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异质性与路径选择——基于“金砖四国”比较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四国论文,视角论文,路径论文,金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10)4-0110-13
服务业发展的异质性：理论分析
克拉克、库茨涅茨和钱纳里等人的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部门的比重（产值和劳动力）在国民经济中不断下降，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和交通通讯在全国总量比中呈现上升趋势，这一部分的生产率明显提高限制了对劳动力（资本）的吸收，而服务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比重会不断上升，并最终超过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而占据主导地位。应该说，这种以收入水平为衡量指标的经济发展阶段论能够对某一国或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或同一时间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的服务业比重的差异做出解释，但是对许多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间服务业比重上的较大差异，经济发展阶段论的局限性就会凸现出来。具体地说，在服务业兴起导致的产业结构的转换过程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不同行业部门生产率差异的变化将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从既定的行业部门中吸引出来，再配置到新兴行业部门。①这通常表现为生产要素不断地从农业转向工业，再从工业转向服务业的配置过程。
但是由于两个原因，使得各国服务业发展会呈现不同的结构和变化路径：
(1)各个国家特定的工业化道路和模式，将在既定的行业部门形成特殊的既得利益，进而也对生产要素退出和进入形成约束。汪德华等认为由于一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往往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即产业结构自身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惯性。②各个国家特定的工业化道路和模式会使得服务业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和变化路径。进一步讲，各个国家特定的工业化道路和模式具有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特征，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变迁有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迹，也有可能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和既得利益干预的情况下陷入长期的低级化状态。这表明，即使在人均收入水平既定条件下，各国由于立足本国资源禀赋优势和比较优势战略，选择工业化道路和模式的不同也会对服务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2)生产要素的再配置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各个国家的生产要素市场存在的巨大的制度差异，尤其是对服务业来说，生产要素从农业、工业部门退出，通过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技术转移等中介服务业组织（尤其是公共服务组织）转移进入服务业部门都将受到要素市场特定的制度约束。其中，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被认为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③其影响途径之一是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有关民生的公共支出的较高比例会使得公共服务的供给较为充分；二是公共服务供给比重较高会间接地提高国内居民消费倾向，促进消费性服务的发展。此外，由于服务业自身所具有的非标准化生产和不具备排他性等特性④决定了服务业的生产和交易将涉及到更为密集和复杂的契约安排，⑤其发展更依赖外部契约执行环境。因此，只有那些强调私有产权保护、支持私有契约安排和保护投资者利益，拥有较为完善的法治环境的国家，服务业才能够得到稳定健康的发展。服务业自由化程度也对服务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服务业的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国家，越能够吸引到大量外来资本、高技能、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先进技术等要素进入服务部门，促进服务业效率的改善、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反之则相反。同时，相关研究还发现，服务业的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程度也是制造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条件⑥⑦⑧。另外，产权结构和财富结构也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制度变量。产权结构和财富结构在本质上可以纳入到同一个框架内进行分析，在产权结构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国家，其财富结构也将以国有资产为主。国有经济对重型工业的偏爱会形成对服务业发展的抑制，而以国有收入而非居民收入为主的财富结构也有利于重化工业和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不利于内需的增长和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在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产权结构更倾向于私有，财富结构更倾向于民有的国家，服务业的发展才具有重要的消费基础。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一个服务业发展异质性假说：各国服务业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和变化路径，可能与各个国家特定的工业化道路和模式以及各个国家要素市场巨大的制度差异所形成的不同的路径依赖有关。路径依赖意味着产业结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而迅速优化，也可能意味着产业结构长期陷入“低水平—低质量”的“锁闭”状态。如果一国的公共支出结构、法治水平、服务业开放程度、产权结构和财富结构等因素良性互动，产业结构变迁就会出现诺斯所谓的“适应性效率”，不断向高级化发展，服务业结构会迅速得到优化。反之，产业结构则会在一定时期内处于低级化的路径依赖状态，服务业发展滞后。对于一国政府而言，如果意识到工业化处于无效率的“锁闭”状态，就应采取恰当的政策使工业化退出这种“锁闭”状态，使其向高级化的路径依赖状态演变。
