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藻与西方社会学的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吴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吴文藻是现代社会学中国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他对社会学学科领域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独特的述评方式直接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先后发表了多篇著名长文，介绍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社会学主要学派的学说；另一方面，是运用西方社会学原理及其传播方式，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形成自己的社会学中国化理论方法体系，并付诸实施，这也是他一生主要的业绩之一。吴文藻的贡献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而且为新中国的社会学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奠定了理论和方法的基础，具有深远意义。对此，本文作些粗浅探讨。
一、吴文藻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特点
纵观吴文藻探索社会学中国化道路的历程，表现出三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首倡理论必须和实际相结合，才能使社会学中国化。
吴文藻于1901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1917年考入清华学堂。在清华学堂就读初中时，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对社会学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思考如何救国救民的问题。1923年毕业后，怀着学习西方和教育救国的思想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达特默思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主攻社会学和人类学，获达特默思学院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及“哥伦比亚大学近十年最优秀外国留学生奖”。他于达特默思学院开始直接接触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学说等社会学专业课和基础理论课，其中史帝华讲授的英、美、法、德、意等西方国家的社会学理论对他的影响较大。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他除了学习社会学专业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包括法文和德文等课程）外，还师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社会学系主任）、本尼迪克特及戈登威煞，并旁听了多种课程，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从此，他立下了要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的志向。在他那个时代及此前的中国人中，学习过东西洋社会学的还算凤毛麟角，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历史很短，乃是一种变相的外来品，和中国的社会实际完全脱节，这使他感到社会学面临中国化的问题。因此，他把创建一种能使“社会学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的理论方法作为奋斗目标，并在他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第一种“总序”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和事实糅合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吴文藻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导思想，就是要运用社会学原理，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寻求解决的方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这一思想反映在他一生的追求中。从参加五四运动游行的那一刻起，他初步确立了学习社会学以报效祖国的志向。因此，1923年赴美留学时，他选择了主修社会学的学习生涯。1928年学成后，立刻起程回国，立足讲坛，先后就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昆明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曾担任燕大社会学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云大社会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部“国内少数民族情况”教研室主任和历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立志传播社会学，培养中国自己的社会学人才和研究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为推动社会学中国化事业在全国的迅速发展，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他倡导大学联合，30年代，南下和同仁们一道发起成立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筹建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成立云南人类学会。难能可贵的是，他在1940年底至1946年担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期间，仍参与发起和筹建燕大成都分校社会学系，发起和领导成立边政学会，主持《边政公论》的编辑和发行工作，并写了著名的《边政学发凡》一文；推荐陈永龄、李镇去新疆搞教学和研究工作，推荐李有义到拉萨研究西藏的政治制度并去印度考察宗教问题，等等，对中国社会学得以在战争的烽火中继续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他于1943年开始主编《社会学丛刊》。该刊分甲、乙两种，其中甲集专门介绍健全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乙集专门提供各种正确的实地调查报告。在该刊中，他响亮地提出了把东西洋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使社会学中国化成为全国社会学界的共同追求，为社会学中国化思想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
第二，以培养“突出人才”为要，彻底实现社会学中国化。吴文藻提出，要实现社会学中国化，除了理论联系实际之外，还“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1](P48)。他认为，要救国，就必须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而欲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突出人才”是“第一要素”。他说：“若无突出人才，专心攻修，即有充裕经费及完好设备，亦将一筹莫展。”[2](P254)因此，他看到当时的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都还属于草创时期，专业人才寥若晨星，就决心“把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材作为当时的重点工作之一”[1](P47)。他以美国教育制度中的通才教育为借鉴，开辟教学改革的新途径，倾毕生精力为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社会学通才和专家。
