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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英雄，就是具有超越性能力和崇高品性的特殊人物。超越性能力指的是身体或精神上的超越自然的、非日常的能力。马克斯·韦伯曾经借用天主教用语卡里斯马（Charistms，特能、灵能之意）来表示这种能力。人们的卡里斯马观念就是对具有卡里斯马人格的崇拜观念。确定某人具有超越性能力或崇高品质，直到崇拜的行为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行为。也就是说具有卡里斯马人格的人，只有当信奉他的人们实际出现时，他才叫做英雄。除此之外，他自己声称具有超越自然的能力而又无人承认时，他只不过是个狂人。英雄与崇拜是相辅相成的，有英雄而无崇拜就不成其为英雄，它们是一个整体。
与此类似，英雄榜样的树立本身具有内在的教育功能。因为，英雄形象作为某种价值体系的象征，对社会理想人格的塑造，对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趣到了示范作用。
与一般的榜样学习比较，英雄榜样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深刻性。宗教社会学家B·威尔逊认为：对英雄的膜拜，除了反映人们对非凡事物的依赖以外，还反映了人们面对棘手问题时的精神状态。当人们面对残酷的自然条件以及由它所造成的自然灾害而精神紧张时，人们就很容易“把拯救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某种神力”[1]。而悉尼·胡克更直接地认为：“谁救了我们，谁就是英雄。”[2]，可见，英雄榜样教育带有对具备强力意志的人或神的期待色彩，它解决了人们的精神危机，是一种社会行为。
这种社会行为转移到学生身上，造成的敬仰心理比起一般的更强烈也更深刻。佩服的对象是别人具有而自己欠缺的专长和技能；而崇拜的对象是自己也有，但在别人身上集中而强烈体现出来的力量和精神。崇拜者在精神上受到振撼，与被崇拜者同声相应，“崇拜是一种精神与精神的交契。”（黑格尔语）
（2）一致性。价值教育方面，社会、学校和家庭在观念和行动是保持一致，形成合力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三方面却缺少起码的合作，甚至互相矛盾。学校大力倡导的价值观，树立的榜样人物，家长不但一无所知，其言传身教反而与学校背道而驰；社会推崇的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基于对成人社会道德教育，不适合学生的年龄和发展水平。这时候，具有普遍意义的英雄人物的出现至关重要。英雄榜样具有强大的文化整合功能，能够统一社会、学校和家庭的价值观，协调三者的一致利益，最终形成教育合力。无论在学校、社会还是家庭，人们谈论英雄，仿效英雄，不仅用来教育下一代，也用来教育自己。在中国，解放军战士雷锋的名字，连同他纯朴、谦逊的笑容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一道渗透到人们的心灵深处。全国上下学习雷锋的热潮翻涌，英雄的事迹教育了几代人。
（3）亲近性和普及性。“自古英雄出少年”，英雄往往在少年时代就崭露头角，表现出杰出品质和卓越才能，少年英雄的思想、感情和行为都是学生熟悉的，便于直接模仿的。因此，少年英雄容易被学生所认同和接受，教育效果更好。
“自古英雄多磨难”，英雄的崛起依靠个人奋斗而不是家族门第。即使门第显赫，一个人要具有卡里斯马人格，也要从社会底层开始接受磨难。“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孟子语）英雄成长的苦难历程具有普遍的意义，为青少年的人生道路提供示范，鼓励青少年抛开门弟之见，朝着自己制定的目标努力。
二
有着漫长封建史的、传统的中国社会具有在物质生活、家庭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倾斜一致的特点，其价值观念是一元的、封闭的。传统的英雄角色尽管形式不同，但本质上都体现着“忠孝节义”的价值观。作为帝王将相，他们谦让、勇武；作为草芥之民，他们安份守己、以身殉法。出于维护一元文化的需要，统治者大力提倡集道德、思想和政治各种意义于一身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例如伟大哲人孔子一生寂寥而身后显赫，从“衍圣公”、“至圣先师”到“万世师表”层层加码。对孔子的崇拜满足了封建时代的需要，却掩盖了他真实思想的光辉。
