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巩的编辑理念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意义论文,理念论文,编辑论文,曾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639X(2014)03-0115-05 曾巩，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曾在馆阁任职十余年，“编校史馆书籍，官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兼判官告院，又为英宗实录院检讨官”，晚年又“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①他亲自编订校雠了《新序》、《列女传》、《说苑》、《徐干中论》、《战国策》、《陈书》、《南齐书》、《梁书》、《唐令》、《礼阁新仪》、《李白诗集》、《鲍溶诗集》等十余种书籍。由于其深厚的史学修养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他两次被皇帝钦点主持修撰《英宗实录》和《五朝国史》。他自己的史学著作《隆平集》现今流传于世。他好藏书，珍藏古籍达二万多册。他还收集金石篆刻五百卷，名为《金石录》，且经常对金石文字考订、补正，并对其作出评价、判断。 历来对于曾巩的史学思想多有关注和讨论，对曾巩在编辑学上的贡献却鲜有人提及，笔者试图从这方面入手探讨曾巩的编辑理念。 一、编辑宗旨：叙录解题，传道说理 清代著名文献学家章学诚认为目录之书必须“附以辨章流别之义，以见文字之必有源委，亦治书之要法”[1]。宋人为古籍作序，多以考订文章次第为中心内容，惟曾巩作序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这就是通过叙录解题来传道说理。《宋诗话辑佚》云：“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诸序，犹须详味。”[2]他的目录序，本是叙写成书经过的，却用来大谈关于历史兴废、礼乐教化的内容。茅坤云：“子固诸序，并各自为一段大议论，非诸家所及。”[3]这一点在其目录序中尤为突出。这些序文涉及面广，视野开阔，注重宏观审视和发展规律的探寻，包涵了他对哲学、政治、文学、史学等领域的认识；考证周详，谈古道今，纵横捭阖，表现出他的超人学识。 曾巩在整理《梁书》、《南齐书》、《陈书》时，往往不吝笔墨，大发议论，表达自己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资于治道的思想。如《南齐书目录序》叙“目录”只有寥寥几笔，接下来就转入议论，大谈其史学观，认为史是“明夫治天下之道”的大著作，“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因而对撰史者提出了四个要求：“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引经据典，以三代为例，批评两汉以来的史书，认为修史就是要惩戒后世，发挥史学经世致用的作用。对于《南齐书目录序》这篇文章，张伯行评价说：“史者是非得失之林，古之良史，取其可法可戒而已，故明道看史不磋一字。……后世辞掩其实，虽以司马迁隽伟拔出之才，犹难言之。况其下者，南丰推本唐虞二典，抉摘史家谬乱，而结以明夫治天下之道，直为执简操笔者痛下针砭。”[4]张伯行的话可以说是对曾巩史学观的具体注释。王焕镳云：“章实斋(学诚之字)《删定曾南丰南齐书目录序》云：‘古人序论史事，无若曾氏此篇得要领者，盖其窥于本源者深，故所发明，直见古人之大体也。先儒谓其可括十七史之统序，不止《南齐》一书而作。’其说洵然。”[5]曾巩的《梁书目录序》则是一篇辟佛的论文，他抓住佛徒“得于内”的说法，以儒家“正心诚意”为切入点，说明圣人内外兼备：“夫得于内者，未有不可以行于外也；有不可行于外者，斯不得于内矣。……此圣人所以两得之也”，并指出“佛之失”是“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尽万事之理；道足以为一方，而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战国策目录序》、《新序目录序》无不以议论为主。《战国策》记载当时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陆陇其认为“战国策一书，大抵皆纵横家言。