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对华时局干预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关系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局论文,会议召开论文,政治协商论文,关系论文,美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9；K26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0）03－0016－07
关于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原因，在目前的相关论著中大多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当时美苏对华时局的干预这一强有力的国际因素。我们认为，政协得以召开，是当时国内国际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后者是主要因素，并且这一国际因素并非仅始于战后，而是从抗战后期的雅尔塔协定和中苏谈判即开始形成。本文即对此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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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背着中国政府，在雅尔塔秘密签署了以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代价，换取苏联在战胜德国后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消灭日本关东军的雅尔塔协定（注：雅尔塔协定涉及中国的内容详见谭合成、江山主编：《世纪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6页。）。这一协定完全是美英苏（特别是美苏）从各自利益出发，为尽快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在战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在事先未征得中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拿中国主权和领土而进行的一笔交易。战后，美苏基本上就是按照雅尔塔协定来重新构建世界格局、包括解决中国内争问题的。
雅尔塔协定签署后，国民党政府在没有回旋余地的情况下，只能遵从美苏意志，派代表赴苏举行中苏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双方争议很大，特别是在关系到主权的问题上，更是一度僵持不下，但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再加上美苏早已有言在先，苏联这些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注：雅尔塔协定涉及中国的内容详见谭合成、江山主编：《世纪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因此，中国最终被迫让步，于1945年8月14 日日本投降前夕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简称《中苏条约》）及有关协定，被迫接受了雅尔塔协定所强加于中国的有关条款，承认了美苏通过雅尔塔会议所构建的远东格局。
当然，国民党同意签订《中苏条约》也是有条件的。其中之一就是苏联必须对蒋介石提出的“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一俟正式国会召集，政府改组时，当可容纳其在行政院之内，但绝不能称为联合政府”的要求给予明确支持。对此，斯大林表示：“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但“政府对前进分子（不仅共党），宜加容纳”。斯大林还对于国民党不愿建立联合政府表示谅解，认为“此实为国民党正当之愿望”。（注：有关蒋介石、斯大林签订《中苏条约》的交换条件，均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版，第594、609、577、588页。）斯大林的表态基本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并且与美国支持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实现和平、民主、统一的对华政策基本一致。应该说，这是蒋介石在国际上为“孤立”和压制中共所取得的一个胜利，这为其在国内同中共进行斗争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在中苏谈判中，蒋介石为什么要从斯大林口中取得苏联赞助由国民党来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承诺呢？而苏联又为什么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对中共的支持呢？这就需要从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以及政治协商会议的缘起谈起。
追溯历史，中共从建立到逐渐发展壮大，曾在不同时期得到过苏联不同程度的支持和帮助，再加上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致性，这就使国民党蒋介石认为中共与苏联是“代理人”和“后台”的亲密关系。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蒋介石在中苏谈判中就把苏联承诺放弃对中共的支持转而赞助由国民党来统一中国，作为自己接受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中国条款，同意签订《中苏条约》的一个重要条件。其实，苏联与中共的关系比较复杂，并非蒋所想象得那样。斯大林曾说过，中共“诚为爱国者，但是否系属共产党，则颇有疑问”（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二），第588页。）。 他甚至比喻“中共是‘红萝卜’式的共产党，意思是外面红，里面白”（注：〔美〕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页。）。正因为如此， 就使得斯大林向蒋介石作出了如下承诺：“关于中国之共产党，吾人并不予以支持，亦并无支持彼等之意向，吾人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二），第613页。）
至于蒋介石为什么还要特别要求苏联承诺不支持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就涉及到了本文所要探讨的政治协商会议问题。政治协商会议最早缘起于1944年9月中共提出的召开各党派国事会议， 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当时，这一主张一经提出，不但立即得到了国内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一致拥护与支持，而且还曾一度得到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赞同。蒋介石则始终对此表示反对。他声称：“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第61页。）这样，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坚决反对和赫尔利的随之变卦，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围绕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的谈判最终宣告失败，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也因此搁浅。但是蒋介石对“党派会议”，尤其是“联合政府”问题仍然心有余悸，担心中共适时再提此议。因此，他在无条件地获得美国的支持后，又借中苏谈判之机寻求苏联对此加以支持，在国际上形成美苏对中共的一致压力，从而迫使中共放弃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一目标基本实现了。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中苏条约》虽在日本投降前夕签订了，但与之有关的三国四方对条约内容的反应却不尽相同。美苏对《中苏条约》基本上按雅尔塔协定框架签订表示满意；国民党以牺牲某些主权换得苏联的政治军事援蒋抑共，则喜大于忧；条约惟独对中共不利，无疑增加了战后自己同国民党进行政治军事斗争的难度和压力。
