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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2)04-0033-07
一
现时代也被称为科技时代，在科技时代人们总以为科学与技术是内在一体的，实际上科学不同于技术。技术是人们干预、改造和控制事物以及制造物品的操作方法和程序，技术操作不要求理论。而科学是对世界的探究和理解，它力求系统地把握世界奥秘，所以须表述为具有尽可能严密的逻辑结构的理论，它力求按事物的本来面目了解事物，所以须严格接受实践的检验，即务求每一假说都受到来自观察或实验的事实的支持。科学可与技术联手去控制和征服自然事物，从而服务于商业、政治和军事，也可与哲学相结合以达到对世界尽可能深刻的理解，而且理解是内在于科学的一个维度，但技术缺少这一维度。
西方宗教文化衰落之后，人们不再崇仰上帝的至善，却日益膨胀起“要与上帝并驾齐驱的欲望”。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在培根的知识观的影响下，对知识的追求就较多地表现为对力量的追求，于是科学的理解之维受到压抑，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中，它不得不屈从于商业、政治和军事，从而也不得不屈从于技术。但科学的理解之维不会消失。我们不应该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认为“科学的根本特征是控制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ntrol)”[1]，科学毕竟不同于技术。巴西著名环保主义者、诺贝尔奖获得者何塞·卢岑贝格有一段很值得玩味的关于科学与技术的论述：
在对自然界进行观察以及在与自然对话的过程中，科学总是表现得谦恭、深沉，同时又是令人满怀敬意的，而技术则总是高高在上，作出主宰一切的姿态。在大多数技术官僚把持的领域，在那些无所顾忌的技术官僚的手中，技术变得野心勃勃，并且常常是带有破坏性的。科学是不容许谎言存在的。当一个人说谎、虚构，或者采用欺骗的行为方式时，那么从定义上说，这个人就已不再是科学家。而技术却是充溢了谎言的。当今绝大部分技术和基础设施所使用的技术，以及相当数量的实用技术，都是为进一步集中权力这个目标服务的。[2]
今天谁都知道人类已深陷生态危机之中，人类之深陷生态危机就是人类滥用技术的结果。技术之所以表现出愚蠢的骄傲和可怕的破坏性，就因为它的使用已失去智慧的指引，就因为它在市场的整合之下，一味服务于人类的权力欲和贪欲。
二
启蒙思想家总希望把牛顿所成功地运用过的方法运用于“道德、宗教、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他们认为，只要把自然科学方法“应用到道德学、政治学和公共经济学上来”，这些学科就可以“走上一条几乎和各种自然科学是同样之确凿的大道”[3]。但社会科学一直没有达到自然科学的精确水平（社会科学达到那样的精确水平也未必是好事）。经济学（注：本文所说的经济学指现代西方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成熟的学科，也是模仿自然科学最成功的学科。实际上经济学和伦理学一样是关于人的行动和行动选择的学问。经济学原是伦理学的分支，只是在现代演变过程中才与伦理学分离了。[4]与伦理学分离之后，经济学便成了实证科学，而伦理学不可能成为实证科学。成为实证科学的经济学立足于描述人们行动和偏好的事实，谋划资源的最佳配置，追求商品生产的最高效率，即根据“实然”情况并顺应人的本能欲望，推动经济繁荣。或如华勒斯坦所言，“资本主义经济学已受制于积累最大化这一理性目标”[5]，也就是说，实证的经济学只遵循“工程学”方法论准则，而“‘工程学’方法的特点是，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6]。伦理学则必须提出人和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必须激励人们向善，必须探讨“应该”如何才合于人类生活的理想。或如伯纳德·威廉姆斯所说的：“道德哲学的目的……与苏格拉底问题(Socrates'question)的命运必然相连”[7]。道德哲学就是伦理学，而道德哲学中的“苏格拉底问题”就是“人应该如何活着”的问题。推动人类行动的动力有两种：一种是“最强的动力”，一种是“最好的动力”，“最强的动力不总是最好的，而最好的往往动力不强”[8]。