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工业化时期欧洲乡村的儿童劳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乡村论文,时期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20世纪初，工业革命以来的儿童劳动问题就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并随研究的深入取得丰硕成果。①然而，工业革命以前的儿童劳动问题，却未得到系统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为代表，②“儿童”或“童年”开始成为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③以此为契机，前工业化时期儿童劳动的相关问题开始进入学者视野。④60年代以来，这一主题被置于区域、国别或特定人群等视角下加以探讨。大卫·瓦斯伯格以16世纪西班牙农村未成年劳动者为研究对象，指出在当时劳动是未成年人为未来生活所做的准备工作和融入社会的主要方式。⑤大卫·尼古拉对中世纪后期纺织业较为发达的弗兰德尔地区青少年劳动研究的结果显示，乡村儿童的职前训练(pre-professional)远不如市镇儿童。⑥丹麦学者西门顿以少女群体为研究对象，指出女童在成婚前，通过做契约佣人(contracted servant)或者直接做雇工的方式培养持家能力和道德品质，并置办一定数量的嫁妆。⑦在整合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考察视野由个别国家、区域拓展到欧洲，试图从宏观上对前工业化时期欧洲乡村儿童劳动现象及其特征加以把握和分析。⑧ 儿童劳动的普遍出现，与前工业化时期欧洲乡村的经济和人口结构变化密切相关。 首先，农业技术的改进和耕地面积的拓展提高了粮食产量。尼德兰、德意志等国家和地区通过开垦荒地、排干沼泽和围海造田等方法，拓展了耕地面积，加之先进耕作方法和施肥技术的推广，粮食产量提高。以英国为例，1200年小麦每英亩平均产量为6蒲式耳左右，1400年提高到6—9蒲式耳，1650年则达到12—15蒲式耳左右。⑨尼德兰、意大利以及法国等地农作物产量也有所增加。粮食产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乡村劳动力。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一部分成为乡村手工工场的工人，或从事个体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流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其次，城市手工业经济向农村扩展，农村和农民被逐渐整合进商品经济领域。在中世纪，城市手工业者为避免恶性竞争而组成行会。这虽然有利于保护小生产者，却不利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新技术的推广。一些商人(包买商)开始离开城市到农村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与城市相比，乡村社会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在某些行业——如纺织业，还拥有一定的技术优势，这些优势对包买商有利，他们很容易把城市手工劳动转移到乡村。欧洲的手工业一直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作坊式生产。通常情况下，师傅独自一人，或携同全家、若干帮工、学徒从事劳动。因此，乡村儿童参与到生产性劳动的机会大大增加。以纺织业为例，包买商将原料(羊毛)分发给农户，农户按照要求在家中加工。加工过程中，女性是主要劳动者，儿童从事辅助劳动。而且，在当时的家内制体制下，儿童只要具备了劳动能力就会被要求参加劳动。6岁的孩子如果不劳动就会被看作是游手好闲。⑩ 最后，农村未成年人口大大增加。17世纪末，欧洲人口快速增长。在新增人口中，15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婴幼儿占很大比例。以英国为例，当时其人口总数的45％是儿童。具体到乡村和城镇，这一比例有所差异。伦敦是33％，其他市镇是40％，乡村为47％。个别地区的青少年人口增幅更加明显。如1599年，伊令(Ealing)地区19岁以下人口的比例是45.7％，1695年利奇菲尔德(Lichfield)是49.2％，1701年斯托克特伦特(Stoke-on-Trent)是47.9％，其中15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婴儿占38％。(11)在法国，1701年巴黎60万人口中有15万人是2—17岁的未成年人。(12) 这样的人口结构对欧洲经济发展构成挑战。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基本上是完全的消费者，(13)养活没有劳动能力的儿童给原本处于困窘中的家庭带来很大压力，对无地少地的农户来说更是如此。“父亲靠自己的钱根本不能养活孩子”，面对生存的困境，儿童只能提前参加生产劳动。所以，在“18世纪中叶，出现机器之前，英国的棉纺织业、丝织业、伯明翰的金属工业、帆布制造业、诺里奇的织袜业都大量使用5—7岁的童工。儿童只要一能劳动，就立即被投入工业劳动。”(14) 如上所述，在前工业化时期，欧洲乡村已经逐步纳入到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商品经济之中；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增产释放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人口的增加和未成年人比例的增大，给社会、家庭带来了较大压力，这进一步导致劳动力的低龄化。所以，在这一时期，儿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劳动力资源，儿童特别是乡村儿童参加社会生产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现象。 一、儿童劳动的基本类型 当时的儿童劳动，大体可分为家佣劳动、农业劳动、手工业劳动、矿山劳动、军事劳动等几种类型。 (一)家佣劳动 本文所说的家佣劳动是指儿童离开自家，在别人家庭里充当佣工而从事的各种劳动。其身份类似现在的家佣儿童。(15)14—15世纪的欧洲社会中，8—9岁的儿童外出做仆役(servant)较为普遍。某些城镇中，15岁以下的儿童占仆役总数的10％以上。(16)1637年，瑞士苏黎世14岁以下的儿童占仆役人数的10.2％。18世纪初期意大利比萨地区5—14岁的仆役占人口总数的12％。(17)显然，这与当时“大多数家庭习惯于把孩子，尤其是幼子送到别人家充当仆役，学习技艺”以及“邻里之间易子而役的习俗”有一定的关系。(18) 家佣儿童从事多样化劳动。男童充当马夫、贴身男仆、牧童等；女童制作奶酪，饲养家禽，照看店铺，保洁，照看婴幼儿等。(19)可见，家佣儿童的劳动不仅包括家务劳动，也包括生产性劳动。 家佣儿童多来自本村或邻村中相对贫穷家庭，其地位介于学徒与寄养儿童之间。市镇中无子女的富裕家庭会使用农村亲戚家的孩子做佣人。人口贩卖也是家佣儿童的来源之一。1363年，佛罗伦萨一份买卖奴隶的记录中这样写道：“给我买一个农村的丫鬟(slave-girl)吧，年龄在8—10岁之间，身体健康，脾气要好，能吃苦耐劳。主要干洗盘子刷碗、搬木柴、烧火炉之类的活”。(20)在15—16世纪北大西洋奴隶贸易中也可见到类似情况。(21) 家佣儿童的劳动具有双重性，即一方面是学习“手艺”或学习“贸易知识”以便成年后以此作为谋生手段；另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恶劣生存环境，即劳动只是为了糊口。