第三，孜孜不倦，终生锲而不舍地进行理论探索。为建设中国化的社会学，他从刚踏入科学研究的大门起，就运用西方社会学原理，写了题为《孙逸仙三民主义学说》的硕士论文，把学到的社会学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探讨中国社会问题。现仅分析其民族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即可透视其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轨迹。他早在哥大读硕士期间，就针对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较为落后，国际反华势力及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把国家和民族混为一谈，以此来煽动少数民族闹“自治”、闹独立、闹分裂的情况，运用学到的西方社会学原理，着手研究中国民族理论问题，于1926年发表《民族与国家》一文，阐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指出“民族者，里也，国家者，表也。民族精神实赖国家组织以保存而发扬之，二者不能分割开来”[2](P35)。1933年，随着日军侵略中国的加紧和东北的沦陷，内蒙古问题严重。他亲自到蒙古族中调查，发表《蒙古包》长文，提出蒙古族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即使在国民党政府给他高官厚禄期间，他仍坚持民族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并于1950年毅然辞掉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团代表等一切职务，绕道回到新中国，继续从事民族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期间，他为中国民族学科研工作的发展制定了许多战略设想。特别是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以后的20多年逆境中，他仍然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力所能及地研究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搜集整理民族学研究资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虽然已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但仍孜孜探求，相继撰写了《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今昔》（1981年）、《战后西方民族学的变化》（1982年）等文。由此可知，吴文藻是倾毕生精力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的。
二、社会学中国化理论方法体系的构建
吴文藻把他学到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知识，融自己的思想和中国的社会实际于一炉，构建了其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方法体系。主要内容是：
第一，中国化地介绍较完整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给国人。吴文藻在传播西方社会学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介绍健全的理论和方法”。为此，他一方面结合中国的实际，自编教材，给学生讲授西洋社会学理论。例如，他到燕大之初，开设“西洋社会思想史”、“家族社会学”和“人类学”三门课，虽然学校采用的全都是一个英文教本，但他把每门课都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自编一种汉文教材，并逐年改进教学内容，使之成为一种中国化的教材。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吴文藻开创了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和教学的方法。早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期间，吴文藻就初步意识到人类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回国后，他根据中国的国情，认为人类学与社会学有许多共同之处，就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和教学（后来得到社会学界的公认，被广为采纳）。另一方面，是对西洋社会学理论进行述评式的引进，以使国人辨伪存真，并捕捉其最新学术动态，加以研究，为我所用。在此方面，他倾注了大量心血，仅在1932年至1936年的4年中，就连续发表了10篇长文，全面介绍和评论法国、美国、德国和英国等西方各国社会学派的由来、现状及其学术观点，并详细分析其优缺点，以为国人提供借鉴，找准社会学中国化的切入点。直到病故的1985年，他还在病榻上写了《新进化论试析》一文，分析新进化派的技术决定论思想的片面性，同时也分析指出它的可取之处，“尤其是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应该充分重视科学技术对社会繁荣和发展的巨大作用，”[2](P335)表现出他放眼世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第二，开放式地培养中国社会学突出人才。前文已述，吴文藻早就认识到，要使社会学根植于中国土壤，必须培养专门的中国社会学人才，进行专门的科学研究。因而，他在美国学习和研究西洋社会学理论的同时，也注意学习和研究西洋社会学教学制度的优点，并大胆引入。主要实践为：一是在教学中使学生掌握较扎实的基础知识、接受通才教育的同时，对具备一定专业和基础知识的大学高年级学生采取讨论班的方式上课。结果证明，这种方法既启发了学生特长，又锻炼了他们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而且还出了许多成果。二是请进来和派出去。“请进来”，主要是指请国内外有关专家来燕大讲学和指导研究生。他曾先后邀请了英国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布朗教授来燕大讲学三个月，开设了“比较社会学”和“社会研究班”的短期课程，并特地请他担任林耀华硕士论文《义序宗族研究》材料组织导师；邀请了美国耶鲁大学著名语言学家萨皮尔和年轻学者阿伦斯堡博士来校讲学和帮助培养实地调查的研究生；邀请了牛津大学副校长林叟的儿子林迈可和戴德华来燕大法学院讲课和个别指导学生。“派出去”，是指派送研究生出国留学。鉴于当时国内设备和学术条件较差等不足，而欧美国家已有几十年的先进教学和科研经验，他认为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派送研究生出国深造是必要的。因此，他选送了大批优秀学生出国留学。而且，他对诸如派哪个学生到哪个国家，哪个学校，拜谁为师以及吸收哪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根据学校需要作了周密的筹划。这些方法确实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些学生回国后大都成了该专业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力量，不仅学术成就在国内具有很大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三是组织研究生到乡村搞专题实地调查。通过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把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既锻炼出了他们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又养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学生们的调查研究成果都陆续得到了发表，不仅对当时的社会学中国化起了重大推动作用，而且对今天的社会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四是建立导师制度。为使培养专业人才的做法能够持续稳定地坚持和发展，吴文藻借鉴英国牛津大学导师制的做法，请该校副校长、巴里奥学院的院长林叟帮助燕大社会学系推行“社会科学荣誉学位导师制”。他的这一计划虽然后来由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而化为泡影，但却为新中国高校所发扬光大，成为培养新中国突出专业人才的一项新型教育方法。
第三，创立中国社区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吴文藻在学习和研究西洋社会学的过程中，发现西洋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经过数十年的研究之后，到20世纪30～40年代，已经开始进入实用阶段，带来了巨大社会功用。因此，他大声疾呼：“我们中国应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使人类学的研究，在理论及应用上，同时并进”。他决心把社会学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实践，使社会学彻底中国化。基于此，他提出，“应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结合起来，对中国社区进行研究”，并认为，这种做法“与我国国情最吻合”[1](P48)。他在把东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许多学派进行比较之后，借鉴英国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创立了中国社区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认为功能学派之观点与他所提出的社区研究主张相一致，因为功能学派重视其理论的应用，主张运用实地观察的方法，以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的材料进行比较研究，并用其研究成果和方法帮助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他在《社会学丛刊》总序中再次阐明：“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文化的单位为制度，制度的运用为功能”，“功能观点，简单的说，就是先认清社区是一个‘整体’，一个统一体系的各部分。要想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求得正确的了解，必须就从这一方面与其他一切方面的关系上来探索穷究”[1](P49)。吴文藻提出的社区研究的具体措施是：大家用同一区位的或文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分头进行各种地域不同的社区研究，民族学家则考察边疆的部落社区或殖民社区；农村社会学家则考察内地的农村社区或移民社区；都市社会学家则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区或专作模型调查，即静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结构；或专作变异调查，即动态的社区研究，以了解社会发展历程；甚或对于静态与动态两种状况，双方兼顾，同时并进，以了解社会组织与变迁的整体。为推行社区研究，他一方面著书立说，写了大量文章宣传功能学派和社区研究的功用；另一方面身体力行，亲自到蒙古等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再一方面是派研究生到一些乡村作实地考察，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由此可见，吴文藻的社区研究理论和方法，是紧紧围绕中国问题的实际而构建的。
