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形态的嬗变与“阶级话语”的重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级论文,形态论文,话语论文,逻辑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10）02-0011-05
“阶级话语”在传统的阐释定向中，单向度地将其推向一种“为暴力而欢呼”的“纯粹政治”语境，这一切凡是客观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们都必须坦诚的承认，“阶级话语”在一定意义上，“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1](P92)。正像在工业革命早期，“阶级”概念被自由的政治经济学家和保守的社会评论家“径直”使用，并无争议。但是，决定这一问题真正意义上改变的是，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集权政治、侵犯人权、环境恶化被“全景”曝光，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挑战。这些“事实”，令福山之流狂妄断言资本主义已经是既存唯一正当性的世界经济制度，历史终结于此。[2]
毫不奇怪的是，所谓“阶级”的一整套理论得以存在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理解与反思“阶级”的先在性条件的变革。难道“阶级”只是一个19世纪到20世纪的概念，在21世纪甚或未来已经完全消失了吗？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姿态”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似乎呈现“退场”之嫌，但是作为经验性的事实存在已经完全消失了吗？或者如当今“阶级消亡论”、“阶级挑战论”、“去阶级化”等与“无阶级神话”内在勾连，使得马克思阶级论说无法维系。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回应这些问题，既从传统的阐释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又能历史性地重审这一“未竟的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迫切任务。
一、“中断手稿”的“续写谱系”与“反思”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第五十二章，对阶级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把标题定为“阶级”。一共5小段共800余字的文字稿，随之是“手稿到此中断”。[3](P587—588)这是1894年由汉堡奥托迈斯纳出版社整理出版的。仅仅在一页篇幅的文字后面是恩格斯悲伤的评注：“手稿到此中断”，对于那些试图在文本中操练马克思的人来讲，这无疑又是一个致命的学术裂缝。
其实，排除上述“历史编撰学”意义上的文本痴迷而植入马克思思想整体性中，并通过马克思谈论阶级的地方，去内在勾连出“中断手稿”具有时代意义的续写篇章，这已经成为了学术事实。但是，在我看来，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续写并未在一定意义上展开。首先，我们一起看下面马克思谈论阶级的一个经典表述：
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样，马克思就把自己的阶级斗争理论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同资产阶级关于阶级斗争的一般论述划清了界限。[4](P509)
上述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写给魏德迈的信可以作为一个阶级的“总纲”，毋庸讳言，已经在传统阐释中被高度重视。但是一个更为关键的学术史料却在传统的视野中被完全“主观化”了，从而尤显模糊和混乱。这一问题，其实严肃“回到马克思”的话，我们将不得不共同面对下面一段文字：
首先要解答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事情形成阶级？这个问题自然会由另外一个问题的解答而得到解答：什么事情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3](P588)
按照格伦斯基在《社会分层》一书中的说法，《资本论》中的“阶级”论述，马克思似乎正准备对这一概念进行正式定义时转换了话题，正是缘此，产生了几十年的争论。[5](P13)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什么事情形成阶级？”的首要问题上继续马克思的未竟事业，可惜的是，在“名左实右”中并未能挽救开篇所述的“阶级”受到质疑的窘境。反而使“去阶级化”成了一种主流。
首先，在激进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看来，他们认为，“只有拒绝优先化的普遍阶级本体论立场基础上的任何认识论特权，才可能真正讨论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现实有效性程度。”从而指认，“现在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不再可能去主张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继续那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的幻象，当然也不能再继续没有对抗的共产主义透明社会这个概念。”[6](P4)他们的意图是，马克思当初设计的以阶级范畴为基础的政治理论越来越不适合当代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深层的原因在于，在拉克劳看来，资本家—工人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存在任何矛盾。[7](P9)这样一来，原先传统阐释中所谓的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化、以及因此“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并未呈现。相反，客观的社会现实表现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不可能从经济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逻辑地推导出来”。他们依次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不存在可以被固定的根本阶级核心上的社会代表原则，更不存在历史利益定位的阶级立场，……从考茨基以来，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决定作用没有自发地产生，而是依赖知识分子这一中介。”[6](P95)直白地说，就是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并不比其他阶级更革命。为了明证“拒绝被赋予特权的分裂点和把斗争会聚到一个统一政治空间，相反，接受社会的多元性和非决定性，对我们来说是两个基本论点。在此基础上，一种新的政治学说才可能建立起来”。他们回到马克思运用阶级斗争的原初语境中去，即“只有‘人民’的这种不定性土崩瓦解，……然而，这种虚构的转变走上社会成熟的更高阶段，产生了工业化；同时也走上了更高水平的政治控制”。正如此，“马克思试图根据新的原理——阶级对立——来思考社会分化的首要事实”。但是，缺憾很明显，“阶级对立不能使社会分化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6](P166—169)。