所谓“最强的动力”就是经济学家们常说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力，也就是力求个人物质欲望和感性欲望之满足的动力，归根结底，它就是人的发财致富和出人头地的欲望，即贪欲。而“最好的动力”则是追求人格完善和精神超越的动力，它可表现为虔诚的基督徒“拯救灵魂”的努力，可表现为中国哲人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努力，也可表现为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努力。伦理学不能完全放弃对人们的“最好的动力”的培养，而现代经济学已完全满足于刺激和协调人们的“最强的动力”。但释放和协调“最强的动力”易，培养“最好的动力”难。正因为如此，现代经济学表现出很强的可行性，而伦理学则显得苍白无力，即经济学行得通，管用，而伦理学通常行不通，不管用。人类的追求本应该立足于实际而努力到达理想，“最强的动力”与“最好的动力”应始终结合在一起。但在启蒙之后的人类社会，“最好的动力”与“最强的动力”分离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既是这种分离的结果，又是进一步强化这种分离的原因。
经济学因失去对“应该”的兴趣而一味顺从事实与人的本能欲望，这便使它的可行性与它的洞见成反比。今天的经济学家把经济学吹成“第一社会科学”，并意指它就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第一哲学”。经济学家宣称，能解释人的一切行为的学科不是一向自称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而是经济学，即“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9]。他们以为，经济学能提供对一切问题的答案。例如，环境和生态问题是所有真正关心人类前途与命运的人们十分担忧的问题，但在经济学家看来，“环境污染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个经济问题”，“只有意识到”环境污染问题是个“稀缺的问题”，“才能充分了解环境污染问题”。[10]在他们看来，如果能认识到污染问题首先是个经济问题，那便可以通过界定“污染权”而利用市场去控制污染。即“让政府针对将环境当作废物槽使用的情况，制定和实施一个产权体系”。“基本思路就是，由政府签发出可转让的污染权，比如允许污染权持有者每周排放一个单位的污染物。所签发的全部污染权的总数，必须与［通过］政治途径决定的目标污染水平相一致”。如果这一思路能得以实施，每个污染者便会尽力降低污染。他们认为这种方法的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污染权是“可转让的这一事实”。界定了可转让的污染权，“污染权的市场就会发展起来，随之而来的交换就能确定出污染权的市场价格”，一旦能确定污染权的市场价格，经济学的一整套算法就有用武之地了。简言之，出售污染权，即可激励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人们在“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去降低污染、保护环境。我们不必怀疑这种办法能在一定范围内奏效，但在实施这种办法时，让政府“针对将环境当作废物槽使用的情况制定和实施一个产权体系”显然是关键的一步，可见，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既已涉及政治问题就不可能不涉及伦理道德问题。例如，政府官员在出售污染权的时候，会不会贪赃枉法，污染者会不会行贿。更重要的是用这种方法不可能控制污染，原因是它一点也不要求人们抑制自己的贪欲，它只要求人们在追求财富时必须考虑污染的成本。当将污染成本考虑在内仍能保证赚钱时，人们就会理直气壮的污染环境。界定污染权，再由市场确定污染权的市场价格，然后就把环境保护变成了商业事务，于是只要在人类共同体内做生意就可以保护好环境了，真是绝顶聪明的办法。可是环境保护并不只是人类共同体内部的事情，它更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事情。自然不可能与人类做生意。经由“政治途径决定的目标污染水平”也有可能是错误的，人类若不能抑制自己的物质贪欲，而只仗着经济学的聪明去算计物质利益，就会在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