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夫南丰一序，言其病最详”[6]。邵廉云：“由汉以来，数百年而后得南丰曾氏，反约以阐其旨，洋整以明其法。序《战国策》言道以立本、法以适变。序听琴详五礼六乐其用，至于养才德、合天地而后已。……《新序》之作，又深明学有统，道有归，面斥众说，大较以一德同俗、当理无二为旨趣。”[7]其他如《说苑目录序》和《徐干中论目录序》强调“治心养性”，不徇于外物的处世之道；《烈女传目录序》阐发“身修故家国天下治”的道理；《礼阁新仪目录序》提出“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亦屡变其法亦宜之，何必一一追先王之迹”的通变观。 由于曾巩是一名有着深厚儒学修养的醇儒，其叙录解题与时人颇有不同。他的目录序，除了《陈书目录序》基本符合目录序的写法外，其他各序都突破序的常规写法。王慎中云：“宋人叙古人集及古人所著书，往往有此家数，然多以考订次第为一篇之文而已，不能如先生更有一段大议论，以成其篇也，如后叙鲍容、李白集，亦不免用其体。”[3]曾巩还将为之考订校雠并作序的诗文集放在时代社会的大背景下考察，如《李白诗集后序》与《鲍溶诗集序》、《先大夫集后序》等均是如此。他在这些文章中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或指陈时弊，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总之，其目录序大多以议论为主，远远突破了对书籍本身内容的议论评断，有的着重展示作家的情感、思想和个性，类似杂感，有的从史学、治政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实为厚重的学术论文，充分体现了“文以载道”的时代精神。 二、编辑策略：究其本末，考镜源流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成就不菲。具体而言，曾巩在编校工作中有以下几个特点： 1.首明体例，有条不紊 曾肇在《亡兄行状》中说：“(神宗)手诏中书门下曰：曾巩以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国史，遂以为修纂。继而复谕公曰：此特用公之渐尔。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如公者也。”可见曾巩在史学上的造诣和影响。曾巩编校书籍，往往先明体例。例如《史馆申请三道札子》没有拘牵常格而是采用条陈的方式将自己修史的体例安排及相关申请事宜一一罗列，显得简洁明豁，切于实用。其中第一道札子是这样写的： 臣修定国史，止依司马迁以下编年体式，至于书事随便，今略具条进呈。 一，群臣拜罢，见于百官表。 一，刑法、食货、五行、天文、灾祥之类，各见于逐志。〈已上更不于本纪载述之类。〉 一，名位虽崇，而事迹无可纪者，更不必传。或善恶有可见者，则附见之。 一，善恶可劝戒，是非后世当考者，书之。其细故常行，更不备书。 曾巩主持编撰的《五朝国史》，包括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位皇帝在位时的事迹，事情之繁难可想而知，而他却能举重若轻，前后不过上了三道札子就将编修国史的大事筹划停当。这第一道札子清楚地写明了修撰国史的体式、职官、各志名目和采录史料、传主的标准。第二、三道札子则就材料的搜集捡择标准以及方式进行陈述，且限定了材料报送的日期。与此同时，曾巩也一直在搜访名臣贤士的嘉言善行，阅读大量的官方文献，摘录各种有用的信息，构思《五朝国史》的基本框架，并完成了相关内容的资料摘抄，传世的《隆平集》就是根据编修《五朝国史》的资料撰写而成的。这种编撰的大手笔的确令人赞叹，不管事情如何琐碎、材料如何繁杂，曾巩都能提纲挈领，定标准、定体例，使整个编校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2.多方访求，力求完备 曾巩是一个写作态度非常严谨的人，文章多写得详赡精确。这种严谨的态度也体现在他的编校工作中。曾巩奉命整理编校的书籍大多年代久远，很多已经散佚流失，仅有的书籍或者编次混乱，或者脱误颠倒，给编校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为给后世留下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曾巩没少费周章。他在编校书籍时，首先是“涸泽而渔”，利用各种途径广泛收集相关的书籍，例如史馆藏书、私人藏书、各地州县藏书等。如他在准备修《五朝国史》时，由于担心已有资料“有所未尽”或“漏略”，便奏请朝廷“委开封知府及畿县知县，在外委逐路监司、州县长吏，博加求访”(《史馆申请三道劄子》)。