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翻译的实学性——南洋公学译书院外籍汉译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洋论文,实学论文,晚清论文,外籍论文,书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4)12-0036-06 一、因何译：南洋公学译书院“应时需”而设 19世纪中期以降，日本因明治维新迅速崛起，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由数千年来的“轻日”思维转而探寻“师日”之径，以图自强。甲午战败使“师日”思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强化，士大夫阶层开始以日为鉴，探求国运衰微的病理和强国之策。洋务派重臣盛宣怀认为“日本明治初元，麑岛马关战屡失利，诸藩皆遣藩士翘楚，厚其资装，就学外国，今当路诸人率出于此”，并奏请光绪帝“略取其意，在京师及上海两处各设一达成馆，取成材之士，专学英法语言文字，专课法律、公法、政治、通商之学，期以三年，均有门径，已通大要，请命出使大臣奏调随员悉取于两馆。俟至外洋，俾就学于名师，就试于大学……”①所谓“达成馆”有西学速成班和留洋前的大学预科性质。令“成材之士”习外语、通西学，为清政府培养外交、外事人才，是“达成馆”成立之初即被官方赋予的重要使命。盛氏的奏议被准实施，1896年，经其和同乡何梅生、美籍文化人士福开森等人的精心操办，南洋公学在上海成立，即为今天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兴学”为自强当务之急是洋务派的共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中国教育的转型期，“何以兴近代之学”是筚路蓝缕的先人们必须面对的难题。盛宣怀的答案是：“为学之根本尤在译书”②，期待通过译介西学得到变法之径。当然，这种观念的形成亦非偶然。就盛氏自身而言，在与洋人的商务、外事交往中就切身感受到“必得谙晓语言文字之人，方免隔阂”③，客观上，“中国士大夫近年得以稍知欧西情事者，未始非参考西书之益”④，“非能读西国之籍，不能周知西国之为”⑤。另一方面，日本因译介西籍而崛起的刺激也是这一识见的重要成因：“日本更化之始，先于学校以东文编译西书，上而将帅公卿，下而贩夫走卒，皆于西学有所取裁，遂以一岛国雄视全球，此取明效大验也。”⑥“日本维新之后，以翻译西书为汲汲，今其国人于泰西各种学问皆贯穿有得，颇得力于译出和文之书”；相形之下，我国“三十年来，如京都同文馆，上海制造局等处，所译西书不过千百中之十一。……且西学以新理新法为贵，旧时译述半为陈编”，较之东邻，我们在外籍译介的时效性和全备性诸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而“将使成名成才者皆究极知新之学，不数年而大收其用，非如日本之汲汲于译书，其道无由矣”⑦。简言之，翻译活动与现实需求的脱节、断裂使外籍译介无以应对时需这一矛盾的存在，是译书院成立的直接促成因素。 1899年春，南洋公学译书院在上海虹口谦吉里成立(实际工作的开展似乎要更早一些⑧)。成立之初，由李维格兼管译书院翻译事，并聘郑孝胥之弟郑孝柽及师范生孟森、杨志洵为校订。后经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官小田切万寿之助举荐，译书院于1898年9月4日和12日分别聘任日本陆军大尉细田谦藏和稻村新六为翻译兵书顾问，专门翻译日文书籍。1902年，南洋公学第一批被选送赴日留学的原师范院及外院学生雷奋、杨萌杭、杨廷栋等人学成归国，也不断成为译院的新鲜血液。随着译书院的发展，除专职翻译人员外，南洋公学的外文教员李维格、伍光建，师范院教员陈诸藻，师范院学生黄国英等人也先后参与了译书院的工作。 1899年3月，盛宣怀聘熟悉西文和译印事宜的张元济任译书院院长。张的到来为译书院的工作打开了局面，不仅得到了伍光建等译界精英的助力，更凭借其在译界的广泛人脉以外包、买稿等更为灵活的形式为译书院带来了充足的稿源，“《原富》一书，为严译名著之一，即在此时撰译，让稿于本院。后樊炳清、沈纮、葛胜芳、陈昌绪、周仲玉等相继任译员。而外来投稿者，有吴文聪、王鸿年及日人古城贞吉、山根虎之助等诸人”。⑨严复、吴文聪等人皆为精通西学的翻译大家，他们的译稿不仅水平高，而且往往和当时的社会思潮相呼应，很受知识界欢迎，如《原富》和《计学平议》等译作出版后出现“洛阳纸贵”之势，译书院因之声名大噪。 二、译什么：选题取舍之“横向范围”与“纵向基准” 在公学诸附设单位中，盛宣怀对译书院及东文学堂⑩的功能作了以下定位：“其附属公学者，曰译书院，专译东、西国政治、教育诸书，以应时需及课本之用；曰东文学堂，考选成学高才之士，专习东文，讲授高等普通科学，以备译才……”(11)简言之：“研求西籍，沟通译才”(12)。