经济学家往往是技术万能论者，他们“好像认为技术是一个装满水果和鲜花的、无穷大的牛角”（神话中的牛角）。有两位美国生态学家指出，“今天所谓的‘经济增长’，破坏了地球上生命赖以生存的系统，减弱了地球对于未来人类生存的承载能力”。普尔丢大学的农业经济系教授罗伯特·汤普森却反驳道：“这种思维方式忽略了一个基本因素，就是未来的技术将会产生出无穷无尽的产品。”[11]经济学家也往往是金钱万能论者。卢岑贝格曾试图向一位经济学家解释，人所能做到的是有一定限度的，并问这位经济学家，如果科学家不能发明经济学家所需要的技术，经济学家会怎么做？这位经济学家说：我会付给科学家双倍的薪水！[l2]依他之见，在金钱的刺激之下，什么样的技术都可以发明出来。实际上，人类理性和科学是有局限性的，而不是无所不能的。从波普到库恩的西方科学哲学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理性和科学的有限性，而一部完整的科技史有助于我们认识科技的局限性，经济学家实在应该学一点科学哲学和科技史。
经济学的可行性给经济学家以错觉，使他们认为经济学就是真理。其实，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有根本的区别。自然科学不是直接研究人的行为选择的理论，而经济学是直接研究人的行为选择的理论。人的行动不同于其他动物的行为。非人动物的行为完全服从于动物本能，不受思想观念的指导。但人具有“符号化的想象力和理智”[13]，“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14]，所以，人的大部分行动都受其思想观念的指导。所以，奉神学为真理的西方中世纪人追求“上帝之城”，而奉经济学为真理的现代人拼命赚钱。既然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人的行为也不同于非人动物的行为，那么作为专门研究人的行为选择的经济学就不能像生物学研究非人动物一样研究人。人的欲望已完全不同于非人动物的欲望，非人动物的欲望为个体生存和种的繁衍的需要所限，即被限定在生物生存的必要条件限度内，它决不会膨胀为无限贪欲。但人因为具有“符号化的想象力和理智”，其欲望便不再为生物性生存的必要条件所限，它极易膨胀为无限贪欲。人的贪欲一旦失控就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力。正因为如此，古代文明总是视人欲为洪水猛兽，总是努力用宗教和道德去遏制人欲。古代思想家充分看到了人欲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力，如孔夫子就充分认识到“礼崩乐坏”、人欲泛滥会导致天下大乱。资本主义却释放了人欲，并试图用理性化的社会建制，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监督而把人欲的释放约束在人与人之间彼此不相伤害的限度内。但资本主义是一半通过野蛮的掠夺和血腥的杀戮、一半通过“新教伦理”而完成其“原始积累”的。在这一过程中，它无法保证人与人之间彼此不相伤害。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凭自己的技术优势和军事优势掠夺落后民族，而且彼此之间你争我夺。这都与资本主义激励人的贪欲有关。贪欲的膨胀就表现为对财富和霸权的追求，对财富和霸权的追求在20世纪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只要人类的贪欲末得到遏制，世界大战的危险就不可能被排除。从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的实践来看，资本主义已日趋成熟，这主要表现于它能较好的协调民族国家内部的关系，使人的贪欲的释放较好地限制在人与人之间彼此不相伤害的限度内。然而就在资本主义到达其鼎盛时期之际，我们已能十分清楚地看到，人的贪欲的失控，不仅会破坏社会秩序，而且会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地球。资本主义当然并是不简单地释放了人的贪欲，它还以其文化体系协调并引导着人们的贪欲。它引导和激励着人们去追求物质财富、金钱和权力，它使人们抛弃一切神圣价值，漠视精神价值，把绝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投放于发现物质、制造物品、技术创新和商业算计之中。总之，资本主义协调起人们的贪欲，形成了巨大的征服自然、榨取地球的力量。对地球的长期榨取终于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经济学强有力地参与了这种价值导向，正因为如此，它必须为自己的价值导向负责任。