在编修《英宗实录》时也强调：“搜访事迹以备撰述，尤在广博，使无阙遗。”(《英宗实录院申请札子》)这种修史的严谨态度也同样体现在他对书籍的编订校雠中。 北宋时期，《战国策》流传下来的版本已经相当不完备了，北宋朝庭的三馆密阁虽无完本，当时士大夫家却有不少私人藏本。据姚宽《战国策后序》记载，当时流传于士大夫之家的版本有孙固本、孙觉本、钱藻本、集贤院本、刘敞手校书肆印卖本、东坡本、王觉本、苏颂本、钱塘颜氏本以及不知校勘姓名的所谓旧本、古本、“一本”等等，这些版本大多脱误甚多共至“舛误不可读”。北宋王觉《题战国策》载，曾巩在校《战国策》时曾借“馆阁诸公家藏数本”，也就是说这些私人藏本基本上都被曾巩借来参阅，其访求编校的艰难可想而知，但曾巩只用几笔在目录序中进行了交代：“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战国策目录序》)。《列女传》和《说苑》均为西汉刘向编撰，在编订《列女传》时，曾巩也是多方访求，他参考《汉书》中的《刘向传》、《艺文志》以及《隋书》、《崇文总目》等书，反复参证，最终校定。《说苑》为刘向撰，原为二十卷，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遗闻轶事，到曾巩生活的北宋时期已经大量散佚。据《崇文总目》云：“今存者五篇，余皆亡。”幸亏曾巩多处搜罗，“从士大夫间得之者十有三篇，与旧为十有八篇，正其脱谬，疑者阙之”，才使《说苑》汇总为十八卷，比原书只少了两卷，为后世编校者提供了很大帮助。在编订徐干《中论》时，曾巩找到了“馆阁及世所有徐干《中论》二十篇”，认为“尽于此”了，但是翻检《贞观政要》时发现《中论》还有《复三年丧》一篇，才发觉以前搜集的书中缺漏此篇。曾巩进一步考证，又在《魏志》中见到魏文帝(曹丕)称徐干著《中论》二十余篇的文字，从而确定自己所能看到的书并非全书。由于当时信息不流通，加之版本的残缺，曾巩没能编出完整的定本，错误地认为《复三年丧》、《制役》两篇在宋代已经散佚不存，殊为遗憾，但其付出的努力却是不可抹杀的。 3.考古证今，释疑定谬 曾巩在编校过程中具有考据意识和怀疑精神，采取多闻阙疑、无征不信、排斥虚妄的态度，对涉及史料不清楚、编次不明的书籍总是仔细核对，遍辑典籍，或校正纠偏，或查漏补缺，避免主观臆断，有论无据。为了使典籍的“先后本末俱在”，郑樵强调“编次必记亡书”，还特地写了《编次必记亡书论三篇》：“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谓如隋人于历一家最为详明，凡作历者几人，或先或后，有因有革，存则俱存，亡则俱亡。”[8]1805他认为要使某学科某学派“上有源流，下有沿袭”，编辑书目时就不能“只记其有，不记其无”[8]1806。曾巩在编校书籍时是符合这样的要求的。《礼阁新仪》是记载唐开元至元和年间礼仪变化的一本书。他在校雠这部书时，所参证的书籍有史馆密阁藏书、自己的藏书、集贤院藏书三种。在编校过程中，曾巩曾敏锐地发现史馆秘阁藏书与他自己的藏书均为三十篇，但是这两种藏书均有很多重复的篇目，去除重复篇目只有二十二篇，他又参校集贤院藏书，发现集贤院藏书虽然只有二十篇，却正好是前两种藏书所没有的。通过三种书的参相互证，他成功地将此书进行了编次，并纠正其中的脱谬，最后编定为三十篇。 在编订刘向所撰的《列女传》时，工作非常烦难，由于年代久远，列女传几经流传编写，到宋代已非复原貌了。曾巩对此曾感叹：“盖向旧书之亡久矣。”但是他仍然兢兢业业，做了三项工作：一是弄清了《颂义》的作者是刘向还是刘歆的问题，他认为“《隋书》以《颂义》为刘歆作，与向列传不合。今验《颂义》之文，盖向之自叙。又《艺文志》有向《列女传颂图》，明非歆作也”。以行文风格、《汉书·刘向传》和《汉书·艺文志》的原始记载为依据驳斥“《隋书》以《颂义》为刘歆作”的观点。二是在众多的篇目中抉摘谬乱，判定《颂义》为刘向自叙之文，并非《列女传》本来篇目。三是广泛参考，最终定篇。曾巩在综合前朝相关书籍的记载和集贤校理苏颂已完成的工作基础上，断定《列女传》为八篇或十五篇的原因是：“以《颂义》考之，盖大家所注，离其七篇为十四，与《颂义》凡十五篇，而益以陈婴母及东汉以来凡十六事，非向书本然也。”那么，流传下来的关于《列女传》是七篇、八篇、十五篇、十六篇的争论就迎刃而解了。通过细致的考论，曾巩最后以八篇和十五篇两种编排方式定稿。 三、编辑目的：记录史料，传世不朽 曾巩是一位颇有史学才华的文学家，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云：“自来文章家推欧、曾二公有史材。”[9]其史学修养使其在编校书籍中同样表现出强烈的传世意识。 传世意识是其高品质的编校得以形成的内在驱动力，这种意识促使他在记录保存史料这一点上非常着力。