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思维形成、分袂与独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独行论文,思维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 （2001）03—0085—08
在美感启动前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意识也正向“思维”层次进化。但早期的思维活动仍处在混沌、模糊、非逻辑的状态之中。此时，人类在精神层面对客观世界的反响、回应，大多物化在石器、洞穴壁画、岩画、陶器、图腾甚至纹身、神话之中。这些精神的反响和回应，只是当时原始人类巨大、丰富的心理内容的极少部分。那些转瞬即逝的心灵感受，那些还未找到一定逻辑框架作为载体的，没有文字加以记述的东西，恒久地沉潜在历史的残灰余烬中。但好在精神的物化形态在文字出现之前，已被凝结在原始人类为生存、为征服世界所创作的各种“作品”中。一笔一画，一个造型，一次涂抹都可能隐藏着极有价值的索解密码。至今，已有许多先贤圣哲和当今有识之士做过出色的“解密”。我认为，要探索艺术思维的形成，还要从思维即原始人类那种初级的准思维的形成开始。
一、思维发生途径
按严格意义来界定“思维”，人类文化学家所确认的“原始思维”便不成立。根据现行定义，思维是对客观对象深远区层实现穿透性反应的物质活动。原始人的思维远达不到这种水平。但是，原始人又的确能用大脑来处理、应对这个未知世界。他们肯定有一种类似思维的能力。这种能力虽不能对物质的深远区层做穿透性反应，但可以在直观、具体、形象感觉的初级水平上，贴近、感应、摹仿对象，甚至能表层地、局部地掌握对象。这是思维形成前的中间过渡状态。要称思维的话，也只能界定为准思维。准思维的内涵是指原始人可在条件反射、本能选择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脑的初级功能基础上处理各种信息，因而它是具体的，本能逻辑的。就“具体”而言，一些人类学家从现存原始部落土著人的语言中，发现由于他们的脑功能对对象无法实现“穿透性反应”，完不成抽象，事物的抽象概念建立不起来，因而，在他们的概念中，只有具体的名称。对这种现象，列维—布留尔称之为“心象—概念”。比方说，卢舍人（Lushei）对“鹿”始终未建立起一个一般概念，只有雄鹿、雌鹿、大鹿、小鹿……他们用20多个词称呼“篓篮”，10多个词称呼“蚁”。原始人在感觉阈限基础上直观命名客体，虽然思维程度不高，但毕竟启动了思维。思维的工具是概念，思维只有在概念的基础上才能运演。原始人的实名词虽还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概念，但毕竟终于可把万千世界以实名词锁定。由于实名词不是概念，是具体形象，因而，原始人的脑运演就是形象的取舍、选择、叠加、重合和认定。在这一系列操作过程中，有一种“本能逻辑”的脑功能起着主导作用。是它在上述脑功能运演中主导着方向，指导着选择，驱动着欲求。本能逻辑与现行的逻辑思维有天壤之别。它不是理性的思考，它是原始人在条件反射、本能选择的生存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惯性。由于原始人无法对客体的深远区层做穿透性反应，它只关注当下的具象，具象背后的未知世界作为一种诱惑，构成原始人神秘的直观认识欲望。处于幽瞑之中的原始人以这种脑功能打理他们的世界，他们把万千世界的万千之形作为脑运演的工具。这种准思维就是“具象的抽象”。思维在运演中始终粘带着形象，在形象的叠加、重合、排列、选择中，本能逻辑导引着每一次“思考”。
