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浪潮之下的蒙古民族及其草原游牧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论文,浪潮论文,草原论文,民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575(2008)06—0020—08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尤其是在近几年，随着GDP的提高，确实迎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的数据都在显示内蒙古正处在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可是在这一片欢腾的背后，我们还是能观察到一些较为深刻的问题：比如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问题，比如工业化浪潮下的草原生态保护问题，比如牧民的生态移民问题等。
问题一 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问题
对于内蒙古自治区来说，民族特色经济问题是现实存在的，而且是只能发展不能后退，更不能抹杀的问题。更为现实的问题是，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与否直接关系到民族自身的利益，关系到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一个概念需要澄清，即：民族地区的发展不能完全等同于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这是由我国民族地区特殊状况决定的。“现在政府统计数字中表现出来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产值、产量、效益等)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居住在这些地区(通常居住在城镇并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汉族人口生产的，并不是由当地少数族群生产的，少数族群民众很大程度上仍然在乡村从事他们传统的农业和畜牧业，所以简单地根据地区性统计数字就来判断当地少数族群在经济上的发展水平，这是不准确的，因此，少数族群自治区的发展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少数族群的发展。”[1](P.546)因此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内蒙古的这种超常发展态势，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状况。在能源、冶金、化工、农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六大优势特色产业中，与民族特色经济直接相关的只有畜产品加工业。其实在自治区的整个畜牧业中，真正的民族特色经济——草原畜牧业只占30％，其余70％为农区畜牧业，而且就是这30％的比例还将通过由草原畜牧业向农区畜牧业转移及草原畜牧业包括半农半牧区由过去的传统放牧向现在的舍饲圈养过渡两个途径继续减少。[2]也就是说传统的游牧业即将消失，真正的民族特色经济将受到严重威胁。
对于内蒙古自治区来说，具有民族特色，地区特色，且具备一定规模的民族特色经济应该就是蒙古族的传统游牧经济。众所周知，游牧是人类适应草原这样一类特殊生态系统的伟大创造，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它不仅支撑着这一部分人的生存，而且还决定着他们的发展，在历史这个大舞台上，游牧经济、游牧民族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由于与生态环境的高度适应性，游牧经济保存至今，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游牧经济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和谐与适应是任何其他经济类型所无法比拟的。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有能量都倾向于耗散或变得毫无组织和无法利用，直到最终整个能量系统达到最大的熵值：完全无序，完全失衡的终止状态。但是植物却可以通过收集太阳能供自己使用而延缓了这种熵的过程；它可以至少把一部分能量以新的或再聚集的形式传递给动物，动物反过来暂时保存这种能量以供有序利用，而人则又是通过牲畜这一环节摄取到自身所需的能量。游牧人通过适度放牧这种方式促进了草原生产力的发展，食草类动物剩余的不能利用的物质如粪便等又归还给草原，使初级生产者(包括所有的绿色植物和利用化学能的细菌等，是生态系统中最积极和最稳定的因素)得到丰富的养分而提高生产力，而且牲畜的适当践踏还有助于种子进入土壤。这就是在传统游牧经济的参与下草原生态系统内的最佳能量循环方式，从中体现出的游牧经济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和谐适应是不言而喻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一种可再生的生物资源，牧草的增长率与其种群的数量或存量相关，在牧草存量很低时，其增长量也很低，如果此时继续收获，其种群量就会继续减少以至最终灭绝。如果种群量过大，就会出现过度拥挤，增长的营养空间将制约该牧草资源的继续增长，增长率可能降为零。因此对可再生的生物资源的利用如果不当，也会导致物种灭绝，成为不可再生资源。从这一点上来看，用游牧的方式让牲畜适当地采食牧草，对牧草的生长是极为有利的。