另外，一批依据现实的经验意义在社会学领域严肃置疑“阶级分析”。法国的雷蒙·阿隆便是一个代表性人物。《阶级斗争》一书开篇追问“生产力的发展在什么程度上会诱发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8](P3)之后，便指认马克思关于阶级的学说具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实际的，几乎是经验性的，即关于阶级斗争，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经验分析；其第二个方面是，即以阶级概念为中心的历史哲学，以阶级斗争原理为基础而进行的革命鼓动。”但是，“如果你们为阶级下定义时参照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最简单莫过于，通过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就可使阶级消亡。相反，如果你们以个人才能的不均等和家庭的兴衰来解释阶级，那么同样明显的是，你们将确认阶级这个现象将永远存在下去”[8](P31)。问题在于，“越是靠近工业化初期，越有可能出现贫困化现象”，而到目前，“为什么不平等没有加剧？按照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现象，富人变得更富比穷人不再穷更为容易，但事实不像人们试图从逻辑上认为的那样”[8](P140)。而且，“随着经济的增长，群众，包括工人群众更加趋向于采取请愿的方式，而非造反的举动，这几乎不再成为疑问”[8](P4)。所以，“假如马克思没有构想过社会阶级（也许当时尚未存在阶级），那么，人们永远不会像今天那样去构想他们。最后，他回答了开篇的问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越来越不革命”[8](P238)。
面对上述对马克思阶级观点的挑战引发我们必须深思两个问题：（1）马克思的阶级学说先在性根基发生了哪些变化？（2）马克思的政治规划是否依据这一变化而彻底放弃？
二、社会冲突“场域化”与资本形态的“多元化”
上述研究的借鉴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必须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时代条件来重新发掘和认知马克思的阶级观点。现实的根基就在于对阶级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资本逻辑形态变化中，重新面对社会结构的两极对立到多元共生的时代转换。
对于下述判断大家并不陌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9](P33)。
但是，在当代，有谁能成为新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是否代表扬弃资本的抽象劳动原则的新的感性意识？这样的追问如果不想陷入流俗的卖弄话，则必须还原到资本形态流变的逻辑的分析中去，否则，一切都是“白搭”。
不可否认，在生产关系相对简单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社会资本结构由各个相互竞争的独立资本所组成，这是最简单的资本形态。这些独立资本通过自由竞争追求扩张，使越来越多的小生产者沦为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者，于是形成了资本家与无产者之间的对立。资本扩张过程不断将一切其他社会力量都归并到这两大阶级的社会经济政治版图中，生成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社会结构主轴的时代。这应该是对于马克思身处时代的状况形成“共识”的印象。并进而到后来，我们所见到的帝国主义结构，即独立资本之间的自由竞争，导致失败的中小资本家和小资产者不断沦为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者，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垄断资本家手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铁路、电力等高度社会化巨型生产系统，它们超过了单个垄断资本的投资能力和承担经营风险的能力。于是单个资本逐渐向联合的股份资本转变，由此形成了控制全社会的垄断资本。这种垄断资本形态是简单资本形态的高级阶段，它产生了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冲突结构。掌握着大工业生产力体系的垄断资本家集团与无产者之间产生了对立，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社会冲突归并为板块结构。[10]客观地讲，“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4](P273)这正是马克思对简单资本形态所产生的社会结构的最高概括。
如果从资本真正在马克思的历史性存在论的意义上看，它自身的形态其实也是表现为历史性的，并且日趋多元化，上述社会结构的状态可能不再表面上呈现“两极对立”。
“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11](P920)这就是说，资本必须能够付诸于“生产要素”。林林总总，各色资本的出现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将原先社会结构“软化”，从而资本自身的逻辑对阶级本身的形成造成了致命的威胁。真是成也是它，败也是它。既然如此，耻谈“阶级”似乎是共鸣到时代的命脉。
正在西方学者奔走相告“阶级比喻的死亡”的时候，现实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摧毁这种“弱智”。恩格斯曾指出：“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12](P756)
从剩余价值理论的深度上把握马克思的阶级学说，是一个核心原则。将此放在资本的变化形态中，我们发现，对于剥削的秘密依然存在一个最低的规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13](P90)。“可见，即使我们停留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范围内，也可以知道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3](P354)无论是人力资本、公共资本，还是其它诸种资本形态无非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本的延伸品，眼下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一个鲜明的注脚。就是不管工人阶级自身的能力发展，或者得到多少实际的生活提高，一个事实依然存在：“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14](P678)客观地讲，社会结构的变化直接使得必须重新认识“阶级”问题，但是，对于生产资本的“一元性”并没有改变，这是资本逻辑的“硬核”。