要搞清楚思维发生过程，有一个语言问题不能不一同加以分析。许多语言学家包括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在语言和思维孰先孰后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有的认为语言先于思维。“有了语言才促使动物的直观、具体的感性思维飞跃到人所特有的抽象、概念思维”。[1 ]有的则说“恩格斯明确指出劳动在语言之先，而劳动不能没有思维，可见，思维先于劳动”。[2]这些观点最大误区在于， 他们所使用的“思维”和“语言”是现在意义上的概念，是成熟的范畴。而劳动到思维之间，思维与语言之间那种逐渐成型和互为生成的动态历程被忽略了。我认为，劳动到思维有一个中间状态，恩格斯已经触碰到这个中间状态。“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密切地互相结合起来，……这些正在形成的人中，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3]（P510—512）我认为“有些什么非说不可”是中间状态的标志，是语言和思维登场的伟大序曲。语言和思维都不可能陡然发生，一定有一个胚胎期。这个时期，我界定为“心理欲求期”，语言和思维都必定孕育其中。
心理欲求是所有动物在生存中形成的条件反射，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动力。如追逐猎物以解决饥饿，寻找水源以解决饥渴。在猿的劳动向人的劳动转化的伟大历史情境中，逐渐发展着并复杂化的劳动和社会将类人猿较为单纯的心理欲求不断丰富和增强，不断提高和扩张。从心理欲求的一般简单直线追求，发展到复杂的曲线追求。例如，虎对鹿的扑杀，鹿是唯一的目的。这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原始人对猎物的扑杀就不同。它要打磨锐利的石头，这就增加了一个目的，还要召集更多的同类，又多了一个目的……复杂的曲线的目的使心理欲求的层次、方向、力度更加“人”化。包含多重目的的心理欲求使简单的动作表情已难以达到目的。这时，应该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心理状态才得以产生。正是在这里，语言和思维接受胚胎并萌芽。因而心理欲求是前语言或前思维。它既是没有概念化的语言，也没有概念化的思维。换句话讲，这里只有混沌的模糊指向模糊的音节声响和意念或意向，这些意念或意向低于潜意识水平。因此，混沌的心理欲求是思维和语言的原始形态，是最本质的“元语言”。
心理欲求、语言、思维这三种东西在原始人那里原本是一个整体。欲求包括着相关的音节和相关的意念。音节是欲求的外在表现，意念是欲求的内在有序化。
心理欲求至少可描述为两个层次。1.条件反射式心理欲求是动物最原初的生理反应形式，它表明原始人在原始生理需求的驱动下所表现出的心理走向。走向明显地包含着一定的内容，例如想吃、想喝等。这种既不是语言也不是思维的心理欲求却包含着“语言”和“思维”的功能，它们正处在行将喷礴而出的心理酝酿期。2.超条件反射式心理欲求是劳动复杂化的产物。它表明原始人的大脑中那些“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东西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符号化，而且内容已开始从直接关乎生存的窄小的目的中超拔出来，欲求在更高的层面中建构起复杂的意念运演方式。“有些什么非说不可”肯定包含着两层意思：“有些什么”是指大脑中那些逐渐明晰和强烈的心理欲求，它指向性明确，内涵丰富，脑运演的方式、速度、范围、层次都大大提高，逐渐具有了“思维”的性质。“非说不可”便是指逐渐明晰和强烈的心理欲求不再心甘情愿蜗居黑暗的心室，而处于一种跃跃欲试的状态中。“说”这个动词再好不过地表明心理欲求—意念在语言和思维两个范畴中寻找到了突破口。“语言”和“思维”几乎是同时也是相辅相成地加速着原始人的演进。
