国公众对德国的印象极好(7.25)，而对日本的印象极差(5.06)。
图4 中美公众对日德两国的好感度
类似发现出现在BBC的2017年全球民调中。在德国的国际影响力上，70%的美国被访者持积极态度，这相对于中国被访者(84%)更低；至于日本的影响力中，中美公众的态度则大相径庭，65%的美国被访者持积极态度，中国被访者仅有22%。
More research on US domestic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changes will help us to enter the new phrase of Sino-US ties with more faith.
在认知度的调查中，被访者被提问：“您自认为了解以下国家或地区吗?”选项有“完全不了解”“不了解““了解一些”“比较了解””非常了解”和“说不清”。结果显示(图1)，中国公众对日本的认知率(“非常了解”及“比较了解”)是49.8%，高于美国公众(39.3%)。中国对德国的认知率(33.8%)略低于美国(41.7%)。
有关中小型水利工程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还不完善，导致很多项目工程启动之后出现了一系列不规范但是又无法用法律强制规范的行为。而且在招标过程中随机性很大，不可预控，很多中标的单位并不一定会认真履约合同上的要求，甚至还出现工程分包等情况，严重影响到监理的正常发展。
图5 中美公众对日德领导人的好感度
(三)中美两国公众对日德大国形象的认知
济、军事和科技方面的认知评价。在调查中，使用四个多选项(答案中包括中国)的问题来向被访者提问：(1)您觉得在当今国际事务中，哪些国家发挥着重要影响力?(2)您认为哪些国家的经济实力非常强大?(3)您觉得哪些国家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4)您认为哪些国家的军事力量很强大?针对上述任一问题，若被访者选择了日本或德国，即表明至少在其眼中，该国是相应领域的世界大国。
将塑料打包带(绳)样品的拉曼光谱图与常用填料的标准拉曼光谱图进行比对分析，可以确定样品中所含填料的种类：例如33#在255 cm-1、325 cm-1、400 cm-1、461 cm-1处的特征峰与SiO2标准特征峰吻合(见图9)。通过对33个塑料打包带(绳)样品的拉曼光谱图进行分析，根据所含填料不同，将每一类样品进行分组(分组结果见表4)。
在政治形象方面(图6)，中美公众对自身的政治大国形象都评价较高。美国被访者对日德两国的政治大国形象认可度较高，分别达22.4%及18.7%。中国被访者也较为认可日德两国的政治大国形象，日德的比例分别为30.8%和38.7%。
图6 中美公众对日德政治形象的认知 (%)
饮食总公司对于食堂日常食品安全的管理，结合当前食品安全发展的时代潮流，重新界定了服务督查部的工作内容，强化了该部门的食品卫生专项检查职能，并投入近20万元新购了相关检测设备，全面升级了原来食品化验检验室的功能（检测范围涵盖了农药残留、铝含量、大肠杆菌等5大类27项），进而形成从物资采购、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各环节、全覆盖的检查能力，从根本上确保了校内食堂的食品卫生安全。
如果能通过改变成此类排水管及管件的材质减小或消除这种噪声，并且减少工程造价，对日常生活的舒适性和节约施工成本有着重大意义。
生物遗传多样性是种内变异的总和[20]。樊龙江等[21]利用人工杂交方法研究转Bt水稻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表明，转基因对植物群体内遗传变异产生明显的影响。LOSEY J E等[22]研究发现，转基因玉米花粉对君主斑蝶有害，CHAMBERS C P等[23]研究发现，转Bt玉米花粉中Bt毒素对石蛾有毒害作用，进而影响以石蛾为食的其他生物结构和多样性。有研究发现，抗虫水稻向栽培稻发生基因漂流，可能产生携带抗虫基因的栽培稻，影响稻田动物群落的结构和生态系统，靶标害虫在长期处于一种抗虫转基因环境下将逐渐产生抗性[24]，非靶标害虫逐渐从次要害虫上升为主要害虫[6]。
图7 中美公众对日德经济形象的认知 (%)
在军事方面(图8)，美国较为认可德国(17.6%)和日本(16.5%)的军事实力。中国被访者对日本(24.5%)和德国(24.4%)的军事形象评价较为一致，并高于对其他国家军事实力的评价。
在科技形象方面(图9)，中美两国公众出现较大差异。中国被访者十分认可日本及德国的科技大国形象——超过半数认可日本(55.3%)和德国(52.1%)的科技大国形象；虽然50.6%的美国被访者认同日本的科技大国形象，但仅有21.5%认可德国的科技实力。
图8 中美两国公众对日德军事形象的认知 (%)
图9 中美两国公众对日德科技形象的认知 (%)
(四)中美两国公众对重要双边关系的认知
调查提出的问题是：“以下列举了当今世界上的一些双边关系、多边关系和重要事件。在您看来，它们对于世界格局影响，重要程度如何?”(五级量表，“1”为完全不重要，“5”为很重要)。调查发现(图10)，美国被访者并不重视美日关系(3.8)与中日关系(3.49)的影响力。中国公众较重视中日关系(4)，但并不看重美日关系(3.75)。中美两国公众都重视与欧盟的外交关系。美国被访者认为中欧关系的重要程度为3.52，美欧为3.91；中国被访者更重视自身与欧洲的关系(4.23)，对美欧关系(3.93)的重视程度稍低。可见，两国被访者对与欧洲的关系都较为重视。
图10 中美公众对双边国际关系重要性的认知
四、中美两国公众对日德两国形象认知的异同与原因
(一)中美两国公众对日德国家形象认知的异同
首先，中国被访者对日本的认知度高于美国，对日本“感兴趣”的比例也高于美国。在其他维度上，也有相似结果。比如，中国被访者对日本影视作品的接触度较高，亲身到访经历也要远高于美国公众。