由此可见：1.译书院成立带有相当程度的功利性——译政学书籍的目的在于“应时需”，而教育书籍的译介则着眼于为近代教材的编写提供素材。2.译书院的外籍汉译实际上“与学校互为表里”(13)——外语教育直接服务于外籍译介，同时译介的外籍又可作为课本使用。 “西国专门之学必有专字，门类极繁”(14)，只有抓住卷帙浩繁的外籍干流，方可应对“应时需”和做课本等迫切的现实需求。因此，针对张元济“译什么”的求教，严复也建议“今欲选译，只得取最为出名众著之编写”(15)。以张元济为媒介，经与严复、蔡元培等名士广泛的商讨(16)，盛宣怀认为事有缓急，“现在举行新政，凡学校、科举、财政诸大端，钦奉明诏，一皆参酌中西，以议施行。则凡有关乎学校、科举、理财、练兵之政治、法律诸事，均待取资，势不容以再缓”(17)。细读以上数语不难发现：“学校、科举、理财、练兵”与“政治、法律”在语法结构上是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首先，由于深知“政学译本太少”(18)将导致学生“中外政法之故未通其大”(19)的恶果，盛宣怀认为所译诸书一般应为政治、法律书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京师同文馆外籍译介中“化工艺诸学居多，而政治之书最少”(20)的结构性缺失。在政、法类书籍中，侧重教育考试、经济商务、军事防务类书籍，举凡与清廷统治密切相关的军事、商学、教育均被置于翻译选题的优先选择地位。而在第二层次的诸要务中又有急缓之别：“以练兵为急务，故兵学居多，理财、商务、学校次之。”(21)取舍之间，凸显出了洋务派经世致用、注重实效、因时通变的实学思想内核。 如对翻译选题的取舍成因进行深入探究，会发现其背后潜藏着“公学教育宗旨”和“国家的战略需求”一小一大两根支柱。在《南洋公学译书院试办章程》第一条中，盛氏明确指出了译书院与公学教育间的关系：“公学课程专重政治，本院译书同斯宗旨，凡兵事、法律、理财等门尤为先务。”(22)盛宣怀之所以对政、法类外籍情有独钟，似乎可以由此寻见答案。作为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语境下诞生的中国第一批官办近代学府，译书院的外籍译介又与洋务派政治革新的整体构想、国家的战略需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将“谋国救时之道”分为“标”、“本”二端：“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23)盛宣怀将“练兵之要”、“理财之要”、“育才之要”视为变法自强三大计，其中尤以军事为急图，显然有“势亟，则不能不先事其标”的考虑(24)。国家战略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译书院的翻译选题，“本校译书起因，发动乎光绪二十四年秋，时盛督办颇注意世界练兵制度”(25)。在列强动辄兵临城下、对华领土诉求日甚一日的清末，建立起强大的军事防务体系无疑是立国之本、当务之急。而“兵非饷曷，练必兴商务”(26)，在“中国教育之需要实以商科为最”(27)的背景下，“中国商父”盛宣怀对译介商学的重视也顺理成章。而“练兵理财之人才必出于学”(28)，19世纪末中国还经受着教育转型的阵痛，近代化教材的缺失成为新式人才培养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并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近代化的进程。公学译书院“所译为学堂计”、“选课本以便教育”(29)的构想契合我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后文有详论)。基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国家的战略需求和洋务派的政治革新主张，决定了公学教育的大方向和译院的翻译选题设计。 实际上，译书院的翻译选题完全遵循了以上学科门类上的取舍原则。1899年6月，译书院译印书目包括《日本军政要略》、《战术学》、《军队内务》、《作战粮食给予法》、《军队给予法》、《陆军学校章程汇编》、《宪兵条例汇编》、《军队教育方针》等八种；选定拟译的书二十三种，也均为军事书籍(30)。至1901年，“本公学译书院历年译书共成十有四种，有关兵政者十二种，教案商务者各一种；尚有兵政八种，理财一种，商务两种，国政两种，学校三种，税法一种，均经译成，现已陆续付印”(31)。如单从学科门类上来看，仍切合“军、商、教”三大时务。然而“公学译院，经费无多，规模诚未能尽量扩充，办法则不敢不悉斟酌”(32)。