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市博物馆建馆六十年学术活动综述
文／曹臣明
图一 马家堡辽墓琉璃棺
大同是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地上地下留下了大量宝贵丰富文物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化部就组织考察团在雁同地区进行文物勘察。大同博物馆也是山西省较早建立的博物馆，较早开展陈列展览、田野考古工作的文物单位。
自1959年开馆60年来，大同博物馆在地方考古与文物、博物馆、地方史学等多方面持续不断地开展实践和理论研究活动，积累了大量成果，为大同市地方历史研究、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活动可以大致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9-1981年）：以零散的考古发现、发掘和研究为主，馆藏文物研究较少。
第二阶段（1982-2003年）：前段配合基本建设多，考古发掘任务多，后段从1995年分工后考古发掘减少，以联合考古发掘和研究形式为主。其它方面对于馆藏文物、专题性文物的研究增多。
纳布啡已用于无痛胃肠镜检查，应用剂量从0.1mg/kg到0.3mg/kg不等[6-8]，本研究结果表明0.1mg/kg纳布啡能提供与舒芬太尼0.1μg/kg用量相似的镇痛镇静效果，且可减少丙泊酚用量，但有相当比例患者苏醒后半小时仍存在坐起或站立感头昏目眩，不能行走，平卧好转，严重影响苏醒室周转速度，降低患者满意度，限制了其在日间手术及无痛检查的应用。
3.关于博物馆管理与开放的理论研究，从2004年开始，是博物馆从管理者到普通研究人员的视角不断强化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与博物馆的发展步伐是同步的。博物馆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需要我们进行不断地思考和总结。博物馆的理论体系很复杂，传统的理论关注点由文物保管、科技保护、藏品研究，再到陈列策划和艺术设计、宣教服务等；而新的关注点从场馆建设和运行资金、馆区的功能，到公众服务、文创产品、信息化管理应用等方方面面，种类繁多。我们在这方面的探讨有王利民《博物馆与地域文化》[10]、刘贵斌《确立传统街巷名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有地位》和《对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再认识》、杜慧娥《中小型博物馆发展的几点思考》和《大同博物馆免费开放的实践与探索》、耿波《免费开放后中小型博物馆所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措施》、吴中华《浅谈中小博物馆的藏品管理工作》、张雁红《免费开放后中小博物馆如何提升综合服务能力》等众多研究和论述。
一 初创及探索阶段（1959-1981）
1959年建馆至70年代末，由于大同博物馆负责本地区考古发掘，所以这时的工作除收藏文物、举办展览外，主要以零散发现而进行的考古发掘为主。当时的考古虽不多，但都很重要，基本搭建起大同地区从远古的旧石器时代，经汉代、北魏，到辽金元的考古序列。再加上馆藏的明清文物，初步构建起地方文化特色较明显的馆藏文物体系，而且北魏辽金等文物较突出。
由于博物馆的解廷琦、王清诗分别参加了国家文物局、省文物局在侯马举办的田野考古培训班，所以，考古力量一直较强。这一时期开展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有：与社科院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共同发掘的青瓷窑旧石器遗址，是博物馆解廷琦先生最早发现的遗址；与雁北工作站等一起发掘了浑源毕村汉墓。
北魏时期的重要发掘有：东郊石家寨村发现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墓，北郊发掘方山永固陵和思远佛寺遗址。两座墓是当时发现的北魏时期最重要的墓葬。之前，人们对北魏的陶器特征尚且不认识，司马金龙墓葬发现后，填补了北魏时期考古的许多空白。小站村发现的北魏封和穾墓葬，出土了波斯银盘、高足银杯。1981年前后，在大同南郊轴承厂几次发现了北魏窖藏，出土了波斯高足银杯、高足铜杯、錾刻花银碗、大夏八曲银杯、鎏金铜铺首等一批重要文物。这些文物使学者们注意到平城与丝绸之路的重要联系。
金元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有：卧虎湾四座辽代壁画墓、东郊马家堡村辽墓、金代阎德源墓、元代冯道真、王青墓等。马家堡辽墓出土精美的琉璃馆（图一）和一批辽代瓷器，阎德源墓出土一批木制宋式家具模型，冯道真墓的壁画中的“疏林晚照”山水画，是元代山水壁画中的上乘之作。
二 传承并夯实阶段（1982-2003）