其次，中美公众对日德的好感度差异较大。美国公众对两国好感度一致，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中国公众对两国的印象有很大差异，对德国的好感度远高于美国，对日本的印象则较美国更低。对两国领导人的印象，也与上述结果相似。
在影视观看方面(图3)，中国被访者保持较高频率(选择“很多”和“较多”的比率之和)观看日本影视节目者，占16.5%，基本与美国(17.4%)持平。对日本影视节目有所了解(“有一些”和“偶尔”)的中国被访者(59.1%)，要远多于美国(32.9%)。亲身到访是了解一国的重要途径。10.3%的中国被访者表示自己曾经去过德国，与美国被访者的比例相似(10.6%)。39%的中国被访者表示自己曾去过邻国日本，远高于美国被访者(8.4%)。
接触新闻报道可帮助民众建构对某一个国家的印象。在“关注哪些国家的新闻报道”这个问题上，11.2%的美国被访者表示会关注关于德国的报道，15.8%关注日本。在中国被访者中，25%和55.7%表示关注德国和日本，两者比例都远高于美国。
(二)中美两国公众对日德国家形象认知差异的原因
日本与德国作为亚欧大路上两大重要经济体，两者之间在历史、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都有着相似处，中美又与两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这四个大国和谐共生，则许多全球性问题会迎刃而解。我们结合调研数据，分析两国公众对日德形象认知差异的原因，对于促进四国间的相互理解、掌握与预判国际关系，具有一定现实价值。
其一，历史渊源。在近代史上，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被认为仍然影响着中国公众对日本的认知态度。2017年由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发布的中日关系舆论调研中发现，日本侵略战争所产生的历史记忆是中国受访者对日本产生不良印象最主要原因[25]。相较之下，中国公众对待德国的态度则更积极。这与两国的交往史也有一定的关系。纵然德国与我国也发生过纷争，但“德国人在军事、经济及教育事业等各个方面对中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26]。且在二战中，德国并未入侵中国，德国政府也明确表示“强调德日并非同盟，亦即强调不会参加日本对中国的战争”[27]，二战结束后，中德两国之间未产生历史遗留问题，“德国利用其彻底的历史反省态度有效地改善了其国家形象”[28]。这也是中国民众对德国态度更为积极，中德关系近些年来保持友好和稳定的原因之一。
日本近代史是以美国海军入侵日本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以“战胜国”身份驻军日本。由于冷战，美国一方面在政治、军事上加强对日本的控制，另一方面大力扶持日本经济。因此，日本在经济、文化、政治、外交乃至军事问题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美国与德国的历史渊源则更为微妙。20世纪，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对德国宣战；二战后，德国成为美苏冷战的战场。德国接受美国的扶持，美国也希望借助德国实现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及“跨大西洋同盟关系”[29]。德国统一后，德美在众多国际议题上开始存在分歧。总之，美国对两国既鼓励、使用又控制、防范，并非平等的伙伴关系。
其二，地缘政治关系。“在地缘政治学视野中，地理因素对国家间的关系存在重要影响，是一国制定对外战略的理论依据。”[30]地理位置的远近是影响国家间交往程度与认知水平的重要因素。中日两国的地理位置相邻，中德两国相距较远，也正因此，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文化政治交流十分频繁。如莱布尼茨等哲学思想，虽受到中国文化影响，但中国公众对德国的了解程度仍远低于日本。反观美国，与日德两国的地理距离相当，均远隔重洋，这也是美国对两国认知水平和探访人数相似且均不高的原因之一。
地理距离与位置的重要性也往往成为国家之间建构关系的依据。中日隔海相望，两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利益联系紧密，作为中国重要的邻居，中国公众仍然重视中日两国的交往与双边关系。中德两国相距较远，在近现代少有领土利益纷争；虽然中国民众对德国的好感度远高于日本(表1)，但认知程度却恰好相反。于美国而言，日德两国占据着亚欧大陆上的重要地理位置，要实现其全球战略，必须与日本与德国达成紧密的同盟关系，这是美国控制亚欧大陆的重要手段。因此，即使本国民众对日本德国认知水平不高，但仍希望与两国加强合作。
表1 中美公众对日德两国的好感度与媒体使用
其三，媒介影响因素。尼尔·波兹曼认为“媒介即认知”，媒介不仅传递了信息，同时也影响着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和方式。有的学者认为，媒介的出现在构建“想象”的他国领土边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31]。在信息化的浪潮中，人们了解一个国家的重要渠道就是通过无处不在的媒介。如表1所示，通过对媒介因素和国家认知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发现越是关注国际新闻的美国被访者，对日本及德国的印象越好；但对于中国被访者而言，国际新闻的关注度与对日德两国的好感度并无直接关系。在媒介接触途径方面，无论是喜欢通过传统媒体或是通过新兴社交媒体来了解新闻的被访者，均会对日本及德国产生更好的印象。