人之“最强的动力”须与“最好的动力”相结合才会使人成其为人，就今天人类的生存境遇来看，人之“最强的动力”若不能受到“最好的动力”的有效约束，人类便可能自毁于“最强的动力”的盲目冲动。为能实现“最好的动力”与“最强的动力”的结合，须有经济学与哲学伦理学的结合。如果说技术的骄傲就源于它所全力服务的权力和贪欲，那么经济学的骄傲，或“经济学帝国主义”，同样源于它所全力服务的权力和贪欲。更值得强调指出的是，经济学的可行，即大多数人都自觉地按经济学规律行事，并不意味着经济学是真理，而只意味着经济学总是顺应着大多数人的欲望。可行的不等于正确的。行得通或管用的理论不等于真理。一个黑帮头子强有力地统治了他的组织。他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发横财，从而也可宣称自己的理念或作人做事原则行得通，但我们不会认为他是正确的，更不会认为他的思想就是真理。我国过去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长达30年之久，但现在我们都说“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是错误的。同理可推，虽然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有效地指导资本主义长达几百年，也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真理。对真理的检验不仅有一个实践的尺度，还有一个历史的尺度。以为可行的就是正确的，只抓住了实践的尺度，而未抓住历史的尺度。经受住一时实践检验的理论（即一时行得通的理论）可能被后来的实践所否证，经受住一个历史时期实践检验的理论（即在一个历史时期行得通的理论）可能会被未来长期的历史实践所否证（即在未来可能行不通）。
三
科学就其方法而言是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科学家在做科学分内的事情时也必定是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但科学家总免不了会对整个科学及其发展趋势发表见解，这时他们便不可能严格遵循实证原则了。他们所发表的见解往往是哲学性的见解，他们并不能保证自己的哲学见解是深思熟虑的。比如说，宇航员约翰·巴罗与数理学家弗兰克·蒂普勒在他们合著的《人类宇宙学原理》中曾说，人类知识在遥远的将来会到达“欧米茄点”，“从到达欧米茄点的时刻起，生命将不仅能控制某一宇宙中所有的物质和力，而且能控制逻辑上可能存在的一切宇宙中的物质和力；生命将扩展到逻辑上可能存在的一切宇宙中的所有空间领域，将能够储存无限的信息，包括逻辑上可能获得的一切知识”。当人类知识到达“欧米茄点”时，人类就可以“为所欲为”了。[15]当这两位科学家在作这样的断言时，他们已不是在做科学分内的事，他们的断言已是一种哲学断言。但这种哲学断言不是正确的断言，而是错误的断言。
当然，并非每一位科学家都会作出如此狂妄的哲学断言。大科学家往往是虚怀若谷的。我们都知道牛顿对现代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有一个“清晰的、持久的信念”，那便是“科学的世界根本不是完整的世界”[16]，他不自诩知道一切，也不宣称自己所发现的机械力学定律可以说明一切，相反，他承认自己一生的科学发现就像一个在大海边玩耍的少年所偶尔拾得的几枚美丽的贝壳。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可以精确地说明和预测很多自然现象，但“当在一个现象综合体中起作用的因素过多时，绝大多数情况下科学方法是不起作用的”[17]，可见，爱因斯坦有对科学之局限性的明确体认。霍金也承认：“即使我们的确得到了完整的统一理论，我们除了最简单的情形外，仍然不能作任何细节的预言”。狄拉克曾说，他所提出的方程是“大部分物理学以及全部化学的基础”，但霍金认为：“我们只有对非常简单的系统，包括一颗质子和一颗电子的氢原子才能解这个方程。对于具有更多电子的更复杂的原子，且不说具有多于一个核的分子，我们就只能借助于近似法和直觉猜测，其有效性堪疑”[18]。显而易见，霍金也有对科学之局限性的明确体认，而且他能认识到，科学之本己任务在理解世界，而不在控制世界，因为科学之精确预测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在能对事物进行精确预测时我们才能控制事物。