其次，草原作为土地资源的一种是不可再生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已经具有很强的稀缺性，而游牧应该是人类对草原影响最小的一种经营，是对草地资源使用最高效的一种方式。对于这种稀缺性的资源，我们除了科学合理可持续的开发利用之外别无他法，因此游牧的生产方式对草原来说是可持续性的。1991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与荷兰政府联合召开了农业与环境国际会议，形成了关于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SARD)的《丹波宣言》和行动纲领。按照《丹波宣言》中的定义，可持续农业是采用某种使用和维护自然资源的基础方式，以及实行技术变革和体质性改革，以确保当代人类及其后代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这种可持续农业(包括牧业，渔业和林业)能维持土地、水和动植物遗传资源，使环境不退化并且技术上适当，经济上可行，能够被社会接受。[3](P.182)而人们以游牧这种方式对草原的利用恰恰符合这一定义所涉及的方面。至于游牧业的产品能否满足人们需求的问题，以往的观点认为游牧业生产周期长，商品率低，其实正是因为这一特点使游牧业生产的产品才具有了更高一级的品质，要知道牲畜在自然状态下的足月生长才是其优良品质的最基本保障。在同类型的产品中这样的产品可以占据一个高端的位置，与一般的产品拉开档次，在市场中具有更高的商业价值，这里体现的不再是量的问题，而是以质取胜的问题。
第三，按照当今最新的发展理论，在充分尊重不同文化价值基础上实现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因为它不仅考虑了经济增长的因素，更考虑了历史、文化、社会等诸多因素，真正体现了全面协调的发展。古典经济学所推崇的以经济增长为发展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已被世界各国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存在诸多弊端。因此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厄瓜多尔召开的基多会议，提出了总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发展观念的中心议题。对不同的民族共同体而言，这个概念所表示的发展是对各自体内资源的运用，它的基本含义是：应注重理应受到尊重的文化价值体系，而不仅仅是能够精确计算的经济价值体系。因此从这一发展层面来讲，游牧业已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更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文化载体，一种文化符号，是游牧民族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其重要性不能仅仅以经济尺度来衡量，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更应受到关注。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游牧业的民族与文化象征意义要大于其经济意义。
依据当代最新的发展理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全体人民获得幸福，这种幸福包含三个核心价值，即基本生活需求、自尊和自由。要满足包括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在内的人的基本需求；拥有作为一个人的自豪感和自尊；还要拥有自由，这是一种在打碎了自然的、精神的和物质的束缚后还能够进行选择的自由。因此可以看出，发展既是一种物质的现实，又是一种精神的状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来说，要想实现这样的发展目标，显然不能仅仅做经济上的考量。我们已经提到过，游牧业承载的是游牧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同样，游牧文化是以游牧业为物质基础与载体的，没有了游牧业，游牧文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与理由。那种通过强大的外力引发的文化转型，对于身处其中的民族来说是谈不上自尊与自由的，即使有了物质上的收获，当他们回头寻找精神家园的时候，早已不知身在何处了。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如果发展的获得、经济的增长是以文化的消失、人民的痛苦为代价的，那么这样的发展是否出现了偏差呢？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以后，更应该有责任去保护人民的这种权利。以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实力，完全可以将游牧业作为一种民族特色产业、一种文化而保存下来，并成立相应的生态文化保护区，而不是将其彻底取缔。
