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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3)01-0024-008
比较文学是在19世纪以来各民族文学日益汇入世界文学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早在184 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精辟地论述了各民族文学突破其民族的 界限，坚定地走向世界文学的历史必然性：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 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 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 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P254-255)
正是由于19世纪以来各民族的文学在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成为整个世界文学不可 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以往单纯地从单个民族的角度出发来考察各民族文学史的做 法，既无法清晰、全面地透视出各民族文学在走向世界文学的历史潮流中发生、发展的 全部过程，也无助于超越各民族文学之上的共同规律的揭示。而作为“专指超越国别文 学界限的文学研究的特定术语”的比较文学[2](P28)，由于它的开放性的理论视界，以 及“把某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宏观发展中来加以考察”的根本原则[3](P67)，使得它 “无论是通过不同语言现象和表达方式探索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还是研究某一文学形 象在国际范围内的渊源流变都取得了很大进展”[3](P6)。无怪乎美国当代文学理论家 勃洛克(Haskell Block)在展望比较文学研究的广阔前景时不无自信地表示：“当前没 有任何一个文学研究领域能比比较文学更引起人们的兴趣或有更加远大的前途；任何领 域都不会比比较文学提出更严的要求或更加令人眷念。”[4](P206)比较文学之于文学 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发端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文学，一方面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 又是中外文明碰撞下的产物。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发展史上，虽然也曾出现过魏晋时期印 度佛教的传入对于中土文化的渗透和改造，但不可否认，外来文化真正对中国固有文化 构成强烈震撼和冲击，并由此引发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艰难蜕变的，却是20 世纪头几十年里发生的事实。在这短短的数十年中，不仅西方的自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 间以历时态发生的各种文艺思潮以共时态的形式一起涌入中国，而且东方的日本、印度 等国的文明也在中华大地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如此众多的外来文化思潮的涌入， 与中国的固有文明和当下现实相互交融与碰撞，其涉及范围之广，相互碰撞之激烈，以 及延续时间之持久，不但为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史所绝无仅有，即便是放眼整个世界 文化史，这种情况也是不多见的。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在中国数千年文学发展史中只占有 几十年的时间，但这几十年恰恰是中国文学置身于中外文明的撞击中，通过对众多外国 文化筛选、吸收、容纳、改造，最终创造性地再造出中国崭新的现代文学传统的一个相 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应该说，异域文化的渗入与影响是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中国古典文 学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一点已经为中国现代文学近半个世纪的发生发展历史所印证。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是在革新旧的古典形态的文学的基础上创生出的一种新的现代形 态的文学。其先声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首倡的“文体革新”。1902年，梁启超承19世纪 末“诗界革命”之余绪，以“俗语”入文，并辅以外语语法，开创出一种有别于旧的文 言文的“新文体”，“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5]尽管这种“新文体”相较于 后来的现代文学而言，还仅仅属于过渡性质，但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对后面继起的现代 文学指引了方向：其一是白话俗语的介入；其二是对异域因子的吸收。1905年，王国维 发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述了异国思想给予中国思想的深刻影 响：
自周之衰，……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 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
自汉以后，……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 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
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自宋以后以 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6 ](P36)
有鉴于此，王国维大声疾呼当日之学术界，“当破中外之见”，“无论其出于本国或 出于外国，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则一也”，如此，“吾国今日之 学术界，……则庶几可有发达之日欤?”[6](P39)1907年，青年鲁迅发表《文化偏至论 》和《摩罗诗力说》，力倡“别求新声于异邦”：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 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7](P5 6)
欲物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7](P65)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的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 年》一文。要求青年一代放弃中国旧有的观念，转而向西洋学习进步的观念。为此，他 特地为中国的青年读者介绍了一大批西洋哲人，如德国的尼采(Nietzsche)、倭根(R.eucken)，法国的孔特(Comte)、柏格森(H.borgson)，英国的约翰弥尔(J.s.mill)和俄 国的托尔斯泰(Tolsti)等。[2](P26-33)胡适也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呼吁新文 学的创造者们作中国的费舒特(Fichte)、玛志尼(Mazzini)。[9](P37)更重要的是，向 异域文学汲取营养，在中外文学的交汇中创造新文学，已不仅仅是一两位先驱者在那里 摇旗呐喊、孤军奋战，而是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进步文学界的一种共识。随便翻阅一下当 时的报刊杂志，我们就可以找到如下类似的言论：
一国的文学，如果不和外国文学相接触，一点不受外来的影响，年代久了，一定会入 于衰老的状态，而陈陈相因地变不出花样来，终于得到腐朽的结果的。[10]