如果科学能坚持自己的初衷，不放弃理解世界的执着努力，便能和哲学结合，从而为创造出综合理解世界的大智慧作出贡献。可惜在现代文化场中，科学往往因屈从于商业而屈从于技术，从而与哲学相分离。卢岑贝格说，科学与哲学的疏离“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次道德的没落，同时也是地球上全体造物的不幸”[19]。这话说得对！科学因坚持实证原则而最具有实效，即具有产生技术的潜能。科学又因为追求体系化和一致性而胜过常识，从而有助于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但科学因必须坚持实证原则而限制了自身的理解深度，所以单凭科学人类就达不到对世界的极深理解。只有哲学才尽逻辑和思辨之可能而追求对世界尽可能深刻的理解。所以科学须与哲学相结合，才能产生出大智慧。
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试图区分“可以言说的”与“不可言说的”。在他看来，可以言说的“真命题之总和便是自然科学之全体(the whole of natural science)”[20]。他认为，“对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21]，并说，正确的哲学方法就是，除了可以言说的东西而外，什么也别说，而可以言说的东西就是自然科学命题，所以哲学所应说的恰是“与哲学无任何关系的东西”[22]。这显然是个矛盾。实际上哲学的本己任务恰是努力去说那不可言说的存在。[23]但维特根斯坦能体认到：“确实存在不可言说的东西。它们自己显现自己。它们是神秘的”。[24]而且对他来说，“这种神秘的感觉具有最高的重要性”[25]。可见，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能在我们精神过程中触及那确实存在的“不可言说的”、“神秘的”东西是具有最高重要性的事情。这是维特根斯坦比逻辑实证主义者高明的地方。逻辑实证主义者无法体认“神秘的”、“不可言说的”东西，于是他们将所有的形而上学一概当作“无意义的胡说”拒斥了。维特根斯坦说得对，科学所探究的都是可以言说的东西，也只有科学才把可以言说的东西说得最清楚。凡科学已说得一清二楚的事情再用别的方式去说就纯属多余。比如，量子物理学已把氢原子的结构说得很清楚，你若还要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说明电子与原子核之间的对立统一，那便纯是多余的废话。但科学只能说那可以言说的东西，不能说那“确实存在的”、“不可言说的”、“神秘的”东西。
直面当代人类的生存境遇，体认不可思议的、不可言说的、神秘的“存在”，具有无比重要的生存论意义。科学以实证的方法认识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科学家只要是在做科学分内的研究，就只对能得到经验事实之支持的命题有所断言，而决不肯对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神秘的”东西或中国哲学家所说的“大全”、“太极”一类的东西稍加断言。实证主义要求一切研究都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又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凡能够言说的皆可由科学言说之，于是罗辑实证主义者宣称：哲学所能做的事只是对科学所必须运用的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这样一来，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全都不可能触及那“确实存在的”、“不可言说的、神秘的东西”。科学之不问“不可言说的、神秘的东西”，是科学之安守本份，但哲学之失去“对于不可言说者底言说”[26]的自觉却是哲学的堕落。20世纪（特别是上半叶）西方哲学之堕落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嚣张跋扈。当维特根斯坦在无奈地宣称对不可言说的东西应保持沉默时，尚能体认那“神秘的、不可言说的东西”确实存在。绝大多数人在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遮蔽之下，便认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可被科学所说明进而被技术所操纵、控制的东西而外，什么也没有，根本不存在什么神秘的东西，所以人类不必对任何存在心存敬畏，有科技之剑在手，人类将无往而不胜，人类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现代人类贪欲的膨胀就与这一信念密切相关。实际上，科学所把握的自然奥秘是有限的，自然永远隐匿着无限的未为人知的奥秘。
