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田电报”与南京大屠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电报论文,南京大屠杀论文,广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应当感谢吴天威教授，最早将美国政府于1994年9月解密的一批外交文件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文介绍给读者。自吴天威教授编译的6份文件于1995年《抗日战争研究》第2期公开发表后，国内外史学界反应强烈，纷纷运用这一最新档案资料来进行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其中影响最大、最引人注目的一份文件，为1938年1月17日的第227号“广田电报”。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外一些论著在引用这份文件时，却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以至对这份电文的内容及其来龙去脉作了错误的理解。有的将电文中的观点直接理解成为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的观点（注：《日本前外相佐证南京大屠杀》，《文摘旬刊》2000年3月24日转摘自《世界知识》2000年第5期。）；有的将电文中对30万遇难者的统计，直接理解成为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统计，称其为“中外有关记载中，最早提到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逾30万的原始档案文件”。（注：祖立：《南京大屠杀又有新证》，《光明日报》2000年2月3日。）本文拟对此类讹误一一加以澄清。
一“广田电报”内容的考订
为了弄清1938年1月17日第227号“广田电报”的内容，现特根据美国学者杨大庆先生在吴天威教授翻译的基础上，又作个别技术处理后的译文抄录如下（注：杨大庆：《1938年1月17日“广田电报”考证》，《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
1938年1月17日 广田自东京给华盛顿电：
第227号来自上海的第176号电
特别消息
“自从前几天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及其继续暴行的手段，使我们联想到阿提拉(Attila)及其匈奴人。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抢劫、强奸幼童及其他平民的残酷的暴行，在战事早已于数星期前即已停止的区域继续发生。这里比较优良的典型日本平民感到深痛的耻辱——日军在各处应受谴责的行为更为日本兵在上海本地疯狂地造成的一系列地方事件而高涨。今天《字林西报》报道了特别令人震惊的案件：一个日本兵寻找女人与酒不得而抢杀3名60岁以上的中国妇女及射伤其他无辜平民数人。”
★本电文系以译成之英文拍发并在“通讯资料部”(S·I·S)第1257电中所提及。
第1263号
1938年2月1日译
该电文既是“日本外交文件”之一种，且又冠以“广田自东京给华盛顿电”，可以认为，这是时任日本外相的广田弘毅发往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份文件。按照日本外交公文的发送惯例，只有外务大臣才有资格向日本各驻外使领馆发布训令、文件。据查，在日本外交文件原件的签发栏内，均印有“□□大臣”字样，故认为该文件系由广田大臣签发应不成问题。
不过，在外相签发的文件中，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既由外相签发，其内容亦由外相亲撰，乃为外相致各使领馆的训令；另一种，只由外相签发，但内容却是外相提供给驻外使领馆参考的一些背景资料。笔者认为，就该电文的内容与书写形式看，应属于第二种情况，即只是由广田外相签发，其内容并非由外相本人所拟，其观点也绝不代表外相本人的观点。理由：第一，该电文题头为“特别消息”，且以下全文均在引号之中。笔者注意到，在吴天威教授编译的同组其他5份文件中，均未见有题头，电文全文亦不加引号。从这一引文的特殊形式可见，该电文的内容只是向各使领馆通报一则“特别消息”，电文的内容均属这则“特别消息”中的内容。第二，电文一开始便写道：“自从几天前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的暴行的报道。”这个“我”，显然不是广田本人。因为根据可以查得的资料，广田在担任外相期间并未到过中国，更未见其在占领南京前后的一段时间到过上海至南京一带。第三，电文最后附注，电文的内容在S·I·S的第1257号电文中有所提及。查该第1257号电文为1938年1月19号广田自东京发往华盛顿的一份“作为第175号发自上海”的通报。该通报称：“16日晚，我检查官发现曼彻斯特卫报特约记者田伯烈将要拍发在别函（第176号）中的一份稿件。”“在征求主管官员的意见之后，我军方面（要）求该特约记者前来，并在他修改了稿件中不适当之处后，由检查官在17日晨用电话通知他，可以拍发这份稿件。”上海日军当局在这份文件的最后，向日本外交部提出要求：“因为此事可能为路透社和美联社大为渲染，请将此件与上面提到的别函由伦敦拍发给在欧洲的所有使馆，并转往华盛顿、纽约及美国西海岸。”（注：杨大庆：《1938年1月17日“广田电报”考证》，《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正因为如此，日本外交部由广田先后于1月17日签发了“第227号”的“特别消息”、1月19日签发了上海“第175号”通报。“特别消息”的作者就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约记者田伯烈。广田外相签发了田伯烈的这份“特别消息”，以供日本各驻外使领馆参考。第四，1938年1月22日出版的《中华评论周刊》载文报道：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因电讯稿“涉及日军对中国平民行凶作恶暴行的描写”，为“进驻外国电报公司的日本新闻检查官阻止”“向国外的报社发电讯稿”。该电讯稿“论及了上海——南京一线日军的所作所为，其中包括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占领该地区后屠杀三十万平民的消息”。（注：陆束屏编译：《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由此亦可进一步证明：前述“广田电报”中所载“特别消息”的作者乃为田伯烈，而非别人；电文中的内容，只是田伯烈的所见所闻，而非日本外相本人的见闻。