问题二 工业化浪潮下的生态保护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的资源大区，凭借这一优势，近几年内蒙古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从2000年到2005年，内蒙古平均GDP增长率为16.6％，经济总量在全国由第24位上升至第19位，人均GDP由710美元增加到1972美元，高于全国1703的平均水平。这种持续的增长主要来自工业增长的贡献，尤其是能源工业和加工工业，但是在这迅猛发展的背后却是生态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沙漠化速度加快的严峻现实，工业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4](P.108)由于特殊的生态环境，内蒙古的生态问题一直存在，只不过由于20世纪90年代沙尘暴的发生及世界范围内环境问题的凸显和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才使得这一问题引起政府和公众的高度关注。内蒙古的生态问题主要是以草原生态恶化为标志，而且一向是以人为的外力干扰为主要特点，即“移民的开垦导致家畜的生存空间——草场的锐减，草场锐减导致游牧的停止，游牧的停止导致定居放牧的普及，定居放牧的普及导致草原的沙化，草原的沙化导致沙尘暴，沙尘暴的产生促进了世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5](P.7)
可见，20世纪的生态问题基本上还是由农业、畜牧业这样的传统产业所引发的，21世纪内蒙古的草原生态问题则更多地体现在工业化所引发的后果上，而传统产业对草原生态的压力仍继续存在。盲目地提倡草原工业化，大片天然优质草场被划为工业园区开矿、建厂，使得内蒙古草原又在经历着新一轮的破坏冲击，且力度更大，来势更加凶猛。例如，鉴于内蒙古丰富的煤炭资源，大规模的煤田开发正在进行，那么对草原的破坏也将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问题在呼伦贝尔地区尤为突出。呼伦贝尔的煤田开采大都以露天矿的形式进行，而露天矿恰恰又是对草原破坏最大的一种形式，结果是煤田的开采毁坏了大片草原，比起传统产业来，这种方式的破坏后果更严重。据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对呼伦贝尔市四个牧业旗的调查，“我们认为在牧区的经济建设中，合理开采有价值的、规模较大的矿产资源未尝不可，但有一个现象不能不引起重视，即资源开发遍地开花。这对草原及草原畜牧业的危害极大。我们所到之处，牧民反映强烈。有的牧户周围全是这个矿那个矿，大型车辆践踏牧户草场，而且把污染物随意扔掉，导致牲畜食后中毒死亡。还有到处勘探石油及其他矿产，放炸药，结果周围牧户房屋倒塌、裂缝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4](P.226-227)在锡林郭勒盟，类似的情况也十分严重：“锡林郭勒盟白音华煤田处于森林草原向草甸草原的过渡地带，在白音华矿区的总体规划中，共规划了四个露天矿，总面积约510平方公里，至达产期，仅2号露天矿累计破坏和占用天然草地就达676.14平方公里，生物量减少878.98吨/年，水土流失面积958.30平方公里。煤炭资源的大面积连片开发，势必对草场造成严重破坏，导致区域景观格局的彻底改变。”[4](P.225-226)
第二个突出的问题是大规模工业化带来的水污染及地下水被过度开采。内蒙古自治区除了东部呼伦贝尔地区水资源相对丰富一些以外，其他地区都处于缺水的状态，尤其是像锡林郭勒盟、阿拉善盟、巴彦淖尔盟西北部这样一些传统牧区，既是水资源匮乏区，同时又是各种金属矿藏的集中开采区，水资源被污染超采的现象十分严重，令人担忧。现仅以煤炭开采中水污染的情况为例，“有统计数据表明，在我国，仅煤矸石等固体废渣的排放量就占煤炭产量的十分之一左右。大量煤矸石的排放堆积，不仅占用土地资源，破坏矿区生态环境，部分矸石山的自燃和淋溶水还造成严重的大气和水资源污染。——此外，堆放的煤矸石经大气降水和汇水的淋溶和冲刷将煤矸石中的一些有害有毒可溶解部分溶解，形成具有污染性的地表径流，最终进入矿区水系统造成水体污染。据有关资料，平均每开采1吨原煤需排放2吨污水计算，2005年底我区生产了2.56亿吨煤，直接排放了5.12亿吨污水。这进一步加剧了内蒙古煤炭资源富集区的水资源供给矛盾，严重制约着内蒙古煤炭工业的较快发展”。[4](P.253)
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是，伴随大规模的矿产资源开发，草原地区人口压力加大及在草原牧区大规模城镇化进程的展开，现在在草原深处，只要有开矿的地方就有大量的外来人口，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大量牧民在生态保护的名义下被强制迁出，另一方面是大量外来人口无序地涌入，草原同样承受着人口的压力。事实上虽然个别的草场压力有所缓解，但整个草原的生态状况仍在继续恶化。同时，随着工业化在草原的展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也在草原上开始了。一般来说，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标志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高低。