三、人类解放与重返“阶级话语”
实质上，对阶级话语提出反对意见，“部分是由于以下可以理解的感觉所激发，即阶级分析的批评者被一种强烈的政治愿望所驱动，企图掩盖广泛存在的经济不平等研究证据，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意图，而经济不平等却一直存在并确实在不断扩大”[15](P11)。如今在学术界的理论著述中，人们往往以“阶层”二字替代“阶级”二字，这一转换，其实暗含了一种“去阶级化”的弱化马克思主义的危险。理论的吊诡性常常在于非此即彼。自马克思·韦伯以及同时代的涂尔干的著作被广泛使用后，他们所试图声明阶级逐渐消亡的观点也流行开来。“分层”（Schichtung）与“地位”（Stand）成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核心关键词，目的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纯粹政治纲领中分离出来。随着自由主义社会学家的认可，“分层”表示的是“连续上点与点之间的层级次序，而不是两分的断裂”。
关于“阶级”与“阶层”的区分虽然是本文的一个后台工作，但是，我想从马克思本体论的议题上深化这一区别，试图去“接招”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后马克思·韦伯”意义上极端“去阶级化”的挑战。这就是，将二者植根于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叙事结构中重审。因为，阶级分析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这是分析的解释性要素；另一个是集体抗争，即社会运动和革命，这是实践性层面的要素。在对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考察中，隐藏在资本与劳动偶联中的阶级压迫秘密被撕裂出来。而集体抗争则是被统治阶级彻底摆脱被压迫命运的根本途径，这是一种最终在人类解放意义上的话题。现实的人类解放似乎远未来临，政治解放的要求在现实世界实际已经出场而成为一种时代的声音。如何历史性地看待这样的问题，如何在两者之间架起一个“桥梁”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考察路径。
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整体上趋向于一种“地位”身份的文化政治意义上的解放，那么，马克思的经济政治意义上的“阶级”一直被否认。不过两者之间“谁之正义，何为合理”一直存在争议。我们看到当代的批判理论家企图“焊接”这一断裂，即在泰勒、金里卡等主流政治哲学家相继提出承认政治理论的时候，原先马克思的“阶级”经济政治意义上的“分配”怎能不二元对立？
法兰克福的第三代代表人物霍耐特与南希·弗雷泽之间的争论可以看成是这种路径的积极探索者。对于南希·弗雷泽来讲，再分配还是承认？阶级政治还是身份政治？这是虚假的对立，今天的争议需要再分配和承认，孤立两者都是不充分的。[16](P6)那么，再分配问题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否一致，弗雷泽说：“让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解释是否适当的那个问题放在一边”，“这一概念中，阶级差别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其核心是剥削的分配不公形式。由于“无产阶级自身的活力转变成与这一剥削形式相敌对，那种形式侵犯了对一个有益于他人的制度的支撑。固然，无产阶级也遭受严重的文化不公正，那种‘潜藏的阶级侮辱’。”而在另一个方面，“任何附着于它的结构性不公正，都将溯源于该社会的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不公正的核心是错误承认（misrecognition）”，“前一种是马克思的视野”，后一种是“通过韦伯主义的身份概念的棱镜所理解的性别差异”。[16]（P13）关键性的问题在于，“一旦我们离开这些极端，问题就变得更加黯淡不明”，“植根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和身份制度，它们立即陷入可溯源于两者的不公正，二维服从的全体遭受分配不公和错误承认的双重痛苦，在形式上这些不公正在哪里皆不是另一种不公正的间接结果，但是两种不公正在哪里都是原生的和同源的”。[16](P15)为此，在批判简单化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提出整合分配与承认两者的批判话语，这是一个“我们将怎么样构建全球化世界中的正义问题”[17](P52)。
不管南希·弗雷泽将两者结合的具体路径能否成功，至少我们看到这个结合可以通达解放的企图，这已经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了，它给我们的启示在于，种种对“阶级”挑战的“消解论”者无视事实，不值得一驳，而真正成为问题的是，“阶级”还能怎么去谈？而不是该不该谈的问题了。
“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别以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P51)这句话的意旨在于指出，从经济和财产权角度介入政治问题是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关键问题，把握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不能回避经济压迫所带来的政治反抗。这是人类解放的根本原则，因为资本逻辑的转换并没有将其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硬核”消解掉，而是在一定意义上以掩盖的方式在表现形式上更加隐秘化了。这一点与自由主义根本不同，后者只关注个人的自由权，反对专制者或专制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威胁与压制，但却从不关注资产阶级财产权对个人的压迫与统治，它把压迫和对抗性问题严格限制在国家与法等政治领域，而对经济领域的压迫与统治问题不予考虑。
因而，能否秉受一种“经济政治性”的马克思式的社会分化分析范式的意义更多的是呈现社会不公，从而在经济所有制这一根源中，彻底解决这一人类性问题，就成为一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者的“纠偏”，但是，如果将这一问题，无限泛化，可能漠视所谓的“承认政治”，也将有碍人类解放的实现，这正像政治解放虽然限度重重，但谁又能漠视政治解放的巨大意义呢？
收稿日期：2009-10-17
标签：政治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