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研究·
陕甘宁边区幼儿保育建设路径
——基于政治生态学视角
董奇伟，赵 艳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中国共产党从陕甘宁边区实际情形出发，克服了自然环境恶劣、经济萧条、社会风气差等重重困难，形成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型民主政权，营造了奋发向上、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幼儿保育建设提供了优良的滋养环境。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从整顿思想与坚定信念、提供政策保障、解决经费问题、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四个方面构成了幼儿保育的建设路径，为幼儿保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政治生态学；陕甘宁边区；幼儿保育建设路径
面临内忧外患的处境，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陕甘宁边区实际情形出发，克服了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萧条等重重困难，形成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型民主政权，营造了积极健康、意气奋发的优良政治生态。在此政治生态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对幼儿保育予以高度重视，进行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幼儿保育建设活动，创造了宝贵财富。以陕甘宁边区政治生态背景为全新视角全面分析幼儿保育的建设路径，重新回顾红色摇篮里的中国梦，有助于革命时期保育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一、政治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与价值意蕴
“政治生态学”与“生态政治学”二者概念相近，国内学界经常将二者视为同一词汇，事实上只是表述具有相似性，运用的理论与方法并不相同。生态政治学是以环境生态为核心的学理性研究，源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的环境问题，遵循生态系统发展的原理与方法，以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实质是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将环境保护上升到政治高度，挖掘环境问题折射的政治因素，形成以自然生态环境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观[1]375。政治生态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主张借鉴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深入研究政治现象与政治规律[2]。其研究对象不同于一般的政治学，主要是运用生态系统的整体有机原则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视域更为广阔。着重探寻政治体系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试图分辨政治运行主体与周围外部环境的有机联系，实现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
政治生态学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观与方法论，将政治视作生命主体，社会视作政治系统运转的生态来源，以辩证的思维方式突出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关系，强调从人的思想意识与行为习惯规范入手。通过对政治社会生态的外部环境因素与政治体系内生态的动态分析，探索政治内部生态与外部环境的建构关系，为当今我国政治生态建设提供重要借鉴意义。其以现实社会的真实存在为依据，强调客观实在性，突出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全新视角剖析我国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与政治系统，强调中国政治与经济、文化等的适应性发展。在党和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将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山清水秀、和谐美好、风清气盛的民主文明示范区，是人人都向往的红色革命圣地。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对于幼儿教育建设发挥了关键作用，功不可没。
二、构建良好外部生态风貌，予以幼儿保育建设坚实基础
因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国统区的独裁统治与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萧条落后、社会风气不佳，幼儿保育事业面临着重重困难。党与政府结合边区地域特点，从经济、社会两大方面改善民生，建设良好执政环境，为边区幼儿保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与健康的精神环境。
(一)着手经济发展，为保育建设提供良好物质基础
