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嵌入性与社会性别培训——对云南妇联系统社会性别培训实践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别论文,社会论文,云南论文,妇联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0）01－0016－08
理论上的“嵌入性”概念是由经济史学家卡尔·波拉尼提出的，认为人类经济行为实际上是嵌入非经济的结构（关系）之中的。美国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将这一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并提出“弱嵌入性”概念，描述嵌入者嵌入社会关系的程度，即一方面承认经济嵌入社会关系之中与结构对嵌入者的制约，另一方面还承认嵌入过程的自主性与嵌入者作用的空间[1]。这一概念作为对事物联系状态的理论抽象得到广泛重视，已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个基础性概念。
社会性别（gender）作为西方女权主义中一个基础和核心的概念，作为社会现象分析、妇女研究的一种方法和理论，随着女权主义的理论旅行[2]，1990年代末期开始在云南省妇联系统通过社会性别培训被传播和再生产。本文试图借用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概念，对云南省妇联系统的社会性别培训实践进行分析和认识。
一、社会性别（gender）和社会性别培训的嵌入
（一）特定时空的行动者：理性的嵌入／互惠的预期
Gender概念的中国之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借助了95‘世妇会在中国召开这一重要的契机。虽然之前也有一些学者在讲习班、研讨会等场合介绍并讨论过这一概念，但真正得到民间妇女运动和官方承认与接纳，是在95‘世妇会的推动下。云南妇联系统开展的社会性别培训，从使用的教材到做培训的教师／协助者，其源头都来自为筹备95‘世妇会而嵌入的Gender、社会性别培训及行动者。
为筹备95‘世妇会，1994年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处专门增设了一个Gender的职位，她既“是筹备世妇会的，工作是Gender，作用是跨领域的……在联合国的机构内，起到一个技术支持、政策解释（的作用），也影响联合国内部的项目的负责人和专业人员，让他们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然后把社会性别这种视角带入联合国在中国的所有项目领域。”（个人访谈资料：G某某）当这位Gender觉得，自己“能做到的仅仅是一种政策上、意念上的影响”，“缺乏一个工具，来帮助我做好我的工作”，“觉得一套性别培训教材和性别培训工具是很重要的”，她便将开发培训教材和开展培训纳入联合国开发署的项目推进，立项或切入已有的项目去做，提供资金的保障，再寻找相关的资料为编教材做准备。谁来编？怎么编？教材的使用对象是谁？仅有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处Gender的需求和行动，后来的一系列嵌入是不可能发生的。于是，她通过社会网络动员并找到了6位有一定信任基础的女性，她们包括做传媒并有这方面兴趣的，对妇女研究、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有兴趣的，有社会性别与发展背景的认识或不认识的。她特别强调，精心挑选参与此次行动的人是“要让这6个人本身作为一个team（团队）来合作”。在这6人中，我们访问了其中的3位，说到自己参与的预期：在媒体工作的参与者说，对这方面有兴趣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在各自的领域里面，机构（妇女报）也好，单位也好，都在这里面，推动这个工作，而且个人比较好奇，三个东西中（参与式、发展、社会性别）有两个不知道。在妇联系统做研究的参与者认为，“自己对妇女研究特别感兴趣，有一个情结”，“有一种本体的追求，我是谁，是什么，怎么看自我”。有GAD和社会工作背景的参与者认为，自己“在发展过程中看见的那种男女不平等的状况、现状，一直都有很深的体会。作为一个女性，我自己也有这种体会嘛……。这些是推动我，一直在心里边的一种关注”，开发一个培训的手册“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机会嘛”，“是在整个洪流里面的，刚好契机发生了，就进入里面”。
