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旭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对日本神道的角色进行了改造。政府还制定了很多政策和律法来强调日本神道的重要性，并长期受到佛教的影响。随着新宪法的实施，日本政府试图通过立法授权来促进神道教成为国家宗教，并确保神道教的地位高于其他一切外来宗教。另外，日本政府强调神道是“国体”（国家的主体）的关键因素，因此公民有义务实践神道来表达对天皇的坚定服从。之后国家神道就成为了神道教的一个分支，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但很难理解国家神道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大众的广泛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战败导致了7年的美据时代，由于盟军总司令部对神道教的指令，国家宗教废除了神道教这一部分。神道与国家的分离也意味着宗教活动与公民义务的分离。认为神道教是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种方式来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很合理，因此也很容易理解在政府对于神道教不再强制后，日本人民很乐意放弃这种宗教活动。然而在事件发生后，尽管大多数日本人声称自己是非宗教信仰者，他们还是决定在他们的国家假日和纪念日上保留其神道教活动，原因还不明确。本文将着重探讨由于政治野心而形成的国家神道，是如何为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神道教所保留的自我救赎意识是如何形成日本正直的民族主义。
国家神道的形成开始于1868年，并在1889年最终形成。1868年也是日本立法明治时代的第一年，标志着幕府统治的终结和皇权统治的恢复。这种政权的交替对于之后国家神道来说是一个历史机遇。在天皇收回主动权后，他和他的拥护者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国家权力完全集中，措施之一就是建立国家神道来巩固皇权的神圣性和国家的独裁统治。1868年3月3日，政府宣布重建古代的“神祗宫”系统，也被称作神道部局，来确保皇权控制了所有的神社和公民信仰。之后神社系统的应用标志着伊势神社地位高于所有其他地方神社，以及皇权至上。小型神社也越来越多的被大型神社合并，同时神社数量的减少意味着皇权对于神社系统的管理更为直接。为了加强神道教作为国教的统治地位，政治领导便把目标转向佛教。很长一段时间里，神道教一直附属于佛教成为日本第二重要的宗教，其神社和教义也充满了佛教色彩，因此政治领导认为佛教威胁到了神道教的发展。1868年3月17日，神道部局正式宣布政策将佛教与神道教进行分离，包括将佛像撤出神社以及重建那些佛教建筑风格的神社。神道部局还创造出很多有关神道教的国家节日来代替佛教节日。在这些削弱佛教影响力的政策之下，政府调查到很多人从信仰佛教转变成信仰神道教。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上了神道活动，包括在节假日参观当地神社，还有逛神社祭（一种在神道节日开放的市集）。通过参与这些宗教活动，人们感觉到自己融入到社会中，并受到他们的民族自豪感的鼓舞，这意味着神道教在日本人民生活中具有了越来越高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一波要求公民自由的民主运动吸引了政府的注意力。这种对于民主的要求显示了一部分人民并不接受国家对于宗教信仰进行政治管理，也显示出神道教的影响力逐渐衰退。而此时佛教的影响力似乎正在逐渐回归，因为大多数佛教神职人员在医药和传道方面经验深厚，使人们认为佛教是比神道教更上等的一种宗教。这种潜在的威胁也反映了神道教管理者在教育方面的欠缺，以及对神道缺乏公共教育。随即政府开始对神道教进行调整，并采取措施加强其教育。1870年，天皇颁布圣旨宣布了“大公布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神道教育。1872年，宗教部代替了神道部局掌管“大教学”活动，而且这个新的官僚机构对日本的所有宗教都有管辖权。换句话说，任何宗教教义的推广都需要获得宗教部的批准，相当于获得天皇的授权。
在这种全民推崇神道教和皇权的大环境下，并不意味着所有日本人民都接受神道教的突然兴起和普及，仍然有很多佛教信仰者和基督教徒拒绝接受神权政治的理念和进行神道教仪式。很快，随着1890年日本帝国宪法（明治宪法）的颁布，这些客观的声音也逐渐消失。在日本帝国宪法条款中，除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外，还要求每个日本公民必须义务参加神道教活动，并且宗教自由不能妨碍“有关人民和政府的事务”。（钟，2014，P62）迄今为止，神道教不仅是日本的主要宗教，还体现了一个真正日本公民的民族意识。在明治维新使神道教成为国家神道后，它的重要性也就不仅局限在其原本的宗教涵义上，还成为了团结人民的一种信条，使人民对天皇绝对服从，并使天皇和神道教联系在一起成为了日本民族的标志。