综上所述，抗战胜利前夕，美苏通过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中国条款以及由此产生的《中苏条约》，初步确立起了两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双方皆在政治和军事上支持和援助国民党，帮其实现中国政权和军队的统一；与此同时，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接纳中共和其他党派代表参加中央政府，以此换取中共交出军队，最终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和平、民主与统一。美苏从维护各自利益出发而确立起的这种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必将对战后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斗争，包括政治协商会议的商定和召开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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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条约》刚刚签订，蒋介石便一改常态，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一时显得情真意切。与此同时，毛泽东收到电报后，由最初本能地将其视为“鸿门宴”，继而犹豫不决，最后毅然飞渝同蒋谈判。国共两党及其领导人在短短十几天内认识骤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国际背景有关。
蒋介石急不可耐地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除当时尚不具备立即发动内战的军事条件外，那就是从刚签订的《中苏条约》中看到了按照自己意志实现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可能性。蒋介石把《中苏条约》的签订，“苏联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并“愿意帮助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视为从政治上解决中共问题的一次良机。
毛泽东在短时间内对是否接受蒋介石的邀请的陡然转变，除中共对当时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很快作出了正确分析之外，也有来自国际上美苏方面的重要影响。此间，美国通过驻延安美军观察组转来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致毛泽东的两封电报，内称赫尔利愿继续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调解，并愿亲自飞赴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同时，苏联也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斯大林致毛泽东的两封电报，指出：“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美苏对国共重庆谈判的极力撮合，中共在决策过程中不得不认真考虑。1945年8月23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谈了美苏对华政策及其影响。他指出，当前，苏联为了《中苏条约》和国际和平，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可能公开帮助我们。现在，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再加上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和平能够取得。周恩来在会议上的发言也作了类似的分析。因此，这次会议在综合考虑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将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事基本决定下来。
纵观国共两党对重庆谈判的决策过程，不难看出，美苏所确立的两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即双方对国民党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一致支持是促成国共重庆谈判的重要国际因素。
重庆谈判从内容上看，是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围绕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谈判在战后新形势下的继续。因此，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仍是重庆谈判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当时国内形势特别是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却使国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处境和态度已与此前大不相同。抗战的胜利使国民党在国民心目中的威信空前提高，国际上美苏的一致支持更使其一时显得踌躇满志。与此相反，共产党的处境则不如从前，国内抗战的胜利一时淡化了人们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不满情绪，使其就此抨击国民党的口实暂时得以削弱；国际上美苏特别是苏联在“联合政府”问题上对国民党的支持，更使其增加了与国民党斗争的难度。因此，在“党派会议”和“联合政府”问题上国民党坚持强硬的立场，而共产党则不得不考虑让步。
重庆谈判开始后，中共及时审时度势，就“党派会议”和“联合政府”问题向国民党主动作出了让步：“第一，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既认为有推翻政府之顾虑，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党派会议。”（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三），第44页。）此外，中共还接受了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的提议，同意将会议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这样，由于中共的主动让步基本满足了国民党的要求，最终签订了《双十协定》。
显然，美苏两国特别是苏联通过《中苏条约》在“党派会议”和“联合政府”问题上对国民党的理解和支持，迫使中共在重庆谈判中对此作出的让步，是国共两党最终能够就政治协商会议问题达成初步协议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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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人们期待着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时，国共两党特别是共产党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态度却突然发生了巨大转变。194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作最后正式会面时，提出政治协商会议似以缓开为宜；而蒋则希望能在10月底即行召开，不宜拖延（注：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二），第105 页。）。10月20日，国共续开谈判后，国民党代表三番五次地提出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则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双方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日期问题上一急一缓，明显对立，难以调和。