由此得到的一个推论是：对于那些工业化道路和模式进入不良的路径依赖甚至“锁闭”状态的国家，政府可以通过恰当的政策如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法治水平、促进产权结构和财富结构优化等引导其向良性轨迹发展，打破服务业的低水平均衡，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金砖四国”服务业发展异质性：经验事实
1.服务业整体水平比较
从人均收入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看，“金砖四国”为配第—克拉克定理提供了经验证据。从图1可以看出，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水平持续增加，但从1992年以后，中国人均GDP水平增速明显快于印度。俄罗斯因为改革因素，人均收入水平曾从90年代开始进入近10年的低迷时期，近年来因为国际石油等价格的上涨，人均收入出现井喷式增长，2008年人均CDP达到12039美元，居“金砖四国”之首；巴西经济也曾在1998年后出现波动，人均国民收入在2004年后出现较大程度提高，2008年达到8115美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金砖四国”的产业结构都呈现出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从图2和图3可以看出，无论是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还是服务业就业比重指标，金砖四国产业结构的“服务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来看，2008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分别为66%、54.8%、53.7%和40.1%，中国是四个国家中最低的。从就业比重来看，巴西和俄罗斯的服务业就业比重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一直处于稳定上升阶段，2008年分别达到59.32%和61.82%，中国的服务业就业比重尽管1980年以来不断上升，但上升速度较慢，2008年仅达到32.4%。印度是个例外，在1980年到2002年长达22年的时间里仅上升不到10个百分点，2002年达到25.9%。
图1 “金砖四国”人均GDP（美元）
图2 “金砖四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
图3 “金砖四国”服务业就业比重(%)
图4 “金砖四国”工业增加值比重(%)
从图1到图4所描述的“金砖四国”产业结构来看，作为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中国的服务业与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相比，有几个需要进一步解释的现象：第一，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在达到2000美元时服务业比重为什么仍未超过第二产业，而巴西在1980年人均GDP接近2000美元时，服务业比重就超越了第二产业？第二，和俄罗斯相比，俄罗斯因改革衰退，到1999年时人均国民收入下降到2000美元以下，与中国2005年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相近，但其服务业比重为何并未出现明显的下降，仍比中国高出近15.6个百分点？第三，与印度相比，中国的人均GDP一直高于印度，但为什么印度服务业比重从1980年就超越了第二产业，而中国却没能做到？第三，中印之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从1992年开始超过印度，到2008年是印度的2.6倍，但为什么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却一直以来低于印度，而就业比重却要高于印度？显然，单纯以人均收入水平为衡量指标的经济发展阶段论是难以解释的。
2.服务业内部结构比较
从服务对象出发，格鲁伯和沃克将服务业分为三类：为个人服务的消费者服务业（包括旅馆、餐饮业、旅游业、文化娱乐业等）、为企业服务的生产者服务业（流通型服务业、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等）和为社会服务的公共服务业（政府部门、医疗、教育和国防等）。经验表明，随着现代经济增长进程的深化，服务业内部结构具有高级化的趋势，即为生产者提供服务的金融、保险、商务服务、计算机信息服务等在服务业中的比重会不断上升。
图5 “金砖四国”服务业内部构成(%)
图6 “金砖四国”服务业发展速度(%)
注：A批发、零售贸易；机动车及个人、家庭用品修理业；B旅馆和饭店业；C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D金融中介；E房地产、租赁及商务活动；F公共管理和国防；社会基本保障；G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其他团体、社会和个人服务活动。
图5和图6给出了“金砖四国”服务业的内部构成及2002-2005年间不同服务部门的增长速度。从服务业内部构成看，“金砖四国”的服务业部门中，增加值比重居首位的都是批发、零售贸易；机动车及个人、家庭用品修理业这些传统服务部门。尽管包括旅馆和饭店业在内的传统服务业比重在四国服务业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截至2005年，如果剔除交通运输、仓储等服务部门，以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教育保健、房地产及商务活动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比重仍低于传统服务业（包括旅馆和饭店业）的比重。这表明，虽然“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引人瞩目，现代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比重出现上升的趋势，但以传统服务业为主体的格局尚未改变。就各个国家来看，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的现代服务业如保险、金融、咨询、房地产的比重明显都高于中国。就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规模而言，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使得服务业内部结构失衡的问题更为突出。由于现代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现，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全球价值链嵌入，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因而提高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对中国的未来产业竞争力至关重要。
