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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读经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其本身就是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但它不是好文化、好教育、好传统，它是需要摈弃的糟粕。试图依靠儿童读经来建设一个道德中国和文化中国是行不通的，历史对此已经给出结论。
一、“填牛”理论和记忆的“黄金时期”理论在教育学心理学上是错误的
发起儿童读经运动的王财贵先生提出“填牛”理论和记忆的“黄金时期”理论。许多人支持这种理论。这种理论在心理学和教育学上是完全错误的。
在传统教育中，学习基本上就等同于记忆。小孩子不懂，也要让他囫囵吞枣、鹦鹉学舌。这种死记硬背禁锢了思想，禁锢了生命，窒息了个人和全民族的创新精神，让新生的一代又一代和整个民族养成教条态度、泥古心理，在古人古书面前做了奴隶，进而在推行读经的“圣人”“圣王”面前做了奴隶。
儿童不理解学习内容，却非要让他们死记硬背，那么它们就会变成儿童生命中异质的东西。手上扎了刺，这刺就是异质的东西。眼里进了沙子，沙子就是异质的东西。鲁迅在三味书屋读过的“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之类的文言古字，对于儿童来说，便是脱离儿童生活的不能融入儿童生命的异质的东西。
生命有一种本能的排异反应，儿童大量的死记硬背对于他的成长是有害而无益的。死记硬背会给小孩子增加本来没有必要承负的重担，会破坏小孩子的安宁和快乐，这当然会影响小孩子的健康成长。
二、盲目崇拜、盲目背诵，只能培养精神上的瞎子、盲从的奴隶
王财贵先生还提出儿童读经的六字教学法：“小朋友，跟我念”。六字教学法也被称为“六字箴言”。为什么儿童读经的教学法就这六个字？是因为大人不懂这些经书，小孩子也不懂这些经书。这不就是大瞎子领小瞎子吗？这不是要撞电线杆子撞南墙吗？
大家都知道，西方有个启蒙运动。什么是启蒙？启蒙就是要开启民智，就是帮助人自主、自立、自觉。小孩子的教育也就是童蒙教育。童蒙就是发蒙、启蒙，就是让儿童学会理解，学会思考。死记硬背不是发蒙、启蒙，恰恰相反，是蒙蔽，是用所谓古代经典蒙住小孩子纯净的眼睛，窒息小孩子的好奇心，禁锢小孩子的探索和创造。
不明白，不理解，还要强迫记忆，死记硬背，这是搞愚昧主义，是反民主的，是专制的温床。在不理解经书内容以前，就说这些东西是祖先的宝贝疙瘩，就说这些东西是真理而不容质疑。这种态度完全是错误的。只有理解了真相，才能判定其对错，才能决定拒绝还是接受；在不理解之前，是否对错，读经的儿童并不知道，只能盲目崇拜、盲目记诵，这不是培养明眼人，这是培养精神上的瞎子，培养盲从，培养奴隶。
三、构造未来生命比死记硬背古代经典更重要
我还反对儿童读经运动的其他理论。譬如，发起儿童读经运动的王财贵先生曾经说：小孩子“多数时间还是应该静静地读。否则出不了大人才”。这种说法是明显错误的。
小孩子正处于“理性的睡眠时期”（卢梭语，这里的理性是成人才有的那种理性，是理解“大道理”必需的那种理性）。即便是在古代，一般也是要等到六七岁才让小孩子入学。这说明，人们早已朴素地认识到六七岁以前的小孩子是不能够像成人那样学习的。遗憾的是，儿童读经运动目前已经进入了某些托儿所和幼儿园。
蛹在变成蝴蝶以前，需要一个表面看来静止的、停息的、休眠的状态。在人生的幼年时期，理性也在像蛹那样睡眠，睡大觉。人们往往会认为蛹的静息状态是浪费时间，是碌碌无为。错了。在这种表面的静息状态里，蛹悄悄地忙碌地做着建造新生命的工作。同样道理，人的童年阶段虽然处于“理性的睡眠时期”，虽然无法接受成人世界的所谓“大道理”，虽然没有做成人通常认为的所谓重要工作，但是儿童表面的幼稚下面隐藏着极富意义的很有价值的生活，那是他独立的不同于成人的生活。儿童与成人相比，有不同的天地，在他的世界中，月亮可以跟他走，一切都是富有灵性的。在这个表面看来幼稚的世界里，儿童是积极地主动地发展着的，儿童其实是探索者、游戏者、梦想者、“哲学家”“艺术家”……表面看来，儿童只是在好奇、探索、涂鸦、幻想、游戏、哼哼唱唱的、蹦蹦跳跳的，但实际上在表面的无所事事中他却做着重要的工作。成人认为这很无聊，是浪费生命。错了。小孩子其实是在悄悄地构造一个大活人，这个大活人就是未来的他自己、未来的那个成人。每个成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每个成人都是往日自己童年时的那个孩子建构、生成的，所以华兹华斯、蒙台梭利等人才提出“儿童是成人之父”的命题。儿童正悄悄地主动地大造活人，儿童读经运动却催逼他们放下大自然规定的工作而死记硬背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是死记硬背古代的经典重要，还是构造未来的生命重要？
我这里将幼年阶段理性的睡眠状态与蛹的静息状态进行类比，但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小孩子的生活也是睡眠的、静息的。就像蛹在表面的静息状态下悄悄地在襁褓中一刻不停地发育着并准备着迈向新的生命形态（从蛹化蝶）一样，儿童在理性睡眠期间也在创造着新的生命形态（主要表现在各种不同性质的智慧发育阶段，也有以其他指标划分的发育阶段，直至变为成人），只不过儿童的生活里里外外都是热闹的，但是成人独有的理性是在睡眠的，尽管它会随着儿童的成长而逐步苏醒。