1982-2003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基本建设而来墓葬考古发掘增多；但1995年以后，由于博物馆与市考古所分工，工作重心转到以博物馆为主，考古发掘减少，但仍占有一定份量。其中既有与市考古所、省考古所合作的发掘项目，也有独立的野外调查项目。关注视角转移到对城址、大型遗址方面的发掘、调查和研究上来。这时，对于馆藏文物、古建筑和石窟寺等专题性文物的研究增多，对于文献中地方历史的研究也逐渐引起重视。
（一）考古工作取得较为辉煌的成果
1.重要的墓葬发掘
丝木棉喜阳耐寒，天气越冷绽放得越茂盛。入冬后，丝木棉的绿叶逐渐散落地面，露出花蕊。花朵含情脉脉地绽放在溪流河畔，有深粉色、浅粉色，还有稀少的纯白色。一年四季中，前三季默默无闻，冷空气袭来，此树便使出浑身解数，将积攒一年的能量在寒冬里怒放，宛如一位冬日的新娘子，婀娜多姿，像等待恋人的到来。
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合理配置及节约保护等方面与当地脱贫致富的要求、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中部干旱带和南部山区资源型、工程型、管理型缺水并存，水资源量少、质差，污染严重。
2.重要遗址的调查发现、发掘研究
这一时期可谓成果丰硕。其中马家小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汉平城县遗址、北魏鹿野苑石窟、北魏明堂遗址均是由博物馆人员最早调查的重要发现。另外，博物馆参与的发掘有云冈窟前遗址、明堂遗址、操场城北魏一号遗址，与前面的南郊墓群，共同成为这一时期北魏平城地区考古发掘中极其重要的四大考古收获。其他调查或发掘的如小站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吴官屯汉代古城、北魏平城遗址、元明时期兴云桥遗址，均为大同历史上的重要遗迹。
1992-1993年间，由大同市博物馆考古业务人员为骨干、山西省考古所指导、并联合云冈石窟研究进行的云冈石窟1-20窟窟前遗址发掘，是90年代大同地区开展的最大规模的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经过发掘和整理，揭示出窟前存在着北魏、唐、辽、金等不同时期木构建筑或开凿活动的历史遗迹，发现引起了国家文物局等众多专家学者的重视和关注，其中云冈第三窟的发掘[1]，被评为“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重要发现”之一。除发掘简报外，对日本学者水野清一等所著的《云冈发掘记（一）》《云冈发掘记（二）》进行了翻译，相关论文有《云冈石窟的考古调查、发掘与意义》等。
1995年，由博物馆考古人员最早发现，并联合省、市考古所开展发掘的大同柳航里北魏明堂辟壅遗址，是20世纪90年代年大同地区又一次重要的大型遗址考古发掘，这也是北魏平城遗址考古的一次重要收获。同年钻探发现了明堂、辟壅的分布范围、建筑结构特点，其中的西门遗址由博物馆组织发掘并发表了简报[2]。随后相关论文有王银田《北魏平城明堂遗址研究》、韩生存《北魏平城明堂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
分析： 从群体的基因频率变化来看，如果大面积连续只种植只含单一抗病基因的水稻品种，意味着拥有与之“匹配”A基因的MP失去继续增殖的机会，从而这种A基因频率下降，而其他类型A基因的频率会上升，因此拥有原R基因的抗病水稻的抗病能力就会下降甚至丧失。换句话说，水稻与MP之间存在着相互选择，共同(协同)进化。
2003年，由山西省考古所、大同市考古所、大同市博物馆联合组队，对大同操场城北魏建筑遗址（后称操场城一号遗址）进行发掘，这是首次在北魏平城遗址中心进行的一次发掘，后确定该遗址为北魏皇家建筑遗址。对于北魏平城遗址范围的调查，博物馆学者们很早开始，并做了大量艰苦的野外调查工作。如张增光《平城遗址浅析》、解廷琦《魏都平城》[3]、曹臣明《平城考古若干调查材料的研究与探讨》等，对于北魏平城研究，在大量的实地调查新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
五轮山井田位于织纳煤田西部，构造上位于加戛背斜北东翼南段，水公河向斜西翼，整体为一单斜构造(图1)。区内出露地层有第四系(Q)、三叠系(T)、二叠系(P)，煤岩层走向130°～160°，倾向NE，浅部倾角较陡一般为25°～40°，向深部倾角逐渐变缓为5°～20°，倾角沿倾向变化较大，沿走向变化不明显。区内经勘查发现断层45条，以高角度正断层为主，逆断层次之[17-18]。
北魏时期的有南郊电焊厂墓群（即南郊墓群）、化纤厂墓群、金属镁厂墓群、智家堡村北魏石椁壁画墓；东郊元淑墓、祁家坡墓地等。其中，1988年博物馆与山西省考古所联合进行的对南郊电焊厂170余座北魏墓群的发掘工作，是北魏平城地区的一次重大考古收获。随后出版了本地区第一部80万字的大型考古报告《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对南郊北魏墓葬进行了墓葬分期、器物类型学、墓葬形制、族属、陶器工艺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平城镇郊元淑墓，是迁洛以后平城地区北魏墓的代表。这一时期，对于北魏方山永固陵的研究也有论文发表，如《方山永固陵地理环境的选择与陵园制度》《北魏永固陵陵园制度的几点认识》。