或有人反诘：谁能知道自然所隐匿的未为人知的奥秘的存在？说知道未为人知的奥秘岂不是个矛盾？岂不等于说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这一问确已触及形而上学的核心。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存在？说“知道存在无限的未为人知的自然奥秘”与说“知道DNA的结构”是完全不同类型的“知道”。前一个“知道”只是对无限的未为人知的自然奥秘之存在的体认，除此而外别无所知。我们不可能对无限的未为人知的自然奥秘作任何具体的、形象的描述，也不可能运用数学模型对之作定量描述，更不可能在“知道”之后，运用技术的手段去操纵和控制无限的自然奥秘。用冯友兰的话说，这种“知道”“不是普通所谓知识之知”，而相当于“禅宗所谓悟”。[27]但说我们知道DNA的结构，却意味着我们能具体地、形象地描述DNA的结构，甚至能运用数学模型定量地描述DNA的特征和变化，更为现代人所看重的是，知道DNA的结构之后，我们就可以发明种种技术去控制和操纵DNA的转变。这种“知道”便是冯友兰所说的“知识之知”[28]。维特根斯坦说，凡可以说的都可以说清楚。如果坚持认为只有自然科学的言说才是清楚的，并坚持认为“可以言说的”就等于“可以说清楚的”，那么笔者所强调的“自然所隐匿的无限奥秘”便是“不可言说的、神秘的”。然而，人之灵不仅表现于可通过科学去说清那些进入我们经验世界的种种东西，还表现于可通过形而上学的“负底方法”[29]达到对无限的、“不可言说的、神秘的”自然奥秘之存在的体认。仅当人类有此体认时，才能找回“苏格拉底式的智慧”[30]，才会对自然心存敬畏。也仅当有此体认时，人类才能抑制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今天人类之深陷生态危机与人类不再对任何存在心存敬畏密切相关。而人类不再对任何存在心存敬畏又与人们只津津乐道于“可言说的东西”而将“不可言说的存在”置诸脑后密切相关。现代人过分陶醉于科技和工业所创造的人工环境之中，他们的视野已封闭于“可以言说的”知识界限之内，这便使他们无法体认（或觉解）人工环境不过只是无限大自然的一个有限局部，人类知识相对于大自然所隐匿的奥秘只是沧海一粟。人类若想从生态危机中走出来，想安全地在地球上自然地生活着，就必须对本该对之心存敬畏的自然心存敬畏。因为人仅当有自己的敬畏对象时，才不致轻浮张狂。
人仅对那自己略有所知而又知之不多且备感神秘的东西才心存敬畏。当能用科学的方法把某物说明得一清二楚并可用技术对之任意操纵时，我们当然不会再对它心存敬畏。能让人敬畏的存在必定是无限的、神秘的存在，必定是人绝对依赖的存在。只有哲学之思才能使我们对这样的存在有所觉解，从而唤起我们对这样的存在的敬畏之情。如果我们能由现代自然科学的丰富知识上升到哲学之思，那么就能豁然开朗地觉解到，无限的大自然正是人类应对之心存敬畏的神秘的存在，她的有限部分可为自然科学所言说，但她之全体（即大全）却永远是“不可言说的、神秘的”。冯友兰的“烘云托月”的形而上学方法[31]特别有助于达到这种体认。画家无论如何画不出无限宇宙。仅就空间广延而言，宇宙之无限即宇宙之无限广大，无边无际。有些思想家认为，人类可用“科学之笔”画出一幅将宇宙奥秘囊括尽净的“宇宙大全图”，即认为人类知识可到达“欧米茄点”，然而这是十足的狂妄。人类知识的疆域诚然会不断扩大，然而无论它如何扩大都只是有限的。对形而上学来讲，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正是“正底方法”[32]运用的基础。虚怀若谷的哲人能“站在”知识的“边界”上去体悟无限的未为人知的奥秘的存在。这种体悟便是“负底方法”的运用。“站在知识的边界上”当然只是一种比喻。我们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比喻。现代宇宙学中的“大爆炸”学说是为大多数科学家所认同的理论。根据这个学说，宇宙就产生于100亿年前或200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在大爆炸前的时刻，宇宙中的一切皆重叠于一点，这一点便被称为“大爆炸奇点”。在宇宙大爆炸的这一时刻，“所有的已知的科学定律……都失效了”[33]。科学无法回答在这一时刻以及这一时刻之前宇宙的存在状况，即科学已到达自己的极限，这便是知识的边界。在这一边界上，主张与科学和解的基督教神学家会毫不犹豫地说，“大爆炸奇点”是上帝选择的“初始条件”，并会说“大爆炸”学说与上帝创世说不相矛盾。