陕甘宁边区地处典型的大陆性干旱气候地带，位于黄土高原中部偏北，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降雨量分布不均，易产生干旱与洪涝。土壤以黄土为主，常成碱性，缺乏农作物生长所需的有机质。抗战前期，因历史因素影响、自然环境制约、社会局势动荡不安，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主要以农业、畜牧业带动经济发展，手工业、商业发展较为萧条。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森林遭到严重破坏，覆盖面日益减少，带来了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良田与粮食受损严重。
中医学理论认为，肺结核是由痨虫导致的脾肺气虚，重症肺结核脾、肺、肾三脏俱亏，治则以益气补阴、清退虚热为法［3］。炎症反应贯穿于肺结核疾病的始终，中西医结合法对重症肺结核患者的炎症反应程度是否具有缓解作用值得研究。本研究探讨了加味定喘汤联合抗痨治疗对重症肺结核患者的临床效果及炎症介质水平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保存了地球最北缘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是我国唯一保存有大面积完整热带雨林的地区,生物资源丰富。1958年，西双版纳成立了自然保护区， 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6年省政府提出生态保护并适度旅游开发为双重任务开展国家公园模式探索。1999年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成立生态旅游管理所。各景区全面走向引资合作、委托经营或租赁模式。
党和政府根据边区实况，相继出台经济法律法规，保证经济活动的高效运行。充分利用边区面积辽阔、荒地众多这一自然优势，将开荒定为增加粮食生产、提高农业发展的重要政策，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采取有效方式广泛开荒，扩大已有耕地面积。为进一步提高边区粮食高产，边区从兴修水利、倡导精耕细作、推广优良品种和高产作物三大方面进行了农业技术的改良[3]。制定、实施一系列政策引导推进经济作物的生产效率提高：建立减租政策，增加农民生产积极性；采取“不违农时”政策，保障农民的时间与劳动力的高效使用；鼓励农民适时培植棉、麻等经济作物，发展壮大边区纺织工业。
恢复与发展传统手工业，推进工、商、运输业的综合全面发展。切实发挥20世纪20年代陕甘宁各县存在的手工业作坊等优势，恢复边区传统手工业如裁缝、酿酒、榨油等发展。充分开发利用边区自然、农业、矿产资源，以自然资源、农业资源推动轻工业与市场发展，积极开发盐业，刺激交通运输业、服务业和商业的发展[4]。从修建大车路、驮运道着手边区交通网络运输线路的重新布局，促进了边区交通通畅与农工商业的整体协调发展。
(二)解决社会问题，整顿社会风气，予以保育事业健康精神环境
陕甘宁边区发展初始阶段，存在土地、灾难民、二流子、文化教育等众多问题，封建传统气息浓厚，社会风气不佳。大量土地权由封建地主阶级掌握，人民饱受其剥削与压迫。因常年旱、霜、冻等自然灾害，边区受灾严重，导致灾民饥饿发疯；因医药与卫生设备等缺失，人口死亡率较高。如此恶劣环境下，甚有大量游手好闲者，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败坏社会风气。边区知识分子凤毛麟角，百姓吃尽迷信苦头，存在明显买卖婚姻等传统形态。
依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中国共产党创建了独具特色的“三三制”民主政权。“三三”制政权囊括了抗日与民主两大精神，是共产党实施民主政治的重要举措，为边区政治生态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在政权体制中，《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明确规定人员分配是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赋予了各个阶级参与政权且能够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7]。陕甘宁边区作为“三三”制政权的最早实践根据地，坚持对抗日民主政权的全面领导，构建了较为成熟的党政关系模式，首创了我党历史上多党合作的先河。
陕甘宁边区相继制定《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等法律性文件，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切实保障边区人民群众的财产权以及言论自由等权利，保证人民群众对政府各项工作及其人员的直接监督。所有平民依法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并依据根据地人民文化水平较低等实际情况，采用“投豆豆”等方式推行自下而上的男女平权的民主选举，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2.赈灾救济，为人民谋生存。针对闹灾带来的大量陕北人民迁移陕甘宁地区，采用“奖励移民”政策，消除本地人民排外思想，给予移民平等的公民权利，享受土地开垦权与使用权。
3.改造二流子，稳定社会秩序。首先经济给予帮助，其次精神上不允许歧视。分给二流子土地，给予改造机会，动员、组织二流子积极参与各类生产活动，自给自足，并调动人民对其予以实际帮助，激发二流子生产热忱。
4.普及教育，提高民众素质。党和边区政府思想上高度重视教育，制定相关政策推进教育的普及与免费，发挥高级知识分子作用，组织其利用闲暇时间带动有志学习者识字、读报、写作等，逐步培养学习意识与革命精神[5]。
实施绿色GDP，必须要改变目前的政绩考核机制。首先，对各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不应该单纯的以GDP为核心，而应该以扣除环境污染成本之后的绿色GDP作为考核指标；其次，各地方政府官员应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思想，加强对当地企业的监督管理，对不重视环境保护的企业应该加强惩罚力度。