选题门类取舍决定后，为能在最短时间内、以最低的经费消耗、最大程度上满足国家之需，译书院仍需对已选定门类的书籍进行二次的纵向裁定。对此，盛宣怀给出了两条宏观基准：“先章程而后议论”、“审流别而定宗旨”(33)。 所谓“章程”指的是条令、规章、制度等。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以上所列翻译书目的大部分均为军事、商学、教育类的制度、法规、章程类书籍。“先章程后议论”的提出，是针对当时臣工、学者们“考求西政，不过粗知大略，不能详举其章”，而“议论之传自教会报章者，断烂不完”却“无证据以证之”的病态情状而提出的。因此，盛宣怀奏请“先译日本法规，以启其端”，参照日本，编译、制定我国近代政令、法规(34)，这一识见恐怕是受了张元济“先条件而后理论”之说的影响。1901年秋冬间，张元济在与“讲求经济、各国公法条约亦颇深”(35)的沈曾植(时任公学代理总理)纵谈朝廷变法之诏时提出：“我国变法不能无所师，求师莫若日本。法律之学，探本求原，非一朝夕之事，欲亟得师，莫若多译东文之书，先条件而后理论。”(36)其后便有《日本法规大全》之翻译。盛氏强调师法日本法规“以启其端”原因有二：其一，在译书院择定的学科门类中，日本与西方列强相比大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商务学堂各国皆极注意，而日本尤为美备”(37)，政治学研究也精要全备(38)。其二，“日本走廊”的媒介作用。清末民初的西籍汉译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日本，这已是学界共识。面对中、西间语言、文化的巨大鸿沟，“欲推广搜辑似以转译日本已辑西学之书较为稍易”(39)。当然，除了“同文”之便外，日本的“筛子”功能也是译书院倚重日译外籍的重要原因：“其书皆取则于泰西，一年一修，皆彼所身体力行，损益去取而后定。倘中国再能随时损益去取。积以岁时，可期详备。”(40)公学还为此设立了专门的东文学堂。因此，就取舍范围而言，译书院的西籍译介与日本似乎存在一种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 此外，盛宣怀对日本的倚重还有着眼于加强清廷专制统治的思量，并为此提出了“审流别而定宗旨”的要求： 泰西政俗，流别不同，有君主专制之政治，有君主宪法之政治，有民权共和之政治，有民权专制之政治。……惟德意志自毕士马以来，尊崇帝国，裁损民权，画然有整齐严肃之风，日本法之，以成明治二十年以后之政绩；俄虽号君主专制之国……不若日德之巩固也。较量国体，惟日德与我相同，亦惟日德之法于我适宜而可用。臣尝谓欲求详备，必博选通达古今之士，游历德国，逐事咨询，仍于各省多设德文学堂，广翻德书。而后斟酌损益，可以万全而无弊。今兹公学，力未有能，姑就东文之翻自德文者译之，得尺得寸，为旱年一溉之计。他年经费可筹，尚思教德文而传德学。格致、制造则取法于英美，政治、法律则取法于日德。(41) 虽然结末处对格致、制造等自然科学技术等略有涉及，但上述文字显然意在强调对日、德政法书籍的译介。而一涉及“政治”，在译本的选择上如何能不触及统治者的底线就成了难题。较之于英美，清政府与日德同为君主专制政体，帝制巩固的日、德之法无疑是清政府巩固专制统治的最佳借镜，其中更以德国为首选。在德语译才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占据“同文”的文化地理优势，对日本筛选过的日译德籍加以汉译便成为无奈之下的权宜之计。“日德模范说”与康有为“远法德国，近学日本，以定学制”(42)的提议岂无异曲同工之处？ 三、如何译：中外合璧，力求“信、达、雅”和规范化 由于中学与西学在文化上的巨大隔阂，在决定了“译什么”之后，译院要直面的另一重大课题便是“如何译”的问题。译事艰深，“译手非于西国普通诸学经历一番，往往不知书中语为何”，“至于政法理财，尤为难得好手”(43)。为求做到“信、达、雅”，译书院在翻译中采取了中外合璧的译法：由于译书者最好能兼通中外之学，而且尤以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才为贵，故先请以雷奋、杨萌杭、杨廷栋(三人本为习英文的公学师范生，留日专攻“政治”、“理财”科(44))为代表的东西博通之士，择要翻译。以上诸人术业各有专攻，在翻译中做到“信、达”应非难事，而欲求译文之“雅”。则有独木难支之忧。为此，再“令师范院诸生之学识优长者笔述之，他日中上两院隽才，亦可日分晷刻轮递，犹可以当学堂翻译之课，获益尤多”(45)。其实，口译笔受的翻译形式在东汉年间翻译佛经时就已形成。明末利马窦、徐光启等人的西籍译介也套用了这一形式。此法的采用，实则是兼通两国以上语言的译才匮乏之下的无奈之举。