从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和变化趋势来看，2002年到2005年四年间，中国的批发零售贸易、旅馆和饭店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等服务业部门增加值比重都以高于14%的速度增长，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等服务部门的增长也达到12.9%。但金融中介和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活动等这些典型现代服务部门的增长率却分别为12.1%和10.6%，明显低于传统服务业部门的增速。在其他三个国家，印度增长最快的服务业部门与中国相似，批发零售贸易、旅馆和饭店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部门的增长速度都在14%左右。但印度的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活动的增速明显快于中国。在巴西的服务业内部构成中，增长速度最快的部门是金融业，达到16.4%，超过中国和印度。此外其公共管理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部门的增速也达到13.8%。与前面三个国家相比，俄罗斯的服务业增长速度更是惊人，2004-2007年3年间，俄罗斯的服务业实现了平均18.5%的高速增长，其现代服务部门的增速更是达到了24%。与此相对应，俄罗斯的传统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比重不断趋于下降，现代服务部门的比重则不断上升，这在金融中介和商务服务业领域的表现较为突出。
3.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比较
(1)从服务业贸易出口额及其增速来看，从2000年到2007年的8年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服务业贸易出口总量分别扩大了25倍、3.9倍、54倍和4.21倍，达到225亿美元、383亿美元、864亿美元和1267亿美元。比较来看，中国的服务业贸易出口额居四国之首，印度次之，俄罗斯和巴西位于第三和第四位。中国的服务出口贸易占世界服务出口贸易的比重从2000年的2%增加到2007年的3.9%，国际排名位于第7。这表明，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不断增强。但是，如果从服务业出口贸易年平均增速看，尽管“金砖四国”的服务业增速分别达到49.5%、18.9%、64.6%和19.7%，远远超过世界贸易出口增速(10.4%)。但很明显的是，虽然中国从1990年以来的服务业贸易出口年均增速均高于其他三国，但从2000年开始，却远低于巴西和俄罗斯，仅比俄罗斯高出不到1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自2000年以来，服务业出口增速相比巴西和印度趋于下降。与“金砖四国”服务业年均增速数据一致的是，中国同巴西、俄罗斯、印度的服务贸易出口额差距在不断缩小。2000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分别是三国的18.8倍、33倍和3.13倍，到2007年，变化为1.47倍、5.63倍和3.28倍，仅比俄罗斯有所扩大，而与巴西和印度相比差距迅速缩小。这表明中国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正在削弱。
(2)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也是反映一国服务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从“金砖四国”的情况看，印度的现代服务业部门的出口优势明显，交通运输、旅游、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和通讯是印度的主要出口行业，2006年五项合计占出口比重达到74.3%。其中，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通讯和其他商业服务这些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项目达到服务贸易出口额的52.1%，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一项就达到36，.2%，并实现30%以上的增长。而中国、巴西和俄罗斯2006年在这一项目上的出口比重分别是3.2%、0.5%和2%。巴西除运输和旅游外，金融、其他商业服务和政府服务项目比重较大，并在2006年全部实现顺差。尤其是其他商务服务一项的出口比重就达到44%。俄罗斯的服务出口主要集中在运输、旅游、建筑和其他商业服务项目上，三项合计占比79.9%。与此比较，中国的服务贸易优势主要集中在运输和旅游这些较为传统的领域，2006年两项出口占比合计为59.7%，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服务产业，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专利、版税和许可证费用等产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比重仍然很低。这表明中国目前的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也不符合当前世界服务贸易结构调整的趋势和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化的规律。
(3)服务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和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A指数）是衡量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表1）。从TC指数来看，中国、俄罗斯和巴西的国际竞争力整体较弱，而印度服务业的竞争优势相对较为明显。中国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指数截至2007年前一直为负值，且近年来变动幅度不大，说明中国服务贸易整体上属于比较劣势。而巴西和俄罗斯的指数值与中国相比更接近于-1，表明这两个国家的服务出口贸易整体竞争力不及中国。而印度的TC指数自2005年后就一直为正值，显示其服务业出口贸易相对于中国、巴西和俄罗斯有比较优势。从RCA指数来看，2007年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各为0.49、1.96、0.65和0.51，只有印度的RCA指数大于1，表明在“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的服务业出口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CA指数也揭示了同上述两个指标一样的结果，中国、巴西和俄罗斯的CA指数都小于0，只有印度的服务贸易指数大于0，印度的服务贸易整体上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巴西和俄罗斯的服务贸易的发展还非常滞后，国际竞争力薄弱。
转型差异、增长模式依赖与服务业异质性
经验数据的比较发现，“金砖四国”四国的服务业发展在水平、结构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这些异质性是如何形成的？本部分基于异质性理论假说，并结合新兴市场化国家转型差异和增长模式依赖以企验证。
巴西的经济增长模式传统上被认为主要以农业和自然资源为主。1967-1974年，巴西通过出口农产品和矿藏资源实现了年均增长10.1%的“巴西奇迹”。但基于产业结构低级化的诸多弊端，20世纪90年代开始，巴西向外向型模式转轨，增长模式成功转向服务经济为主。为此，政府进行了相应的制度安排。
(1)为服务业吸引外资提供减税、免税及利率优惠，使得服务业在吸收FDI方面占据重要位置。据巴西央行统计，1997年以来，巴西服务业吸引的外资流入一直占到总投资的80%以上。
