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场遗风与改造运动交织的暧昧历史——重读《上海的早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场论文,遗风论文,上海论文,暧昧论文,早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8)06-0091-07
由于上海在乡土中国的特殊地位，近年来，有关上海及上海文学的研究渐成热点。然而综观这方面研究，它的不足也是颇明显的，这就是往往泛泛地将其纳入中西现代化的百年进程中进行考察，忽略了它在建国后十七年特别是建国初被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历史及其复杂性。也正因此，无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大潮还是在近些年勃兴的都市文学研究热中，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①等叙述此段上海历史的作品受到了冷遇，其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有感于此，本文拟从改造的主题、新人的形象、空间的叙述三个方面，探讨《上海的早晨》是如何按照当时流行的革命意识形态展开对1949至1956年上海及上海资本家改造的描写的。在社会主义文化视域中，这段洋场遗风与改造运动交杂混合的历史，并非如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都市感性与革命理性的交织构成了这一时段上海历史书写的暧昧性。
一
《上海的早晨》是周而复根据建国初期的社会生活和自己的亲身实践，贯彻中共中央意图创作而成的。上海解放初，周而复历任中共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和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参加了“五反”运动、民主改革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工作，有机会经常接触民族资本家。作为一位有相当职位的官员作家，他十分赞同毛泽东在1949年的一个报告中对资本家既利用又改造的有关论述，并将它贯穿于《上海的早晨》的创作始终：“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另一方面，也“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②，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国内基本矛盾。③在这部煌煌四部头、总计近两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周而复“揭露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揭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形象地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弃旧图新，为人民服务，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其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④无疑，这是一次主旨明晰的宏大叙事的尝试。
新中国成立初，中共中央在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不断地限制、压缩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存空间，最终以赎买的方式对其实施社会主义改造。这自然会遭到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家的抵抗。在《上海的早晨》中，汤阿英、余静、杨健等人与徐义德、朱延年、马慕韩等民族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不是一般的矛盾，而是社会主义改造与反改造的严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新生的红色政权依靠工人阶级，分化瓦解了资本家的攻守同盟。它不仅牢牢掌握了改造的领导权，而且在精神思想上也占据绝对的优势。全书通篇而下，分两个层面进行叙述：一是描写刚刚接管上海的新政权对资本家的利用、限制和斗争，另一是表现对他们的团结、帮助和教育，使其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在第四部中，小说主人公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在历经抵抗、怀疑和反复后，最终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改造者的逻辑，认为自己是剥削起家而非勤俭创业；他那原本不学无术进而偷盗犯罪的儿子徐守仁也在新政权的教育下走上正路，展示了革命意识形态对资本家及其后代的巨大影响。