心理欲求的外在表现至少存在着几种形式：面部语言—思维、手势语言—思维和有声语言—思维阶段。这几种形式有的是单独出现，有的是同时出现。根据达尔文、赫里胥等人类学家的观察，在动物群特别是灵长类之中，都存在上述三种情况。
面部语言—思维是心理欲求最原始的外在表现。面部肌肉的自然抽动在开始只是本能表现，随着心理欲求的复杂化，开始含有一定的指义性，它是相对心理内容较为稳定地牵动着某些肌肉的外在表现，这种面部语言有它固定的内容，是同类可以“读懂”的“语言”。可以说，包含相对固定意义的面部肌肉运动，是心理那个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思维”掠过脸上的形式，它一方面可供“阅读”和“倾听”，另一方面已外在地告诉我们，思维正形成在伟大征途中，可明显感到心理欲求有一种冲破自身框架的强烈愿望。
手势语言—思维也许与面部语言—思维同时产生，也许晚于其后。但在层次上要高于它，是对前者的超越。如果说前者只是心理欲求对肌肉浅层拉动，那么，后者则是更丰富的心理内容对更好的表达方式的积极寻求。列维—布留尔在界定原始语言时说的话有助于对手势语言—思维的理解：
它们不去描写感知着的主体所获得的印象，而去描写客体在空间中的形状、轮廓、位置、运动、动作方式，一句话，描写那种能够感知和描绘的东西。这些语言力求把它们想要表现的可画和可塑的因素结合起来。[4]（P150—151）
“不去描写感知着的主体所获得的印象”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印象”在前思维阶段不够成熟，它还没有“语言”和“思维”来承载，因而支离破碎无法站稳。二是印象是心理感知，远比空间外形模仿难得多。在语言和思维还没有成熟阶段万难做到。但是形状、轮廓、位置、运动、动作作为空间中的外形是可模仿和描述的。因而，这种模仿外形的语言在原始人那里首先发展起来了，而手势语言则最能达到这种效果。我估计，这种状态的语言方式一定持续较长的历史时段。在这种方式中，思维能力也一定有长足进展。至少在思考客体在空间的形状、轮廓、位置、运动、动作等方面，心理欲求向思维升华，提高脑的空间思考能力。可以肯定地说，与手势语言阶段相适应的思维深度、难度、广度都大大不同于面部语言阶段的思维。斯宾塞和纪林对处于原始阶段的落后民族的语言进行考查，发现很多人是不说话的。“她们借助手指，或者更正确的说，借助胳膊和手彼此之间进行着十分活跃的谈话”。[4]在马萨伊人（Masai）、印第安人以及很多原始土著人那里手势语言都很发达。甚至在现代人的语言表达方式中，都十分明显的存在着这种原始痕迹，人们在语言表达不够尽意时，常常借助手势帮助才达到预期效果。
由于喉头的进化原因和心理欲求的简单化所致，动物和原始人的声音在原发阶段肯定是单音节的，在后来的发展中，心理欲求的丰富化和喉头肌肉的发达，某个情绪驱动所产生的内驱力无意中创造了某个长音或几个相连音节，并且被固定为某些意义的外在声音形式时，语言的雏形便形成了。此时，意念便与相对应的声音发生联系，获得了物质载体。在这一基础上，语言和思维才开始双双登场，其生成图式如下。
当心理欲求在较高层次上借助它所孕育的语言和思维展开时，晦暗未明的意念就逐渐地被语言和思维所占领，反过来说，语言和思维本身就是意念，或者说它们构成了部分的意念。在这里，思维将承担完成心理欲求的全部指令。