(2)政府在私有产权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以及金融制度上做出了努力。据世界银行(2008)公布的数据，在“金砖四国”中，巴西的法律权利借贷指数及CPIA产权和基于规则治理评级是最高的。法治水平以及金融环境治理的改善对巴西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起到推动作用，以金融、保险等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得到发展。
(3)政府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图7是“金砖四国”教育和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可以发现，巴西自1990年以来，其投入都远超于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08年接近13%。因此，巴西产业结构虽然曾长期处于低级化水平，但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发展战略打破了这种结构“锁闭”状态，这对正处于结构转型阶段的中国具有启示意义。但是，由于对转型期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工业化基础薄弱、过度城市化、收入分配失衡（巴西1992年以来基尼系数一直在0.55以上，1998年甚至接近0.6）等问题仍是桎梏巴西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图7 “金砖四国”教育医疗支出占GDP(%)
图8 “金砖四国”启动程序阶段成本占GNT比重(%)
与大多数资源型国家一样，俄罗斯充分利用了其自然资源的优势，以能源的开采和出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能源等）为比较优势参与全球分工，带动经济增长。随着国际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俄罗斯经济实现了多年的持续增长，经济增长伴随着政府财政预算收入增加和劳动力实际工资的大幅度提高。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能够将财政收入的1/3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公共服务领域（其中2007年教育医疗支出占GDP的9.2%，仅次于巴西），同时也能够建立和维持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世界银行数据表明，2005年，俄罗斯的基尼系数为0.38，在四国中最低），从而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为突出。2001-2005年，俄罗斯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年均增长8.6%，2005年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已经达到80%，居四国之首。国内消费的稳定增长推动了俄罗斯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此外，由于俄罗斯在政府管理效率、私人产权制度保护、服务业市场自由度和开放度以及金融环境治理方面的努力，俄罗斯启动商业程序阶段成本占GNI的比重最低（见图8），所吸引的外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在四国中最高，这成为其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俄罗斯由于工业化程度不高及建立在高能源价格基础上“短期性和不可靠性”特征，使得人们对这种增长模式的有效性产生怀疑。更为重要的，俄罗斯存在的“逆城市化”现象也形成其服务业发展的桎梏。因而，在未来一个时期，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加强自主创新和降低外贸依存度仍是其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
与巴西和俄罗斯不同，中国选择的是以制造业为主，采取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这一模式造就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但由于其固有的缺陷及其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特征，目前成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展需要努力跨越的一道门槛。一方面，在大规模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大量的公共资源和服务被用于支持效率导向的制造业投资的扩张，公共服务中用于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投入明显不足（见图7）。公共服务投入的不足降低了国内居民消费倾向，导致购物、餐饮、休闲和娱乐等消费性服务发展缓慢，这是构成国内市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内需不足加之储蓄率的不断提高导致国内制造业产能过剩，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这解释了中国服务业贸易规模为什么要高于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另一方面，在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和制度软约束条件下，中国制造业加入了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被迫选择代工生产和加工贸易，从而制约着中国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的发展空间。同时劳动力要素收入长期被锁定在“低技术—低工资—低技能教育投入—低保障”的循环中，结果是中国服务业发展缺乏高素质人力资本储备和高层次消费需求拉动，以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为主的现代服务业整体发展缺乏后劲。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现代服务业长期不能成为服务业的主导部门。此外，中国服务业之所以在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时服务业比重仍未超过工业，除增长模式外，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中国正处于向服务经济转型阶段，人均收入和城市化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也必将带动劳动、资本等要素向服务业转移，从而成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推手。