想在中国创造新文学，从那些纷乱如丝的，古典式的，陈陈相因的，大部分为非人的 文学书中，是决不能成功的。所以不能不取材于世界各国。取愈多而所得愈深。新文学 始可以有发达的希望。[11]
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并在其间涌现出三位划时代 的代表人物。首先是鲁迅。鲁迅的文学事业，是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开始的。从早期 写作《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出版《域外小说集》，至逝世前翻译果戈里的 《死魂灵》，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鲁迅从未中断过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工作。 在他翻译和介绍的外国文学中，有拜伦、雪莱、密茨凯维奇、裴多菲、普希金、莱蒙托 夫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有果戈里、契诃夫、显克维支、夏目漱石、森欧外、阿尔 志跋绥夫、契里珂夫、伐佐夫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有尼采、安得烈耶夫为代表的 象征主义文学，最后还有以法捷耶夫为代表的苏俄文学。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不 仅开拓了鲁迅的文学视野，而且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榜样。早在1909年， 鲁迅就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说：“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 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 [12](P155)这里的“相度神思之所在”，指的就是要把外来的影响作为自己创作的借鉴 。后来在回答自己怎么做起小说时，鲁迅又坦言，自己“所依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 篇外国作品”[13](P512)。这里尽管有自谦的成分存在，但不可否认，鲁迅先生之所以 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是与他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吸收和改造密不可分的。其次是 郭沫若。早在少年时代，郭沫若就通过阅读林纾翻译的小说与外国文学开始了精神交往 。他对英国小说家司各特(Scott)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英国诗人吟边燕语》爱 不释手，这些书使他“感受着无上的兴趣”[14](P114)。走出国门后，“便不期然而然 地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我接近了泰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更 间接地和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都得到接近的机会。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 上种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觉地便发出了枝干来”[15](P12)。最后是茅盾。从1916年开 始文学活动起，茅盾就致力于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在他的研究视野里，既有俄、 英、德、法和北欧的现实主义作家及作品，也不乏大仲马、司各特这样的浪漫派，此外 还有比利时的梅特林克以及瑞典的斯特林堡的“新浪漫派”(即象征主义)。后来茅盾又 大量阅读和翻译了前苏联作家的作品。他本人最初“开始写小说的凭借还是以前读过的 一些外国小说”[16](P26)。正是广泛汲取异域营养，并加以创造性的转化，茅盾无可 争议地跻身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列。诚如他自己在总结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经验时 所说：“要借鉴于西洋，——自当从希腊、罗马开始，横贯19世纪，直至‘世纪末’… …。我认为如此方能取精用宏，吸取他人的精萃化为自己的血肉；这样才能创造划时代 的新文学。[16](P117)应该说，上述言论已不仅仅是属于茅盾个人的经验之谈，而是以 鲁迅、郭沫若、茅盾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的先驱者和创造者们共同的文学取向。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对于外国文学的引入和吸收进一步深化。不仅原先 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范畴的近现代文学继续在中国文坛产生影响，而且从属于无产阶级 范畴的苏俄文学也在中国现代文坛留下了深刻印记，并一直贯穿于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 文学发展的始终。回首中国现代文学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外国文学的涌 入给予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刻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正是通过对外国文学的引入、借鉴和吸 收，告别旧的古典形态，步入新的现代形态，并最终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 分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史，就是一部超越本民族 的文学传统，坚定地走向世界文学的历史。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借鉴、吸收外国文学并加以民族性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决定 了我们在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历程时，不能仅仅局限于本民族的文学传统，而 必须从20世纪世界文学的宏观视野出发，循着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相互渗透和融合 这一主线。惟此，我们才又可能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中国现代文学 在融汇外国文学所取得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一个正确、全面的了解。在这方 面，我们曾经历了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
1922年，胡适发表长篇论文《五十年中国之文学》。在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胡适谈 到了新近发生的文学革命运动。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以后有关中国现代 文学的研究陆续出现，截至新中国建国前，有多本专著问世。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陈子展 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8年出版)，周作人《中国新文学之源流》(北 京人文书局1932年出版)，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京杰成印书局1933年出版) ，李何林《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生活书店1940年出版)等。[17]综观以上著作对于中 国现代文学的论述，一个突出的特征是把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放在与外国文学的相互 关联中加以考察。比如胡适在论及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时，着重谈了两件事，一件是白话 俗语的使用，另一件就是对欧洲新文学的提倡，并重点提及了北欧的易卜生、斯特林堡 、安德森，俄国的陀思妥也夫斯基、普希金、托尔斯泰，波兰的密茨凯维奇等人的名字 。[18](P256-257)周作人也在梳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时指出：“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 学各方面思想，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已渐渐输入得很多，于是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 地提出来了。”[19](P57)李何林更是把中国新文学视作“世界各国近三百年文艺思想 的影响”的结果，注重从中外文学相互关联的角度对中国新文学近20年间发生的各种文 学思潮进行理论总结[20]。