当活动挑战性与活动技巧性的需求比接近1∶1时，高水准的挑战水平和技能水平的运动会把人们引入到流畅状态中，挑战-技能平衡比赛更能助运动员达到其最佳唤醒水平。如此项指标得分高，运动员自信心也就更强大，运动员对迎接的挑战充满信心时，把赛场当成了自我才能展示的大舞台，在完成动作时不断进行正能量的心理暗示，才能进行自我能量的调动，自我潜能的发挥。
在对他国的认知渠道方面，中美公众截然不同。美国被访者对他国的好感度更易受国际新闻影响。然而，中国公众对两国的好感度则并不仅仅是建立在媒介因素上，也极大程度地受到历史观及民族主义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民众的国家观也是一种基于媒体舆论环境感知的综合印象[32]。前文的数据表明，公众对媒介的接触对两国的好感度有积极的影响，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下大众媒介素养的提升，以及主流媒介建构的日德两国形象日益多元化，得以让中美两国公众可以进一步抛开成见来看待日德形象；而在新媒体领域，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产生促使“公众话语以娱乐信息方式的出现”[33]。受众会通过主动接触社交网络中“泛娱乐化”的他国信息来获取感官愉悦，同时也会提升人们对他国的好感度。在一定程度上，中美两国媒介塑造了人们心中的日德形象，这也是形成两国民众对日德两国大国形象较认可的原因之一。
其四，国家外交政策。戴维·伊斯顿提出，“一个政治系统的运作模式处在一种‘动态之中’”[34]，公众对他国的认知，形成外交政策中的输入，外交政策中产生的反馈输出，则与认知形成相互影响的效应。中国历届政府秉持着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睦邻友好的外交方针，与日德两国均保持着长期稳定的经济贸易合作与文化交流，十分重视与两国的关系。但日德不同的对中国的态度与策略，影响了中国公众对两国的好感度。二战后，“在战争赔偿的谈判中，日本政府对战争受害国毫无歉意和尊重。”[35]利用中国当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窘境”“迫使他们给予妥协，没有进行充分的赔偿。”[36]中日关系恢复正常交往后，日本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相对稳定，但安全、领土、能源等问题反复困扰着中日关系的发展，致使中日常常出现“时冷时热”“政冷经热”的状态[37]。二战后，为了彻底清肃纳粹势力，德国在战争结束二十多年以后仍然在纳粹罪行的追责问题上持续努力[38]。默克尔上台后，访华多达十多次，努力搭建经济合作平台，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在外交政策中，德日虽同为美国盟国，但与日美之间“单向度的同盟困境”[39]不同，德国外交政策逐渐朝着“挺欧疏美”的方向调整，修复双方不对等的意愿增加[40]。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20世纪，美国对待欧洲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是，既要维持欧洲局势稳定，也要想方设法遏制德国发展[41]。特朗普上台后，不满于德国经济问题，美国财政部甚至于2016年将德国列入货币“监控名单”，在2018年宣布加增德国汽车制造业的关税，使得两国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而日本面对美国在上世纪的三次经济制裁，均以妥协告终。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日间的贸易冲突中，日本表示将对美出口的半导体产品进行价格控制，同时让出日本半导体市场份额的20%给美国企业。这份由日美签订的半导体协议使得快速增长的日本半导体行业遭遇重大打击[42]。如此强硬的外交策略或也是美国民众对日德两国形象与双边关系评价不高的原因之一。
其实Sarah这么拼也不是没有渊源的，Sarah的母亲当年在怀着她的时候也努力成为了自己律所的合伙人之一。“想要同时成为一名母亲和一名有雄心的专业人士是绝对可能的，”Sarah母亲给予她的信念支撑着她走过这一年。而这一年里，Sarah也学着在工作取舍中变得冷酷些：只挑那些真的有意义的，能有利于事业发展的事情先做，而不是什么事情都随手接过来。就如上一年采访时候Sarah对我说的：“我会尝试着让自己变得更加专注，”要想家庭和事业两者都能兼顾，总要作出牺牲和取舍。
其五，国家实力差别。民众对他国的评价，建立在对本国的自我认知基础上。中国已位于全球GDP总量第二，对本国大国形象的认同度很高。然而，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仍然较低(全球第74位)，使得中国民众能正面看待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观美国，“冷战的结束，主要竞争对手的消失，持续的经济增长，使美国人的安全感、自信心和乐观情绪大增，认为美国应该领导世界，应该参与世界事务”[43]，在这样的心态下，美国公众对其他国家的大国形象评价，不可能是非常积极和正面的。