95‘世妇会在中国的召开，针对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处的筹备工作和机构内工作，在北京与之相关的机构内人群中，社会性别（gender）和社会性别培训被一群人通过编教材行动付诸于实施和嵌入。
这是一种在微观层面的理性的、自我的嵌入，是基于双方互惠的预期（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处的Gender与当地参与者）的嵌入。双方互惠预期又是建立在双边关系中取得对方承认的能力基础上的，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处的Gender挑选人“要比较年轻，思想开放，有合作精神，要有一定的奉献精神和人格力量的”。作为组织者、资源提供者，她利用和建立嵌入gender与社会性别培训的社会关系能力是很关键的。正如她的自我评价：“我就觉得，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在机制内部，来找到突破口”，“我是特别善于在机制的内部做，让它真正发生变化的。我觉得我有这种能力和有这种战略眼光，strategicthinking”。为了让自己选中的人进入该“team（团队）”，她必须与这6人所在机构、各个环节有很好的沟通，“少一环都不行”。同样，当地参与者自我实现的个人特征及力量，也是十分重要的，她们“不言自明的兴趣、需求和好奇”、“有情结和追求”、“有很深的体会和心里的关注”，以及“自我”可以在其中建立联系或获得、掌握资源的能力。
当社会性别（gender）和社会性别培训嵌入云南省妇联系统时，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这种“自我嵌入”及互惠预期的再呈现。云南省妇联参与策划和申请社会性别培训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说：“男女平等，关注女性这个视角，是我们职责的那种本能”，“多一个视角来看妇女问题，能够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我们妇女，可能会使我们的工作上会更好一些”。社会性别培训项目，“能够使我们在开展工作当中，产生三个效益：一个是经济效益，主要是针对农村妇女，实际上，也是针对我们妇联；一个社会效益，观念的输入，思维方式的转变；……再一个是人才效益。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妇联干部自身素质、自身能力的提高也很显著。再一个呢，也就是农村妇女的人才培养”。“因为我们自身这种体验，所以我还是觉得应该在我们妇联干部当中，推广社会性别”（个人访谈资料：L某）。
（二）蓝宝书和培训小组：结构嵌入／网络形成
在嵌入性研究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亚历山大德罗·波茨（Alejiandro Portes）借用了格兰诺维特的弱嵌入理论，区分了理性嵌入和结构嵌入。理性嵌入表述的是建立在对对方能力信任基础上的双方互惠的预期，当双方是更宽泛网络的一部分时，就是结构嵌入，信任也会因为相互预期而增加[1]。社会性别（gender）和社会性别培训在中国妇联系统的嵌入，也是在理性嵌入的同时，进行了结构嵌入，这是中观层面的嵌入。
如前所述，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处的Gender“嵌入者”从一开始策划Gender的中国之行时就认为：“不光编教材，我们也是对培训者的培训，就是说，编教材的那些人应该是今后潜在的培训师。而且成为中国的一个培训资源”，“要让这6个人本身作为一个team（团队）来合作”。那么，这个“结构”和关系网络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们从这个team（团队）成员各自联系的状况了解到：她们之间，有原来认识的，有“原来也根本不知道某某何许人也”，有的是“慢慢走入这个领域这个圈”的，“进入gender，进入编写这个教材，就进入这个圈，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还有很多人支持”（个人访谈资料：D某）。有的参与者说，“现在回想，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很顺利很顺利的一个过程，几个人也很容易合作嘛。互相讨论啊！牵线啊！……这很重要的”（个人访谈资料：W某）。