建国后，按照教育部提出的“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新文学 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 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的方针[21](P29)，国内兴起了一股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 热潮，先后出现了一批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其中有代表性的专著计有王瑶的《中国新 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蔡仪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讲话》，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 》和《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等。与建国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相比，建国后编写的中国 现代文学教材一个显著的不同是，避而不谈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存在的事实关 联，而把中国现代文学看作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各阶段的文 艺思想斗争的发展情况”。这一编写原则在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方 面有其可取之处，但它对中外文学事实关联上的忽略也是一个明显的缺憾。
在中国新文学成为国内各大学文科主要科目的同时，港台部分学者同样十分重视对它 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有两部。一部是台湾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1961年)，另一部是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1975年)。与大陆学人避而 不谈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思路截然相反的是，两位著者都开宗明义地把 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视作他们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出发点。如夏志清在 《中国现代小说史·自序》中明言，自己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时，所凭借的就是多年来西 洋文学的训练。正是在西洋现代小说的对照下，他“在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它 们写得太浅露了”[22](P11)。司马长风也认为，对西洋文学的过分模仿限制了中国新 文学的艺术成就。在他看来，新文学的正确态度，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文学要 加以批判和提炼，同时对西洋文学要做批判的吸收，来丰富和更新自己的传统，并意在 说明“凡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都是能接近传统，在民族里有根的作品。……反之 ……断弃传统，而先天不足，没有血气和生活力，不管一时获得如何的评价，终在中国 文学大流中消逝”[23](P5-6)。
与此同时，国外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相当活跃。由于“国外重视对中国现代文 学的研究，不一定是认为这一时期产生了伟大的不朽作品和作家。他们重视的是这一时 期是非常复杂的世界文化对一个悠久的伟大民族的文化产生影响的最好范例”[3](P78- 79)。这就决定了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不像当时的国内学者那样仅仅把中 国现代文学看作是中国现代政治生活的一个产物，而是普遍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通 过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分析，得出自己的评价。比如美国柏克利大学的白 之教授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农民形象的研究。“他从鲁迅《故乡》里的闰土讲起，讲到茅 盾描写北伐时期湖南农民运动中老农形象的《泥泞》，吴组缃《樊家铺》里的农妇，茅 盾《水藻行》中两种全然不同的农民，再联系到《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和《李顺大 造屋》中的李顺大。他把‘五四’以来的农民形象连成一气，着重研究作者和农民的关 系以及主人公和读者的关系。例如从《泥泞》看，作者与农民的关系是同情的关系，农 民低一等，是麻木的，作者是高一等，是清醒的。在《小二黑结婚》中，作者则在农民 之下，小二黑形象高大，作者歌颂他，向他学习。《故乡》呢，作者和农民是平等的， 都不知道将来前面的路是怎样。……作者也没有高高在上，也没有歌颂农民，所以这是 平等的。白之教授把这些不同的关系画成曲线，以纵坐标表示不同年代，横坐标表示作 者与农民的关系，或上或下，这个曲线与中国革命的发展基本吻合。再把这个中国农民 的系列与曲线和欧洲小说、俄国小说中的农民相比，得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结论”。[3]( P82-83)
20世纪70年代末，在党中央拨乱反正政策的英明指导下，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开始重 现勃勃生机。人们在反思“左”的思想路线给现代文学研究造成的戕害时，清醒地认识 到实事求是地清理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还中国现代文学史以本来面目之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1978年7月30日，“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讨论会”在昆明 举行。时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的王瑶先生在会上做了题为《现代文学中的民族传 统和外来影响》的会议发言。在这篇发言中，王瑶先生开宗明义地指出：“‘五四’以 来的现代文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还广泛接受了外国进步文学的影响，”[24]并就如何 正确地认识外国文学给予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1979年，王瑶 先生重新修订了建国初期刊行的那本影响甚广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并特地为修订本 加写了一个前言。在这个前言里，他再一次引人注目地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 之间的关系：