当我们在逻辑上将心理欲求作为语言、思维的生长温床时，实际上还连带出了思维的“功能”问题。正是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触及到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同类型的思维方式之所以形成的奥秘。我们对“心理欲求”这把解密钥匙的描述是：由于前思维和前语言是在心理欲求的胚胎中形成，欲求作为一种心理动力它必然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这就必然促使前思维和前语言围绕生存而展开，因而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成了前思维和前语言首先发展起来的功能。但是它在解决生存问题的同时，欲求的受阻、压抑、实现、畅扬和新一轮欲求的召唤都深深地形成了原始人类急于宣泄和表达的不可遏制的心理动力。于是两种不同发展方向的心理动力在同一个精神襁褓中互相生成，互相砥励，最终各自沿自己独立的逻辑力量所形成的精神抛弧线分道扬镳。
二、思维分袂遗迹
艺术思维究竟是怎样从思维中分离走出来并特立独行的？它与科学思维分袂的契机在何处？在具体分析这一问题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将原始思维（前思维和思维）运演的基本形态进行定性。由于原始思维一方面是在大千万象世界中形成的，因而它首先开发出来的能力是对有形世界能够作出反应的形式感，万物的形式被记忆而固化，被摹仿而升华，思维在形象的框架中运演。在这个阶段，原始思维运演的方式是形象的感性把握。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思维是在生存的心理欲求驱动下形成的，因而为了认识世界，解决问题，必然要开发出“抽象”能力。当然，这种抽象层次较低，它以一事物的具象特征为某类事物的概括性指称，来把握世界的更多更深的内容。对这一阶段的思维特性，我称之为具象的抽象把握。它是原始人在表象剥离的基础上，思维纵深发展到某个阶段上的成果。在这个阶段，思维对对象还不能作深远区层的反应，它只能借助具象的排列、叠加等方法，艰难地探索这个世界。
1.以形象的感性方式宣喻内心
原始精神的物化形态不仅表现出探索世界的思维趋向，同时还蕴藏着丰富的心理内容。狩猎的紧张，追逐的欢快，群居的适意，离散的孤独，逃亡的恐惧……无不在它们的心理激起千头万绪。这些东西蓄积心里，必然构成脑运演的动力，潜在地规范着思维的形态。手在劳动中进化，脑在手的进化中加速进化。本能驱使手按需要运动，手的肌肉，筋骨的运动刺激着脑神经进化发展。因此，只有手的运动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动作思维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确认的。由于动作与思维处于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之中，动作与思维常常是同一的。也就是说，手的动作不仅是用来完成一次攀援、一次搏斗，还用来表达情绪，传达信息。手势语言是语言的前奏。它关注客体在空间的形状、轮廓、位置、运动以及情绪、意念的表达。
原始人思维运行的轨迹大多已不可考察。能够给我们提供研究的东西主要集中在可见的雕塑、岩画、彩陶等历史遗迹上。我将尝试在其中提取线条、造型和动作三个物化形态进行分析，描述思维在形象的感性形式这个载体上的运演方式。
（1）线条——情绪意念的旋律
考察原始人的线条史，主要是从岩画、彩陶等方面入手。从线条的历时性看，它既经历了稚拙—熟练的过程，也经历了自然形态—情绪化形态的演变。应该说，最能经典表现情绪和意念的是彩陶纹饰。我认为彩陶纹饰的发生学历程在于，它可能起源于陶器产生之前，而不是骤然间与陶器同时发生。万千世界那些物象的外形及边缘，因为多彩的变化，引起了原始人的注意，边缘作为“线”刻印在它们的脑海里。自然界中那些风生水起、电闪雷鸣、走蛇脱兔、奔鹿跃马、婀娜柔条、纤巧叶纹……作为自然表象深深刻印在原始人的脑海里，当这些表象与心理的绝对阈限和差别阈限形成稳定的关系时，心理的快适感和那些什么巫术的、生殖的、季节变化的等等精神内容结合在一起，形成强大的驱动力，使原始人极有兴趣地把物象的外形及边缘记录下来。因而可以说，形的边缘—线条与心理快适从建立关系发展到成为记录心理变化的抽象的坐标示意曲线。这一点，从壁画、岩画中飞舞的线条中可以见出一斑来。