这种特定网络的结构化，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位参与者说：“这个过程之后，我觉得给我很多很多的自信，而且呢我觉得是一帮人，我觉得特别庆幸自己找到一个事业，开始找到一个事业。那么我觉得我得到了好多，是因为我觉得不光是学术上的，还有精神上的，还有就是朋友，我觉得找到了很多朋友，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那种共同做件事的朋友……，所以就更坚定自己做这种事业的那种意义和那种热诚”（个人访谈资料：D某）。在这里，小组成员拥有新信息的机会是通过自我与其特定的网络保持一定距离的节点的弱联系而获得力量的。
当小组成员不停留在把“那个书放在架子上”，而是要“很自觉地去推动它，有目的性地去推动它”时，她们“找了有兴趣的（人）来，就开始一般的TOT（培训者的培训）”，“做完之后，希望继续嘛，就产生一个京津小组嘛”，觉得是“关键群体”的，觉得学校、高校很重要，就“把老师们拉进来做”，“做过TOT之后，支持她们去推动”，“然后又到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西安，她们刚好有一批人，很有兴趣的时候，去推一把嘛。然后也强调不同的省份里面，是不是可以给她们一些位子，让她们能够来”，“通过这个，不同的地方培训了一些主要的，如云南GAD小组”（个人访谈资料：W某）。
培训教材（培训教材的封面是蓝色，而被业内人称为“蓝宝书”。）和培训者资源作为理性嵌入和结构嵌入的“结果”，从该网络结构中产生出来了：“蓝宝书”和京津社会性别培训小组，陕西培训小组、云南社会性别与发展小组……，它不仅在已经建立的关系网中有了更大的、非重复性获取资源的机会，而且为在该结构／关系网络的各联接点之间（京津、陕西、云南乃至全国），找到控制资源流动的途径。为网络结构中的各个结点（陕西、云南、河南等地）提供资源（培训教材、培训者），嵌入的程度也是取决于嵌入者在控制资源流动上的战略定位。她们中的一位积极行动者说，这“是有一些策略在里面”的，“机会是已经存在的，有一些人，本身对这个是蛮有兴趣的，有这个要求，只是一个识别、认识的过程”（个人访谈资料：W某某）。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嵌入者在构建结构／关系网络，进行结构嵌入时，很注意“谁”是最重要的网络结构因子，而且要“能够从不同的省份”开始，对“一些比较成熟的”，还要看她们“是不是会考虑协助另外的省份，走出来”（个人访谈资料：W某某）。这种通过与分散的、关键群体、非重复的一组组联结点建立联系，并占据中间的结构位置① 的策略及其结果，并不是自在的生成力，而是嵌入者能动地在中观层面作用于微观和宏观层次的结果。经过嵌入者持续的努力，“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网络（GAD网络）”终于形成，并于2000年在陕西召开第一届年会，至今已有9个年头了，这既是一批批嵌入者自我／理性嵌入的结果，也是结构嵌入的结果。
然而，当我们进入宏观层面的分析，需要考察社会性别和社会性别培训嵌入和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系统之中较大的文化与规范系统时，不难看到，当结构（网络／关系）嵌入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叠的系统中，作用的空间虽然有所拓展，但还远远不是一个宏观社会制度的理想类型。目前，仍是按照社会活动、对gender的认识和推动妇女发展动机建立起联系的网络，是各个社会性别与发展小组与各地妇联系统，乃至全国妇联系统和部分农村、社会发展部门的联系网络。笔者在这里要探讨的是，在妇联系统中，社会性别及社会性别培训等相互联系的一系列集体行为过程是在什么环境、场域中发生？嵌入者与被嵌入者之间、规范与价值如何在持续的互动中产生？
二、嵌入者的社会性
嵌入者的社会性，主要指被嵌入者赋予嵌入者的种种社会规定性，如身份、规范、行动限度及观念等。笔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考察：
（一）从妇联的制度结构看
一方面，嵌入者作为妇女群体利益的代表者，在聚合和表达妇女利益、增强妇女政治和社会参与能力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反映不同妇女人群的发展需要，为妇女能力建设、权力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与条件，改变实际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状况，既是各级妇联工作的目标和职能，也是其机构存在的社会价值。正如妇联干部所说，这是她们的“工作”！所以妇联较容易接受追求两性平等的社会性别理论。