其诸多目录序均记录了编校书籍的艰难过程，包括用来互校参证的各类书籍、著作者的来历、成书经历以及书中篇目的文辞、书体、磨损、阙疑、有目无书、有书无目等情况，为后世留下许多可能散佚的资料，且多为客观记叙或实录。据学者考证，曾巩虽然最终罢修《五朝国史》，但他却著有《隆平集》二十卷传世，该书“主要记载北宋太祖至英宗五朝之事，又立传二百八十四，各以其官为类”。虽然曾巩最终没有完成《五朝国史》的修撰，但从《隆平集》的编撰可见曾巩记录史料、传世不朽的意识。在编次《金石录》时，他也体现出强烈的留存史料的意识。其《常乐寺浮图碑》云：“常乐寺浮图碑 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记室曹胡逵撰。其辞云：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直，建常乐寺砖塔七层。其碑文今仆，在襄州开元寺塔院。其文字书画无过人者，特以后周时碑文少见于世者，故存之。”这是曾巩收集金石的初衷，这种文字几乎每首跋尾都有，一般置于篇首，类似的还有《襄州兴国寺碑》、《江西石幢记》等。在目录序中，这种意识显得尤为强烈。据其《新序目录序》载，刘向编撰《新序》原本有三十篇文章、一篇目录，在隋唐时代还可见到完整的《新序》，但到曾巩生活的宋代只剩下十篇。曾巩为此感到非常痛惜，他“惜其不可见者，而校其可见者特详”。在《礼阁新仪》编校完后，他说：“此书所纪，虽其事已浅，然凡世之记礼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时之得失具焉。昔孔子于告朔，爱其礼之存，况于一代之典籍哉？故其书不得不贵。因为之定著，以俟夫论礼者考而择焉”(《礼阁新仪目录序》)。 另一方面其传世意识也体现在他对史料所采取的客观公正的态度上。曾巩在校勘刘向《新序》、《陈书》、《南齐书》时，对其中诸多内容多有不满，但他也能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之。他说：“盖向之序此书，于今为最近古，虽不能无失，然远至舜禹，而次及于周秦以来，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曾巩对待书籍的传世意识集中体现于《陈书目录序》中：“至于有所因造，以为号令、威刑、职官、州郡之制，虽其事已浅，然亦各施于一时，皆学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当时之士，争夺诈伪，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为世戒，而况于坏乱之中，仓皇之际，士之安贫乐义，取舍去就，不为患祸势利动其心者，亦不绝于其间。若此人者，可谓笃于善矣。盖古人之所思见而不可得，《风雨》之诗所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见于天下哉？则陈之史其可废乎？”基于这样的史学认识，曾巩在编校中才能做到不畏辛苦、不厌其烦、从不偏废。他在《李白诗集后序》中批评李白的诗“中于法度者寡”，却又肯定“其辞宏肆隽伟”。为补《新唐书》中对李白评价的遗漏，曾巩特意将《旧唐书》中“白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一句评价录于后序中，以“使览者得其详焉”。曾巩为人为诗追求典雅纯正，与李白为人为文相去甚远，但是曾巩却没有以自己的偏好来妄加判断，而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评价，对李白的诗集也进行了认真的校勘。曾巩所校《李白诗集》也成为后世编校者不可或缺的参校本。 当然，能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史料，大概还得益于曾巩也是一名作者，深谙成书的艰辛和书籍留后传远之不易。这种感同身受使他对其校勘审定的每一部书都贯注了感情和心血。这种感情在《陈书目录序》中体现得最为强烈，他在开篇详细记录了《陈书》的成书经历，其记述充满感情：“观察等之为此书，历三世，传父子，更数十岁而后乃成，盖其难如此。然及其既成，与宋、魏、齐、梁等书，世亦传之者少，故学者于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详也。”一方面感慨成书之难，一方面感慨“传之者少”。为此，曾巩从嘉祐六年至八年全心投入校订《陈书》。他在收集馆阁所藏书之后，认为还“不足以定著”，又请朝廷“诏京师及州县藏书之家，使悉上之”。在全国各地藏本书籍陆续到齐之后才最后校定，“其疑者亦不敢损益，特各疏于篇末。