在原始物化形态的发展史上，线条经过原始抽象—具象—抽象三个阶段的演进。在原始抽象阶段，线条是稚拙和生涩的，它企图完整地把握对象，但心智和技巧都不足以担当完成这项任务。这些线条虽然独立，但它不自律，其着力点旨在对对象的描述，完成的是对象交给的任务。在具象阶段，线条几乎丧失了自身的地位，它只是用自己的组合方式来创造一个完整的形象，当这一形象诞生后，线条则被它们所异化。只有第二抽象时代来临，线条才获得完全的独立自主。它不再是为了别人，它的意义就在自身。线条的成熟最集中地表现在几何纹饰之中。假如说，在具象时代，线条上潜藏着原始人一定的情绪意念还需要在形的结构中生成的话，那么，第二抽象水平的线条已经能够比较独立地表现人的精神情感内容了。
在几何纹饰中，以“蛙”纹最为典型。它不仅多而且是很多纹饰的由来。许多纹饰都可看成它的亚种。“蛙”纹比较多地集中在仰韶文化、马厂文化的彩陶中。“蛙”的形象发展过程比较明显。一开始，是比较具象的描绘，然后“形”逐渐蜕化成线条，形成类似“蛙”的几何纹饰。汉族先民对“蛙”的兴趣产生较早。闻一多先生在《天问释天》中对之进行了研究，他说：“传说之起，谅以蟾蜍为最先”，蟾蜍是几何蛙纹原初起点。考察原始人为何对此有如此巨大兴趣，可从甲骨文向上溯源。因为甲骨文是线条和概念的凝固形态，它潜藏着形和线的演变密码。
刘志基先生在《综论汉字文化》一书中，对“孕”字与“蛙”的联系作了精彩的分析。他认为：“‘孕’字古文从‘肉’从‘黾’，
这样一来，“孕”与“蛙”就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它们联系的意义是什么？
我认为，意义在生殖崇拜。性的快感和繁衍的伟大意义使汉先民对有可能引起这方面联想的任何事物都产生兴趣。而“蛙”的如同孕妇的肚腹和强旺的繁殖力很有可能引起先民的关注。青海柳湾出土的蛙纹裸女陶器，就十分生动地一方面将关乎生殖的乳房和阴部刻意作了夸张的表现；一方面，在裸女身上刻画出蛙腹纹和蛙肢纹。两者的联系显然不是偶然和随意，《金瓶梅》称阴户为“蛙口”也许可作为一个佐证。在许多少数民族原始文化那里，都有蛙为始祖的现象。这样一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论，在彩陶中倍受关注的蛙纹，在它从具象的框架中蜕化而成为几何纹饰后，相对稳定的蛙形线条就积淀着原始人类的情绪和意念，它在斜线折线以及各种变化中，传达着与此相关的快适感，像巫术招魂一样，在它的创造和“观赏”中达到宣泄情感和意念的目的。
在马家窑文化中，彩陶的纹饰以放射式为基本特征。有的像一石击水而产生的环形纹路，有的像太阳光芒的放射状态。与蛙纹不同的是，放射式纹路的动感极强，是在不稳定中对稳定的趋同。原始人在极其困难的生存条件下，心理欲求是总是在纷乱复杂的关系中追求着稳定、安定。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放射式纹路又还有一种扩展的特性，它无疑正好吻合着原始人的情感意绪。动静结合在线条的起落之间。
由此，我认为，线条的上下起伏，峰回路转的运演轨迹就是原始人的情绪和意念的运演轨迹，它隐晦的潜藏着精神的密码，是心动的外在旋律。在文字的演变历史中，可以更清晰的看到这一点。那些横、竖、撇、捺、钩、点、顿等等，都是精神内容通过线条在空间的延展。情绪的激越、凝止、畅扬、收敛、欢愉、悲哀、宏放、拘谨等都能得到抽象的表现。线潜藏着人类无限丰富的心史。
（2）造型——情绪意念的舞蹈