关于墓葬、遗址考古总结性的论述有解廷琦《平城考古四十年》[4]。
第四，拓展多元化水利投融资渠道，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参与水利建设。搭建水利建设投融资平台，通过股份制改造及上市融资等，多方位、多层次“嫁接”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建设，努力形成社会广泛参与水利的蓬勃发展局面。
（3）可以使物流企业的设备的更新换代速度更快，因为营业税改成增值税后，购买机器设备和交通运输工具等的进项税额就可以凭票抵扣，然后物流公司就可以安心地购买新机器设备了，不用担心税负沉重，因为抵扣进项还可以使企业当年少交增值税，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企业可以不断更换新的工具和机器使生产运作效率更优。
（二）专题研究持续深入
对以华严寺为代表的古建筑方面进行了深入持续的研究，对于云冈石窟寺、兴云桥古遗址、馆藏文物专题性文物的研究增多，对于文献中地方历史的研究也逐渐引起重视。
大同博物馆馆址长期位于华严寺内（1958-2008年），所以对其研究持续不断。如解廷琦《华严古刹》[5]、《华严寺》《上华严寺》《下华严寺》[6]、《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经橱和塑像》[7]，王银田、曹彦玲《大同华严寺研究》，张丽《西京华严寺概论》，韩心济《佛国世界的奇葩——华严寺》等，或全面阐述，或从不同角度对华严寺的内涵进行了研究探讨。
对云冈石窟寺方面的关注和研究，有王雁卿对云冈石窟装饰的翻译和研究[8]、王银田《散落于日本的云冈石雕像》。大同兴云桥是大同城建史上一座重要的桥梁，遗址于2003年在城东现御河桥南被发现，李树云对其遗构和历史作了考释，如《大同兴云桥考释》《大同御河兴云桥的历史及建筑形制》。在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探讨大同历史商贸如韩生存《西京大同和宋辽边境贸易》、探讨历史地理的如解廷琦等《白登考》[9]。
这一时期对于馆藏文物的研究和发表论文逐渐增多。如王雁卿《北魏平城瓦当考略》《北魏陶器的装饰纹样》，王银田等《北魏石雕三品》，石红《大同博物馆藏壶式摭谭》，张丽《山西大同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特大石磬》和《北魏石雕柱础考略》等。
三 发展与开放阶段（2004-2018）
这一阶段的学术活动呈现了全面发展的态势。主要表现在：考古发掘调查，多方面研究，编纂和出版图书、画册，举办各类学术讲座，举办大型学术活动等诸多方面。
“现在——我讲——种子。”说完，他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两个漂亮的宋体字，下面传出了啧啧的赞叹声。他继续讲课的时候，情绪趋于平和，头堂课总算下来了。
1)跟踪微课程学习情况。通过将微课程上传至教学平台，不定时监测学生的点击学习情况。将点播次数较多的微课程通常是学生普遍认为的难点，教师在课堂中统一讲解解惑。
2008年馆址迁入西门外展览馆西侧以后，对博物馆本身以及对社会的服务方面的关注和研究增多。特别是2014年御东新馆建成开放以来，如博物馆的陈列布展、免费开放，公众服务、社交活动、科技保护类大大增加，成为主要内容。以介绍馆藏文物、陈列展览内容为主的各类图书的编写、出版大量增加。举办学术讲座和学术会议成为常态。在发掘方面，天镇恐龙的发掘获得重要收获。
（一）对于地方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等方面的研究仍在持续进行
这一时期的田野发掘任务减少，但是主要与省市其他单位合作发掘的项目，取得了较大的收获。如2009-2011年，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吕君昌博士的指导、组织下，进行了天镇恐龙的发掘，发掘并复原了22条白垩纪的甲龙化石个体（图二），丰富了华北地区恐龙研究的材料，填补了博物馆和大同地区在自然科学方面展览内容的空缺。与省、市考古所联合发掘并发表了《阳高县曹庄新石器遗址》《襄汾大张村东周遗址》，博物馆也派人员参与了发掘和报告编写工作。
另外较独立的发掘调查，博物馆胡平等调查发表了《大同县杜庄旧石器遗址》，崔长春等调查发表的《大同白登山上的汉代遗迹》，王银田等发表了三处辽代墓葬简报。 研究性论文有陶春慧《北魏平城墓葬绘画简述》、曹臣明《平城地区鲜卑及北魏墓葬分布规律考》《浅谈大同操场城北魏一号遗址的性质》《北魏平城布局的初步探讨》等。
对华严寺等古建筑和云冈石窟方面的研究，出现了专题性的深入研究。如杜慧娥《浅析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壁画内容及艺术价值》、白勇《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建筑风格》、曹臣明《大同华严寺的历史变迁》、王雁卿《云冈石窟第20窟立佛与佛龛》和《云冈石窟的忍冬纹装饰》等。