(22)前者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13—15世纪期间的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地，女性婚龄一般在12—15岁之间，(23)西门顿据此认为女童外出做家佣是学习“持家之道”和“攒嫁妆”，通过这种方式掌握为人妻母的生活技能。(24)一部分乡绅、富裕市民的农村亲戚，或者伦敦的工匠和能人，往往把孩子送往高级市政官、富商或世袭贵族家庭去做家仆。这些情况说明，家佣并不能被视为出身低下的人群所专司的“贱业”，而是一种普通的社会职业，并且具有培养生产技能、社交能力、礼仪规范等社会教育的功能。 (二)农业劳动 限于身体发育状况和劳动能力，乡村儿童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中的辅助性劳动。清理农田土壤，驱赶有害鸟类，捉虫除草，收割庄稼，晾晒并储存粮食，放牧等。(25)实际上，辅助性劳动蕴含着丰富的劳动技巧。通过劳动，儿童逐渐掌握了经营农田的方法，学会粮食种植、收割、存储等技术，为成为合格的“农民”奠定基础。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劳动种类的性别区分逐渐显现。男童从事放牧、清理畜栏等相对需要体力的劳动。(26)女童“几乎从出生起就被当做成年妇女看待”，与此相应的是其主要承担家务劳动。在男权社会中，男性负责田间劳动，女性包揽家务，儿童以帮手身份从事辅助劳动。(27)这种自然形成的分工，培养了不同的社会角色，以便从总体上保持社会角色的有序稳定。儿童社会角色的成型会影响到未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如果儿童扮演或准备扮演其父母原来的社会角色，则会使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反之则可能引起社会结构的重构。这一过程也就是儿童“社会化”或被“教化”(enculturation)的过程。(28) (三)手工业劳动 手工业是较为宽泛的概念，包括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29)在家庭手工业中，儿童主要作为劳动帮手，而在工场手工业中则是学徒和类童工。(30) 1.帮手 帮手是指无偿为家庭或他人提供劳务的人，即“以体力劳动协助他人干活的人”，与英语中的helper、assitant(帮手，助手)等词语大致对应，与行会制度下的帮工(学徒要经过3—5年才获得这一资格)有所区别。 家庭手工业中最常见的是纺织工业。有学者认为，“手工工场这个字眼在多数情况下表示纺织业”。其中“纺纱几乎始终是家庭副业，而且妇女和儿童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开始时仅仅跟着户主干”。(31)这种手工业的劳动组织形式简单，组织者全家参与其中。这种情况在16、17世纪英国的纺织业中随处可见。在德国奥斯纳布吕克的农村也司空见惯，那里所谓的麻纺工业，“就是农民加上妻子、儿女和雇工”。(32)儿童从小就被训练掌握本行业的技能，4岁左右能帮助绕线，(33)6—9岁时已学会纺织。这类性质的儿童劳动既有维持生存的含义，又有学徒的特性。对儿童来说，其学习价值大于经济价值。尽管儿童的劳动时间有时要超过12小时，但总体来说，儿童参加劳动在当时被认为有利于儿童未来的发展。 2.学徒 学徒是指跟着某一行业的前辈学习技艺的新手。它最早产生于古代埃及和巴比伦。(34)学徒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乡村市镇跟随“民间工匠艺人”学习者，通过观察、模仿和实际操作来学习；二是行会招收的学徒。本文讨论的是后者中的儿童学徒。 儿童开始学徒的年龄随行业种类而不同。技术性行业从5岁起就开始招收学徒，如加工金器皿首饰、银行业务经营等。(35)孤儿院要求儿童开始学徒的时间也较早。如佛罗伦萨的因诺琴蒂(Innocenti)孤儿院要求儿童在6、7岁时当学徒或仆役。1380—1480年间，法国奥尔良的学徒记录中也发现有6岁的女童和7岁的男童。(36)不同地区，学徒年龄也有差异。14世纪早期，伦敦规定的学徒年龄是14岁左右，到15世纪初期，提高到15—16岁，个别行业达到18岁。1580～1809年问，英国部分学徒的平均年龄是15岁左右。(37)同时期的安特卫普，学徒的平均年龄是15.6岁，维也纳丝绸编织业学徒的平均年龄则是14岁。而在16世纪法国的一些城市中，儿童学徒通常不早于12岁。(38)以上情况说明，学徒年龄的变化或与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也与儿童的出身密切相关。 从性别来看，女童学徒的比例不大，但在商业、家政服务领域比较集中。(39)英国学者埃里克森在对伦敦57家公司保存的1600—1800年间用工记录进行研究后发现，烹饪、纺纱、制针、手套编织以及裁缝、贸易等行业中，基本上以女童学徒为主。(40)这与当时妇女的社会分工有着密切关系。在人们的意识中，女童就应该学习诸如烹饪、纺纱之类的技术，以便将来成为合格的“家庭主妇”。 从出身来看，来自农村出身的学徒人数较多。“18世纪期间，在哈兰姆郡的刀剑制造业，平均约50％的外来学徒出身农业家庭。在1720年，莱斯特郡的针织行业中，有60％的青年学徒来自农村。”(41)这种情况与农民对子女的社会预期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农村儿童来说，要想改变命运，必须脱离农业生产，选择一条能够过上体面生活的道路。当时，学徒提供了向上流动、获得财富甚至获得生活保障的机会。(42)通过当学徒获得某种技能，能够为日后过上体面的生活提供帮助，甚至起决定作用。(43) 学徒中还有一部分是教区儿童。这些儿童多为孤儿。(44)教区对其进行学徒训练，既培养儿童的生存能力，也减轻教区负担。(45) 3.类童工 有学者指出，15—18世纪，无数的家庭小作坊位置分散却相互联系。他们在需要劳动力时“依靠农业和手工业生活的人可以相应地组织成一支能扩大的劳动力队伍，而当境况不佳时，他们则可以留下务农或靠地方施舍过活”。(46)多年以后逐渐形成劳动力的买卖市场，为工场主使用类童工提供了方便。纺织业因为其中的一些工序技术含量不高而成为使用类童工最集中的行业。在英国的棉、麻、毛、丝等纺织类行业以及手套制作、花边编织等行业中，妇女和儿童是主要的劳动人手。(47)他们与成年男性工人在同一地方并肩劳动，获取少量的报酬。(48)在荷兰纺织业较为发达的莱顿地区，参加劳动的儿童人数众多。1639—1697年间达到8500多人。代尔夫特(Delft)和兹沃勒(Zwolle)的教区儿童参加劳动的比例分别达到了70％和85％，他们主要从事绕线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49) 类童工的劳动时间各地有别。1747年，英国的一份文献揭示儿童要从早晨6点工作到晚上8点至9点。每天至少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50)奥地利工场手工业中的儿童要从早晨5点或6点干到晚上7点，每天要干13—14个小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类童工的来源复杂。有流浪儿童、孤儿、教区儿童，或跟随父母做工的儿童。工场中使用类童工劳动与劳动力缺乏密切相关。1775年，利奥波德二世在写给时任勃兰登堡行政长官德绍的信中提到，“当儿童在8—9岁能干活的时候，首先应该学会纺纱。现在我们的一些羊毛商人总抱怨说缺少纺纱工，要是让儿童们去纺纱就可以解决纺纱工短缺的问题。”(51)与农业劳动相比，在工场中劳动的儿童报酬相对较高，这也吸引了大量的妇女儿童去工场劳动。此外儿童劳动与当时较高的生育率以及儿童占人口总数比例较大也有一定的关系。(52) 在类童工身上，职业训练色彩淡薄，经济剥削意义逐渐加重。至工业革命时期，除极个别外，大多数工厂主使用儿童劳动都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追求高额利润，儿童在工业革命初期遭受到了身心折磨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除以上劳动外，儿童还参与开采煤炭、铁矿等矿山劳动，(53)服兵役，(54)参加航海、商业贸易等。