内蒙古向来被认为是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这是客观事实，而且也确实影响了整个地区的全面发展。例如规模适度的中心带动型城市的缺乏使得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部地区，因此加快城镇化进程确实也是全区发展战略中的重要部分。目前在草原地区搞城镇化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将原有的城镇扩容，二是利用生态移民的机会兴建新的城镇。但从草原生态系统来讲，集中生活是弊大于利的，它导致的直接后果有三个，一是人口增加且过分集中，二是水资源消耗过大，三是城镇周围的草场急剧退化，生态环境的压力加大。正如《锡林郭勒盟畜牧志》中所指出的，锡林郭勒草原遭到破坏的原因之一就是“……城镇人口增加，加速了城镇附近的天然植被破坏，出现了以城镇为中心的沙漠化发生圈”。因此在典型的草原地带大搞城镇化建设应该说不是最好的选择。
内蒙古的工业化决不能以牺牲草原为代价，无论何种产业必须以生态安全为大前提，内蒙古的优势不是矿藏、能源，而是生态系统的天然性、多样性和稳定性，提供生态安全是这一区域的首要功能。
问题三 牧区生态移民的问题
顾名思义，生态移民就是以生态保护的名义进行的移民，而牧区生态移民就是将草场退化严重地区的牧民移出草场另做安排。从全自治区来看，西部的阿拉善盟早在2000年就已开始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有2000余牧民作为生态移民携家畜迁出了贺兰山。牧区生态移民是一项综合性的工程，涉及移民的生产、生活、权益、传统文化及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一句话，是一项直接关系到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工程。
内蒙古实施生态移民的工程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在上述几方面都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首先就是移民们的生产问题。移民们的生产安置几乎采用的都是“圈养＋种植”的模式，就是动员移民们在将小规模的牲畜进行舍饲圈养外，还拨给他们一定的水浇地种植饲料作物，但新的生计方式并没有给移民们带来预期的收入，一些人家还出现了负增长，生活变得艰难起来。[5](P.53)其次是移民们的生活问题。由于生产性收入的下降，再加上定居点水、电、煤的支出，部分移民的生活质量有所降低，同时由于不得不从事一些副业来补贴家用，劳动时间及强度比以前增加了许多，生活的难度增加了。第三是牧民们对草场的权益问题。从法律上来讲，牧民们对草场有使用权，但是禁牧以后这个权益实际上也丧失了，整个生态移民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法律依据。第四是传统文化“破碎化”的问题。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巨大的冲击，事实上这一过程早就在自然和人为两个因素作用下开始并缓慢地进行着，生态移民客观上加速了这一变迁过程，这对于这个民族、这个文化、身处其中的每个人来说，来得太快了，他们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更不用说应对自如了。再就是对于分散安置的移民来说，这种“破碎化”表现得更明显。插花式的居住格局，对传统文化的保存、使用、传承是非常不利的。第五就是生态移民对草原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加了迁入地的环境负荷。在哪儿安置就增加了当地的环境负担，定居点周围的草场严重退化已是个明摆着的事实。二是饲料种植导致了新一轮的草原开垦。饲料种植是政府为解决移民们圈养牲畜的饲料问题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即进行移民安置的同时每户配备一定数量的饲料用耕地。从事乳业的生态移民可种植1.33公顷的饲料，一般移民可种植0.67公顷的饲料。但是根据对查干德日苏嘎查的生态移民的采访调查表明，每户平均拥有的饲料种植面积已达到了1.53公顷，其中有灌溉的面积为0.87公顷，无灌溉的面积为0.67公顷。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旗政府规定的饲料种植面积的上限。有一些牧户为了得到更多的饲料，还借用他人的草场种植饲料，种植面积最大的已达到了4公顷。[5](P.63)这一现象在其他进行生态移民的牧区也大量存在。三是伴随着饲料用耕地的被开垦，地下水资源被过量开采。内蒙古地区整体上是缺水的地区，而水资源的大量消耗给草原生态系统带来巨大的潜在威胁。
以生态保护的名义进行的移民将传统的社会结构彻底打乱，相应的传统的社会生活已不复存在，表现出的是某种不安与动荡，传统游牧社会与文化的“破碎化”程度在进一步加剧。随着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生产及生活方式正在逐渐被单一化，所谓“异质”的文化也正在逐渐被“均质化”。如果说定居游牧是传统游牧与完全定居之间的一种过渡的话，那么生态移民则表明了一直以来都在进行的用农业民族的思想经营草原的种种行为的实施。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与草原生态系统本身就是矛盾的，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它带来的不只是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更是一种文化上的改变，一种社会生活领域的“革命”。这是一种打碎了重来、釜底抽薪式的改变，作为其中的亲历者，体验到的那种压力、不安、无助甚至失望是身处其外的人难以体会和想象的。生态灾难的最直接承担者是移民，社会已经或即将为此付出巨大的文化代价。因此，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应该将移民的文化考虑在内，并顾及他们所承受的精神与情感的压力。