四、儿童读经运动弘扬的不是优秀传统文化，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我反对儿童读经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中国人读了背了一千多年的经，也没有读出背出近代科学革命，没有读出近现代的民主和法制。“文化大革命”中扫除了四书五经，但是读经心态和读经方法并没有丢，唯“大本本”是尊，把“大本本”与封建时代推崇四书五经一样对待.致使全国上下背“语录”也发展为一种特别的“读经”运动。结果背出的是经济几近崩溃和人心普遍败坏。著名作家巴金经历过幼年的读经教育，也经历过“文革”中的背“语录”运动。他对灌输式的封建教育极端反感。早在20世纪80年代，巴金就写道：“我是受过‘填鸭式’教育的，我脑子里给填满了所谓孔孟之道……人们从来不教我开动脑筋思考，到了我自己‘开窍’的时候，我首先就丢开那些背得烂熟的封建糟粕或者封建精华。……那些填进去的东西总不会在我的脑子里起作用，因为我是人，不是鸭子。”巴金这位童年读经的亲历者的这种经验，对于儿童读经运动到底有何价值，是有益还是有害，给出了明确的显而易见的答案。
巴金还将童年读经的教训和文革中背“语录”的教训贯穿起来，呼吁儿童教育“不能再走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前的老路了”，“为孩子们着想，培养他们最好是‘引导’‘启发’，使他们信服，让他们善于开动脑筋，学会自己思考问题。真正懂得什么是伟大，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好，什么是美，他们才有可能向伟大、崇高、好和美的方面追求。听话的孩子不一定就是好学生，肯动脑筋的孩子总比不动脑筋的好。人总是不停地前进的，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地发展的。不论是人，还是社会，都不可能照一个模式世世代代不变地传下去。”“下一代不会让我们牵着鼻子走，他们一定会把我们抛在后面，因为我们常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是希望，是未来，就得跟‘填鸭式教育’决裂。未来绝不会跟过去和现在一模一样。”
儿童读经运动弘扬的不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恰恰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糟粕。我认为，这个运动对于改革开放，对于重建民主、科学、法制的中国，对于重建宽容的、包容的、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阻碍作用。我认为，读经不能救国，只能误国。
八九十年前，鲁迅就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教育对儿童的毒害，于是呐喊“救救孩子”。这个口号迄今依然没有过时。我们需要鲁迅的勇气、鲁迅的深度、鲁迅的良知和责任心。我们还是要继续呐喊“救救孩子”。
20世纪初期废弃儿童读经后，儿童读经运动曾经伴随着或复古或复辟有过数度回潮，反对儿童读经的人士提出的意见基本上是从文化学批判的角度来阐述读经对共和精神的危害的。目前对王财贵等人发起的新一轮的儿童读经运动，反对者一般还是从反对专制政体、建设民主文化的角度来阐述读经危害的。儿童读经运动的文化学批判对于认识儿童读经的危害是正确的，但是这种认识还不全面。全面的认识儿童读经运动的危害，应当从两个角度，那就是儿童读经运动的文化学批判和儿童读经运动的教育学批判，前者面对儿童读经运动倡导儿童记诵的“经书”进行批判，后者面对儿童读经的运动对象儿童的死记硬背、“填牛”理论等进行批判。
五、要从教育学批判的视角看待儿童读经问题
为什么说只对儿童读经运动进行文化批判是不够的？原因是，不能只看到经书中有封建糟粕，尽管仅仅这条理由就可以否定儿童读经运动的正当性。其实，即便四书五经全部都是古代的宝贝疙瘩，全部是真理，让儿童小小年纪背诵这些东西在教育学看来也是错误的。让小孩子从小背诵“勤有功嬉无益”，于是小孩子“多数时间只是静静地读”，甚至“头悬梁锥刺股”，一头扎进死记硬背中，什么游戏呀探索呀幻想呀涂鸦呀艺术呀，一律让路，那么小孩子们还能茁壮成长吗？还能成长为健壮的有智慧的能创造的国民吗？儿童读经运动的填鸭填牛脱离了儿童的生活，即便四书五经全部都是真理，也是不可能为儿童所接受的，它是儿童生命和生活中异质的东西，对儿童的成长有害无益。这就是儿童读经的教育学批判。