尽管神道教育促进了日本人民的统一，但日本的民族主义那时还尚未形成。当明治政权完成了神权政治和权力集中后，政治领导人就开始探索新的任务来使日本成为超级大国。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扩张主权，于是他们把目标瞄准了东亚。除第一次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还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创建了靖国神社作为神道教专门的军事神坛。K·高山彼得指出：“面对西方文明和内部瓦解的双重威胁，当时的明治政府亟需真正能够最终构建单一民族国家的国家象征。”（高山，1990，P10），这也导致了政府创建了之后的靖国神社。Tokyo-Shōkunsha的意思是指“东京招魂神社”，是1869年天皇为哀悼在德川时期的戊辰战争中牺牲的士兵所下令修建的。之后在1879年，这座神社被天皇重新命名，成为了现在的靖国神社。重新命名之后的神社也具有了新的作用，专门供奉那些为天皇战斗牺牲的人。皇帝将定期参拜靖国神社哀悼并向牌位鞠躬。这样会让日本人民觉得他们的牺牲是被伟大的天皇所尊重的，因此向天皇献出生命将会是最大的荣誉。靖国神社作为国家神道的极端代表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形成并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这种新的国家神道从原来的神道中沿袭下来的只有强调天皇的神性，但神道作为一种日本本土宗教的本意已经遗失了，而靖国神社成为了这种“新宗教”的标志。后来的学者在评价国家神道的时候，他们认为这种对于中央集权的异常狂热是一种不正常的政治，让人们处在危险之中。在山岸惠子的研究中，她就讨论了国家神道对人们的军国主义影响：
通过国家神道，日本帝国政府向人民传播极端民族主义，并鼓动人们对于天皇的忠诚和奉献去参加在此期间日本发动的战争。部分日本人的这种强烈的“宗教”忠诚使政府可以违反人权，而同时大部分人对此漠不关心，甚至成了政府的同谋。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山岸，2008，P924）
她根据传统神道和国家神道的不同目的对两者加以区分，并分析了政府要求人民崇拜国家神道对于人民自由思想的禁锢。
当所有人都因为一个共同的信仰而互相联系起来的时候，以民族自豪感的名义很容易聚集公共意识。如果这种共同信仰的影响力提高，公众仪式也会高度集中，并且容易受到操控而失去判断力（在这种情况下是受到天皇的操控）。就算有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不希望发生战争，在他们完全信仰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也会完全丧失自己的判断力。这种共同信仰所做的决定可能会违背个人的价值观，但个人的力量还是太渺小，不足以改变这种共同信仰。这种所谓的整合，或者说群体思维，通常代表一种大众偏好，意味着少数最终会向多数妥协来是群体利益最大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公众意识并没有认知能力，而且对个人来说也是很难认识到整个群体的特性。例如，当人们投票选举他们理想的总统时，他们很明确自己要对任何后果负责，因为他们参与了公共决策。所以就算结果与期待不符，他们最终也会让自己忍受这种结果，但他们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真的由公众做出的。在国家神道中，天皇是为公众做决定的人，而且人们相信这些决定满足了大多数人的真正期待。因此人们做出决定的判断力和行为良知就会被统治者利用。
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暂时妥协于发动战争，是向天皇表现忠诚的唯一方式。不久，当日本收获了两场意想不到的胜利之后，这些人开始真正相信发动战争会带领日本帝国走向辉煌。1895年，日本按照计划打败了清朝，但他们还有一个强硬的敌人俄罗斯帝国。没有一个日本人想到日本能够战胜俄罗斯，但日本军队确实给了政府和人民一个惊喜。这两场胜利就被日本政府用来最为最好的例子使人民相信天皇保佑着日本，以及如果所有人都向天皇和国家尽忠，日本就会更加强大。在那时，没有人怀疑天皇的神权，这意味着日本的民族主义达到了巅峰。逐渐地，民族主义的传播刺激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让人们想要看到更多民族成就，并且人民的期望和价值观逐渐被政府的政策所同化，他们开始追求更多的圣战。这种追求使日本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结果却让人民失望，甚至几乎摧毁了整个国家。