二、30万遇难者的时空范围
对于“广田电报”中所提及的“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一事，并不能简单用来作为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死30万以上中国同胞的证据。这是因为：
首先，从时间范围来看。一般说来，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的时间范围已有较为一致的看法，即自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陷起，至1938年1月底的6周左右的时间。笔者认为，这一时间范围的界定，也只能看作是日军在南京暴行最集中的一段时间，严格说来，它的开始时间要早于南京沦陷之日，应上溯至12月上旬日军攻达南京近郊之时；它的下限，亦应展延至1938年的2、3月。当年曾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工作的中国大法官梅汝璈先生亦著文，对“六个星期”的时限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这六个星期虽是日寇杀人如麻的高潮，但是六个星期过后，兽军杀人的勾当并没有完全停止，只是大规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是减少了，而个别的、零星的或小规模的屠杀却仍在经常地进行着……”（注：梅汝璈：《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几点补证》，《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而“广田电报”中统计30万死难者的时间，显然与南京大屠杀的时间并不完全吻合。田伯烈并未说清楚他调查的上限时间，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把自“八一三”淞沪会战以来日军的屠杀暴行，如金山、宝山、苏州、无锡等地的屠杀惨案，均已计入。这就比最宽容的计算南京大屠杀的起始时间，又提早了好几个月。这从后来田伯烈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该书在讲述30万中国平民被杀害之前，首先追述了“八一三”淞沪会战与攻击南京的情况。田伯烈写道：“1937年8月9日，日军军官一人和为他驾驶汽车的水兵，在驶到上海西郊虹桥军用机场附近时，被射身死。于是，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带，遂演为中日两国的战场。”嗣后，田氏又叙述了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的失利和上海的失陷，以及日军由淞沪地区向南京的推进。这一追叙，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记者调查的初起时间，系与“八一三”淞沪会战同步。至于田氏调查的下限时间，既然其报道成文于1月16日，其对死难人数的统计，最迟亦应截止至1月16日。这一截止时间，又比公认的最紧凑计算南京大屠杀告一段落的时间少了半个月。事实上，在公认的南京大屠杀暴行中，有许多内容恰恰发生在1938年1月16日之后。如：2月6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和委员米尔士在百子亭后面，“看见尸体四具，横陈血泊中，第一具尸体是老年人，第二具尸体是女人，第三第四具尸体是两个男人，身旁是长方形的木门”。（注：廷伯利（按即田伯烈）著、马庆平等译：《侵华日军暴行录》（按即《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据报告者称，该4人均为日军所射杀。德国驻华大使馆留守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在1938年3月4日致德国外交部的报告称：“2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枪杀无辜，强奸妇女和掠夺钱财的消息不断传来……例如，一位妇女被刺刀从后背穿到前身，被送进医院5分钟就死掉了。”（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页。）
其次，从地域范围来看。战后为中国军事法庭判定：“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的南京大屠杀，其地域范围，一般说来，系指当时隶属南京市政府行政管辖的12个行政区，以及近郊之江宁、句容、江浦、六合等县。检视法庭审判的各项附件，还没有发现一个屠杀案例在上述地域范围之外。而“广田电报”一开头便说，系“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的暴行的报道”。这就是说，这份“特别消息”中所统计的数字，不仅是南京的，还包括了方位不明的“其他地方”。在这里，田伯烈虽未说明这个“其他地方”究竟包括哪些地方，但我们从当时日军在华东地区所占领的地域看，至1938年1月中旬，大约为南至杭州湾，北临淮河，西抵芜湖、明光一线，东达运河、长江下游一带，即以上海、南京为中心辐射至周边的苏浙皖部分地区。估计田伯烈此次所调查的地区，不会越出上述范围。