(55)可见，这一时期的儿童劳动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劳动的范围也较为广泛。几乎任何劳动中都能见到儿童身影。 二、儿童劳动的特点及其社会定位 这一时期的儿童劳动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儿童劳动是大多数农村家庭面对贫困而采取的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无论对儿童还是对家庭都是维持生存的需要和补充。 儿童参加农业劳动不但普遍而且开始劳动的时间也较早，这在前工业化时期欧洲的各个国家中都是较为常见的现象。农业劳动对技能的要求较低，儿童在7岁时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劳动能力，可以像成年人一样参加大部分的生产活动。中世纪到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儿童一直是农业劳动大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学习播种，在收获季节捡拾麦穗、谷穗以及大豆等是较常见的劳动形式。(56)1388年，皇室敕令(Royal Statute)要求，儿童不分性别，都应到田间劳动。16世纪后期伦巴第的有关法令中也有类似的规定。(57)儿童的这些劳动虽然主要是一些辅助性的劳动，但它可以使成年人不再为此分心而更专注于生产性的劳动。从这个角度讲，儿童劳动对家庭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除农业劳动外，儿童还外出做家佣、学徒，甚至被雇做类童工。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儿童外出劳动除极个别情况外，大多数都是为生活所迫。如英国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贫穷的妇女和小孩必须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生产靛蓝上面，没有这样的雇佣机会他们可能就得挨饿或乞讨。(58)在灾荒的年代，如果纺织工生养过多，生活就会陷入困境。这时“只有当其中2—3个孩子能坐上织机后，才能付清债务甚至有所积蓄。显然，父母使他们的孩子尽可能早地参加工作是多么重要”。(59)大多数情况下，学徒没有工资，只能获得餐食；家佣与童工收入也非常低下。如在英国，有资料显示，1632年在托克家族的庄园中，做短工的全是儿童，133个工作日所得工资总数为2镑7先令10便士，这是一种最廉价、最没有保障的劳动。(60)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儿童微薄的收入有利于减轻家庭生活的些许负担。有的情况下，儿童的劳动所得能占到家庭收入的1/4，(61)虽然数额还是不大，但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的压力。虽然我们无法精确测量儿童对家庭经济的贡献情况，但其劳动所得肯定超过父母为维持其生活所付出的成本，从而成为家庭中有价值的一员。(62) 第二，在当时的条件下，儿童参与各种类型的劳动(军事劳动除外)不论对其掌握生存与生活技术还是对其社会化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参加劳动有利于儿童掌握成年后所需要的生存和生活技能。 与其他物种不同，人在幼年时期的生活要完全依赖于他人。在这一时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内，儿童要为成年期生活进行训练和准备。(63)前工业化时期的儿童劳动可以看作是其获得生存和生活技能的一种手段。通过不同类型的劳动，学习掌握不同的技能，(64)使自己逐渐地成为一个熟练的劳动者，逐渐融入成年人的生活之中。(65)一般说来，男童们倾向于学徒，女童们倾向于做家佣。对女童们来讲，通过做家佣可以修养自己的行为举止。(66)或许是出于这种考虑，一些精英家庭的女性，在婚前也会外出做一段时间的家佣。(67)一些农场主、手艺人甚至零售商等富裕家庭也常常安排子女从事不同类型的劳动，或是农业生产，或是外出做帮手、学徒，甚至类童工。一些家境不太好的人们还相互交换子女劳动。斯通曾指出，在1500—1800年间的英国，富裕一点的家庭雇佣儿童做仆役或学徒，家境不太好的家庭就相互交换子女役使。当时差不多有2/3的男童和3/4的女童都在外劳动。(68)也有一些市镇家庭的父母以学徒的形式来训练自己的子女。有的父亲与儿子还签有合法的学徒契约。上述各种情况下的儿童劳动，其“教育意义多于经济意义”。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乡村的儿童劳动既是其社会化的一部分，又是其获取传统生活技能的一种必要的手段。通过广泛“参与各种劳动活动，学习成年人的职业，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69)1601年伊丽莎白执政时期颁布的有关法令规定，5—14岁的儿童须在农业或者家庭工业中劳动，以便掌握多方面的技能为日后成年人的生活做准备。(70)丹麦、瑞典等地，也有类似的法令。俄国的农民认为，如果不让儿童参加劳动，那么他就很难学到未来生活所依靠的技艺。这种看法在16、17世纪的欧洲几乎成为了一种主流认识。美国学者郝恩登等人在谈到北美殖民地儿童劳动的情况时也指出，难以区分当时的儿童劳动究竟是在“劳动”还是在“学习”。(71)范迪尔门也说，近代早期没有一个小家庭不存在儿童劳动现象，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不断地熟悉成年人的世界。就这方面而言，儿童的劳动恰恰就是生活的学校”。(72)儿童从“那种从小就旁观，尔后又共同进行的劳动中不仅有助于获得手工操作的技能，而且有助于获得在家庭工业劳动特殊环境中所形成的观念及进行方式”。(73) 参加劳动的过程也是儿童实现其预期社会化的过程。 预期社会化，即“指向未来角色的社会学习过程”，是个体在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化过程之前，对向往的有关角色内容、角色规范、角色期望等不断明确的过程。(74)儿童的预期社会化就是儿童“预演”未来的社会角色。 儿童对自己的未来并不确知，对学习的内容方面并无自主权。一般来说人们都会根据自身情况预期子女未来能够达到优于、至少不低于类似自己的社会地位。实现这种预期的主要途径在学校教育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劳动或社会活动来实现。当然，不同的社会阶层选择的方式存在差异。劳动性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职业，社会地位的差异便由此产生。年轻的女孩子通常把当女仆看作“为未来甜蜜的婚姻积攒嫁妆的希望所在”。(75)金匠、银行家以及市镇中人们所从事的其他较好职业受人青睐。(76)在这些行业学徒工作结束后，跻身上层社会的可能性较大。一些农场主、商人或富裕家庭，虽然也将子女送出去参加劳动，往往选择此类职业。波兹曼曾说，“当我们谈论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说我们自己是什么。”(77)以此来描述前工业化时期欧洲乡村社会各阶层对儿童的预期也并不为过。 除了价值预期之外，道德预期也是儿童劳动的重要推动力。在前工业化时期的欧洲，儿童游手好闲被认为是诱发儿童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要避免这一点的最好办法就是禁欲，通过禁欲消除儿童身上潜在的邪恶因素，而禁欲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劳动。如此，劳动就成为社会对儿童的一种责任要求。(78)英国的有关法令强调，不允许有劳动能力的儿童闲置在家中。