国共两党态度的变化是与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分不开的。顾名思义，“政治协商会议”只具有协商性质，所达成协议在法律上对国民党并无约束力，这与此前中共所极力主张召开的“党派会议”已大相径庭。在战后不久即召开此种会议，极有可能成为国民党实现一党独裁的工具，使中共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对此，国共两党都敏锐地意识到了，因此，两方对召开政协会议的缓急态度明显不同，并采取了炯异的举措。
与此同时，国共军事冲突却因美苏的干预而日益加剧。美国为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以受降和接收为名，出动军舰、飞机将大批国民党军队运往华北的战略要地，并准备运兵东北。美蒋的举动迅速引起了苏联的忧虑与不满，遂以暗中支持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作为报复，使中共在东北取得战略上的先机之利，粉碎了国民党依照《中苏条约》“外交接收”东北的企图。这样，国共两党分别在美苏的帮助和支持下，为实现各自的战略意图，军事冲突愈演愈烈，大有演变为大规模内战之势。这使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变得更加渺茫。
国共在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上的僵局，特别是双方军事冲突的日渐扩大和升级，使美苏两国都深感不安。美国担心蒋介石如果发动内战“可能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危及自身在华利益，因为它看到国民党“绝对没有能力用军事手段镇压共产党”（注：《马歇尔使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0页。）。苏联则担心如果继续支持中共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可能引起国民党政府毁约，丧失在华既得利益，因为它不相信中共会有足够的力量同国民党相抗衡。因此，美苏为维护各自在华利益，面对战后中国时局的日益恶化，必然会以适当方式加以干预。
美国政府为国力和民心所限，在中国问题上力求避免将过大的人力、物力用于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同时，为了维持同苏联之间在中国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它也不希望蒋介石在战后不久即发动大规模内战，影响它以争夺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的实施。因此，在对国际和中国的复杂形势进行分析、权衡利弊之后，美国政府决定对国民党施加某种影响，尽可能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实现中国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统一”。为此，1945年1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以马歇尔代替赫尔利，赴华“调处”国共争端，企图主要运用政治的手段，帮助蒋介石建立一个统一的、亲美的政府，以实现其“不战而控制全中国”的目的。
苏联政府则为了维护通过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中国条款和《中苏条约》所获得的在华利益，不愿去冒同美国和中国国民党政府发生政治甚至军事冲突的危险。因此，当国民党政府对苏军在中国东北暗中支持中共提出抗议，并以撤退负责接收东北主权的东北行营，作出使东北问题国际化的姿态时，苏联政府则自1945年11月17日国民党东北行营南撤之日起，便作出让步，开始限制中共军队进驻东北各大城市和重要交通线。
美苏两国的举动立即引起了国共两党的高度重视，并迅速作出了不同的反应。
中共在东北由于失去了苏联的暗中支持，在军事上很快丧失了此前所取得的战略优势地位，被迫转而在政治上借美国对华政策出现变动之机，开始寻求重开国共谈判，试探通过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国共问题的可能性，并于12月初主动向国民党表示愿意“再开谈判之门，并开政治协商会议”（注：《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与此同时，中共也向美国表示已确实决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对美苏的举动，国民党的反应可谓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苏联为维护在华既得利益，在东北放弃了对中共的支持，转而表示将遵守《中苏条约》协助国民党“外交接收”东北主权。这使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进展迅速，连连得手。忧的是，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政府突然宣布任命马歇尔取代赫尔利准备出使中国，担心美国对华政策会发生不利于自己的变动。为此，蒋介石一面公开宣称：“美总统杜鲁门任命马歇尔元帅继赫尔利将军为驻华特使一事，对美国支持国民政府谋求统一之对华政策，将不致有任何剧烈变动”（注：1945年11月30日《中央日报》。）；一面私下积极准备材料以期影响马歇尔和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至于对中共的建议，国民党由于无法拒绝，只好表示同意重开国共谈判。
这样，国共两党特别是共产党因美苏对华政策的初步调整而在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上所作出的积极反应，使一度陷入停顿状态的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再次提上国共谈判日程，重新成为双方政治斗争的焦点。
1945年12月15日，即马歇尔使华之日，杜鲁门发表声明，首先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也同时承认其“是一党政府”，“主张由中国国内各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国民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他们在中国国民政府内得享有公平与有效的代表权”。同时又指出“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主张“自治性军队及中国的一切武装部队，应有效地结合成为中国国民军”（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 辑，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628～629页。）。显然，杜鲁门声明是从美国利益出发，想以国民党的“政治民主化”换取共产党的“军队国家化”，进而确立起以国民党为主，同时容纳共产党和中间势力的统一的亲美的中国政权。
12月16日，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开幕，其重要议题之一就是讨论中国内争问题，进一步协调三国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12月27日，会议结束时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声明（简称“三国外长声明”）：“一致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争。”（注：1945年12月30日《新华日报》。）美苏公开宣布了两国对华政策的一致性，特别是“苏联政府承认蒋介石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中共与中国政府的代表需要再次聚会”（注：陈春华译：《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1945. 12 ～1946.1），载《中共党史资料》第61辑，第196～197页。）。
杜鲁门声明和三国外长声明的相继发表，再次引起了国共两党的高度重视，并迅速作出了不同的反应。