哲学家却不必借助于人格神去理解世界的奥秘，他们完全可以从纯理的角度说：不能把宇宙学所描述的宇宙等同于逻辑上可能的宇宙，不能认为只有科学所描述的宇宙才存在，科学规律在宇宙大爆炸那一时刻的失效恰表明宇宙隐匿着无限的超越现有科学知识的奥秘。当然知识的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不断扩展的。但人类知识疆域越广大，哲人越能体悟到无限的未知领域的存在。已说清楚了的知识领域会日益“烘托”出无限的、神秘的未知领域。但只有善用“负底方法”的哲人才能用“心灵之眼”看出这种“烘托”效果，只欣赏“可以言说的东西”的人们会随着人类知识疆域的日益扩大而日益狂妄，因为日益扩大的知识疆域会日益严重地遮蔽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误以为除了“可以言说的东西”而外，什么也没有。这就像一只蚂蚁在一个巨大的圆中，它以为这个圆便是唯一的世界，因为它没有爬到圆周上看一看是否还有圆外的世界。
顺便指出，强调体悟自然之神秘性并不是宣传神秘主义，这里所说的神秘性仅指可通过“负底方法”而体悟到的本体论上的无限性，而承认世界（或自然）的无限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之题。
四
技术、经济学、科学与哲学都在同一个文化系统中运作。但在资本主义文化中，商业主宰着一切。在资本主义文化场中，人类的生活是“一种建立在贪欲基础上的生活”，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说：这种生活“虽说与基督教的精神格格不入，却能良好地实现我们……的目标——即缔造一个更为富强的社会并使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们获益”[34]。他们正确地看出，没有贪欲就没有现代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35]没有贪欲也没有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富强”。但他们无法懂得，贪欲正让人类变得愚蠢。在资本主义文化场中，哲学、科学、经济学和技术随各自服务于商业贪欲的直接程度而一个比一个愚蠢，一个比一个狂妄。技术因全力服务于贪欲和权力而变得既愚蠢又骄傲，经济学也因为全力服务于贪欲和权力而变得既愚蠢又骄傲，本来谦虚的科学也因为屈从于贪欲和权力而弱化了自己的理解之维。实际上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哲学也因陷入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而变得既愚蠢又骄傲。它以为“存在就是约束变项的值”[36]，从而完全不能用“负底方法”去体认“不可言说的、神秘的”无限存在，这便是它的愚蠢，它又将几千年的传统哲学一笔勾销，这便是它的骄傲。好在从20世纪70年代始，形而上学重新兴起，可望哲学重新找回“苏格拉底式的智慧”，从而明白：“世界并不是我们的世界”[37]（注意与早期维特根斯坦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比较）。时至21世纪，我们在看到贪欲能带来富强的同时，亦应看清贪欲所造成的破坏。贪欲与权力欲是一对孪生子，它们既推动着人们彼此之间进行战争，也推动着人类“对自然进行战争”（梭罗语）[38]。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曾让人类深陷苦难的深渊，在未来的时间里人类若再愚蠢地进行世界性战争，则会将人类埋葬于核爆炸之后的地球废墟之中。贪欲也许不至于使人类利令智昏地进行核战争，但贪欲却一刻也未停止催促人类加紧对自然的战争。如今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正是全人类对自然的战争。这种战争虽不像核战争那般狂暴，但同样会使人类坠入毁灭的深渊。人类为能走出生态危机，必须来一次文化转型，必须从“建立在贪欲基础的”文化上升到建立在智慧基础上的文化。
在一种智慧文化中，技术会接受科学和哲学的指引，经济学会与哲学伦理学重新结盟，科学会自觉地与哲学对话，哲学会成为善用“负底方法”的哲学。在这样的文化中，技术会成为轻叩自然、保护地球的技术，科学会成为理解自然的科学。也只有创造了这样的文化，人类才能安全地生活在地球上。
收稿日期：2002-0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