父亲和母亲们、主人和地方长官，应“确确实实地让自己的孩子和仆人从童年时代起就去学习或从事其他简单训练、职业或耕作”，“无论如何不能游手好闲”，以免将来由于缺乏谋生手段而被迫沦为乞丐、小偷。(79)这些法令或训令体现的就是社会对儿童的约束。人们相信，劳动对儿童是一件有益的事情。(80)不仅可以避免儿童懒惰，而且有利于儿童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同时还有利于培养儿童的责任意识。 总之，当时“儿童的社会化过程是与直接生产、生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通过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劳动”，获得日后社会生活的大部分知识和社会规范，长大成人后就“已经与这个社会相融合了”。(81)只不过儿童的这种社会化过程只是其“日常生活无意识的副产品”而已。(82) 第三，儿童劳动受社会主流价值倾向和宗教思想影响明显。 在这一时期，社会对儿童的要求之一就是尽早参加劳动。因为劳动不仅有利于儿童的修行，而且还有利于培养其好的品质。 儿童从5—6岁的幼小年龄开始就被千方百计地劝诱进行劳动，被安排做家佣、学徒甚至类童工，(83)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儿童在未来的生活中有保障。在莫尔的“乌托邦”中，乌托邦人无不从小学农，并且还要学习“毛织、麻纺、圬工、冶炼或木作”等专门的手艺。(84)康帕内拉“太阳城”中的儿童也较早地开始劳动，学着当鞋匠、面包师、铁匠、木匠等等。(85)为了使儿童尽早参加劳动，英国甚至将儿童劳动法律化。1536年的国王训令要求5—14岁的儿童应该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cottage industries)中劳动，掌握一定的生产劳动技术，为成年后的生活做准备。(86)1601年伊丽莎白执政时期，又从法律上要求贫苦的儿童以及孤儿从5岁左右就开始学习纺纱、编织和其他谋生手段，并且规定每天的劳动时间应在10—12小时之间。有学者以英国和荷兰为例，指出这两个国家的儿童在4—6岁时就已经开始生产劳动。在其他工业不太发达的国家中，儿童把时间都浪费在玩耍和无意义的活动中，而一个从14岁才开始劳动的未成年人的单位工作量，尚达不到两个从6岁开始劳动的具有同等能力和体力的儿童的工作量的1/2。(87) 宗教思想也是这一时期推动儿童劳动的因素之一。在清教徒看来，人一生下来就被污染，天生有罪，需要通过修行来消除其罪恶，而劳动就是最好的修行方式之一。这种看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社会思想的主导地位，要求儿童辛勤劳动成为父母、亲戚、邻居、教会和社会的主要任务之一。(88)因此，即使家境较好的人家也会把子女送出去参加某种类型的劳动。类似的情况在欧洲大陆上的法国、荷兰等地都可见到。 第四，儿童的人身权益无法保障。 在前工业化时期的欧洲社会中，“成人眼里没有儿童，只有小大人。”(89)儿童只能从属于成人，“围绕成人运转”。在这种理念支配下，儿童在劳动的过程中就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儿童的体能尚未达到成年人的水平，劳动受到伤害的几率较大。尤其是外出做佣工、学徒和类童工的儿童更是如此。 在农业劳动中，儿童通常是与父母或者其他成年人一起劳动，相对安全。但有时劳动强度也会很大，比如夏收时节，劳动时间可能要超过16小时。(90)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固定的。气候变化与家庭变故都有可能影响儿童劳动量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长短。儿童有时也要承担超过其承受能力的劳动，比如承担劳役。(91)15、16世纪，地主对地租失去兴趣后，加强了农民的徭役负担，“甚至不惜通过强迫农民子女作为仆役来获取劳动力”。年轻人想赚取工资，首先需把自己提供给地主当劳力，并且要以微薄的工资在地主庄园中服役2、3年。(92)1740—1801年间，俄国有130万农奴的子女需要服劳役。普鲁士、瑞士、丹麦等地也有类似的情况。此外，儿童放牧时也有一些潜在威胁。放牧远离村庄，有时要到离家较远的多草的山地去，儿童独自在那里非常孤独，有时可能需要留在那里过夜。(93)此外，还有可能会遇到天气骤变和猛兽袭击，这些都会给儿童的心灵和身体造成伤害。(94) 外出做佣工和学徒也时常受到伤害。尤其是对女童来说，境遇可能更糟。除遭受与男童一样的虐待(有时会被虐待致死)外，(95)还有可能遭受男主人，或家庭其他成年男性的性侵犯。(96)有记载显示，英国有一个14岁的学徒遭到其主人的非礼，另有一个10岁的女仆遭到一个学徒的性侵；(97)也有一些拟“进城”“打工”女童，在进城时就可能被变相地送到了妓院，最终沦落为风尘女子。(98) 在各种劳动儿童中，类童工所受危害最大。首先，劳动时间长。在英国、法国的一些工场中，除去吃饭时间以外，儿童一天要劳动12小时或13小时。其次，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恶劣。尤其是在矿山劳动中更是如此。8—9岁的儿童用重锤将矿石打碎，粉末弥漫在他们周围，吸进混杂着金属末的矿石粉末、硫磺和有毒气体。在家庭手工业中，儿童有时从3岁起就帮助家里劳动，“他们往往在一个狭窄的、不通风的、而且光线不足的房间里干活”，长此以往，单调乏味，“造成健康受损和身体畸形发育”。(99)最后，儿童劳动报偿很低。有资料显示，英国那些4—8岁做装饰的孩子一天挣1便士，8—12岁的纺线童工一天能挣2—4便士，13—14岁的织呢绒童工一天挣8便士；13岁或者14岁的女孩每周可挣1先令8便士，8—9岁的男孩一天2.5便士，6岁的男孩一天1便士。不同的地区工资水平存有差异。(100)在18世纪的法国，“人们公认如果没有制线女工的廉价劳动，里昂大厂维持不下去。这项辛劳的工作需要雇佣五到六千女孩，她们来自农村，在10到11岁间被招进工厂。”(101)在前工业化时期，欧洲一些工矿企业往往喜欢把妇女儿童“使用到她们力所能及的边缘，甚至超出此边缘”，“这样一来，妇女和儿童的劳动性质发生了变化，从一直还能提供一定保护的家庭手工业集体中，产生了纯粹的劳动力”。(102)工业化初期的童工劳动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工场手工业后期使用儿童劳动的做法。工业革命在为儿童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使儿童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承认家庭经济中的儿童劳动有时强度很大，但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能力加以斟酌的”，“而在工厂里，机器支配着劳动的环境、纪律、速度、节奏以及劳动时间，而不管他们是否虚弱或健壮”。(103)儿童只要踏进工厂就基本失去了自由，从这个角度讲，前工业化时期还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大规模的童工劳动。 但我们也应看到，在前工业化时期的欧洲，尽管儿童被当做“小大人”看待，但是其劳动还是受到一定保护的。(104)只不过这些保护主要是通过一些社会习惯或不成文的社会规范来实施。与现代法律不同的是，这些社会规范多数由过去的经验逐渐积累演化而来，未经专门立法机构制定，在执行的过程中也没有专门的机构监督。(105) 前工业化时期，欧洲乡村的儿童劳动现象大量存在。劳动类型多样且男女有别。儿童从事的类成人性劳动存在于年龄稍大一点的阶段，之前主要以帮手身份从事辅助性劳动。劳动虽然在父母或监护人的视野之内进行，但也有意外发生。儿童的劳动参与率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社会对儿童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受社会主流思想文化影响明显。