因此在语言、学识方面，公学师范院在招生时即要求：“学以中学成才兼通西学西文为上，以中学成才略通西学不通西文或略通西文不通西学为次，中学未成者虽通西学西文不录”(46)；入学后，该院学生又同时接受中西文的教育和“读本带译”课程的专项训练，可保“东西文得中文阐发，而无偏弊”(47)。即便在译“同文”的日文时也谨慎有加：“延聘日本通中文者一人，陆军少尉一人会同翻译，始无讹错。”(48) 中外合璧保证了译文的“信、达、雅”，但由于译者对于同一术语会有不同的译法，加之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编译”、“译述”译法自身的不准确性等将导致译名的淆讹，使读者莫衷一是，忙乱于审音、测字，不能专注研究事理。译名统一的问题是自译介佛经以来，我国译界就一直关注的问题。盛宣怀和张元济也都非常重视，他们认为，文章是流传千古的大事，必须谨慎对待，倘若译介不当，导致以讹传讹，轻则误人子弟，重则贻害国家、遗毒后世，所以必须将翻译规范化。在“私译名字纷拿，官译为其所淆，亦复不能自守”、而译院“所译科学书夥多”的情况下，为正视听，盛宣怀提出了“正文字以一耳目”的要求，主张取古法，“亟宜将各国舆地、官职、度量权衡及一名一物撰拟名目类表”，“仿古人一切经因义《翻译名义集》之例，别为名义，附诸卷后”，“以求画一，嗣后官译私著悉依定称”；另有一法即“取西文字典，分类译之”(49)。 统一译名的提出直接受到了前人、时人的影响。南宋景德寺僧法云所著佛教辞书《翻译名义集》，对音译梵文一一举出异译、出处并予以解释；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译书时，又订出立译名原则三项，光绪初年制造局翻译馆曾陆续发表过“汽机中西名目表”和“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等数种“名目表”(50)。仿照此例，译书院在其出版的部分书籍后附有中西名义表。如严复的《原富》，本未作表，交南洋公学出版后，特由张元济、郑孝柽作中西编年及地名人名物义诸表，附于书后。仿效前人，制定各种“名目译名类表”。“以期诸学浅深纲要，开卷瞭然”，“专门者，藉以朔洄；涉猎者，亦可预制知其门径”的思路彰显出盛宣怀“发虑造端，宜规久远”的历史眼光。由于译书院的官方背景，加之译书多、影响范围广、所定译名也较合理，对后来译名的统一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四、启民智：译书院成果影响深远 自1899年成立至1903年译书院因经费紧张被迫停办，短短四年多时间里，作为近代第一家大学出版机构和我国译印外籍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南洋公学译书院为中国近代翻译出版事业作出了独特而重大的贡献。据笔者查证，译书院至少译印了六十多种图书，尽管因为年代久远，确切的数目和书名难以查寻确证，但我们在其代表作《原富》(51)扉页所刊广告上，即可看到截至1902年为止译院的成果六十种： 《原富》(甲乙丙丁戊，五卷八本)、《计学平议》(二卷一本)、《政群源流考》(二卷一本)、《英国文明史》(甲乙丙丁戊，五卷五本)、《支那教案论》(宓克著，严复译，一卷)、《野外要务令》(二卷)、《法学通论》(一卷)、《新撰大地志》(一卷)、《世界通史》(一卷)、《万国通商史》(锁米尔士著、一卷一本)、《英国枢政志》(十四卷一本)、《战术学》(三卷)、《步兵操典》(一卷二本)、《步兵斥候论》(一卷一本)、《步兵射击教范》(一卷二本)、《作战粮食给养法》(一卷一本)、《日本宪兵制》(一卷一本)、《日本军政要略》(三卷二本)、《日本军队给予法》(一卷一本)、《美国陆军制》(一卷一本)、《陆军教育摘要》(一卷二本)、《日本陆军学校章程汇编》(一卷四本)、《欧洲商业史》(五本)、《亚东贸易地理》(四本)、《日本矿业条例注释》(一本)、《英国财政制》(上、中、下三本)、《商业实务志》(四本)、《格致读本》(一二三四编，四本)、《步兵各个教习书》(二本)、《中等格致课本》(初编、二编、三编、四编，八本)、《西比利亚铁路考》(一本)、《小学图画范本》(四本)、《科学教育学讲义》(三本)、《化学》(十一本)、《日本近政史》(四本)、《商务博物志》(六本)、《军队内务书》(一本)、《蒙学课本》(初编、二编、三编，三本)、《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上、中、下三本)、《万国地理教科书》(一本)、《大本蒙学课本》(一本)、《社会统计学》(七本)、《代数设问》(七本)、《万洲地志》(六本)、《英国会典考》(一本)、《战术学》(四本)、《步兵战斗教练书》(二本)、《步兵斥候答问》(一本)、《心算教授法》(一本)、《物算笔算教科书》(四本)、《习字范本》(初编、二编、三编、四编，四本)、《法规大全》(一百二十本)、《欧洲各国水陆商政比例通议》(三本)、《欧洲全史》(四本)、《几何》(三本)。 