总而言之，于中国和美国而言，日德两国都是全球舞台上重要的合作伙伴，但中美公众对两国的认知与态度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源自于两国本身，其历史文化和政治体系本身就存在诸多不同；另一方面，也源于认知主体的个性差异。美国和中国各有不同的国家战略和现实政策，加之历史、地缘上的不同，因此，同样一个国家，在中美公众眼里，其形象呈现会有较大差异。媒体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全球化背景下，公众对他国的认知，固然经由直接接触(如留学、旅游、商务等)获取，但更多人是通过各种媒体的报道来了解他国，以致媒体的倾向、立场和情感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公众对他国形象的认知。日本和德国这两个世界性大国，在中美公众心目中的种种不同，其原因大体由来于此。
参考文献：
[1]龚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视域下的美日同盟研究》，青岛：青岛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高嵩：《康拉德·阿登纳外交战略研究》，载《长春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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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 and German Image from Chinese and American Public’s Perceptions
ZHANG Kun， WANG Meng-qing， HUST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Japan， and Germany are today’s world power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global situation.Based on the Sino-US questionnaire data of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2018，this paper compares the perceptions of Japanese and German images by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ublic from four aspects： recognition， goodwill， great power image and bilateral relationship.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hinese public’s awareness of Japa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it is less favorable to Japan than the latter.At the same time， the Chinese public’s perception of the image of Japan and Germany is more positive than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and it is more favorable to Germany than the United States.Compared with the Chinese public，the American public pays less attention to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he EU(Germany).This article also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public perceptions of Japan and Germany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s， geopolitical relations，media influences，foreign policy and differences in their own national strength among the four countries.
Key word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national image； Japanese image； German imag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中图分类号： G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023( 2019) 06-0077-08
作者简介： 张昆，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王孟晴，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19-07-10
DOI： 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19.06.10
责任编辑 吴兰丽
标签：政治传播论文; 国家形象论文; 日本形象论文; 德国形象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