改造资产阶级是和改造城市联系在一起的。“上海这座作为半殖民地中国资产阶级现代性缩影的城市”⑤，其灯红酒绿富有魅惑力的夜晚如何与朝气蓬勃的共和国“早晨”这一新的起点接轨？周而复将该书题名为“上海的早晨”，表达了他将上海纳入社会主义文化构想的高度自信和自觉，寄寓着他对整个民族命运、国家设计的现代想象。按照毛泽东的文化理论，民族资产阶级属于广义的人民的一部分。⑥因此，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城市不是采取简单批判或打倒的政策（苏联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的是没收的政策），而是纳入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体制中进行和平赎买和改造。的确，作为曾是城市主宰的一个特殊群体，民族资产阶级能否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一个元素，这对以农村包围城市、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课题。早在进城之前，毛泽东就明确告诫：“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⑦。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无形就超越了“工人阶级决定论”思想。当然，毛泽东也指出：在新的“劳资关系中，应当依靠工人阶级，而不是依靠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不能依靠的。”⑧毛泽东把重点放在城市，并不是让城市成为主角，而是为了改造城市，使之成为无产阶级的大本营。在接管上海的工作中，“按其进程大体分成接收，管理，改造三大步骤（或称三个阶段）。”而改造阶段的特点是“政务、军事系统的各个部门，均按照老解放区的军政制度，进行全盘的彻底改造”。⑨可见，“按照老解放区的军政制度”、“老解放区”的价值观念来改造城市，是改造最终的目标。“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⑩如此这般，这就不能不使以世界性、物质性、消费性为特征的上海在解放之后的城市形象，面临极大的尴尬。
与毛泽东本人国家工业化愿望密切相关的是国有化运动的势不可挡。《上海的早晨》书写的是建国初期上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段新旧并存的特定历史。随着“三反”、“五反”运动、民主改革、公私合营进程的逐步深入，50年代前中期都市的面貌、功能发生了相应变化。另一方面，这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因超越了左翼文学习见的剥削／被剥削模式，而显得不同寻常和富有意味。实际上，它已涉及以前被遮蔽了的工人阶级改造身份和管理身份错位的问题。周而复在揭示改造主题时正视城市新主人的历史局限性。在他笔下，无论是思想先进的工人，还是领导者，他们都无法挑起管理现代企业的重任。正是注意到城和人之间这种复杂的状态，《上海的早晨》方能为我们展现建国初期上海的真实图景。
当然，周而复对城市的态度并非如左翼文学那般恐惧或排拒，即使在城市空间被政治意识形态渗透所剩不多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完全遮蔽城市生活富有诱惑力的欲望形态。大世界、七重天等娱乐场及舞女的炫目多姿透过革命者的视角获得更为淋漓尽致的展现。作者并不回避改造方自身的问题以及由此加剧的改造的难度。史料显示，解放初上海有些党员干部不习惯城市生活，要求调离；有些享乐腐化，闹等级待遇。革命者对城市紧张、疏离或被同化的两极尴尬，映现了他们以惯常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应对城市多元文化形态，尤其是应对物欲挑战的主体性缺乏的焦虑。
作为革命队伍内部被城市欲望俘获的反面典型，张科长发挥着有力的警示作用。革命者如果不能成功地远离诱惑，就有被资本家拉下水的危险。坦白后的张科长不再出入大上海，也就难以判断他是否获得对被资本家腐蚀的免疫力。无产阶级所要求的大公无私品质使他不敢面对哪怕是正当的个人欲望，一旦压抑机制失效，后果就不堪设想。由此，我们看到，在改造城市的过程中，原来雄赳赳进入上海的革命者成为焦虑的主体，他们小心翼翼地与城市保持距离，对资本家心存顾虑，担心与之打交道会丧失立场或被怀疑审查。他们不敢深入城市的内心，那是比严刑拷打更难直面并经受的考验。因为这个缘故，这就造成了小说有关改造主题的自我矛盾和抵牾：一方面，它按照当时的理念批判并改造资产阶级及其所在的现代都市上海，从而受到了包括周恩来、陈毅、李维汉和杨尚昆等中央负责同志在内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11)；另一方面，处于被批判和改造位置的资产阶级及现代都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虽然遭受强迫性的打压，但却又在字里行间隐秘地生长出来，构成对作者最初写作意图的背离。