“五四”新文学之所以“从思想到形式”都和过去的作品有了不同的风貌，在创作上 吸收了外国进步文学的现实主义的经验和方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五四” 时期许多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实际上都是以外国进步文学作为立论根据的。……外国 文学作品对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这是形成“五四”革命现实主义传 统的一个重要因素。[25](P16-17)
而上述这些内容在1950年的那个版本里是只字未提的。1980年，王瑶先生在《鲁迅研 究》上发表长文《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在这篇被学界誉为“垫高了比较文 学研究的起点的”[26]文章中，作者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从多方面清理了鲁迅与外国 文学的关系，为新时期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介入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研究格局起到了示 范作用。在比较文学介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促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总体格局做出 重大调整的过程中，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教授是功不可没的。1981年，乐黛云教授在《北 京大学学报》上发表《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在这篇“得到了广泛的赞扬”[27](P1) 的文章里，作者本着“还历史本来面目和对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作出正确评价”的态度 ，全面地梳理了德国思想家尼采在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直至40年代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 的关系，清晰地勾勒出尼采在中国不同的时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并指出了所以产生这 些影响的原因。透过这些分析，作者意在揭示：“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 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接受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 的过程都是这样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28]这表明作者 的研究思路并非仅仅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外来影响作简单的勾沉，而是从比较文学与中国 现代文学的宏大视野出发，着重探索“以中国为中心的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 所引发的一系列理论课题。此后的五年间，乐黛云教授在“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的总题下，写了大量的文章，无论是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理论说明上还是具体地将比 较文学的方法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实际操作上，都为“比较文学与现代文学”的 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自1985年后，“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大 地几成燎原之势，出现了一大批质量上乘的论文和专著。其中首推由曾小逸主编湖南人 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大型《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这部包容30位中国 现代作家和326位外国作家(43万字)的巨著，不但代表了近若干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比较研究的最高水平，而且，全书30篇专论共同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世界近现代文学 史的一部分加以认识和再评价，为世界性的文学交流和融合提供了新的经验总结。”[2 6]不仅如此，由于参与本书撰写的作者是一群视野宏阔、年富力强的从事中国现代文学 专业研究的青年学者，此次的集中亮相不仅展露了他们从事“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不俗实力，更为上述命题在中国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强大保障。应该说，“比 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之所以在新时期以后直至今天一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领域持续的热点，一方面得益于老一辈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开创之功，另一方面也是与 广大中青年学者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的。
谈及新时期以来比较文学方法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介入，曾有部分学者一再论及 海外学者使用比较文学方法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给予我们的影响。勿庸讳言，在我们经历 了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与外部世界的隔绝后，海外学者用比较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 学的方法和手段确曾让我们一度感到“新颖”。但需要指出的是，从比较的角度来探讨 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并不是由海外学者最先开启的。我们在前面回顾中国现 代文学迂回曲折的研究历程时，已经指出，早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确立之初，比较方法 已广泛地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了。只是由于建国后“左”的思想路线的干扰， 我们才背离了原本正确的方向。新时期以来在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的突破， 并非一种无所依傍的创举，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以往研究传统的继承和拓展。事实 上，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决不仅仅是由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开放 性单方面决定的，而恰恰是植根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相互影响和渗透这块土壤之 中的。这一点不仅构成了我们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规律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我 们把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根本原因所在。
收稿日期：2002-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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