参加劳动既是儿童面对贫困做出的积极应对，又是在教育尚未普及的传统社会中掌握生存和生活技能的主要手段，同时也是其实现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之一。 儿童参加劳动受社会主流价值倾向与家庭条件影响明显。与城镇儿童相比，乡村儿童参加劳动的比例较高。(106)儿童外出做仆役、学徒甚至类童工，逐渐突破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狭小区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口流动和劳动分工。儿童在其劳动的村庄和城镇里定居生活，逐渐改变了当地人口的构成。人口流动性的加快有利于儿童获得均衡性的发展机会，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获得这种机会可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107)但从长远来看，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会在某种程度上加速原有社会秩序瓦解，有利于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 前工业化时期欧洲的乡村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儿童保护。对待儿童的态度是以成人为中心的，评判儿童的标准等同于成人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这种做法忽视了儿童自身的权利，(108)从而导致儿童过早地告别其应享受的童年生活，被迫提前进入了成年人的世界。 注释： ①如哈蒙德夫妇(J.L.and B.Hammond)、保罗·芒图(Paul Mantoux)等人认为，儿童是工业革命初期劳动力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雇主降低成年男工工资的砝码，在工业革命中遭受了巨大的牺牲。(参见Andrew Ure,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London:Chas.Knight,1835,p.301; John H.Clapham,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The Early Railway Age,1820-18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9,pp.566-581)尤尔(Andrew Ure)和克拉潘(J.H.Clapham)等人则认为，工厂中的劳动对儿童来说相对容易，还能获得报酬贴补家用。(参见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91—703页) ②Philippe Aries,Centuries of Childhood: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trans.Robert Baldick,New York:Alfred A.Knopf,1962.法文版出版于1960年，英文版出版于1962年。菲力浦·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沈坚、朱晓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③David Hunt,Parents and Children in History:The Psychology of Family Life in Early Modern France,New York:Basic Books,1970; Lloyd de Mause,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The Evolution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s a Factor in History,New York:Harper & Row,1974; Edward Shorter,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Family,New York:Basic Books,1975;熊秉真：《童年忆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从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国内学者涉及这一领域的论著较少。 ④Ivy Pinchbeck and Margaret Hewitt,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9; Lawrence Stone,The Family,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77. ⑤David E.Vassberg,“Juveniles in the Rural Work Force of Sixteenth-Century Castil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vol.11,no.1,1983,pp.62-75. ⑥David Nicholas,“Child and Adolescent Labour in the Late Medieval City:A Flemish Model in Regional Perspectiv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110,no.439,1995,pp.1103-1131. ⑦Deborah Simonton,“Earning and Learning:Girlhood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Women's History Review,vol.13,no.3,2004,pp.363-386. ⑧近代早期欧洲尚未形成统一、清晰的儿童概念，所以本文中的儿童一词与英语中的child，children等词语大致对应，是在现代意义上使用的，指的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此外，一般意义上的儿童劳动，指的是儿童从事的有利于其身心健康成长并能促使其完成社会化的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大体上相当于英语中的child work。本文中的儿童劳动指的是儿童从事的各类劳动，包括童工劳动(child labor)。 ⑨刘景华：《近代欧洲早期农业革命考察》，《史学集刊》2006年第2期。 ⑩Ephraim Lipson,The History of the Woollen and Worsted Industries,London:A.and C.Black,1921,pp.71-72. (11)Ivy Pinchbeck and Margaret Hewitt,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pp.387-388. (12)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吴斐丹、张草纫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7页。 (13)Clark Nardinelli,Child Labor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p.48. (14)约瑟夫·库利舍尔：《欧洲近代经济史》，石军、周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99、196页。 (15)Gwyn Campbell et al.,Child Slaves in the Modern World,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2011,p.193. (16)Katherine A.Lynch,Individual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in Europe,1200-1800:The Urban Foundations of Western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49; Lawrence Stone,The Family,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p.107. (17)Pier Paolo Viazzo,Marco Aime and Stefano Allovio,“Crossing the Boundary:Peasants,Shepherds,and Servants in a Western Alpine Community,” History of the Family,vol.10,no.4,2005,pp.387-405. (18)陈曦文、王乃耀主编：《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1页。 (19)Penelope Lane,Neil Raven and K.D.M.Snell,Women Work and Wages in England,1600-1850,New York:Boydell & Brewer,2004,p.32. (20)Judith M.Bennett,Singlewomen in the European Past,1250-1800,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9,pp.107,108. (21)Gwyn Campbell,Suzanne Miers and Joseph Calder Miller,Children in Slavery Through the Ages,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2009,pp.19-32. (22)Helen M.Jewell,Women in Medieval England,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6,p.72; Lindsey Charles and Lorna Duffin,Women and Work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London:Routledge,1985,p.103. (23)David Herlihy,Medieval Household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103-111; 16-18世纪欧洲婚龄的详细情况，参见迈克尔·米特罗尔、雷因哈德·西德尔：《欧洲家庭史》，赵世玲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1—34页。 (24)Deborah Simonton,“Earning and Learning:Girlhood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p.363-387; David E.Vassberg,The Village and the Outside World in Golden Age Castile:Mobility and Migration in Everyday Rural Lif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86; Melissa Snell,“The Medieval Child:Childbirth,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in the Middle Ages,” http://History-medren.about.com/od/medievalchildren/a/child_toc.htm,2011年12月10日。 (25)Carlo M.Cipolla,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1000-1700,Taylor & Francis E-Library,2005,pp.45-46; T.C.Banfield,Industry of the Rhine Series I Agriculture:Embracing a View of the Social Condition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of That District,London:C.Knightand Co.,1846,p.157;类似情况在19世纪的一些地区还可见到。(参见Eileen Wallace,Children of the Labouring Poor:The Working Lives of Children in Nineteenth-century Hertfordshire,Hertfordshire: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Press,2010,pp.33-49; Colin Heywood,Growing up in France:From the Ancien Régime to the Third Republic,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219) (26)Colin Heywood,A History of Childhood: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the West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Times,Mai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 Inc.,2001,pp.123-124. (27)Angela Hattery,Women,Work,and Family:Balancing and Weaving,New York:Sage,2001,p.12; Rodney Howard Hilton,Class Conflict and the Crisis of Feudalism:Essays in Medieval Social History,London:Hambledon Press,1985,p.206. (28)S.V.Shirol,Child Labour:A Rural Reality,New Delhi:Classical Publishing Company,2000,p.36. (29)Wilhelm Hasbach,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Agricultural Labourer,London:P.S.King & Son,1908,pp.39,69,86. (30)“类童工”是笔者为了区别工业化时代的“童工”而设定的概念。 (31)汉斯·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从十四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下半叶》，王庆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65、171页。 (32)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顾良、施康强译校，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第319页。 (33)Wanda Minge-Kalma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European Family: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hildhood’ as a Market for Family Labor,”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0,no.3,1978,pp.454-468. (34)John E.B.Myers,Child Protection in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1. (35)Georges Renard,Guilds in the Middle Ages,trans.Dorothy Terry,Kitchener:Batoche Books,2000,pp.23-24. (36)Colin Heywood,A History of Childhood: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the West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Times,p.127. (37)男女之间也有差异，女童的年龄小于男童。参见David Nicholas,“Child and Adolescent Labour in the Late Medieval City:A Flemish Model in Regional Perspeetive,” pp.1103-1131. (38)18世纪初期英国仍有许多地方的学徒年龄在8、9岁左右。参见Patricia Crawford,Parentsof poor Children in England,1580-1800,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213. (39)Katrina Honeyman and Jordan Goodman,“Women's Work,Gender Conflict,and Labour Markets in Europe 1500-190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44,no.4,1991,pp.608-628; Bettina Cass,“Women's Place in the Class Structure,” in E.Lawrence Wheelwright and K.D.Buckley,eds.,Essay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stralian Capitalism,vol.3,Brookvale:Australia & New Zealand Book Company,1978,p.13. (40)Amy Erickson,“Identifying Women's Occupations in Early Modern London,” http://www.hpss.geog.cam.ac.uk/research/projects/occupations/abstracts/paperl3.pdf,2011年12月10日。 (41)E.L.Jones,Agriculture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New York:Halsted Press,1974,pp.103-104. (42)Barbara A.Hanawalt,Growing up in Medieval London:The Experience of Childhood in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31. (43)Lynne Elliott,Children and Games in the Middle Ages,New York:Crabtree Publishing Company,2004,p.14; G Hamilton,“The Decline of Apprenticeship in North America:Evidence from Montre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60,no.3,2000,pp.627-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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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Trisha Maynard and Nigel Thomas,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Childhood Studie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9,pp.26-27; Roderick Floud and Paul Johnson,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vol.1,Industrialisation,1700-186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34-36; David Levine,Reproducing Familie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nglish Population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114. (49)Elise van Nederveen Meerkerk and Ariadne Schmidt,“Between Wage Labor and Vocation:Child Labor in Dutch Urban Industry,1600-1800,”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41,no.3,2008,pp.717-736. (50)Ephraim Lipson,The History of the Woollen and Worsted Industries,p.207. (51)Thom Hartmann,“Good German Schools Come to America,” http://athenwood.com/german-school shtml# Top,2011年12月10日。 (52)Patrick Joyce,The Historical Meanings of Wor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68-69. (53)如在俄国阿尔泰地区，矿主们以兹梅伊诺戈尔斯克(Zmeinogorsk)和萨拉伊尔(Salair)为中心，在每年的春季都招募500—800名7—12岁的儿童到当地的铁矿和其他工厂做工。参见Boris B.Gorshkov,Russia's Factory Children:State,Society,and Law,1800-1917,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9,p.30; Thomas Max Safley and Leonard N.Rosenband,The Workplace Before the Factory:Artisans and Proletarians,1500-1800,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115. (54)较典型的如参加儿童十字军。