问题四 草原——文化——民族
内蒙古的草原保护与经济开发实际上始终处于矛盾中，这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一矛盾从建国初期就存在了，在一段时间以内是以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和移民方式进行的，结果是作为一种自然生态系统的草原遭受重创，并最终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的沙尘肆虐，整个草原生态系统濒临崩溃。今天，随着内蒙古经济的飞速发展，局部地区生态治理的进行，沙尘暴似乎已离人们渐行渐远，但由工业化所引发的新一轮草原开发却已悄悄开始，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是像鄂尔多斯那样花大力气进行局部生态环境的恢复治理，另一方面却又在对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这样的天然草原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开发，尤其是矿业开发。天然草原变成矿区，草场被毁，环境资源被污染，人口激增，而这一切恰恰是草原生态系统所不能承受的。
有一点应该达成共识，那就是内蒙古的工业决不能以牺牲草原为代价，无论何种产业都必须以生态保护为大前提，把生态安全放在第一位。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内蒙古的优势不是矿藏、能源，而是生态系统的天然性、多样性和稳定性，提供生态安全是这一区域的首要功能。矿藏、能源的开发必须以一定的环境承受能力为阈值，无视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而盲目地开发矿藏、能源，会带来生态系统的崩溃。因此在开发内蒙古能源时，首先要把自然环境的生态功能摆在第一位。”[4]对草原的经济价值应该有个全新的认识，其高低不在于蕴含多少矿藏，而在于在其生态系统保持较好的情况下所能提供的经济服务，所具有的经济价值。下面这个表述生态环境全部经济价值的公式可以说明问题：TEV＝V1＋V2＝(DV＋IV＋OV)＋V2——①这里表现出的是一种可持续的理念，草原的经济价值应该在这一理念下来思考，可持续性不仅是当前也是今后草原开发利用的原则。对于自治区政府甚至国家来说，是否可以考虑将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的一些天然草原地区划分为具有一定级别的生态文化保护区，由政府牵头，民间组织协助，帮助牧民科学地恢复传统的轮牧方式，同时在这一范围内禁止一切形式的工业开发。这样做的结果会给国家留下一片典型的温带草原，给中国北方构筑起一条安全的生态屏障，给牧民保留住最后一片传统的生活区域，为整个人类社会保留下一个珍贵的生态及文化基因库。那种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被重复上演的随着现代化的工业开发，环境被毁，文化消失，人民流离的悲剧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
这里提到的文化当然是指这片草原的主人——蒙古民族的传统游牧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对各地传统社会的影响是个普遍性的问题，这种影响除了表现在物质的与社会的层面之外，还主要表现在精神的层面、文化的层面。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现代化的方式增强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是一条重要的途径，但从目前许多国家的发展实践来看，照搬西方模式的工业化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且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例如对巴西亚马逊雨林的贪婪开发，不仅使这片世界上仅存的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遭到严重毁坏，更重要的是使那些生活在雨林中的族群遭到沉重打击，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沦为社会底层，至于原生态的传统文化更是支离破碎，消失殆尽。有如此多的前车之鉴，作为后发的内蒙古在确立现代化这个目标的同时，应该将涉及的民族文化保存发展问题也考虑在内，争取做到借用现代化之力将这些原生态的传统文化保存下来。作为民族地区的内蒙古，发展中要解决的问题应当包括在充分考虑尊重民族特色差异的基础上为少数民族制定出适合的发展规划，既包括经济的，更包括文化的、社会的。