从上而知，吴文藻构建的系统介绍西洋社会学理论、开放式培养优秀人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进行社区研究的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方法体系，是大量吸收西方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融会贯通而成。这实际上就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三项重要的实际工作，舍此，社会学中国化就只能是空谈。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理论和方法，开始使中国社会学研究向着方法的科学化和问题的实际化道路迈进，改变了以往单是注重介绍西洋理论系统，或是罗列社会事实的隔离状态，从而使理论研究和社会实际密切联系起来。
三、吴文藻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对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他开创的社会学中国化教学改革的新途径，于20世纪30年代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社会学巨子，如费孝通、李安宅、李有义、林耀华、瞿同祖、黄迪、黄华节等等，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而且将继续推动着中国新一代社会学家的成长。现仅举费孝通一例，即可窥视之。费孝通是我国当代最负盛名的社会人类学大师，于1930～1933年在燕大攻读社会学，在吴文藻等人的精心教授和熏陶下，他先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科学研究仍是沿着当初吴文藻倡导的社区研究方向前进。吴文藻也时时不忘对这位高才生的培养，于1936年把他介绍给英国功能学派的创始人、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当学生。经马氏指导，费孝通以当初吴老师派他去江村调查的资料为依据，于是年秋天完成了以苏南农村经济为研究内容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马氏为此书写了长篇《前言》，誉此书为“人类学实际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3](P23)。专家们评论说，江村调查奠定了费孝通在人类学界的地位。此后，费孝通又运用社区调查的科学方法，探索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出路，提出：“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3](P23)这一主张终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国农村的变革中得到了验证。1979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积极呼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1983年，他又提出“小城镇，大问题”的观点，为国人家喻户晓。之后，又提出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继苏南模式之后，他又研究了温州模式、耿车模式、珠江模式等等，把社区研究推向了经济领域的层次，赋予社区研究以新的意义。费孝通同时还响应和继承了吴文藻发起的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方向。他于1935年开始研究中国民族问题，于80年代后期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和民盟中央在实地研究基础上提出的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毋庸讳言，从费孝通的成才、科研方向及其巨大学术成就中，不难看出其老师吴文藻的指导之功。
另外，吴文藻创立的开放式教学途径，在当今改革开放后20余年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将具有深远重大的教育价值功用。
其次，他倡导的中国社区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吴文藻倡导的中国社区研究，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社会学界就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大批爱国的社会学工作者纷纷到乡村、工厂、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有不少成果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今天的中国仍是地广人众，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学研究本来就比较薄弱，“文化大革命”时期又被中断10年，更不可能对中国社会全面铺开研究，因此，当今又掀起了社区研究的热潮。这足以表明吴文藻倡导社区研究的深远意义。另外，吴文藻创立的社区研究的理论方法，冲破了把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相隔离的旧的思维模式，开辟了将社会学理论联系实际的新的思维模式，从而奠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基础，为当今中国社会学界所传承，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吴文藻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为开拓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起了前驱开路的先锋作用。
首先，是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最早倡导建设一种使社会学根植于中国土壤的理论方法，表现出留学生们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和中华民族对新知真理的追求及自强不息的精神。
其次，是他最早系统引入了西方社会学功能主义的理论方法和先进的教学方式，吸收、融合西方先进成果，为我所用，构建出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方法体系。他引入西方社会学方式的独特性、培养社会学专业人才的开放性和理论方法研究的功用性，在今天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再次，他作为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中国高才留学生，不为西方优裕生活所诱惑，学成后毅然决然回到贫穷苦难的祖国，力图通过引进西方社会学和创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的方式，唤起国人共同奋进。为实现社会学中国化，使中华民族能够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长远目标，他不仅潜心科研，撰写中国化的社会学著作，以指导人们的行为，还发起成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组织机构，倡导社区研究，创办《社会学丛刊》，广泛宣传社会学中国化思想，使之成为全中国社会学界的共同追求，为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从而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代宗师。更为突出的是，他立志杏坛，传播社会学，培养中国的社会学人才。他在1929年至1985年的56年中，有43年执教生涯，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社会学人才，其中一些人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撒下了社会学中国化的种子，为中国社会学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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