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权力基本还是掌握在政府和党的决策部门，妇联作为群团组织，在整个社会制度结构的等级制中，它是决策部门联系妇女的桥梁、纽带，要作为妇女政治社会要求性、输入性参与的主渠道，在维护妇女权益、妇女人才库建设、妇女脱贫等各种社会行动中，要能动地为妇女群体的权利、发展而努力，提高妇女群体社会参与的层次和效能，但其相对边缘的位置很难从政策／权力源头参与，影响决策部门。但另一方面，妇女作为边缘、弱势人群，其发展状况已引起全球的关注，在国际援助项目中，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被作为优先领域得到支持。95‘世妇会之前，云南省妇联就开展了小额信贷等扶贫项目，近年来云南妇联系统开展了近300个妇女与发展的项目（个人访谈资料：L某），这一系列的外来发展项目，都要求有社会性别视角，这一方面为开展妇联工作创造了新的空间，提供了经费资源，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对妇联开展社会性别培训、输入社会性别理念的外在推动力；再一方面，嵌入者（Gender培训者）都是对妇女研究和男女平等特别关注的女性，与妇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为嵌入者发挥能动性提供了作用空间和客观条件。
（二）从妇联的话语情景来看
一方面，在飞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转型期，妇联原有的妇女理论已不能充分解释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新出现的一系列歧视妇女、男女不平等问题。一种被有些学者称为“失语症”的困扰使妇联需要一种新的语言来提出并解释这些问题，但又不至于脱离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框架[3]。于是，与国际社会接轨，与时俱进地运用社会性别来“翻译”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将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社会性别和社会性别培训在妇联系统的嵌入就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内涵和外延，也有人称之为两种话语的对接和挂钩。另一方面，社会性别作为方法论的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对于中国本土的妇女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伴随着性别文化的转型，性别差异与分化的状态，市场的选择与消费的偏好，将带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两性差距不断扩大，性别问题已成为妇女研究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是妇联系统在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虽然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妇女研究一直是热门话题，但由于缺乏社会性别视角，在价值观念和基本结论上妇女研究一直少有突破。了解和借鉴方法论的女性主义，不仅可以依据独特的社会性别视角揭示性别问题，对中国的女性和性别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而且它基于性别的、反映弱者声音的、消除了等级和权威的平等的研究模式，使农村贫困妇女、打工妹、被拐卖妇女、离婚妇女等边缘、弱势群体对女性和性别问题有发言权，对惯用的知识模式及方法论规范有了发言权。
（三）从妇联赋予嵌入者的身份及规范来看