假如说思维的形式感在线条中表现得还不够充分的话，那么，造型则是最能代表思维形式感的物化形态。那些丰乳肥臀的女性浮雕、劲健壮硕的奔鹿走马、狞厉威猛的青铜器皿都一定掺和着人的主观内容，是情绪意念的舞蹈。
欧洲奥瑞纳文化中的妇女雕像能比较直露地表现克罗马农人的情绪意念。考古学家把它们称为“维娜斯”。估计它们是母系社会的偶像。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雕像有一个明显的特征：特别强调和渲染的是乳房、阴部、臀部、腹部和大腿；特别被忽略的是头部、脸部。被视线关注的是与“性”、“生殖”等密切相关的事物，可见这些静态的雕像潜藏着动态的精神内容。克罗马农人在晶体滑石、象牙和骨头上用尖器刻出它们的时候，心理一定流动着某些快适感，一定有着包括巫术在内的情绪意念的创造性精神运演。
旧石器时代的绘画，作品都承载着各种不同类型的情感和意念。他们在奔牛和跑鹿身上刻下了许多痕迹，深深浅浅的划痕凝聚着原始人类的心理欲求和企望成功的情绪意念。这些洞穴壁画中的动物几乎都被刻画成那种健壮威猛的形象。对生命力的企望、信赖以及颂扬讴歌成了原始人类的精神主旋律。那些勾画出力量的线条和形式就是凝固了的情绪之舞、意念之蹈。
到了新石器和青铜时代，造型经历了由简到繁，由“活泼愉快走向沉重神秘”的过程。陶器向青铜器迈进，不仅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标志着情绪意念这种精神内容具有更强的表现力。它不仅可以在质地较软的材料上纵横驰骋，还可以在质地较硬的材料上演绎原始人类丰富的情感世界。
鼎钺是中国夏、商、周时代的产物。鼎主要用作祭祀宴饮，是王权的象征。钺则是一种兵器。当我们的目光从岩画、壁画、陶器这些较为流畅的线条移向深沉狞厉的青铜器时，心不能不为之一震。蕴藏其中的情绪意念告诉我们，先民创造形式的能力已经能走出对山岩石壁的依赖，能够独立的“铸”一个金属器物传情颂志。最具代表性的司母戊鼎、人面纹铜方鼎、杜岭方鼎经典地展示了三代先民的精神风貌。
从器物的功能看，鼎本是用于饮食的器物，但在长期的蒸牺、煮牲、祭祖、敬天的活动中，渐渐演化成“通天地”的神器。被先民提升创造而出的尊贵意义，使“鼎”从饮食器物的世俗地位超拔出来，成了国家政权的象征。在这时，“鼎”的物质性本质已让位于精神性本质。这种让位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形大体重。司母戊鼎高133厘米，重875 公斤。 杜岭方鼎高100厘米，口纵60.8厘米，口横62.5厘米。如此巨大的器物， 早已丧失了蒸牺煮牲的功能，只能是一种国家政权象征的器物。商代亚丑铜钺长32.7厘米，刃宽34.5厘米。如此庞大的兵器也无实战意义。物体的大与重在心理上往往能造成一种压抑感，使拥有它的可以据此而增添凛凛威风，相反则倍感惶恐压抑。它的体积重量的文化意义，物理世界的定律无法诠释，只能在精神世界里找到它的意义指归。
第二，狰狞严厉。鼎的四周都饰有各种类型的纹路。这些纹路增添了威严神秘之感。商代的亚丑铜钺，竟是一张人面。怒睁的大眼，露出牙齿的大嘴仿佛要吃人一般。特别给人刺激和威吓的是鼎身上浇铸的那些自然界没有的动物形象。例如亦羊亦牛的饕餮纹，亦蜥亦蛇的蟠虬纹，以及风鸟纹、怪鸟纹、龙纹等。这些饰纹组合在青铜器皿上，给视觉以巨大的冲击力。它完成的不是人在客观世界中要解决的生存问题一这类问题无须夸张、虚构，需要的是对对象的真实性的把握，而是服务于精神的张扬、夸饰、宣泄。形大体重、狰狞严厉的形式感便被古代先民从自然界选择而来，加以变形、夸张并创造出来。
在历史演进中，原始人类和先民的前思维和思维中，以形象的感性方式进行脑运演的定势一旦分化出来并固化为一种常态，主体对世界的观照方式，就是在对象中寻找能够为我的情感驱遣意念所用，能够表达宣泄我的主观情感意志的格式塔结构对应物。这种思维视界突破对象客观规定性，把人的欲望、情感、意志以及本质力量对象化到客体之上，把“我”的内容扩张到一切对象之中。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为艺术思维的觉醒并特立独行铺平了道路。
