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形成与共产国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独立自主论文,战线论文,周年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独立自主原则是这一理论的核心。本文仅就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形成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试作探讨。
一
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主要特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其内部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蒋介石国民党企图通过限制、削弱等途径来最终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在统一战线外部，共产国际出于“武装保卫苏联”的需要，要共产党一味迁就、一切服从国民党。同时，在共产党内部和抗战阵营里又出现了右倾和投降主义倾向。
面对复杂而严峻的政治局势，从1937年5月至1938年3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两度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
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曾提出过“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就是“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民主）权利”，“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①。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思想的萌芽。8月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鉴于“何鸣事件”，发布了《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独立自主原则。8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座谈会上，毛泽东具体表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的思想。他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国民党有计划地从各方面影响和吸引共产党及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要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跟随我党走。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解决。
上述情况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并提出了反对意见。9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提醒在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问题上，要提出适当的要求与口号，不要太高太左，不要设想另外建立各党派联合的政府；要树立国共长期合作的思想，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不要作一时的打算和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对国共合作要坚持“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原则，不要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②。10月初，中共中央在原则上接受了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不再强调独立自主原则。
但是，随后在党内外便出现一些混乱的情况。10月，上海、西安相继发生国民党压迫抗日救亡运动，企图包办民众组织以排斥共产党，而共产党内的一部分干部对此则采取了消极退让态度。这些情况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他提醒全党注意：“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部分左倾领袖及党员中是在增长，主要表现是在对国民党的投降”③。11月12日，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的必要性、重要性，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④。至此，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已经牢固地确立起来。
但是，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与共产国际的右倾方针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并再次遭到共国产际的干预。其实，早在全国抗战爆发不久，共产国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的右倾方针就已形成。斯大林、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作出牺牲，服从蒋介石国民党的领导，把人民军队编入国民党军队，把人民政权统一于国民党政权，用中国的长期抗战拖住日本，解除苏联东面的威胁。这样，共产国际就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了纵蒋抑共的右倾方针。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中共政策转变问题。会上，季米特洛夫着重强调，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应提出“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⑤
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右倾方针，共产国际派王明、康生回国。从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起，到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仅4个月的时间，便形成了以否定独立自主原则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共产国际的右倾方针在部分地区得到了贯彻，致使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方针。
二
共产国际右倾方针的贯彻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推行，一度给党的发展造成损失。为此，从1938年3月至11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同共产国际和王明的错误主张，进行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策略的斗争，促使共产国际改变了右倾方针，结束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最终使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确立为全党的指导原则。
共产国际的右倾方针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了两个消极后果：一是助长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气焰，二是加剧了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领导人的右倾投降、麻痹轻敌心理。特别在王明负责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部分地区和1941年以前项英负责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以及新四军的工作中，这一影响尤为突出，严重地妨碍了当时长江流域的统一战线和抗日斗争的蓬勃发展，并导致了后来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惨重损失。
鉴于上述情况和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更加怀疑共产国际的右倾方针，同时努力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考虑到共产国际的绝对权威与巨大影响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对此次斗争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与灵活的斗争艺术。从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开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方面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中央领导作用，重提与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一方面敦促共产国际改变右倾方针，争取其进一步明确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内部关系。
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期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及与之相关的领导权问题，再度成为争论的重要内容之一。3月2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书记处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并不顾王明的反对，再次公开提出了民主与民生的正义要求。5月，毛泽东再次公开强调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作用，强调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独立自主原则。
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又主动地加强了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促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加深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并自觉改变其右倾方针。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中央就及时将会议的情况、今后的工作安排，以及王明同蒋介石第一次会见的情况，向共产国际作了书面报告。同时，中央又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于1938年4月14日和5月17日，先后两次向共产国际报告和说明了中国抗战的形势、统一战线的状况、中共的任务和工作。