一是嵌入者基本上都是研究和关注妇女问题的女性，与妇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赋予姐妹、伙伴的角色，妇联的制度结构是她们行动的媒介，而她们的行动（社会性别培训）也是妇联的制度结构的媒介。妇联的制度化条件（妇女群体利益的代表者等）为社会性别、社会性别培训的嵌入以及研究和关注妇女问题的行动者发挥其潜能提供了空间和各种可能性，社会性别培训效果不仅影响了参与培训的妇女，而且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与她们相关的人。但这也带来一个潜在的问题，在妇联系统开展社会性别培训的协助者和参与者都是清一色的女性，而社会性别要倡导的是两性平等与发展，在妇联培训中往往缺乏两性的对话，嵌入者被赋予圈内人说圈内话的身份和行动局限性无疑是很明显的，也很容易将社会性别问题“妇女化”（个人访谈资料：Y某）。二是妇联特有的话语情景，使社会性别在妇联系统的“理论旅行”必须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相结合，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相结合，主要精力集中在认清妇女角色、地位上，描述造成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制度和过程等，分析的链条主要是显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劳动分工和角色的性别差异、利益需求、资源分配与控制的性别差异等，但为什么要在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主流的妇联开展社会性别培训？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社会性别的异同是什么？二者缺少具体分析和对话。开展社会性别培训，只针对女性进行自我的、理性的嵌入，可以影响参训妇女觉悟、意识提升，但往往很难处理导致性别不平等的源头、制度和政策过程，这也是妇联培训赋予嵌入者的规范及行动限度。三是在两种话语对接和挂钩时，妇联干部如何“翻译”、解释Gender往往是不一样的，需要更多地从实际工作与个人体会去解释。参加过培训的妇联干部，有的认为“词语上的解释、界定呢，很多人还是不容易理解”，要“把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具体化，然后跟我们实际当中的一些问题结合起来”，“要通俗”（个人访谈资料：Y某）。当嵌入者不能回应妇联及其参与者需求并与其话语对接时，当社会性别的话语不能被理解、接受与交流时，培训遇到的阻抗就大，互动性也差，嵌入的程度更弱。
三、嵌入者与被嵌入者的互动
（一）参与性及参与性工具的运用：培训场域关系系统的构建
在云南妇联开展社会性别培训采用的是参与性方法。它既是社会性别嵌入者与被嵌入者互动的需要，也是培训场域关系系统构建的客观需要。参与性视角及其“方法论”强调参与者的态度和行为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是她们构成了培训的“主体”，她们参与的任何一种结果都是通过她们的行动才得以体现。而且，按照韦伯的说法，这样的行动通常是被参与者赋予了某种主观意义的，需要我们的理解，也需要我们给出符合参与者本意的解释。参与性培训强调的正是参与者的视角、参与者的主体性，而不是培训者／协助者眼中的社会性别。参与式培训定位于参与者的视角，实质就是定位于参与者的觉悟与赋权上，基于对参与者的尊重，要尽可能将培训内容融入参与者已有的社会实践与经验，协助她们发挥和利用其已有的知识和技能来解决个人、社区，甚至国家制度层面的性别盲点、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而不是靠专家／协助者的权威、外部的力量。参与式“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4]。
在这个理念和一系列参与性技能／工具支持下构建的社会性别培训空间和场域，不是通过强加行为来实现的，其结构形式和动力学原则将协助者、参与者都作为场域中积极活动的力量、面对面的权力运作关系来构型。场域中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争夺的空间：旨在继续维持或改变场域中这些力量的构型。一方面，置身于培训场域中的协助者是预先经历了一次对她们产生影响的重新型塑的过程（自我嵌入），另一方面，社会性别培训场域与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结构之间存在着全面的对应关系，培训过程中存在着支配和被支配，旨在争夺、控制、影响与排斥对方，以及自身的再生产机制。培训场域中这样那样的性别观念、利益差异、认知结构与社会场域总体中这样那样的性别观念、利益差异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位置上的对应关系。再一方面，培训场域构建的关系系统又独立于这些关系所确定的人群。从某种意义上说，参与者和协作者在培训中她们之所以如此这般存在，是因为有一个参与性的社会性别培训场域。人们以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和视角去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并有所转变，都是逐步完成的，伴随着培训场域的构建过程慢慢形成的。