那些显性文本与隐性文本复杂交叠、构成张力的地方，恰恰是周而复作为文人和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思想的悄然显形之处。这说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虽然重要且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由于它已逸出纯政治意识形态的疆域，而涉及到现代性方面的内容（现代都市下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因此，其改造本身及其过程充溢着某种二律背反的因素。这是《上海的早晨》不同于同样写改造的《创业史》（对“地富反坏”的改造）等农村题材作品的独特的地方。“上海昔日的繁华象征着某种真正的神秘，它不能被历史和革命的官方大叙事所阐释。”(12)于是，当作者以批判的眼光进入对徐义德等资本家和赖以生存的上海风情描述时，被批判否定的东西竟呈现如此顽强的生命力。这大概是作者没有想到的，也是这部政治化色彩甚浓的长篇巨制与“新感觉派”以及张爱玲、苏青等“海派”作家潜在对接，并且是最出彩之处。
上海曾经的开放意识、海派作家的写作经验以及周而复的感性体验（周而复不仅在上海解放初担任过统战部的领导，而且还在上海度过大学时光，亲历上个世纪30年代“十里洋场”的旖旎生活），为作者上述的宏大叙事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源，使之在祛除日常世俗的同时又对之表现一定程度的留连，呈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在获得独立的特定历史阶段对物质、资本的复杂感受。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整个百年上海的文化现代性进程中，周而复扮演了一个上连茅盾等左翼叙事、下接王安忆等先锋叙事的中间角色，起着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
二
上海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也是无产阶级力量最强大的地方。他们彼此的矛盾关系，不仅演绎了全书的改造主题，同时也成为作者塑造城市新人形象的前提和基础。这里所说的新人，首先当然是指杨健、余静、汤阿英等先进的城市无产者。由于负有改造资本家及上海这座香艳的城市的任务，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这些人几乎是没有私欲的。工人领导杨健、余静一出场就不同凡响。工人汤阿英的成长过程在作者不断的修改中被抹平了，甚至本该出彩的爱情描写，由于发生在工人及其领导之间，也显得平淡。杨健和余静的结合讲究先后次序，强调忠贞的道德观。至于汤阿英，她没去上海前遭地主强暴近两个月不敢告诉父母的情节在1962年及之后的版本中被删除了。另一个工人管秀芬同时被两个男人追求，这种一女两男的模式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农耕文化，融进现代城市的特征，却依然和市民精神无缘。管秀芬是工人当中最爱漂亮的，但工人的身份使她的描写不能不受到限制。最起码就不能穿旗袍，不能有出格举动，否则就有损新中国工人形象。
有意思的是，尽管作者按照当时流行的理念书写政治学意义上的工人形象，但可能是生活的逻辑在起作用，他笔下的工人还是程度不同地隐含了市民的成分。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他们与资本家的斗争是以生活水平的悬殊作为参照。如诉苦会上秦妈妈的发言，她最具煽情效力和激发工人斗争意志的是拿工人阶级苦难生活与资本家作对比。(13)换句话说，工人的生活表面上只有阶级斗争，斗争的号召力却来自对改善劳动、生活条件的期许。巧珠奶奶住在漏雨的草棚棚里时，最希望的是什么时候能有一张吃饭的桌子。当家里添置了一条花布床单、一张小方桌、一只木制衣箱，并且墙泥笆不再漏风，还被刷了白粉，她乐滋滋地听着秦妈妈的惊叹和赞美。后来部分工人有组织地搬进工人新村，虽然他们对先前自然形成的棚户区关系有所留恋，但也沉浸于居住条件改善的巨大喜悦中。即使是后来成为工会副主席的汤阿英，也在全市公私合营大会上穿着崭新的紫红对襟棉袄和蓝色咔叽布西式女裤，头发新烫成波浪式，这身类似资产阶级女性的打扮在叙事上显得突兀，却由此透露出城市文化的影响力。青年工人中陶阿毛最接近市民形态。在他明里拉拢工人、暗里为资方帮忙的过程中，表现出对于物质、金钱、美食、性的直接的热情；在他追求管秀芬若即若离、以退为进的策略中，显示了他的心计和世俗性。
苏北行署卫生处张科长是从乡村来城市办事的有待改造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掩卷挥之不去的是他在上海招待所悄悄试穿新衣新鞋，在大世界照哈哈镜，在七重天和舞女跳舞的镜头。他对上海“温柔乡”从不适应到被诱惑的故事写出了现代都市生活所激起的人性欲求，并表达了作家的另外一种文化忧思：改造和被改造是双向的，工农干部在进入城市以后有可能被城市同化。改造者反被被改造者改造了，这充满了历史的荒诞感。妙在作者写出了这种欲望的合理性。在拒绝福佑药房经理送的衣服和鞋之前，张科长悄悄试穿过，发现合适还很讶异。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他们从拒绝到溶入的过程惊人相似。