从目前内蒙古加快经济发展，加快现代化进程对传统游牧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来看，形势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游牧文化的生存区域进一步缩小。其实历史地看，游牧文化圈的缩小早就开始了。当蒙古帝国衰落，政治主权丧失后，随着游牧与农耕之间界线的不断北移，游牧范围在逐渐缩小，游牧文化圈也在逐渐缩小。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提倡牧民定居，大轮牧的传统游牧方式转变为定居放牧，游牧区域进一步缩小，而传统游牧文化也第一次受到了巨大的人为的压力与冲击，变迁甚至消失的步伐加快了。此后这一进程一直没有中断，甚至在某一时间段还会变本加厉。例如几次大规模的草原开垦，如此一来，似乎游牧文化的消失已成定局，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而今天随着大规模草原工业化的展开，游牧文化的生存区域在以往的重重挤压之下又增添了新的压力—现代化工业，尤其是矿产开采业的压力，使其范围进一步缩小。在此情形之下，游牧文化的消失日渐迫近。其次，游牧文化的“破碎化”程度在进一步加剧。“破碎化”是个形象的说法，指的是游牧区域的支离破碎及由某些原因与其他民族成员插花式的居住格局而导致的游牧文化圈的被肢解、被分割、被淹没。游牧区域的支离破碎与游牧区域缩小是同步的，尤其是在采矿业的冲击下，原先仅存的几块成片的游牧区域也直接面临着被分割的冲击，相应的游牧文化也随之直面被分割被淹没的风险。插花居住则与生态移民政策直接相关。如前所述，随移民而形成的插花式居住格局及异地集中定居，使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无法维持，因此游牧文化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物质基础。对于整个文化来说，这样的一种侵蚀破坏性是巨大的。文化是个有机体，是有生命的，其存在的首要需求就是要有物质基础，即空间、养分、载体，从现在的游牧文化来看，这三者都面临着巨大的缺失，空间的缩小已是显而易见的了，养分的不足同空间的缩小又是息息相关的，而载体的缺失则又是其中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去通过正常的社会流动一些人从游牧文化圈中脱离出来以外，就是由于人为的压力作用使得一些人不得不另谋他就，远离过去的文化环境，如移民外出务工等。因此当我们用“破碎化”一词来形容游牧文化的现状时，真正的游牧文化已逐渐成为一种背景、寄托、回忆，正在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第三，在不顾一切的经济发展之下，代表自然，极富民族色彩的游牧文化正在经受“忽视”乃至“篡改”。如前所述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并没有将民族经济列入其中，生态移民政策也没有将游牧文化的保存考虑在内，至于工业尤其是矿业的发展更是无视游牧及游牧文化的存在，这一切看似是由政府的经济政策所导致，实际上这背后体现的依然是主流的唯经济发展论。说到“篡改”，游牧文化愈益淹没在各种各样的“伪”装之中，其本真、精髓愈发模糊不清。当“原生态”成为一个流行词、一种新时尚的时候，游牧文化却离此越来越远。游牧文化已沦为一种工具，一种标签，一种装饰，一种旗帜，对于一些蒙古族人来说，只是个渐行渐远的背影，就像歌中所唱要“轻轻牵动记忆的长线”才能看得清楚。
一个处于非主流及边缘状态的群体，如何搭上现代化的“列车”且不至于被“同化”，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这其中涉及的核心问题主要是有关发展的自觉及环境的宽松两个方面。所谓发展的自觉，是指少数民族在面临发展这个复杂的综合性的大问题时要有充分的自觉意识及选择权，既要对发展的必要性、方向、形式、结果有充分的了解，又要有权对发展的方式、速度、内容进行选择。所谓发展环境的宽松，是指各级政府在这当中应主要起一个引导与协作的作用。由于我国一些地区现在实行的主要是项目拉动、投资拉动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在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尤其如此，政府的决策及行为对少数民族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而由政府包办的“发展”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及文化问题等等。对于少数民族自身来说，要实现发展的自觉并非易事，需要政府借助各种手段进行宣传，需要相应的民间机构的切实帮助，更需要本民族精英们的身体力行，尤其重要的是要让民族成员们懂得发展是一种全面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只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还有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及文化的发展等方方面面，“不顾一切，不惜一切代价的经济增长，即以经济为中心，所不顾的主要是基本权利，所不惜的代价主要是人的代价。只有自由的发展才会最终导向发展的自由，不自由的发展，最终不免导向发展的歧途，即人的负发展、社会的负发展”。[6]如果说那种不自由的发展会导致人和社会的负发展并最终会引起严重的社会矛盾并使整个社会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的话，那么对于少数民族群体及社会来说，所要面对的将是灭顶之灾，是根本无法承受的。