在场域关系系统的构建中，协助者与参与者的权力关系随着协助者在场域中位置的移动（是否居于中心）而发生变化：倾听参与者的经验和声音，在培训内容中融入参与者已有的社会实践与经验时，是赋权参与者的；当协助者需要强化其立场、作用空间和话语权时，积极而有所作为地影响对方，并拥有在场域中发挥作用（产生效用）的禀赋和知识，她们对场域的特有观念就在这位置中构建出来了；当协作者将社会性别仅作为一种信仰去传播、鼓动的时候，协助者占据的位置很容易将参与性仅仅作为一种策略来运用，而不是倾听参与者的声音，提升参与者的经验并将其转化为知识，协助者的话语权也容易成为一种霸权，将场域关系构建成为等级化的。培训场域关系系统的构建和嵌入者与被嵌入者的互动始终是动态的，在这里各种力量、观念、立场的差异，彼此的争斗（不仅是意义关系，还有利益关系、权力关系）、妥协是一个开放、多元的空间，也是一个产生变革的地方。
（二）社会性别意识培训：知识的传播与再生产
社会性别强调性别的核心作用，相信社会制度、组织、文化的构成中都具有无法回避的性别倾向，甚至知识的构成和功用也是性别化的。
1.社会性别知识的传播与再生产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本土化即从本土的实际需求与状况出发理解和运用外来理论，又不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是一个自我赋权的过程。有学者将其分为自然本土化和自觉追求的本土化。他们认为，自然发生的本土化是多元的，对理论的理解难免有误，而且不同立场本土化论述的背后有不同理念，需要辨析和澄清；自觉追求的本土化要纠正自然发生的本土化的差误，整合不同的解读和经验[5]。在云南省妇联系统开展的社会性别培训中，无论是自然的还是自觉的“本土化”其主要体现是：一是内容上，社会性别概念和理论的表述怎样更清楚？让参与者悟出、准确理解并接受社会性别理论和方法。协助者与参与者各自有不同的话题，这些不同的话题怎样通过对话和交流，找出某些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挑战，在培训场域中，这些相关的异同如何被凸现、如何被忽略、如何达成共识和短暂的契约（意识上和行为上的）。我们访谈的协助者对社会性别概念和理论的理解和表述各有不同，参训者中也很少有人能完整地表述培训班上所学到的社会性别概念及相关理论，理解也不相同。在传播中，有的协作者强调社会性别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导致的社会差异，有的强调是基于生理差异基础上的两性权力关系，有的将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二元对立或分离以凸显社会性别重要性，有的将性别角色的差异、劳动分工尽量通俗化、简单化。社会性别在不同的协助者／嵌入者那里，在一定的策略运作中被打造成各种各样的社会性别。在被嵌入者那里也别解成各种各样的社会性别，在知识的传播中“编码”和“解码”问的误差是永远存在的，理论也永远不可能是完成的，世界上没有单一的Gender概念的定义，它可以服务于嵌入者和被嵌入者多种多样的目的。妇联想要改变自身所处的“失语症”困扰需要借用理论。但嵌入者和被嵌入者要意识到理论所出自或被植入的不同情景的差异，将具体经验对理论的阐释放在特定时空中去把握，善于识别“本土化”诉求中的性别立场。笔者认为，如果仅将社会性别培训作为一种觉悟启蒙，那么能演变成实际行动就很有限，与社会性别理论的“源头”和“初衷”也有一定的偏离。二是在实践、操作层面和方法上，对社会性别分析框架的运用，还需要更多的本土案例，培训内容、活动设计也要结合参与者的需求，尤其是对参与者认知结构的回应需要本土化。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归纳法而非演绎法）、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传道、授业、解惑），使参与者逐渐形成一整套性情倾向，往往容易将专家／协助者的知识视为权威性的，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权威性结论，而不认为参与者鲜活的社会性别经验也是一种知识；将文本的东西、名人名言视为知识、理论或思考参照，不认为参与者个体的、动态的社会性别经验也是知识、理论和思考参照；都希望有文本资料带回去，所“获”（排除了心智的改变）与自己的时间投入成本相匹配。这种惯习或文化的积淀都影响着她们对社会性别理念、参与性方法的态度。培训时，如果不回应参与者的认知结构，不以参与者接受和欢迎为标准，过分强调参与性的工具性和活动的形式，而不是关注知识是如何建构的；尊重个人的经验，承认价值的多元；强调平等、倾听、互动、反馈，参与性的内化，会遇到更多的挑战和质疑。而且，传统学科修养越深、越有学术和社会地位的女性／男性对社会性别理念，尤其是参与性方法、活动形式的阻抗越大，这也是笔者作为协作者感受较深的方面。