资本家是另一类特殊的城市新人。由于所处的被改造的位置以及与旧上海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与工人的冲突属于敏感区，以致两者之间局限于阶级营垒对立的单一关系。作者主要展开的是资本家内部冲突和改造运动对他们生活、思想的冲击，从中展现了资本家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见利忘义的价值观念、实用主义的伦理道德以及现代都市欲望的诱惑力。
徐义德代表了资本家中大多数的中间派。他在解放前夕设立了三道防线；解放后，为了对付工人和获取经济情报，他派陶阿毛混进工会并让梅佐贤贿赂驻厂税务员。“五反”开始后，他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以没有资金为由企图停薪停伙停工。“五反”过关后，他又迟迟不补交税款，而抛出增加工人工资的“升工”办法，不露声色地将工会置于工人的对立面。最后，才不得已地加入公私合营。小说初稿叙述在全市公私合营以后，徐义德兴奋回家的高潮中结束。作者后来补写徐义德想到企业不再完全属于自己，情不自禁地发出“我们该休息了”的感叹，流露出惋惜、痛心、无奈的心情。就此而论，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与王安忆的《流逝》颇为相似。不同的只是，在王安忆那里，资产阶级即使被打倒却依然保持精神上的超然和优势；而周而复所写的资本家，代表的是一个阶级哀伤地退出历史舞台。在男女关系上，徐义德与《子夜》中的赵伯韬也有很大的差异，他不是见女色而颠倒的人，倒更像在事业上有巨大野心的吴荪甫，他的痛苦更多表现在物质资产问题上。他的大太太徒有名媒正娶的名分，二太太为他生了儿子，他真正有点喜欢的是三太太，但这位三太太为了填补空虚无聊和冯永祥调情，徐义德怕得罪这位工商界的红人只好假装不知，徐义德自己在外面和江菊霞调情只是为了事业的发展。即使调戏弟妹马丽琳，也不过是他生活的一个点缀。同样以资产阶级为描写对象，《上海的早晨》几乎没有具体的情欲描写或色情场面，更缺乏《子夜》中吴少奶奶珍藏雷参谋的书和枯萎的白玫瑰一类的细节。周而复无非想说明资产阶级没有爱情，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朱延年与徐义德相似的地方在于，物欲大于情欲。在对物质的占有欲上，朱延年较徐义德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图钱财和发妻结婚，后耍流氓手段离婚。他贿赂诱骗张科长，以假药应付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为了“五反”过关，让继任老婆勾引“五反”积极分子。事情败露后拒不交代而被判处死刑。另外，与农村题材小说中没有“好地主”不同，周而复塑造了“红色小开”马慕韩这一进步资本家形象，不过，对其思想性格的发掘不够深入。相比之下，倒是“帮闲”冯永祥以消息灵通、风流倜傥而独具个性，颇引人注目。
考察《上海的早晨》中的新人和城市的关系，不同于之前的“新感觉派”或茅盾常常通过摩登女人这一欲望和被消费对象作为现代上海的符号；也不同于之后的王安忆往往通过想象旧上海女性在新中国的境遇表达上海市民社会的民间立场，以及卫慧、棉棉等通过“身体写作”的“新新人类”表征上海的商业化和享乐化。至于同期的一些创作，如熊佛西的《上海滩的春天》在表现资产阶级所经历的特殊道路时，其转变过于迅速、彻底。柯灵的《不夜城》涉及资产阶级改造运动与其家庭关系的互动。羽山、徐昌霖的《东风化雨》侧重描写资本家在旧上海的挣扎求存和对新城市的打量迷惘。吕兴臣的通讯《南京路上好八连》与沈西蒙、吕兴臣等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取材相同。前者，战士们被高楼大厦、戏院商店、电车霓虹灯吸引的高兴劲儿与指导员的沉重心情恰成鲜明对比，他们以勤俭克己的作风保持了革命传统；后者则发展了由《我们夫妇之间》受批判事件表现出来的进入城市的革命者对于城市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深刻疑惧。而艾明之、胡万春等一批上海作家，热衷于反映工厂变革新气象，往往带有通讯报道的特征。周而复同步书写的“上海”，不单是官方意识形态的革命场所，旧上海的历史记忆复活于一种情调，一种气息，一种挥之不去的场景，一种真实具体的存在，同生活其中的人发生关系。从苏北第一次来上海的张科长，无法隐藏内心深处的新鲜、好奇、喜悦感，在他飘钱欲仙的时候，也就不知不觉地放松了对这个“迷人的地方”的警惕。面对上海，无产阶级要么堕落，要么排拒，要么在改造城市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城市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工人穿着上的日益整洁得体。而资本家就与“上海”的精神有一种天然的契合，尽管他们被强行纳入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宏大叙事之中，我们却依然能感受到都市生活泛意识形态化的牵强和被悬置的感性欲望。