我国65岁以上人群心房颤动(房颤)的发病率为7.2%[1]。目前，房颤对心脏影响的研究多局限于左心房和左心室[2-3]，对右心房和右心室结构及功能的研究较少。右心室的收缩运动从右室流入道引发再传导至右室流出道，整个过程较为复杂，而且右室流入道与流出道并不处于同一平面，再加上胸骨的遮挡，常规二维超声可能无法对其进行准确评估。近年来，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在心脏功能评价的应用中日趋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二维超声和频谱多普勒、组织多普勒(tissue Doppler imaging，TDI)等超声检查的不足。本研究旨在探讨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的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三、打造优良政治内环境，引领幼儿保育建设
陕甘宁边区发展之初，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和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中国共产党当机立断切实解决了经济问题、社会弊病，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建设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本着实事求是党风、真心为民办事政风，更新政治理念、改善政治生态，打造出淳朴的延安社会风气，为边区保育建设构建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一)坚定理想信念，构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风
3.3.4 直流电源一般有多个整流模块并联运行，方便进行容量冗余备份，单个整流模块的失效并不影响给信号源的供电，系统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为了更好地建设陕甘宁边区，党和边区政府将全民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切事务的根本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践行从群众中来与到群众中去，切实解决人民群众遇到的生产、生活问题[6]。依据边区实际发展情形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大方面着手，客观分析发展现状并制定方针政策，为其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措施。鼓舞党员深入人民群众，了解真正所需，听取珍贵意见，积极采取行动。在党和政府的有力倡导下，党员的积极践行中，陕甘宁边区形成了我为人人、无私奉献、不畏艰苦的优良氛围。
2.全面推进“对标管理年”各项任务。落实国家电网公司党建对标体系，加强党建工作过程管控，实行量化计划管理。优化完善党建考评指标体系，加强建立对标典型经验，形成优秀案例，选树党建标杆，推动党建工作水平整体提升。
(二)确立政权体制，进行法制建设，保障人民当家做主
党和边区政府深深意识到妥善解决社会问题对于稳定民心、维持社会稳定以夺取抗战胜利的关键作用，特展开大量的社会治理工作。
1.明确土地所有权。党和政府根据边区实际，先后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等规章制度，明确土地关系，合理分配土地，农民依法所得土地，地主不得占用，使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得到有效保障。
(三)开展党风党纪建设，培育党内良好政治生态
思想建党是党建的中心环节。延安时期，共产党十分注重边区的党性教育，通过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开展整风运动，积极践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有效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涵养[8]。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与培育中，党员坚守初心、坚定信仰，秉承富贵不能淫的骨气，抱有为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决心，时刻谨记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的突出旗帜，是我党及中华儿女奋斗不息精神的凝聚。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将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红色革命圣地，最根本在于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即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结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清醒地认识到达到共产主义阶段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认清我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奋斗的事实。
制度建设贯穿于党建的全过程。党内良好政治生态建设，第一要务是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建立团结统一的党的领导集体。我党不断加强党内制度建设，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逐步建立健全了民主集中制与集体领导制度[9]。经过整风运动与七大的召开，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得到完善，党内政治在革命中更为民主化、规范化。
纪律强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从严治党是我党的一贯原则，我党制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规章制度对党纪党规作出明确规定，强调党务人员工作应廉政为公、廉政为民。通过颁布《惩治贪污条例》等法令，建立了系统的纪律审查制度，实行严格的党员干部政治审查体制，设立党内监察机关规范党员纪律，加强民众对党员的直接监督，保证了延安时期党员队伍的纯洁性。