1945年日本战败后，日本被美军占领。在此期间，同盟国最高指挥官颁布了一项指令叫做“神道指令”，要求分离政府和神道教。宪法的修改是为了维护宗教信仰的自由，意味着神道教的地位不再凌驾于其他宗教之上了。那时日本人民还过于震惊不理解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天皇就正式宣布自己作为一个人遵守同盟国最高指挥官的指令。天皇通过全国广播宣布投降并亲自现身，这对日本人民来说是第一次见到他们一直信仰的神，并听到神的声音。他们对于天皇神性的信仰自此消失。国家神道被废除了，而且传统神道也难以留存。是否保留神道取决于同盟国最高指挥官的判决和能否被人们重新接纳。为了重聚人们对于神道教的信心，神道教神职人员的头等大事是将神道教去民族化并恢复传统。例如，对靖国神社进行构象重建因为“政治家开始担心，甚至是害怕，去宗教化的靖国神社将不再具有其主要的宗教功能来保证足够的精神影响力”（派伊，2003，P56）。神道和神社都逐渐地想要回到其原本的道路和目标上来。神道教神职人员利用天皇的人权宣言以及政府与神道教的分离运动，使人们相信神道教只是一种宗教或者说民间习俗，并不对战争负责，而统治者才该对战争负责。当人们理解了神道教的本质以及它存在的意义之后，便开始不那么反对神道教了。
除了神道管理者尽力重建神道的形象，日本民众也努力拯救他们的神道传统。美国的占领对日本国家来说可能是一个结束独裁统治的机会，但对民众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战败导致了日本民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情绪都很低迷，由于废除了“国体”理论，他们很困惑他们的民族特性是否还存在。这种民族危机唤醒了他们的自我救赎意识，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更是一个日本人。他们想要让神道成为日本文化的象征。这种想法不是凭空出现的，是可以用神道理论来解释的。基督教或佛教描绘了一种超意识的维度，并且只崇拜那些已经存在并且是永恒的神，而神道不同，神道是一种多神教。神道信徒认为神或其化身来源于任何实质性或概念性的存在。从很多寓言和民间故事中可以看出，如果有足够的精神力量，一棵树或者一幅画都可以产生神。在原来生产力很低下的年代，人们愿意接受这些故事来向守护神寻求保护。从而不同的神社供奉着不同的神。所以，当人们在战后重建的年代艰难生存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向神社寻求慰藉。而且新的统治阶级也鼓励当时的人们信奉神道，他们“坚持认为日本需要恢复神圣的神道象征，因为神道曾经给了日本人民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统一感”。（山岸，1990，P1）政府又一次试图向人民强调神道的重要性，不过这一次神道是为了拯救日本正在消失的独立性。
国家神道是为了促进国家体制改革而创造的现代产物。然而它的缺点是没能使其现代性跟上西方民主，反而让国家陷入封建专制，限制了国家的发展。国家神道声称自己来源于传统神道，但本质上说它们的形成机理完全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归因于政府对民族主义的曲解。在最初，神道教产生于生产活动和群众智慧，与统治者和国家没有关系。（藤谷，1980，i-ii）生活质量提升后，人们开始向当地神社祈求稳定。这种行为是一种主要的民族主义，代表人们追求和平的自然天性。国家神道便是其中的民族主义者产生，并在没有经过人民同意诱导人民的情况下将其扭曲成极端民族主义。为了将自发的信仰与蓄意的策略结合起来，为了将民族主义渗透到社会责任感中以及将其写进法律体系中，日本政府抹去了人民参加宗教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性，以“神道复兴”的名义分散人民的注意力。
在战后需要民族信心的时候，日本人主动发挥自己的民族主义，重新使神道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反映了日本人对于精神象征的渴求。对日本民众来说，让他们的宗教性或者非宗教性的信仰保持在可控范围内是非常重要的，防止产生盲目狂热。这种盲目很容易被征服利用。尽管有政府监督，人民必须从战争中吸取教训，由于统治阶级的贪婪和强大力量，他们追求和平的民族情绪会被扭曲成极端民族主义。
参考文献：
钟，益阳2014年3月，日本的自由、宗教和现代国家的组成，1868-89，东京大学
山岸惠子，2008.9.2. 宗教自由、宗教政治参与和政教分离：日本法律问题的思考。杨百翰大学法律评论
迈克尔·派伊，2003年8月。就神道和靖国神社来探讨日本的宗教与冲突。戴奥真尼斯，vol. 50,?45-59
K·高山彼得，1990年6月。日本宗教的珍藏和持久性。教会与国家，夏季90，Vol. 32, p527
郭冬梅，2007. 明治年末神社与国家神道的重组。2007日本研究论坛，卷3，49-54页
藤谷俊夫，1980。天皇统治下民众的神道信仰。京都：法律文化社
论文作者:承旭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1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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