但是，这一范围已大大超出了“南京大屠杀”所应包含的地域。在这一范围内，已经查明遇难者人数有：金山近3000余人，宝山11000余人，苏州6700余人，无锡2000余人，常州4000余人，镇江3000人，安吉近1000人，扬州1000人，盱眙2000人等。这些死难者的人数，都有可能被田伯烈计入30万遇难者的数字之中，但是显然不能算作南京大屠杀的内容。田伯烈于1938年7月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则更明确地将其统计死难30万人数的地域界定为“长江三角洲”这一较为广泛的地区。他在书中写道：“在日军占领前后，一位外国观察家曾几次去过那些地方。根据他的审慎估计，长江三角洲这次战争的结束，至少有三十万中国平民牺牲了生命，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被极为残酷地摧残致死的。”同时，田伯烈还在书中进一步指明了“长江三角洲”所包含的具体地点，他指出：“日军在占领苏沪杭地区的主要城镇和交通线之后，继续推进，于12月13日攻入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日军急速向前推进，跨越了中国人口最稠密、秩序最安宁的区域。”（注：《德国档案馆中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由此可见，田氏所指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至少包含了苏沪杭地区以及苏沪杭至南京间的广大地区。
据此，我们应客观地看待“广田电报”中所提供的30万遇难者的数字，既承认它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数字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也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它与南京大屠杀30万名死难者之间的区别。“30万人”这一死难者数字的相同，只是一种巧合，实际上，两个“30万人”的统计，其所依据的时空范围不尽相同。因而它们之间不存在可以用来简单进行互证的关系。
三“广田电报”的资料价值
虽然“广田电报”的内容，并不能直接作为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屠杀30万以上中国同胞的证言，但是其电文所载田伯烈的“特别消息”，对于研究侵华日军暴行以及南京大屠杀，仍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其一，田伯烈首次提出，屠杀中国平民达30万人以上这一令世人瞩目的血腥数字。这对于揭露侵华日军的暴行和记录中国人民的灾难，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在方圆1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域中，竟有30万以上的平民遭屠戮而死，这是自日本侵华以来，最大规模的杀人记录。田伯烈作为尚未与日本交战的西方国家的记者，所报道的死难者数字，又是“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来函”所作出的结论，这应当被视为较为客观、真实的统计，因而也更加可信和更加震憾人们的心灵。
其二，田伯烈声明，这一30万死难者的数字，系“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无庸置疑，其主要暴行地点乃是南京。据笔者对长江三角洲苏浙皖三省28个县市百人以上被屠杀案（不含南京）统计，自1937年11月初日军由杭州湾登陆，至1938年1月上中旬，共有86200名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被日军屠杀。这说明在田伯烈报道的30万名遇难者中，有2/3以上应属南京地区的死难者。也就是说，田伯烈的报道可以证实，到1938年1月中旬，日军已在南京屠杀了20万以上的中国同胞。这应被视作可以支持在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有30万以上中国同胞惨遭屠杀的非常难得、非常珍贵的资料。这对于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从根本上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翻案活动，乃是致命的一击。
其三，作为外相的广田弘毅，将田伯烈的这份“特别消息”报道，亲自签发至日本驻欧美各使领馆，说明日军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暴行，已经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重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份“特别消息”，系经驻上海日军当局新闻检查官勒令田伯烈对其稿件中“不适当之处”作了“修改”后的内容，当属已经通过了日方的新闻检查。同时，在广田签发该篇消息时，亦未对其内容加任何否定性的按语。因此，在今天将该份电文公之于世时，便使得日本官方及右翼势力很难从根本上将日军在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大规模屠杀暴行完全加以否定。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对于1938年1月17日的“广田电报”，我们既应当充分估计它对于研究日军侵华暴行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价值和现实作用，又应当使这种估计建立在弄清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并做到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