2.社会性别知识的传播与再生产也是一个重新型塑个人的过程
社会性别的批判性是其突出特点但不是最终目的，对反身性和知识的情景化强调构成了社会性别最有建树的部分：倡导从女性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入手，对知识主体不断进行反身性思考，从女性作为社会和文化中的“他者”所特有的立场和情景出发，来构建知识、重新型塑个人，让被研究者／弱势群体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社会性别知识的传播与再生产的每个人，都经历了这样一个重新型塑个人的过程。
每一次社会性别参与式培训，协作者都精心设计各种参与性活动，培训场域是深思熟虑的创造行为的结果。协助者只有让进入游戏的参与者对游戏规则达成共识时，场域中的一切才有可能发生：参与者通过参与游戏，来增加或维持她们的资本，也可以部分或彻底改变游戏的固有规则。游戏者之间的力量关系状况决定着培训场域的结构。如在社会性别社会化的培训活动中，协作者往往要将参与者置于游戏空间中的位置，让每一位参与者参加进来，认识自己的社会化过程，协作者的资本（社会性别知识）价值就取决于游戏的存在并使其发挥作用，对他人产生影响，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力量。很多参与者在评价参与性社会性别培训时，都说：“增强了自信心，敢于竞争”，“要做好妇女工作，先要有社会性别敏感性”②。
四、嵌入者与被嵌入者互动的结果及思考
（一）嵌入者和被嵌入者互动的结果
嵌入者和被嵌入者互动的结果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而且是多层面的。不仅有嵌入者和被嵌入者个人的重新型塑，包括思想意识、生活和工作实践方面。同时，她们还按照自己的理解对社会性别知识进行再传播和再生产：有的第一次参加培训的时候不太清楚什么是gender，但“知道性别平等、男女平等，还有性别，再加上一点公正的东西”，“说性别平等、性别公正，从这个角度来讲、来理解”（个人访谈资料：D某）。有的“会从妇联干部自身的角度来谈，就会强调，妇女在社会发展中的一些地位、作用”，在“女性参政议政这块涉及得比较多一点”（个人访谈资料：Y某）；有的会根据传播对象是“老百姓、农民的，就用他身边他最容易接受的那种例子给他说，越通俗越好”，而且除了给副处级以上的妇女干部开会讲，要求她们“要有凝聚力，要把妇女干部推上去”外，还“更多的是要影响高层决策者的思想”，重视领导关键人物所起的作用，“注意（用）这些思想、这些理念，去影响我们周围的领导，我们周围的同事”，“政协委员开会的时候，我就要发言，因为我自己觉得，第一，我是妇联干部，我不说，他连名字都不会提；第二，我觉得，既然要说，就要在比较有份量的场合说，一般唠唠叨叨的不用说，要说就要到电视上，我才顾得上说，然后就是摄像机对着你的时候说”，“哪个方面突出（性别不平等），就讲的是哪个方面”（个人访谈资料：J某）。“在我们推进男女平等的时候，会更多地有一种从质量上的考虑”（个人访谈资料：L某）。上述一系列的现象已证明，社会性别及社会性别培训对妇联干部的嵌入已从个人的自我嵌入逐步进入与她们相关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嵌入，而且在多层面（微观、中观）的互动中，开始影响着其身边的社区／社会和相关的群体，并带来了个人、家庭、社区的局部变化。
（二）几点思考
1.在妇联系统的培训有其特有的社会性和局限性。一方面，在妇联系统参与社会性别培训的是清一色女性，往往缺乏两性的对话，“讲来讲去都是女同志”，不仅缺乏与妇女权利责任的承担者的对话，也缺乏对男性观念和行为的深刻分析和影响。一位参训的妇联干部认为“性别意识应是双方的，不应该只是女的”，“现在从事对性别意识的宣传，它的宣传面太窄，它的渠道太狭小，它就是通过我们这一条线啊”，“其他一般来说，接触不到，哎！接触不到”，“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力不从心，为什么？我们妇联是群众团体，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那个纽带和桥梁啊，也不是那个直接的，纽带也还有其它非功利的，可能那个纽带就不起作用”（个人访谈资料：J某）。另一方面，社会性别和社会性别培训的嵌入是在特定的培训场域进行的，仅有妇女理性的／自我嵌入和对妇联系统的结构／关系嵌入，不足以挑战强大的、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尤其是无法处理那些造成性别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制度和过程。