2.以具象的抽象方式认识世界
在前思维和思维的原始状态中，以形象的感性方式反映客观世界仅是一个类别，由于心理欲求是前思维的胚胎，因此，前思维之中必然还潜藏着应对客观矛盾并要解决它的意念趋向。这样一来，那种必须深入到对象矛盾和规律中，并真实而不虚构，准确而不歪曲的思考便应运而生。脑的这一运演方式与形象的感性方式决然不同，它考虑的是主体对对象的顺应，并由此去把握这个客观世界。
（1）原始绘画中的思维抽象。 马沙克对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壁画和器物做过深入的分析。他认为那些“作品”不是起源于其他目的，而是对季节的周期性，果实成熟的周期性，性成熟的周期性所作的记录。这种说法或许更具本原性。因为“食”是生命的保证，“性”是生命的延续，季节则是“食”的获得，“性”的激发的美妙时光。每个发情季节对生命的触动和煽诱一定极强烈地打动、震撼着一切原始心态。这种生命层次的需求对现代人讲只是基本需求之一，属马斯洛所界定的人的五大需求中的最低需求。但对原始人讲，则是根本甚至是最高的唯一需求。因之，这种需求必然作为动机由潜意识向思维升华。这种对事物规律性的记忆将逐渐地生成一种思维方式，即认知性的思维方式。
在法国莱斯·埃齐斯（Les Eyzies）附近布兰查德（Blanchard ）遗址出土了一块小饰板。它制作于公元前28000年。 在显微镜的观察下，饰板上有69个记号，组成24组。每组由一到七个单位构成。所有小点共同组成S形状。马沙克认为这是月份的记录。它们覆盖了21／4个月。这些狩猎者直观月亮的阴晴圆缺，感受时间岁月的流逝变迁，把生命中有价值的时刻记述于月亮盈虚消涨的直观描绘中。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观察替代了表达，记述替代了描绘。如蒙特加特指挥棒上的海豹、蛇、鲑鱼的图像明显记述了春天来临与性萌动的关系一样，季节和性紧密相连的关系或规律，在无数次重复刻划中被发现。于是总有一天，这种偶然的发现会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并向科学迈进。这些生动的“创作”，不论被解释成性符号，季节符号、还是萨满信仰、图腾崇拜，它们总是饱含原始人对客观世界的某些特征、样式、周期性的反映。这些反映在思维层次上构筑了脑功能运演的某些特性。比方说，对事物特征长期观注，必然形成一种观察力。它是科学研究，艺术再现极重要的思维功能。列维—斯特劳斯说的“艺术存在于科学知识和神话思想或巫术思想的半途之中”这句话，正说明了前思维的混沌性和可以向多个方向发展的无限张力。拉斯柯（Lascaux ）洞穴中一只著名的雄鹿壁画形象，就充分体现了原始人的观察力。它头顶着两只硕大的犄角，头向前倾斜，微张的嘴表现出求偶时的急切心情。其准确性不让现代人。动物在秋季迸发的性冲动，一定引发了原始人势不可当的激情。时间与性事被直观牢牢的粘合在一起，特征激活了规律性认识能力。詹姆士·弗雷泽深谙其理，他说：“并没有什么泾渭分明的界线把巫术与我们的科学思维方式分裂开来。巫术，虽然就其手段而言是想象的和幻想的，然而就其目的而言也是科学的。”这种说法不仅指巫术，还包括其他一切原始形态。可以说，原始人在前思维阶段已迫切地想探索、了解、掌握他们所处的未知世界。在史前岩画中，也可看到同样的现象。 云南沧源第1地点5区狩猎演练图，木栅捉猴图，在记述生活场景时， 记述了狩猎的某些规律和方法。巫术中，原始心态神秘而难测。但无论怎样，那些仪式、动作、符咒都表述了原始人希图通过对神秘力量的敬畏、娱悦来接近、了解、把握它们。