四、政治生态内外系统构建下的幼儿保育建设路径
边区政治生态的好坏，事关幼儿保育事业发展的兴衰。中国共产党来到延安，采取措施有效解决了边区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等问题，营造了焕然一新的社会生态文明。为了最大程度满足边区人民的文化需求，创办了幼儿保教、小学教育、干部教育等各类教育，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素养。保育与教育幼儿责任重大，好好保育广大的儿童，战士才会安心作战，工人才会安心作工，农民才会安心种田，广大妇女才会更多地参加抗战工作，全国人民才能紧紧团结起来，为了中华民族胜利而努力奋斗[3]。
(一)整顿思想，坚定“好好保育儿童”的革命信念
保育院创建之初，很多工作人员心怀耻辱观念，否定自我工作价值，并未认识到这项工作于革命胜利与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意义。党和政府发现问题后透析其原因并立即采取措施，召开边区文教大会等各项会议。保育工作日渐受到领导人与各界人士的重视，社会地位日渐提高。
领导人高度重视保育工作，多次发表讲话并题词(见图1～3)。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十分重视保教工作，发表多次讲话，多次慰问埋头从事保育工作的人员，奖励模范保育工作者“好好保育儿童”的锦旗与奖金，指出了保育工作的光明前途，号召保育工作者安心工作，提高其对保教工作的热忱与信心。在“三八”节妇女大会上，妇女领导人邓颖超、蔡畅同志提出保育工作的重要意义[10]63-74。针对平时出现的问题，采用个别谈话等方式对保育人员进行思想教育，使其深刻认识到保育革命后代对于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坚定为儿童服务的革命思想；组织保育工作者每周上政治课，传授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的的基本知识，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与价值感；组织读报，坚定革命胜利的决心，并进行三查活动、土改学习、政治学习等，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节课的主题是“WHAT MAKES A GOOD QUESTION？”（怎样能提出一个好问题？）。问题一出，同行的老师禁不住悄悄问：“这是历史课吗？”这时，老师假设情境：假如你遇到一位多年前来自中国的移民，你想问他些什么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是一个好问题？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写出五个问题。写完后，两三人一组交流，再进行班级交流，学生踊跃举手发言。至此，我们才反应过来，原来这位老师是把历史知识当成了问题探究的素材，我们不禁暗自叫好。
图 1 1938年毛泽东为战时儿童保育院题词
图 2 1940年林伯渠为战时儿童保育院题词
图 3 1940年徐特立为战时儿童保育院题词
(二)制定幼儿保教方针政策，将其放置突出地位
为了改变边区教育落后现状，党和政府对幼儿教育予以高度重视，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着力推进其建设。(见表1)
其实不然，芦笙不是一般的乐器，甚至其意义远远超出音乐的范畴。就葬礼上的芦笙而言，它是通灵的媒介，其吹出的调子是与亡灵沟通的语言。
表 1 1938-1942年部分政策方针与内容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提出要以民族精神、生活知识教育儿童，禁止虐待儿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第一届参议会决议从健康方面强化保育儿童，设置儿童防疫站、解决医药困难，配备保姆、教员施以保育，供给白面、代乳粉、牛羊奶等滋养料。《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贯彻落实幼儿教育建设，建立保育行政管理组织，设立保育科，增添保育员等各科工作人员，脱产之女工作人员以及携带婴儿者，享受产前休息一个月时间、孕期发给生产费与休养费等优厚待遇[11]。《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经过及最近工作报告》中提出以设立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为初始展开保育工作，围绕设立保姆训练班、改善初生婴孩处置办法及母亲的生活、组织宣传团提高边区儿童卫生教育、设立儿童保健科等方面推动幼儿教育发展[3]。
(三)采取措施，着力保障幼儿保育经费投入
自保育分会成立与保育院创办后，虽面临经费困难的问题，但党和政府始终着力解决。集中性质时，依靠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发给经费补助、政府拨款补助。分散性质时，由本机关设法补助以及依靠边区政府银行借垫维持。经费不足之处，得到各个领导人以及外国友人予以的物力支持，例如，“毛泽东同志特捐助一千元购买物品分增各个儿童，贺师长捐助五千元作为生产资金以资津补”(1) 陕西师范大学陕甘宁边区教育研究中心收藏资料。 ，经由孙夫人捐募的美国友人的救济款[12]。除了总会供给、边区政府补助外，保育院进行着农工商和屠宰等生产合作事业，以盈余资助儿童营养[13]。幼稚部生产部包括耕地等农业生产、豆腐坊与挂面坊等手工业生产、牛猪等畜牧业生产、马骡驴等运输业，创造的物质财富使经费得以补助、儿童生活加以改善。保育院为保证经费合理有效发挥作用，建立了各项手续帐目制，每月查经费收入及开支、查账、单据、现金等，执行了查会计账及单据，预防错账和浪费。
以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1946-1948年经费收入为例。
表 2第一保育院 1946-1948年经费收入
(四)建立健全组织结构，科学管理幼儿保育