从历史文献方面进行的研究，有王利民《论耶律洪基在中国北方民族意识形态转化中的作用》等。
（二）对于博物馆学的研究论文更加专题化，数量激增
涉及馆藏文物、科技保护、博物馆管理与发展、观众服务、社会教育活动、文创等多方面内容。
王承元的《浅析博物馆中的媒体宣传》、冯汉卿的《公共服务于社会教育：地方博物馆发展的基础与核心》等论文，被收入2013年的《第六届晋陕豫冀四省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会议交流论文集》。
2.关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研究，有周雪松等《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辽代贴金泥塑病害》，以及裴济芬在申报的课题“大同馆藏金代壁画表层胶膜去除研究”时，发表的《大同市博物馆馆藏金代壁画表层胶料过度聚集的去除研究》和《彩绘陶器的保护与修复》等论文。随着博物馆科保队伍的壮大，文物修复和科保的工作任务愈加繁重，科研成果也会越来越丰富。
由表3可以看出，本次被调查的医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现状呈现出以下特点：（1）多数医学生政治信仰坚定、正确，但在当代多元化价值观影响下，其思想也呈多元化。（2）道德观念正确，但行动滞后，知行脱节。（3）求知欲较强，渴望成才，但缺乏吃苦耐劳和持之以恒的精神。（4）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就业形势，就业心态复杂。
第三阶段（2004-2018年）：伴随着大同博物馆各项建设的加快，学术活动以多种形式展开，如在田野发掘调查研究、博物馆学多学科研究、编撰出版图书、举办各类讲座、举办大型学术会议等多方面进行。形成以博物馆发展为重心的多学科、多形式的学术活动形态。
葡萄一年不知道要喝多少水，别的果树都不这样。喷波尔多液。从抽条长叶，一直到坐果成熟，不知道要喷多少次。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
在2009年举办的晋、陕、豫博物馆界学会上，王利民的《论博物馆事业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杜慧娥的《免费开放后博物馆发展的再认识》、段晓莉的《谈博物馆设计中的几个定位问题》等数篇论文集中发表在《晋陕豫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论文选》中。
唐辽金元时期的墓葬，分布于郊区，墓葬数量众多。发掘并发表的简报有白彦芳《大同振华南街唐墓》，王银田等《新添堡辽代许从赟墓》《南郊云大金墓》，焦强《山西大同市金代徐龟墓》，焦强、周雪松等《大同元代壁画墓》，王银田、李树云《大同西郊元墓发掘简报》。墓中不仅出土大量的珍贵器物，还往往发现精美的壁画，反映出辽金西京地区繁盛的经济文化生活。 对于这一时期墓葬研究的论文有王银田《大同辽代壁画墓刍议》、焦强《金代徐龟墓壁画认识》。
1.关于馆藏文物方面的研究，有王利民《大同地区考古资料中的古代家具初探》，曹彦玲的《大同市博物馆藏铜镜选珍》《大同市博物馆藏三件北魏石造像》《北魏平城石雕艺术赏析》等；王雁卿的《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釉陶毡帐模型》《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石雕棺床》《大同方山永固陵出土的雕刻器具》；石红的《漫话瓷枕——大同市博物馆藏瓷枕精品赏析》《大同出土的两件塔式陶器》；以及段晓莉《浅谈龙泉青瓷的装饰艺术》、张丽《北魏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研究》、李树云《大同博物馆藏辽三彩器》、刘贵斌《大同市博物馆藏粉彩瓷器集萃》、曹臣明《辽金“西京仁和坊”澄泥砚及相关问题考》、任雁《浅谈辽代钱币的流通问题》等众多文章，从文物不同的视角解读了较为深刻的内涵。
（三）出版图书图录，创办馆刊，成果累累
这一时期，积极出版各种图书图录，如《大同雕塑 馆藏卷》《平城文物精粹——大同博物馆馆藏精品录》《博古钩沉——大同博物馆学术文集》《西京瓷韵——大同博物馆藏辽金元瓷器》《水陆丹青——大同博物馆藏水陆画》《平城妙像——大同关帝庙明代佛道造像窖藏》等系列图书。从2009年开始，大同博物馆牵头成立了市收藏协会，连续出版了《文物与收藏》杂志共39期，努力将这一刊物变为馆刊。
图二 天镇县发掘的恐龙（甲龙）化石
图三 “融合之路——拓跋鲜卑迁徙与发展历程”学术研讨会
（四）举办各类学术讲座、社交讲堂