发展的自觉最终导向的是一种权利的自觉，只有意识到发展的权利，才能真正实现发展的自由，并且通过发展实现终极的目标——和谐、幸福。对于一个民族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另外，从发展的外部环境来讲，相对宽松是个必要条件，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宽松的国际环境，同样一个民族的发展也需要宽松的国际环境，而这种环境的营造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政府的决策应该是民主的、负责任的、人性化的，要让民众以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多的收益。政府要为少数民族的发展托起一片自由、安全的天空，帮助少数民族既实现经济的增长、生活的改善，同时又能使本民族的文化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政府来讲，要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片面追求GDP，追求政绩是一种潮流，在这种大势面前提倡、坚持科学、可持续、人性化的发展是相当艰难的，很可能要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不正是靠着人类勇敢地付出各种代价换来的吗？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政府应该为民族的发展付出更多的心血。具体到蒙古族，在面临自治区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发展态势面前，抓住时机，发展民族经济，振兴民族文化，提高民族成员的生活水平是绝对必要的。在草原及传统游牧文化面临如此巨大的压力与变迁的情况下，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如前所述，整个民族对此要有充分的自觉意识，这是一种建立在对民族过去的理解、现状的担忧及对未来终极关怀基础上的自觉，既涉及经济发展的层面，更涉及精神文化层面。对于蒙古族来说，要意识到在搭载现代化的列车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民族文化应该被完整地继承下来，虽然从形态上看蒙古文化已经发生了改变，具有了游牧的、农耕的、半农半牧的、城市的几种形态，但其核心依然是游牧文化。作为一个蒙古族，无论他身处何地，在何种环境下成长，他的心，他的根一定是在草原。至于具体的发展方式，除了要靠政府引导协助外，不妨参考一下国外通行的“参与式”发展方式，即在政府的支持、民间组织的帮助下，依托具体的发展项目，以基层组织为单位，民众参与其中，自己制订规划实施，这种发展模式已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被采用，效果非常明显。例如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草原生态较好的地区恢复传统的游牧生产，并借助这个渠道向外界推广这种天然环境下生产出来的纯绿色无污染的畜产品，使之成为一个品牌而家喻户晓。因此，政府应该改变旧的发展观念，在追求畜牧业生产总量的同时，考虑一下民族特色畜牧业的发展，摒弃对游牧业的陈旧认识，换一个视角、一种思路看待畜牧业，不能以工业化之名将游牧业及游牧文化逐出历史舞台。
蒙古民族在历史的舞台上曾经非常活跃，并且在13世纪以强大的势力横扫亚欧大陆，达到了游牧民族历史发展的巅峰，也向世界昭示了游牧民族及其文化的强悍、神秘。从世界史的角度看，蒙古民族的兴起是亚洲草原游牧民族发展浪潮的最后一批，也是发展程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一批。蒙古族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游牧民族已成为区域历史舞台上一股强大的力量，蒙古族已在中国历史、亚洲历史、世界史上重重地写下了一笔。所有这一切都证明这是个饱经沧桑、历经磨难，在严酷的历史锤炼中顽强生存下来的民族。当人类迎来新千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包括蒙古民族在内的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能够迎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代，一个人类梦想中的公平、和谐、幸福的时代。
注释：
①TEV为经济价值，V1为使用价值，V2为非使用价值，DV为直接使用价值，IV为间接使用价值，OV为选择价值。所谓直接使用价值是指直接进入当前的消费和生产活动中的那部分环境资源，如矿产资源等；间接使用价值是指以间接的方式参与消费和经济生产过程中的那部环境资源的价值，如生态功能、水环境资源等；而选择价值则指当代人为了保证后代人对环境资产的使用而对环境资源所表示的支付意愿，比如当代人努力保护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等。支付意愿。环境的非使用价值又称存在价值，是指人类的发展将有可能利用的那部分环境资源的价值，如美丽的风景，濒临的物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