译书院的译印活动不仅对我国译学理论乃至近代学术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译印的外籍对当时和后世的现实影响更不容小觑。同前所述，译书院政学书籍译介的目的在于“应时需”，而教育书籍的译介则着眼于为近代教材的编写提供素材。与之相对，译书院对当时、后世的现实影响也可从这两方面予以考察。 在盛宣怀一系列有关译书院的奏折中，可读到如下诸种奏议： 译成之书次第付刻，倘出书日多，即送苏浙各书 局分任刊印，以广流传。(52) 昨接两江总督刘坤一咨称接政务处咨取制造局、南洋公学所译各书以备甄采。……可否请饬各省官书局改为译印书局，并由政务处电令出使各国大臣将东西文政学新理有用之书广为购备，斟酌极要次要，随时拟订目录，分饬各省，尅期翻辑刊印。一则筹款众擎易举，二则成书不患重复，三则纸版可免参差……兹先将公学所译各书已经排印十有三种，敬谨装治成套送军机处，恭呈御览。……坊肆中近来译印各书甚夥，拟择其正当者编成目录，另咨政务处俾被采取。所有呈进已译各书并拟推广翻辑，以资治理。(53) 译书宜先提其纲领，齐其目录，求其译才。至筹款虽难，尚其次焉者也。夫使各省疆臣通力合作，事或易举。(54)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解读以上奏议：首先，由“政务处”、“咨取”、“以备甄采”、“恭呈御览”和“以资治理”等语，似乎不难看出，与一般民间坊肆不同，公学译书院的官办背景要求其所译外籍首先要对接国家之需，为国家、政府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提供智力支持的域外借镜。这一点由译书院“先章程而后议论”的取向中可获得佐证。其次，从“送苏浙各书局分任刊印，以广流传”，“请饬各省官书局改为译印书局，并由政务处电令出使各国大臣将东西文政学新理有用之书广为购备……分饬各省，尅期翻辑刊印”数语中，我们可以推知，南洋公学译书院只是盛宣怀译介外籍的一个“试点”，但仅此一院的努力无疑是杯水车薪。在译书院获得成功后，盛氏显然要将其方法和成果推而广之，将全国作为一盘棋予以统筹规划，使翻译外籍上升为一种政府行为和国家意志。 如果说译书院之于清廷政治统治的贡献终将湮没于历史长河，那么作为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发轫地，其对中国基础教育的近代转型之重大贡献将永载史册、泽被后世。我国近代中国出版业巨头、商务印书馆领袖王云五也不讳言：“教科书为教育之工具，亦即促进文化之要素。我国编辑教科书，始于南洋公学译书院。”(55)尽管盛氏始终强调军事、商学对国家的重要意义，但其后他逐渐意识到教育才是根本，因为“练兵理财之人才必出于学”。从第二节所列书目中，我们不难看出，1899年、1901年、1902年三次上呈书目中，基础教育类译本的比重在逐年增加，可以理解为译书院在翻译选题思想上的变化。译印图书服务教育的直接原因在于晚清教科书的编写与整个国家近代化进程之间的严重脱节。“中国的课本，也许是学生手中最枯燥，最陈腐，最古怪的东西了”(56)，“这些读物，有的没有教育的意义，有的陈义过高，不合儿童生活”(57)。故此，严复认为：“此时官局所译西学，宜从最浅最实之普通学入手，以为各处小学蒙学之用。”(58)落实到实践，盛宣怀的思路是： 以外国寻常小学校、高等小学校课本备将来各省小学堂之用，以外国寻常中学校、高等中学校课本备将来各省中学校之用，专取其文部所定教员所授之本，咫闻杂学概不兼收，以西学佐子史之旁通，不敢以俗说代经文之正本。学生在学自十二岁至于二十五岁，日月方长，但今西学课本条理秩然，尽足备当世之取材，亦不忧无暇日以毕经书之业，不必遽求速化，转滋流弊也。(59) 直接引进外国的近代教育体系，编译国外成型的教材体系，固然缺乏本土创新性，但在近代教育的肇始阶段，至少可使我们在教育领域尽快赶上国际一般标准，使学习者得以用力少而获利多。公学本校学生则首当其冲地成为所译外籍的首批读者。“本校所属译书院，有科学教育学讲义译稿与格致读本译本，原意本为师范院设备。”(60)《原富》译出后也作为教材供公学学生学习。就翻译方法而言，译书院对不少西学著作、教材采取有取有舍的“编译”或“译述”的方法，先译再改，随译随改(61)，以使西学书籍能最大程度上适应中国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的国情。这一点体现在文科书籍上尤为明显，编译者往往采取西学与经文正本并举的编译策略，以求做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第一批“中国化”的近代教科书，公学译书院出版的编译书籍引起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一般学堂的关注，各新式学堂纷纷要求引进，将之作为教材。