三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对二三十年代灯红酒绿、浮华奢靡的老上海的怀旧热，与上海当年作为远东第一大城市的辉煌历史有关。“1930年，上海已成为拥有300万人口的大城市，经济实力位列世界第四，成为举世闻名的‘东方巴黎’。”(14)“到1942年，上海经过了早期的人口膨胀和物质扩张后，无可争议地崛起成为中国贸易、金融、生产、消费和娱乐中心，并成为远东最重要的都市。”(15)上海流光溢彩的往昔形象随着解放大军的汹涌而至，来不及被完全置换，“不但留下了难以计数的花岗石银行大楼和花园洋房，还留下了它们所培养的生活方式和日常趣味”(16)。革命者进入繁华旖旎的上海，面临着克服农村生活习惯、加强城市生活常识教育的问题，不能说他们对城市没有疑虑和恐惧：“在上海你随便进入人家，就可能被人弄死。所以，我们进城后越小心越好。”(17)在这种心态支配下，难免出现两种极端，正如周而复在《上海的早晨》中所写的：一是如苏北来的张科长沉沦都市；一是正统的无产阶级与“霓虹灯”隔离。无产阶级活动的空间封闭单一，基本上被局限在工厂所在的城乡交界带。工人被固定在单调的流水线上，除了和资本家有些接触，远离市声。当工人代表参加在中苏友好大厦（原哈同花园旧址）召开的全市公私合营大会，作者所着力描写的红日东升、红旗飘展的景象很难体现所处的繁华地段特征。管秀芬去江宁路的美琪看过电影，作者没有点明位于江宁路和北京西路交界处的美琪影院距离南京西路很近，但从一开始就对她没什么好感，一直不让她入党。小说描写沪江纱厂工会办公室内是高低不平的泥土地，徐义德后来坐三轮车去厂里，沿途有田野、住房、工厂，可以想见工厂位置之偏。中共长宁区委会会址虽是遗留下来的老式英国洋房，会客室内“两张弹簧已经松了的破沙发，紫红色的沙发套子已经破了，特别是扶手那儿破的厉害，露出黄嫩嫩的草。”以中共的简朴，是不会自己购置沙发的，而洋房的前主人留下来的沙发“破的厉害”，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初占城市的胜利者出“洋相”的一些史料，如他们把红地毯剪成打地铺的垫子、剥掉头等火车座位上的漆皮等。在无产阶级活动的场所，多的是自然景致而非都市特征描写；有新房、学校和公共汽车的工人新村自然成了唯一与工人有关的“奇妙的新兴城市”。
对无产阶级的空间叙述不仅表现在革命者生活在远离繁华市区的地方，还表现在会议空间的话语化、家族空间的阶级化和娱乐空间的狭窄化。一、会议空间的话语化。大多通过工会主持的中共会议，如向工人阶级传达精神，表现为话语的言说；如斗争资产阶级，表现为话语的暴力；若是诉苦会，表现为话语的煽情；而由双方共同召开的工作会议或互助互评会议，则表现为无产阶级话语的优势。“余大妈摸着余静的头，喜悦地说：‘你们这般孩子讲话动作都象是在开会。’”余大妈的话虽是“喜悦”地说出的，却道破了实情：无产阶级工作生活、举手投足都像在开会。会议本该是各种观点聚焦、矛盾争锋、利益纠结的场所，无产阶级却由于不允许私利存在而使通过会议空间展现的形象趋于单薄。二、家族空间的阶级化。工人阶级横向的家族关系不被展开，他们在城市里没有血缘意义上的亲戚。城市底层平民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个人情感已被革命大家庭的阶级关系粗暴替代。正如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表达的，革命同志关系不能让人摆脱无根的漂泊感，她不得不上溯母亲的家族来寻找精神依托。在《富萍》中，富萍可以凭借亲戚关系“从‘淮海路’到‘梅家桥’”自由出入，尽管她没有能力实现个人物质欲望，但这并不代表她不可以用眼睛观看和用心灵去感受生活的原生态。三、娱乐空间的狭窄化。工人少有个人欲望，他们的娱乐活动被公共化了。作者对此经常以概述的方式一笔带过，偶尔细描也难精彩，如工会俱乐部里人们围观谭招娣扭秧歌的场景，让人觉得缺少色彩和味道；作者不像在欣赏，更像在做技术说明。总之，无产阶级缺少私人化的活动空间，很难展现个性。当作品不能体现“这一个”，某种意义上也就不能体现“这一类”。作为城市新人的工人形象塑造的难度可想而知。一方面，无产阶级的身份规定了他们和“十里洋场”之间的距离，作者不得不把他们从整个都市里面剥离出来；另一方面，作为城市新人，他们如果和上海这座现代都市的情调、和市民没有一点关系，势必成为抽象的概念。由于政治原因，上海这座城市的个性，其生活方式和精神方式，在正面人物身上，只有不易察觉的零星火花；在所谓落后的老市民和反面人物身上，也只有部分的寄植。作者用这种方式呈现了工人和市民之间的对接。
这正是建国初期上海最真实的两面：革命与浮华并峙。表面上资产阶级被批判；然而旧上海的生活情趣仍然顽强地从宏大叙事中显露身影。只要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上海的早晨》中“南京路”成为繁华旧梦的隐喻，小说中绝大多数高档消费场所和标志性景观都位于南京路附近，如大世界、永安公司七重天、五层楼、老大房、荣康酒家、百乐门、美琪、新雅粤菜馆、华懋大厦、水上饭店、莫有财厨房、二十四层的国际饭店以及电车、外滩等。小说中难得有一段两个出身纯正的工人在中山公园初次约会的抒情描写：“从黄浦江边吹过来的微风，掠过树梢，吹拂过水面，平静的水池漾开涟漪，圆圆的月亮和圆圆的灯光仿佛在水中喝醉了酒，摇晃着。映在水池两边的树的倒影，也轻轻摆动。公园里各色各样的花朵，徐徐吐露着芳香，给微风一吹，四散开来。”这里的“微风”被说成是从相距甚远的“黄浦江”吹过来的。与《霓虹灯下的哨兵》一样，南京路向来被视为资产阶级“香风”的发源地。