(参见J.Sydney Jones,The Crusades:Primary Sources,Farmington Hills,MI:Thomson Gale,2005,pp.29-30)当然也有人认为，此番运动的参与者并非儿童，至少并不都很年轻。讹误始于后世的纪年史家，他们误读拉丁文pueri(“男孩”)，直译成“儿童”。在原始记录中pueri是当时一种俚语用法，pueri指德法北部失地的农民，后来著者笔下“儿童十字军”的故事便滥觞于将pueri误译“儿童”。直到最近才受到重新审视。(参见Neil Schlager,The Crusades:Primary Sources,Detroit; UXL/Thomson/Gale,2005,pp.29-30) (55)葡萄牙16世纪的航海日志中有使用儿童从事海上作业的记录。见P.Goulart and A.S.Bedi,“A History of Child Labor in Portugal,” in K.Lieten and E.N.Meerkerk,eds.,Child Labour's Global Past (1650-2000),Bern:Peter Lang,2011,pp.257-278. (56)F.J.Fisher,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87; Patricia Crawforal,Parents of Poor Children in England,1580-1800,p.170. (57)Carlo M.Cipolla,Be 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1000-1700,p.59. (58)Joan Thirsk,ed.,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vol.4,1500-164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p.428. (59)蒋帆、陈钦庄：《原工业化时期西欧的家庭、婚姻与社会的演变》，《浙江学刊》2002年第5期。 (60)科斯明斯基、列维茨基：《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上册，何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36页。 (61)Jonathan Dewald,Europe 1450 to 1789:Encyclopedia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2004,p.485. (62)赖因哈德·西德尔：《家庭的社会演变》，王志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6页；Colin Heywood,A History of Childhood: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the West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Times,p.128. (63)Phyllis Gaffney,Constructions of Childhood and Youth in Old French Narrative,Farnham,Surrey:Ashgate Publishing,Ltd.,2011,p.44; George B.Mangold,Child Problems,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10,p.10. (64)Harold Goldstein,“Child Labor in America's History,”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vol.5,no.3,1976,pp.47-50; Louise A.Tilly and Joan W.Scott,Women,Work and Family,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8,p.21; Boris B.Gorshkov,Russia's Factory Children:State,Society,and Law,1800-1917,p.14. (65)David E.Vassberg,“Juveniles in the Rural Work Force of Sixteenth-Century Castile,” pp.62-75. (66)Deborah Simonton,“Earning and Learning:Girlhood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p.363-387. (67)李增洪：《13—15世纪伦敦社会各阶层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68)Lawrence Stone,The Family,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p.107. (69)Ann Kussmaul,Servants in Husband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76; David E.Vassberg,“Juveniles in the Rural Work Force of Sixteenth-Century Castile,”pp.62-75; Boris B.Gorshkov,Russia's Factory Children:State,Society,and Law,1800-1917,p.12. (70)D.C.Nanjunda,Child Labour and Human Rights:A Prospective,Delhi:Gyan Publishing House,2008,p.25; Andrew Miller,Anthony Gordon Watts and Ian Jamieson,Rethinking Work Experience,New York:Taylor & Francis Inc.,1991,p.25. (71)Ruth Wallis Herndon and John E.Murray,Children Bound to Labor:The Pauper Apprentice System in Early Ameri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p.4. (72)里夏德·范迪尔门：《欧洲近代生活》，王亚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第117页。 (73)赖因哈德·西德尔：《家庭的社会演变》，第77页。 (74)戴维·波普诺：《社会学》，李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 (75)Merry E.Wiesner-Hanks,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110. (76)Carlo M.Cipolla,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1000-1700,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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