在全馆上下较浓重的学术氛围中，积极开展各类学术活动，如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文博学院、人民大学、暨南大学、山西省考古所、辽金史学会，以及各大博物馆的著名专家、教授，针对北魏、辽金、丝绸之路、馆藏文物等领域的学术问题，来馆进行学术指导并举行学术讲座活动，从2015年至今共举办了近20场精彩的学术讲座，对提高本馆学术水平、拓宽视野，促进大同古城历史文化社会关注度，加强大同与外界的互动与影响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五）举办大型学术会议
大同博物馆自御东新馆开放以来，配合展览，举办了多场学术会议活动。如2016年8月9日，举办了“从平城到敦煌——甘肃与大同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学术研讨会，90余位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博物馆的代表参会，其中包括省级博物馆20个、行业博物馆4个、地市级博物馆25个。
2016年11月5日，“两岸‘无锁不谈’合作巡回展学术研讨会”，山西省民俗馆、大同市博物馆以及中国台湾、日本博物馆界的学者共同参加。
2018年8月22日，值“融合之路——拓跋鲜卑迁徙与发展历程”展览热烈展出之际，大同市博物馆与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4-6世纪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图三）。学会的30余位学者和博物馆界的学者共60与人参加了学术交流研讨会。
2019年2月16日，正值“诗中吉金 其华灼灼——浑源彝器回乡暨诗经中的青铜器特展”在大同博物馆展览期间，邀请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美国加州东方艺术博物馆、山西省考古所、山西大学文博学院、浑源县文化局专家学者，以及本馆的学者共10余人，就浑源李裕青铜器的相关问题举行了专题学术研讨会馆。
经过60年不同阶段的研究与探索，几代博物馆人为大同地区的文物考古研究、地方史研究、馆藏文物保护与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解读与宣传等，做出了丰硕的成果。当地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和重要领域的历史研究都留下了我们的脚印。历史文物保护和研究，重在传承，愿新一代大同博物馆人再接再厉，不畏艰苦，耐得住寂寞，注重实地调查和实物研究，将大同历史文化的研究发掘得更加深入，更加广阔。
2.2 送管过程 13例患儿中有2例在送管至5～6 cm时遇阻力，继续送管困难，先将导管退回至回血通畅处，助手将患儿头及上身竖起，使患儿呈坐位，操作者边推注生理盐水边送管，助手则沿血管走行在导管上方平行推送，协助送管，最终送至预定长度。
[1]《云冈窟前遗址发掘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1月16日1版。
[2]《山西大同柳航里北魏明堂遗址1995年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3期。
[3]解廷琦：《魏都平城》，刊于论文集《名城大同》，中国发展出版社，1991年。
[4]解廷琦：《平城考古四十年》，刊载于论文集《名城大同》，中国发展出版社，1991年。
[5]见《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1期。
[6]解廷琦：《华严寺》等，刊载于姚宾主编《名城大同》，中国发展出版社，1991年。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重视不好的阅读会给小学生造成负面的效果和影响，如负价值阅读能够消磨读者意志、污染读者灵魂等。我国作家郭文赋用前后对比的方式，表达了作者对正向阅读的渴望和对负向阅读抵触：“如果我们每天间读的是温暖的崇高的引人向上的读本，久面久之，我们的心田种下去的也是这样的东西。如果我们长期处在种对抗的不盾的仇恨的分爱的信息当中，久雨久之，我们的心田也是这些东西由此可见，读好书和设坏书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给我们的是人性的沉论。之，教师在培养学生时，多向学朱排荐好书久而久之，学生慢慢也就知道应该读什么书，不应该看什么书。
[7]刊载于《大同史论精选》，1994年。
[8]王雁卿译文、（日）长广敏雄等著：《云冈石窟》，第4卷序章部分，《文物季刊》1997年第2期。
[9]张畅根、解廷琦：《白登考》，《晋阳学刊》1981年第4期。
[10]刊于《秦晋豫三省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交流文集》。
(责任编辑：阮富春)
标签：博物馆论文; 大同市论文; 活动综述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论文; 学术论文; 历史文化名城论文; 田野考古工作论文; 陈列展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