任弼时的报告，使共产国际第一次比较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到中共处境的艰难，以及蒋介石国民党时刻准备削弱、吞并共产党的野心和种种阴谋。共产国际对中共肯定和坚持季米特洛夫关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种种建议是满意的，同时又对中共被国民党削弱、吞并的可能性感到担扰，因而对中共中央坚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和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及发动和武装民众，进行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努力争取在抗战中发挥领导作用等方针，即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表示赞赏。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6月11日通过决议，改变了此前的右倾方针，明确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强调了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共产国际在改变右倾方针的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中共党内的领导关系，公开支持毛泽东为领袖，以保证共产国际新方针的实施。季米特洛夫进一步了解到中共党内的实际情况，了解到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和遵义会议后在中央起着实际领导核心的作用，他对王稼祥和任弼时说，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又喜欢自以为是，拉帮结伙，想当领袖，表明了不支持王明的态度。1938年7月6日，苏联《真理报》再次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发出了肯定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讯号。随后，季米特洛夫接见了即将回国的王稼祥和准备接替王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任弼时，表示希望中共及军队领导层加强内部团结，支持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工作⑥。
共产国际右倾方针的改变与对中共最高领导层内部关系的明确表态，为结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和最终在全党确立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听取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并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9月29日至11月6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会议总结，着重重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观点，阐明了为贯彻独立自主原则应采取的灵活策略。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标志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基本结束和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在全党的最终确立。
三
从1938年11月至1941年5月，蒋介石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方针的策动下，向积极维护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中共发起了一系列恶意的反共磨擦和两次反共高潮，国共关系急剧恶化。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制定了以苏联利益为中心的策略方针，出现了有利于国民党、有害于共产党的三度逆转。
1939年6月24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就国共两党正是恶化的关系首次作出反应。共产国际刊物对国民党的态度和语调是相当温和的，看不到指责国民党的意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共产国际的右倾方针又一度抬头。
共产国际此时方针的逆转，显然受到了苏联的直接影响。当联共（布）得知中共中央的通报和由于国民党而导致国共关系恶化的消息之后，曾一度表示对国民党的不满和强硬态度。
苏联西线的德军已逼近边境，东线的日军正想方设法企图造成进攻苏联的条件。于是，苏联对国民党的强硬态度再次变得和缓，这是共产国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逆转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国共关系的急剧恶化，共产国际在1940年1月和3月举行的执委会书记处的会议上，表示对国民党反共投降的危险感到忧虑，并开始拨正自己的方针。接着，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国共之间磨擦的原因，并主动为消除这种磨擦而施加了影响。苏联政府这时也通过外交途径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劝告。4月23日、25日，苏联驻华大使两次面蒋，要蒋郑重考虑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方针和共产党提出的种种积极建议，并明确告诫：错误地处理国共关系，必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苏两国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事隔不久，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苏联的困境，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刚刚拨正的方针又二度发生逆转。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成立，苏德关系日趋紧张，迫使苏联急忙调整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当9月29日蒋介石致电斯大林表示愿意与苏联协调一致共同对敌之后，苏联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又转而变得热烈起来。斯大林一面复电蒋介石，希望蒋能排除“对日议和及和平之可能性”；一面决定再次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并派谴崔可夫将军赴华担任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顾问，其目的“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靠中国的抗日战争“长期拖住它”。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因此，目前只有全力支持蒋介石，才有可能使苏联“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⑦。与此相适应，共产国际的方针也随之发生逆转。共产国际认为，蒋介石是被亲日派牵入圈套而由反共走向投降的，因此，绝不可对蒋采取过火行动，而应以全力表示共产党始终爱护蒋、爱护国民党、爱护友军的诚意。共产国际还对中共对国民党的强硬态度表示了不满。11月25日，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认为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左”倾，无论是对蒋介石还是对国民党，投降和分裂的危险都被夸大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认为，中共无论是在承认“国民政府及其首脑蒋介石之威权”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实行各项基本政策方面，始终存在着“过早的跑向前面去”的情况⑧。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前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策略方针出现了第三度逆转，反对中共同蒋介石对立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实行对蒋让步的右倾方针。2月5日季米特洛夫来电，提醒中共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不可另起炉灶，应将矛头指向亲日派。同时，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先后面见蒋介石，在提及新四军问题时，仅限于表示“深恐由此引起内战”，以免“损及贵国抗战之力量”。崔可夫等告诉周恩来：苏方认为国民党不会激化同中共的关系，因此，中共应设法延长同国民党的统战关系，利用日蒋矛盾，对蒋作某些必要的缓和与让步，避免因国共对立而妨碍蒋之抗日。
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方针，给中共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干扰了中央对日趋恶化的国共关系的准确判断。对于共产国际的右倾指示，虽然中共中央一方面不断向共产国际回电，申述事态的严重性和蒋介石集团的实际表现，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共产国际的右倾观点，承认投降危险“已被制止”，“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是过左观点作怪”。共产国际方针的逆转，不仅造成了党中央对形势判断的失误，诱发了中共内部某些人的右倾麻痹轻敌心理，而且客观上助长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胆量。这是酿成“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的一个客观因素。
上述事实表明，中共试图通过共产国际自身来纠正其右倾方针的途径已不可能。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右倾方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发出指示电，较为系统地提出和论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理论与策略。可以说，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在不断地同共产国际右倾方针逆转的斗争中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起来的。
综上所述，从1937年5月至1941年5月，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经过提出、确立、完善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右倾方针进行了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策略的斗争方式，吸收其合理要素，摆脱其错误成份，既尊重共产国际的指导，又不迷信共产国际的权威，从而使独立自主原则几经曲折而最终形成。这一原则的形成，不仅为国共关系和抗日战争沿着正确轨道的运行提供了理论指南，而且为毛泽东思想增添了极为重要的内容。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出版，第539、524-525页。
②转引自杨云若等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7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4页。
⑤周文琪等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
⑥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1979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⑦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5-36页。
⑧《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194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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