仅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1902年8月21日，公学主持人汪凤藻就奉盛宣怀之命，指示张元济将译书院所译东、西书籍各检一部，赐予江南省高等学堂查收使用；1903年5月，三江师范学堂又据两江总督魏光焘的指示，致函要求将历年出版的书每种各挑一册给该学堂，俾资使用(62)。南洋公学译书院编译的国外教科书引起教育界的极大震动和热烈呼应，许多书籍(如张相文编辑的《初等物理教科书》上、中、下卷以及富泽直礼著、张相文译述的《小学地理教授法》等)都因供不应求而多次印刷。仅以近代中国最早具有教科书体例雏形的自编教科书《蒙学课本》为管，译书院出版的作品对于近代教育的影响便可见一斑。《蒙学课本》(三册)是一套由陈懋治、沈庆鸿、杜嗣程等编译的小学教材，仿效英美教科书体例，所编故事大半译自西书，略加点窜，除以儒家思想及其行为规范进行修身教育外，对于传统蒙学中所宣扬的某些枯燥无味的道德说教，一概不收。该教科书不但作为外院生的教材，而且还为国内其他新式学堂广泛采用。该书的影响还可从其被盗版的情况中得到佐证。仅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1901年8月14日，公学查得江南书局出售翻印《蒙学课本》一、二编；1902年7月13日，又发现古香阁、正记书庄、理文轩、宏章书局、广益书局、文润书坊等书局翻印《蒙学课本》初二、三编销售，且存货甚多，销量颇广(63)。盗版的屡禁不止，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译书院所编译的教材在教育界的巨大影响。 当然，在“上”(朝廷)与“下”(基础教育)之间，译书院对一般社会人士的影响虽非主观刻意为之，却也客观存在，不容抹杀。盛宣怀要求多译印外籍，将译院所译图书广为刊印流传，除了满足“上”、“下”的需要外，译书院的招牌产品——严译《原富》多次刊行、盗版盛行的史实，也表明了译书院在“启发民智”的“中”层维度上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注释： ①(19)盛宣怀：《请设学堂片》(1896年9月)，载《愚斋存稿》(思补楼藏版)卷一，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三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53页。版本下同，不再一一赘注。 ②(28)(35)(54)盛宣怀：《请调沈曾植、费念慈委用片》(1901年6月)，载《愚斋存稿》卷五，第176页。 ③盛宣怀：《请设铁路法文速成学堂片》(1905年8月)，载《愚斋存稿》卷十二，第312页。 ④⑥(13)(18)(21)盛宣怀：《呈进南洋公学新译各书并拟推广翻辑折》(1901年6月)，载《愚斋存稿》卷五，第175页。 ⑤⑦(20)(45)(52)盛宣怀：《南洋公学附设译书院片》(1898年4月)，载《愚斋存稿》卷二，第85页。 ⑧据《南洋公学收支清册》记载，1897年度“支林乐支(即林乐知——笔者注)译书酬劳，规元二百两”，说明林乐知参与了公学的译书工作；1898年度“支译书院经费，规元三千一百四十九两六钱一厘”，表明译书院当时已开展译书工作。 ⑨(22)(25)(60)杨耀文：《本校四十年来之重要变迁》，原载徐名材主编：《交通大学四十周年纪念刊》(1936年8月)，转引自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18—319页。 ⑩南洋公学附设机构之一，主要功能是为公学培养翻译人才。1902年1月，盛宣怀聘罗振玉为东文学堂总办，日本藤田剑锋(丰八)博士为教习，罗又荐王国维任执事，“开学未及半年，因事解散”。载王宗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纪事》(1896—2005)上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11)盛宣怀：《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1902年9月)，载《愚斋存稿》卷八，第240页。 (12)盛宣怀：《南洋高等商务学堂移交商部接管折》(1905年2月)，载《愚斋存稿》卷十一，第289页。 (14)(39)盛宣怀：《请专设东文学堂片》(1901年6月)，载《愚斋存稿》卷五，第177页。 (15)(43)严复复张元济书(1899年4月5日)，引自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16)张元济除了专门致函严复求教(1899年3月29日)外，在蔡元培担任特班主任后，也请他参与了译书院译题的选择。