2.社会性别的嵌入不仅有空间，而且取决于嵌入者的能动性和策略性。一方面，弱嵌入理论提示我们，嵌入者作为社会行动者并非是机械的被外力推来扯去的“粒子”，在妇联系统的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嵌入者作为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承载者，而且基于她们的轨迹（批判性和宽容性）和她们利用自身所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可以能动地寻找到培训场域与整个社会场域相对应的关系和作用空间，采取积极行事的倾向，要么维持现有的权力关系、资源分配格局，要么局部突破，甚至颠覆它。社会性别及社会性别培训在妇联系统的成功嵌入也证明了嵌入者发挥能动性的作用。但嵌入者不能仅停留在微观层面的自我嵌入和妇联一个系统中观层面的结构嵌入，还要寻找对制度、文化等宏观层面结构嵌入的途径和策略。社会性别关系、社会性别制度本身就是一项社会实践建构活动，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应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行动和倡导。另一方面，政治体系和主流话语中存在的民族、阶层、年龄、城乡等多种因素，客观上增大了主流话语中的异质性和边界的可渗透性，在妇联、党校、政府系统内开展针对各种人群、尤其是制度的动力结构系统的决策者的社会性别培训，创造一个个场域，并将其构成一个个潜在的、开放的、动态的空间，实际上也是为社会性别的嵌入、社会性别与其他场域的争夺提供了实践和建构的突破口。社会性别理论与主流文化的“男女平等”、“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有一定的耦合性时，不仅有政策、制度的作用空间，社会性别的“立场”的空间也可以策略地起一定的支配作用：讲两性权利平等和男女不同的需求和利益，科学发展是以男人／女人为本、有钱的强势人群和贫困的弱势人群为本的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发展中男人／女人的和谐与不和谐问题，民主政治发展与妇女参政问题……，这些都是策略。虽然嵌入的程度仍然是弱的，但妇女解放的前提正是“以集体的方式真正地把握支配的社会机制。这种支配的机制妨碍我们正确地理解文化”[6]。
3.社会性别嵌入面临的主要挑战。一方面，社会性别理论如何与中国的、各地的社会文化相接轨？如何与中国主流文化批判性、策略性地对接？这是需要有更深入的研究以回应的。参与性社会性别培训作为社会性别理论嵌入、尤其是自我嵌入的一种方法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有效性，但也有局限性：一是培训场域构建的时间成本相对较大，参加培训的人数往往不能超过30人，对更多需要参加培训的人难以回应；二是在有限的培训时间内，很难将社会性别理论的核心、社会性别的批判性、反身性和知识情景化等融为一体，让参与者充分理解并接受；三是培训场域与社会场域的对应和直接相符关系如何处理得更好，目前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有效方法，往往在培训场域中激发的心智变革在培训结束后，回到社会惯习的结构中很容易被削减。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被嵌入者的培训效果及后续行动的跟踪和支持，很难使被嵌入者继续致力于社会性别知识传播与再生产，在与各种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和制度力量的较量中进行历史的行动。再一方面，社会性别的嵌入如果一直缺乏男性的参与和对话，缺乏对男权文化制度嵌入的战略考虑和行动，如此，社会性别从弱嵌入逐步进入主流是否将面临很大的挑战？
收稿日期：2009－10－25
注释：
① 罗恩·伯特将这个位置称为“结构空挡”，即结构中其他方要通过它才能享用这些资源。参见托马斯·福特·布朗《社会资本理论综述》，载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参见“云南省妇联第二期培训报告”。
③ 参见“TOT培训协助者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