（2）巫术神话中的思维抽象。 “观物取象”是《周易》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是最能体现“具象的抽象”的思维方式。八卦的思维方式是“观物取象”，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种较抽象的概念概括了先民意识中代表大千万象世界的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具体事物。万物被“具象的抽象”组成了
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咸而万物化生”。所谓“二气”即阴阳两气。咸卦是艮上兑下，艮是少男，兑是少女。女在男上，即阴在阳上。原本应是阳气在上阴气在下，现变成阴上而阳下，两气要归位，必然形成相冲而感应。万物从天地感应中化生而出。宇宙生成的深奥规律被八卦这种中国式巫术智慧形象加以诠释。
神话作为口传历史表明原始思维已进入到相当高度。各种物质现象的性质已被生动的形象、故事所描述。在芬—乌戈尔语绪诸民族的神话中，宇宙的起源是神从原初瀛海之底获取土壤，以此造大地和大地上一切有益者，神的弟弟则以藏在口中的土造山峦及一切有害者。纵观世界的神话，无论其内容，形式怎么不同，都显示了他们追根溯源的精神，表明他们对世界万物的认识和企望解决问题的强烈兴趣，但他们的思维只能以“形”来解释世界，只能在“具象的抽象”的脑的运演系统中来把握认识他们的世界。
（3）语言文字中的思维抽象。在语言和文字的发生中， 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原始人的前思维，怎样从“形”的原始状态褪变并经过一定的概括，以抽象的形象来把握客观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即具象的抽象。比如汉字“山”、“日”、“月”、“水”，它们是典型的象形文字，它们与具体物象的相似性明显地展示出它们是如何从山、日、月、水的具体形象中变化而来的思维痕迹，“形”思维的发展痕迹十分明显。象形文字既是文字发展的活化石，也是思维发展的活化石，因为，文字的任何发展阶段都是思维的发展结果。
在世界各国文字中，汉字的造字思维最能体现前思维怎样从形象的具体描绘中超拔出来的伟大过程。这是迄今为止记述人类思维运演形式的最完整的精神材料。目前，记述文字发展的最早材料是殷商甲骨文。它的造字方法中有一种基本造字法—独素造字法，是前思维对客观世界进行概括的最初过程。
根据李圃先生所说，独素字“多为事物直觉形象的线条化，或以线条化了的形象直接表词（音和义），或以线条化了的形象间接表词（音和义）。”[7]可以概括地说独素字大都是象形字或独体形意字。 比如说，“首”字，
从字体的变化中可以看出：（1）事物的形是造字的基本依据。 思维是“随物赋形”的，这是具象阶段。（2）一旦象形字被造出来了，这些字就渐渐从原初的具体所指上升到类的概括，这就是抽象阶段。整个思维流程形成了“具象的抽象”思维方式。
如果说独素造字思维的具象力度大于抽象力度的话，那么，合素造字就更能体现超越具象的抽象能力。
这一思维跃进在人类历史上虽然悄无声息，但其伟大意义不让人类到太空的巨大跨越。具体来讲，这种跨越表示思维运演方式挣脱了“形”的控制，开始将“形”蒸发掉，在具象的抽象基础上可以不再以“形”作为造字的唯一依据，而另辟蹊径，在形的渐次隐退中，开发出新字来。
我认为，具象的抽象思维方式是通过对形的类的抽象达到对事物的客观真实的认识。虽然在神话、岩画、壁画、彩陶、青铜器、文字等方面，这种客观真实能达到什么程度值得怀疑，但毕竟思维中那种穷究事物本质的逻辑惯性得到培育和催生。形象的感性形式和具象的抽象形式在原始人类的心理欲求催生中，逐渐演化成艺术思维和科学思维。
收稿日期：2001—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