只要成人认为重要，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让小孩子死记硬背。这就是儿童读经运动的实质。儿童读经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其本身就是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但它不是好传统、好文化、好教育，它是需要摈弃的糟粕。应当说，儿童读经运动的教育学批判其实可以涵盖于儿童读经运动的文化学批判之内，不过，由于人们对读经运动已经进行的文化学批判中忘记了从教育学角度对读经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进行批判，所以我以为有必要让人们意识到儿童读经的教育学批判这一视角。
从教育学视角审视和批判儿童读经运动是非常必要的。我注意到，我过去非常尊重的，现在依然非常尊重的，一些国学大师和著名学者，包括教育学界的某些著名学者，有许多人公开支持儿童读经运动。这就说明，我们对现代儿童教育观念是非常陌生的。中国文化还没有在自己的深层结构中吸收近现代儿童教育观念。所以，我在课堂上曾多次指出，儿童教育的中国状态实际上是普遍的无知状态，这里的无知是对儿童教育的近现代观念的无知，尽管在我们中国，鲁迅、周作人、陈鹤琴、陶行知等人先后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宣传过近现代儿童观和教育观。
事实上，中国人知道对儿童读经运动要进行文化学批判的肯定不乏其人，但是知道儿童读经运动要进行教育学批判的人却不多。儿童教育的中国状态是对近现代儿童教育观念的无知状态。近现代形态的儿童教育观念还没有被中国现当代文化包容和吸纳。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著名学者支持儿童读经运动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许多没有接触过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人士摇身一变而成为教育市场摇钱树的原因。
有人说，儿童读经运动让儿童记诵四书五经，就是让儿童从小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儿童读经运动的文化学批判已经表明这是错误的。于是有的人便主张要检视四书五经，存其精华去其糟粕，取其中“科学”的东西为儿童编写“洁本”以供记诵。这条路也是错误的，让小孩子死记硬背，即便记诵的是正确的东西，但死记硬背本身是违背正确的教育学观念的，是违背儿童的本能、兴趣和成长需要的，是违背儿童成长规律的。
即便出现“洁本”的四书五经，阅读和学习它们也应当是初中以后的事情，至少应当是小学高年级的事情。少年可以阅读和学习点文言文，甚至也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背诵一点点，但是大量“背书”是有害的。正如恩格斯所说，那种机械刻板、千篇一律、毫无创造力的所谓“教育”，那种“非常可怕的背书制度”，仅仅半年的时间就会使一个学生变成傻瓜。
六、教师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改变人的天性
捷克教育学家夸美纽斯在17世纪便提出这些思想：“教师是自然的仆人，不是自然的主人；他的使命是培植，不是改变……”教师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改变人的自然天性。夸美纽斯认识到：“当孩子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他是不能够受教的，因为他的悟性的根芽离地面还太远。”夸美纽斯去世半个多世纪以后，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出“否定教育论”，要求成人在儿童教育中应当学会等待，提出儿童具有独立的不同于成人的生活，反对儿童就是小大人的儿童观，反对超前教育，反对将教育任务与儿童的天性、儿童的发展水平对立起来。夸美纽斯和卢梭的教育思想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教育学领域的重要成就，他们的教育思想开启了近现代教育的先河，迄今依然作为教育学自明的公理。后来的世界级的教育学家都是在他们所奠定的思想基础上进行教育学研究的。遗憾的是，在中国普遍存在着对这种近现代教育思想或无知或蔑视的状况，卢梭、杜威等人的教育思想受到严重误解、歪曲。我们用政治口号、教条主义以及变相的封建主义作为评价卢梭、杜威的尺度。直到现在，还有人发起、许多人支持“儿童读经运动”，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旗帜下为封建性质的教育摇旗呐喊、呼灵招魂。如果不能与近现代的儿重教育观念接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就很难全面落实。
中国儿童教育需要新思维、新文化，而这一切迫切需要对儿童教育的基础理论进行研究，需要对近现代形态儿童教育观念的“深层语法”进行研究，需要将这一“深层语法”活体植入中国文化中，植入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中国儿童教育的传统立场亟待批判和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