其书旧无目录，列传名氏多阙谬，因别为目录一篇，使览者得详焉”。《列女传》成书于西汉时期，曾巩感慨“自唐之乱，古书之在者少矣，而《唐志》录《列女传》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无录，然其书今在。则古书之或有录而亡，或无录而在者亦众矣，非可惜哉！”正是这种痛惜之情促使曾巩在整理古籍、编校书籍时能不遗余力、不畏艰辛，终有所成。 四、曾巩编校史料书籍的几点启示 1.编辑应该有深厚的学养 作为一名编校者，似乎只用关心编校过程中出现的用词、语法、逻辑、引文、文献的错误就行，但笔者认为光停留在这个层面还不够，还要对自己所审编校的内容有深入了解，这要求在历史知识、语言文字知识、哲学知识、逻辑知识上有深厚的积累甚至有一定造诣。曾巩编校书籍值得学习的地方正在于此。曾巩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散文家，又在经学、史学上颇有造诣，且学问广博，他的叙录解题是对书籍内容深入领会后的成果，因此对所序书籍的优劣往往能一语中的，言辞剀切。他的叙录解题分别在哲学、政治、文学、史学、编辑学方面有所发明，很多观点至今还有实用价值。而今天的学术编辑大多“小学而大遗”，过多关注技术层面的东西，编辑能力注重的是栏目策划、组稿采编等问题。特别是在数字化时代下，编辑更多地关注转载率、排名、影响因子以及作者的职称高低、课题等级对刊物影响度等，真正在学术上深钻细研的则较少。繁重的审稿组稿任务，既要质量又要速度的高要求，使编辑难以进行学术修养的积累和储存，这也会影响到学术期刊编辑者的眼光，没有深厚的学术修养就没有独到的眼光，难以在众多来稿中慧眼撷英。 2.编辑应该善于统筹规划 编辑不能只做“雕虫”，满足于将文字梳理清楚就行的境界。编辑应该有全局观念，善于统筹规划。现今期刊编辑要做的事复杂烦难，包括编辑策划、立意选题、组织稿件、选择作者、设计版面、审读校对等等，对于这些工作如何统筹协调极为重要。例如对于书籍、期刊栏目、组稿编稿的策划就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协调配合。曾巩在修撰史书时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编者必须做到心中有数，自己要首先绘蓝图定计划，将繁难复杂的事情进行分类切块，将过程的先后进展进行阶段性区分，这样才能有条不紊地将编辑工作做好。 3.编辑应有传世不朽的责任意识 应该说，编辑是整个出版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编辑是文化传播的使者，编辑的过程渗透了编辑的心血和智慧，编辑成功的作品体现了编辑劳动的创造性和主体意识及其社会责任感，编辑应该有长远的造福子孙后代的责任意识。[10]中国历史上，一流的大学问家如孔子整理了《诗》、《书》等古代典籍，修订了《春秋》，刘向、刘歆父子主持编辑整理了西汉一代国家藏书596家13269卷，并相继编撰了综合性国家藏书目录《别录》和《七略》，首创图书六分法。后世学者在进一步校勘《战国策》时，经常将曾巩编订的《战国策》本拿来参证。曾巩在馆阁中校理的古籍，校勘精审，为后世古籍的刊刻出版提供了较好的定本。例如著名的“眉山七史”所依据的底本就是曾巩等人校定过的。[11]可以说，以孔子为首的这些杰出的编辑家以他们深厚的学养、精准的编辑理念和高度的责任感造就了传世不朽的功业。二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在他们删定编校的书籍中汲取文化与精神营养。 然而，在当今社会，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终极追求是利润的最大化，追求精雕细作、尽善尽美似乎不合时宜。各种快餐文化风靡一时，人们大多贪图阅读的感官享受，学术期刊受到冷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岌岌可危。古代圣贤所提倡的安贫乐道的学术精神在今天渐行渐远。虽然如此，如果一味迎合市场需求，必将给学术研究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面对这种情形，编校者应该学习曾巩那种兢兢业业、勤勉刻苦的精神，将编好文章作为自己的责任，绝不敷衍马虎。 收稿日期：2014－03－14 注释： ①本文所引曾巩文章皆出自《曾巩集》(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陈杏珍、晁继周点校)，下文不再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