(张氏1901年9月28日的日记中有“到译书院，与菊生写定书目”的记载，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5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页。) (17)(29)盛宣怀：《南洋公学推广翻辑政书折》(1901年12月)，载《愚斋存稿》卷六，第191页，第192页。 (23)严复：《拟上皇帝书》，载《国闻报》1898年1月27日。 (24)(26)盛宣怀：《条陈自强大计折》(1896年9月)，载《愚斋存稿》卷一，第49—52页，第49页。 (27)福开森撰、杨培琫译：《南洋之过去及将来》，载徐名材等编：《南洋大学卅周纪念征文集》，上海：南洋大学出版股，1926年10月9日，无页码。 (30)参见张元济：《本公学译书院翻译东西各国书籍》呈文(1899年6月)，西安交大档案2311卷。 (31)参见张元济：《南洋公学所译东西洋各书请每种各检二部咨送政务处》(1901年6月)，西安交大档案2311卷。 (32)(33)(34)(40)(41)盛宣怀：《南洋公学推广翻辑政书折》(1901年12月)，载《愚斋存稿》卷六，第191页。 (36)引自王宗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纪事》(1896—2005)上卷(版本下同)，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37)盛宣怀：《派监院福开森赴七国国考察商务学堂》(1901年6月)，引自：《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1896—1927)，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 (38)白作霖：《谈课程内容之编写》(1898年7月)，引自《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1896—1927)，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42)康有为：《请开学校折》(1898年5月)，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 (44)参见：《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二十周纪念》，出版信息均无。上海图书馆藏：207777。 (46)见《申报》(1897年3月2日)师范院招生启事。 (47)盛宣怀：《呈进南洋公学新译各书拟推广翻辑折》(1901年6月)，载《愚斋存稿》卷五，第175—176页。 (48)盛宣怀：《请专设东文学堂片》(1901年6月)，载《愚斋存稿》卷五，第77页。 (49)(59)盛宣怀：《南洋公学推广翻辑政书折》(1901年12月)，载《愚斋存稿》卷六，第192页。 (50)参见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55页。 (51)亚当斯密：《原富》，严复译，南洋公学译书院，1902年版。 (53)盛宣怀：《呈进南洋公学新译各书并拟推广翻辑折》(1901年6月)，载《愚斋存稿》卷五，第176页。 (55)王云五：《本馆与近三十年中国文化之关系》，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84页。 (56)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朱涛、倪静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83—84页。 (57)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载《中华教育界》第23卷11期。 (58)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引自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180页。 (61)白作霖：《编译教科书的意见》，引自：《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1896—1927)，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 (62)(63)王宗光主编：《上海交通大学纪事》(1896—2005)上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0页，第27、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