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作者为何舍近求远，让“微风”来自黄浦江而非吴淞江(18)，他在潜意识里实际上是把所谓情调和南京路一带的奢华联系在一起。正如萨特所说：当我欣赏一处风景的时候，我很明白不是我创造出这处风景来的；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没有我，树木、绿叶、土地、芳草之间在我眼前建立起来的关系就完全不能存在。(19)“正是在想象力的作用中，原先对于物质事物的那种经验印象，已经不自觉地沿着超验的方向意象化了。”(20)以南京路为代表的繁华意象又常常被置于霓虹灯的夜景中，更添光彩。即使是白天，作者也喜欢渲染一种夜的氛围。夜，一旦和上海联系在一起，寂静黑暗的底色就被涂上繁华喧嚣的醉生梦死，令人想起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周璇的《夜上海》：“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乐声响，歌舞升平。酒不醉人人自醉，胡天胡地跎蹉了青春……”。奢华夜景恰恰是周而复捕捉到的上海最迷人的一面。浮华旧梦，寥寥几笔如白先勇的小说，无论是借此表达改造主题还是抒发今昔之感，它都成为最鲜明的印象笼罩全篇。
周而复以南京路附近象征上海的繁华，并非意指当时的淮海路赶不上南京路。他没有写淮海路地区的华懋公寓，而虚构了南京东路的华懋大厦；也没有像陈丹燕在《慢船去中国》中用很大篇幅描写红房子西餐馆（当时叫喜乐意），对此他只字未提，只是对这条曾是法租界、以各种高级消费商场和花园洋房而闻名的大马路一笔带过；而进入对这条路上或附近的“徐公馆”(21)和“星二聚餐会”(22)等家居生活、内部设施的详尽描绘，恰恰透露出这一带的主要特征：自法国人以来的热衷享受的优雅和精致。作者借此突出的是上海与繁华并置的世俗的特征。
相对于工人狭仄单一的生活空间，资本家的生活空间则是自由开阔的，这使资产阶级将“南京路”的浮华和“淮海路”的精致融于一身。对资产阶级的空间叙述还体现在他们会议空间的生活化、家族空间的血缘化、娱乐空间的多元化。一、会议空间的生活化。无论是场所布置还是聚餐会一类的形式都呈现出某种家居形态。“星二聚餐会”的会址原来是一幢相当宽大的花园洋房住宅，里面专门有餐厅、客房，布置得相当生活化。被解散后，他们又在新雅粤菜馆、徐公馆和莫有财厨房聚会过，后来成立了棉纺同业公会联谊会，阅览室、文娱室、浴室、休息室设备齐全，雇有厨子。他们开会一般边吃边谈，放松的形式提供了一种聚会的空间；而内心的较量同时使会议成为小说的情节展开方式。由于同属一个阵营，他们每次聚会都有集中的议题，为了共同的利益抱成团；同时，又通过拉拢、算计、借他人之口等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资本家个人生活的世俗、个性的精明得以充分凸显，让读者不觉得在开会。二、家族空间的血缘化。作者以朱延年和徐家的关系展开都市内部的血缘关系，徐义德和三房太太之间则借用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围绕财产的一男几女模式，又在和情人的关系中超出了传统的伦理道德。三、娱乐空间的多元化。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娱乐场所被逐步取缔。作品中资本家的活动场所从舞厅、聚餐会到联谊会的变化并非实质性的，其家属的娱乐场所电影院、书场等也贯穿始终。她们喜欢听说书、评弹、越剧、京剧，欣赏的是《西厢记》、《白蛇传》而非《白毛女》。她们的文娱活动不受解放区文艺传统的影响而呈现出丰富性特征。
由于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对上海的感性体验，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周而复很容易与资产阶级的审美情趣产生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中的李克就是周而复的投影。这里之所以如此，并非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重新回到城市后变坏了，而是在于他们身上原有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情调又从长期被革命压抑的沉潜状态中苏醒。虽然周而复是个革命者，但革命更多以理念形式进入创作，所以他和革命有些“隔”。他用革命的眼光打量这座城市，要表达的本是对革命的想象和诉求。但由于缺乏内化和有效的艺术转换，所以，都市的另一面——感性和风情在被批判否定的形态下依然是那样的“蛊惑人心”。革命与浮华的双重变奏主要通过对都市空间的叙述来实现，而都市空间不仅仅是人物活动的舞台或背景，还包括由此建构的观念与生活。苏北张科长跨进上海七重天舞厅的第一步就预示了他腐化堕落的命运。“如果这儿是机关内部，他早跳的浑身大汗了。”虽然在机关舞厅跳舞缺少点情调，让人联想到锻炼身体，但却不用担心来自情调本身的危险性。周而复对此类场所的批判立场是很明显的。而到具体的场景刻画，舞厅是如此曼妙迷人、大世界是如此神奇美好，人物是如此沉迷其中，完全没有“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物质文明同时带来的罪恶以及人物颓废、绝望的悲感体验。由于政治、历史的强力介入，《上海的早晨》指向改造“胜利”的结局和宏大的创作意图，主要是凭藉对城市景观、世俗生活的描绘提供的可读性来完成的。由此，周而复对摩登上海的批判和沉迷的双重姿态也就不难理解。批判，是主流意识形态赋予他神圣的理性使命；沉迷，是上海自身魅力激发他潜在的感性体验。今天重读这部作品，真正打动我们的似乎是后者而非前者。周而复在革命意识形态中心话语规范下的“暧昧”的上海历史的书写，由此也呈现出它的特殊意义。