中共公开表示欢迎杜鲁门声明关于“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各党派获有公开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广泛代议制政府”等内容。此时，由于中共认识到“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因此“准备利用杜鲁门的声明，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国民党展开和平政治攻势，以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斗争”（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版， 第494页。）。12月27日，国共正式恢复谈判。谈判一开始， 周恩来便一改此前主张缓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消极态度，主动建议政治协商会议定于元旦召开。三国外长声明发表后，中共认为“政协解决某些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再次向国民党呼吁“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来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吸收一切民主分子参加国民政府的一切（各级）机构”。（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529 页。）由此可见，中共在杜鲁门声明和三国外长声明发表后，及时审时度势，果断决策，不但转而重新主张立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且对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亦日趋重视起来。
与中共相反，国民党蒋介石对杜鲁门声明和三国外长声明却反应冷淡，甚至表现出不满。杜鲁门声明发表后，蒋介石曾私下埋怨美国对华政策“迷失了方向”，认为与以前相比显然是一种倒退。对三国外长声明，国民党发言人更是表示了“抗拒式的沉默”，蒋介石则私下向马歇尔指出，这是“对中华民族尊严和主权的污辱”（注：〔苏〕沃龙佐夫著、董友忱等译：《蒋介石之命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页。），认为严重干涉了中国的内政。 这些反应体现在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上，与中共恰好相反，国民党的态度迅速变得消极起来，不再主动提及这一问题。不过，由于国际上美苏一致压力和国内中共所重新采取的政治攻势，使国民党在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上已无路可退。1945年12月31日，蒋介石不得不宣布政治协商会议定于1946年1月10 日在重庆召开。但他在同一天发表的元旦广播演说“却故意一字不提政治协商会议，一字不提杜鲁门总统与三国外长的声明”，而只强调“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可见，蒋介石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极不情愿的，他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政治民主化，而是军队国家化，是如何以国家的名义“化”掉共产党军队。
1946年1月6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公布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办法及参加会议各方的代表名单，并由会议主席蒋介石指定孙科为临时主席，雷震为秘书长，具体负责会议的日常工作。1月10日， 国共两党在马歇尔的调处下正式签署了《停战协定》。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
政治协商会议在“一个政府”、“一个军队”和“民主改革”的基本框架下，经过二十多天的激烈斗争，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案五项协议。协议在字面上实现国民党蒋介石领导下的全国政权和军队统一的同时，实际上也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由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与当时美苏对华政策直接相关，且它通过的协议与美苏原定目标较为一致，基本符合美苏的对华政策要求，因此受到了美苏舆论的欢迎。
综观全文所述，不难看出，政治协商会议从缘起、商定到召开的整个过程，自始至终都是在美苏的关注和干预下进行的，因此，关于美苏对华时局的干预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之间的关系，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在抗战胜利前后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国际上美苏通过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中国条款以及由此产生的《中苏条约》所确立起来的两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即双方一致支持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领导下实现中国政权和军队的统一，并实行民主改革，接纳中共和其他党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这对当时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斗争，特别是围绕政治协商会议问题所进行的长时间的激烈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具体体现在，首先，美苏根据两国所确立的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努力促成了国共重庆谈判，从而使政治协商会议得以商定；随后，美苏又根据战后中国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及时调整对华政策，最终促成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在此期间，虽然国共两党都曾试图偏离这一框架，并由此导致双方在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上出现反复；美苏在执行对华政策过程中也曾一度出现变动而致使国共军事冲突日益加剧，但是随着美苏从各自利益出发，为维护雅尔塔格局而相继进一步调整各自的对华政策，国共两党也都因此不得不重新回到美苏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上来，并按照这一框架签署《停战协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努力尝试通过政治协商方式来解决当时中国的内争问题。
当时，国共两党之所以能够接受美苏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并按其要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主要是因为国共两党在暂时都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把握用军事手段消灭对方的情况下，都希望能够借助于美苏对华政策中对自己有利的国际因素，通过和平的政治手段来削弱对方，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政治军事权益。对国民党而言，它希望借助于美苏对其在政治军事上的一致支持这一有利的国际环境，通过和平的政治手段削弱乃至消灭中共，实现在自己领导下的全国政权和军队的统一。对共产党而言，它则希望利用美苏对华政策中有关政治民主化的内容，借助于来自美苏方面的国际压力，迫使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打破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自己争取合法的政治民主权利。事实证明，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目标，同时也基本符合美苏对华政策的要求，这正是政治协商会议得以召开的重要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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