在“金砖四国”中，印度同中国的比较是研究热点。印度以服务业为龙头、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也被认为值得中国借鉴。从要素禀赋的角度，印度虽然在储蓄率、自然资源、基础设施以及吸引外资总量方面不如中国，但印度拥有为数众多、具有英语优势和专业优势的软件工程师和信息产业服务商，软件业和服务外包业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重要依托。同时，印度在整体上投资软环境，尤其是金融自由度、产权制度和法律体系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也是其选择以服务业为龙头的增长模式的重要动因。这一模式的选择最终为印度服务业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各种要素资源由于结构依赖而流向服务业。例如，在印度吸引的外资中，服务业占据的比例就较大，2003年达到46%，其中软件(13%)、IT服务(20%)和金融服务(5%)等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外资占到40%左右。结果是，不仅印度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现代服务业也成为服务业中的主导部门。而在以GDP增长为导向的发展目标和政绩考核下，中国吸引外资的70%以上进入制造行业，服务业外资比重较小。即使在服务业的外资也有20%左右进入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以及餐饮业。此外，与中国相比，印度服务业的产权结构以私有产权为主，其目前的教育和医疗投入都高于中国（见图7），印度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健全，政府的公共消费较为稳定，这为印度公共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提供了保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印度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目前达到64%，远高于中国的42%，多年来保持世界领先，这为印度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需求基础。但是，印度的政府管理效率低下导致商业启动程序成本高昂（见图8）、工业化基础薄弱、人均国民收入不高，尤其是其服务业效率长期远高于第二产业，导致服务业发展缺乏工业支撑，在这一意义上，以服务业为龙头、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到底能走多远，仍是印度服务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结合上述分析发现：一个国家服务业的发展是包括人均收入水平在内的多维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金砖四国”服务业发展所呈现出的不同结构和变化路径，与各个国家特定的经济增长模式依赖及转型期的公共支出结构、法治水平、服务业开放程度、产权结构和财富结构等因素密切相关。
对中国服务业发展路径选择的启示
分析发现，由于特定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以及各个国家要素市场巨大的制度差异所形成的不同的路径依赖，“金砖四国”服务业发展的整体水平、内部结构和国际竞争力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除服务业贸易规模和国际市场占有率上中国明显高于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外，在服务业的整体水平、内部结构和出口结构上中国相比较于其他三国都不具有优势。很明显，中国目前的服务业发展水平与中国的经济地位不相符合。中国的服务经济发展掉入“低水平—低质量”的陷阱，而这与中国初始的工业化道路和模式及其路径依赖以及不完善的要素再配置制度约束紧密相关。
因此，当前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服务业的发展问题，核心在于必须找出打破“低水平—低质量”均衡的创新手段和相关政策支持。在比较“金砖四国”服务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政策的重点应该是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来改变服务业的发展路径，进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⑨具体而言，即要改变基于GDP考核目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通过自主创新等举措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服务业升级和发展提供需求基础；通过确保公共投入的强制机制、提升法治水平和优化产权结构以及财富分配结构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制度支持；通过制定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打破行业垄断、加快服务业市场化进程和对外开放程度，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增强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提供政策支持。
收稿日期：2010.6.15
注释：
①李晓春，梁攀科.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促进长三角经济发展.学海，2009(6)
②汪德华，张再金，白重恩.政府规模、法治水平与服务业发展.经济研究，2007(6)
③周天勇.中美财政支出结构和公共服务程度比较：中美财政税收体制比较.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9/8/6/187204.html
④Eswaran.Mand Kotwal A.The Role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es,2002,68:401-420
⑤Clague C,Keefer P,Knack S,Olson M.Contract 2 Intensive Money:Contract Enforcement,Property Rights,and Economic Performance.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4,June,1999:185-211
⑥Francois J,Woerz J.Service Sector Linkages:The Role of Services in Manufacturing.Workshops,2007:124-141
⑦Ana M.Femandes.Str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Transition Economies.Economics of Transition,2009,17(3):467-501
⑧Javorcik B S J.Arnold and A.Mattoo.The Productivity Effects of Services Liberalization:Evidence from tile Czech Republic.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6
⑨董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政府产业政策转型的理论依据与方向.学海，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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