顺应时势，响应全国妇女领袖宋美龄、李德全等先生的号召，1938年7月4日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统一领导保育工作。期间采用民主的方式，选出宋庆龄、宋美龄等13位名誉理事，康克清、蔡畅等15位理事作为分会负责人，建立四大组织结构，常务理事会下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保育科，各科由常务理事一人负专责，聘请干事协助工作，规定各部门职责，健全制度，认真执行，如会议制度、汇报制度、总结和检查制度，同时要坚持并加强各级负责制，以期更好地实施保教。
1938年10月2日，在保育分会组织下创办了第一保育院，将“孩子第一”作为一切工作的总方针。为了更好地实施保育与教育，设立了比较健全的组织机构，并随着发展需要逐步扩大，工作越来越科学化、系统化。如图4、图5所示。呈现了完整的组织机构，系统分配了各个职务任务细则，加强领导，明确分工，科、班、股职责分明，做到相互督促、定期总结。院长负责行政、党的主要工作，负责每一时期的中心工作，帮助保教科儿童教育正常进行，帮助医疗卫生科研究保障儿童健康设施与督促其进一步实行等。指导员分设四个党小组，保教科二个组，总务科与卫生科各一组，负责辅助院长组织全员性的时事讨论和政治讨论会，协助文化教员计划与组织文化教育等，保育科、卫生科、教导科、总务科、会计科等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制定了详细的工作细则，助力儿童教育工作。
战争之际，共产党客观分析我国政治局势，冷静处理，从边区实际情境出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构建了特色的幼儿保育建设之路。战时边区的幼儿保育事业的发展，焕发着革命的光芒，开创了边区幼儿保育事业的发展先河，为我国当下的教育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应在此基础上，清醒客观分析社会主义保育事业如何有效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处于伟大复兴中国梦建设的重要时期，是十三五规划的关键阶段。幼儿保育事业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开端，是终身教育体系的开端，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当下与幼儿保育事业发展相关的政策为数较少，政策体系尚需完善，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定切实可行方针政策，提供经费保障，完善保育质量，时刻监督保育机构的组织体系，秉着一切为了孩子的原则，重视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习惯与品德教育，为幼儿教育发展夯实基础。
图 4保育院组织机构( 1941年 3月 15日以前) (2) 西安市第一保育院档案室，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档案，案卷号 3。
图 5保育院组织机构( 1941年 3月 15日之后) (3) 同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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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隋灵壁.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介绍[N].新华日报,1946-03-10(4).
The Way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Construction in Shaanxi -Gansu -Ningxia Border Reg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logy
DONG Qi-wei，ZHAO Yan
(College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 ’an Shaanxi 710062,China )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overcame numerous difficulties such as harsh natural environment，economic depression and poor social atmosphere，and then formed a new democratic regime full of vitality and vigor.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has been formed from four aspects:rectifying the thought and firming the belief，providing policy guarantee，solving the problem of funds，and 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the organization，which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Key words :political ecology；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the way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 2019-07-01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课题(SGH18H057)
第一作者简介： 董奇伟(1994-)，女，河北邢台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史。
中图分类号： G6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185X(2019)05-0035-06
标签：政治生态学论文; 陕甘宁边区论文; 幼儿保育建设路径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