注释：
①《上海的早晨》共分四部：第一部于1952年夏开始创作，1954年3月完成初稿，1957年11月完成修改稿，1958年全文发表于《收获》杂志第二期，1958年5月出版。1961年7月完成第二次修改，1962年2月再版。1979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新1版。第二部于1954年春开始创作，1956年9月完成初稿，1962年9月至10月在《北京晚报》3版选载部分章节，同年12月出版。1979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新1版。第三部于1957年春开始创作，发表于《收获》杂志1979年第1、2期，书稿出版于1980年2月，但它的初稿完成于1965年，修改稿完成于1976年10月。第四部1979年冬在《新苑》文学季刊发表，书稿出版于1980年12月，但它的初稿完成于1966年前，第二稿完成于1976年11月，修改稿完成于1978年4月。从写作和出版的年代来看，这部小说延续了20多年，但综观全书，其主要人物和基本主题保持了连续性，因此本文将它作为一部完整的作品来论述。本文引用的《上海的早晨》原文，凡第一部、第二部分别出自作家出版社1962年2月北京第2版、1962年12月北京第1版，第三部、第四部分别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2月北京第1版、1980年12月北京第1版，均不再标明出处，不同版本的引文另外标明。
②③⑩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1433、1428页。
④参看二十二所院校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转引自《周而复研究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312页。
⑤(15)张旭东：《上海怀旧——王安忆与现代性的寓言》，见《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8月版，第299、300页。
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5页：“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⑦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1948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5页。
⑧毛泽东：《关于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1949年12月4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
⑨(17)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接管上海》（下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0页。
(11)参考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
(12)李欧梵：《上海，作为“香港”的“她者”》，《读书》1999年第1期。
(13)参看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北京新1版，第227-228页。
(14)王文英：《时光为何倒流？》，见《上海酒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16)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18)参考《上海市市区图》，地图出版社1956年版，当时的中山公园位于吴淞江边，而离黄浦江很远。
(19)［法］保罗·萨特：《萨特文学论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20)徐岱：《基础诗学——后形而上学艺术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21)依据《上海的早晨》第四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北京第1版，第31、252页，判断“徐公馆”位于淮海中路。
(22)参考《上海的早晨》第二部，作家出版社1962年12月北京第1版，第112、132页，可知“星二聚餐会”会址在思南路，而思南路较短，又与淮海中路相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