现代社会的变迁打破了封建时代英雄榜样的一元格局。在所有变化中，有以下三点对英雄榜样的确立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地域共同体缩小。英雄教育是深层次的精神活动。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和相互感化能促进它的发展，特别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共同体生活更利于它的维持。但是这个有利条件正在进一步消失。由于都市化和社会流动，越来越多的人不以工作区域作为居住区。即使居住在同一区域，每个家庭具备齐全的生活设施、自成一统。邻里之间甚至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在英雄榜样的形成和维持上，地域共同体生活的影响在缩小。
（二）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扩展。人们生活在狭小空间，又得适应社会的瞬息万变，于是不得不依赖大众传媒。传媒被认为是人体的延伸[3]，人们对它言听计从，甚至把思考和信仰的权利也交付给它。从这个意义上看，英雄是由传媒创造的。悉尼·胡克说“今天跟过去不同，对英雄的信仰是一种人造产物，谁控制扩音器和印刷机，谁就能造成或打消信仰。”[4]
大众文化就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具有新潮性、多样性、通俗性等特点[5]。大众文化执拗地刺激人们对新奇事物的欲望和追逐。为了招徕视听，大众文化不断提供新颖的刺激，并标榜为“最新的”、“最轰动的”。相形之下，思考、教育和信仰等变得落后于时代。青少年以为它们在浪费时间，无聊而且啰嗦。一些青少年用他们以为精彩的方式，狂热地崇拜和追逐影视明星，创造大众文化式的英雄崇拜。
（三）科技进步与国民参与。科技进步不仅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而且也带来观念变化。科技发达使人们不再相信个人的超越性能力，而更加依靠合理的程序。任何个人与现代技术系统的复杂性相比，无论是能力方面，知识方面，都远不及电子计算机或信息回收系统。个人的形象渺小了，更不用说“神力”。
人们有时候会想：“过去的英雄人物如今怎么都不见了？”这是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对英雄根深蒂固的欲求。但国民参与社会事物，又使人们增长了对当代伟人的批判意识：“他们与过去的伟人相比简直是侏儒。”
总之，现代社会变迁增长人们的理性，抑制人们对某种力量的崇拜冲动，从而影响了英雄榜样的教育功能的发挥。
三
现时代的英雄虽然在一定文化圈内举足轻重，但要获得全社会共同承认，目前似乎不具备条件。于是就有代表不同价值观念的英雄的“群英会”的情景。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并存，主要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一）集体取向与个人取向并存。“小草式”和“螺丝钉式”的人物作为集体主义的象征，在平凡中见伟大，牺牲小我，维持大我。但是长期以来，宣传模式僵化，面孔单一、语言贫乏，有说教意味，效果不容乐观。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调查表明，有25—40%的年轻人对反映集体主义取向的某些观念予以否定；把“对社会贡献大”作为择业标准的仅占19.8%，而以个人需求和价值实现为标准的具有压倒性倾向[6]。与对“小草”的冷落形成对比，“成功者”倍受瞩目。在一个调查中，“成功者”被诠释为“命运自主，个性洒脱”或者“事业顺利，收入可观”[7]对传统的集体取向的反叛潜伏着过分的个人化的危险。据称有33%的青少年甚至赞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观点[8]
（二）身份归与与成就动机并存。基于家庭关系而非实力获得身份，称为身份归与。目前仍然有许多青年的就业和发展依赖身份归与。这类人的成功会受到关注，却少有普遍的激励作用。有调查表明：社交群体已成为青年的主要社会归属，甚至超过对家庭依赖的归属[9]。成就动机增强主要体现在青少年对自己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有许多青年认识到“环境很好，但苦于才能有限，无大作为”。[10]北京和香港两地青年普遍希望自己在未来五年里事业或学业有成。只不过在发展障碍问题上，香港青年归咎于个人的性格和能力，北京青年除此之外也归咎于人际关系和家庭背景[11]。认识上的差异与两地英雄形象的差异有关。
自由社会呈现出价值多元化倾向，但也潜伏着一定的价值危机。有一个所谓“英雄崇拜”的典型实例可以说明危机的存在。
95年3月20日，东京地铁发生投毒事件，12人死亡，5,500人受伤。正当人们为死亡者哀悼时，日本青少年却像追星那样，追逐在电视上频频露面的真理教发言人，32岁的早稻田大学毕业生上佑史浩。只是因为他高佻俊朗，口才超群[12]。在这些青少年的心中有多少社会责任感，又有一把什么样的价值尺度？！
同时，一部分被经济大潮席卷的青少年把暴发户当作有超越能力的人来崇拜，表现出令人担忧的价值倾向。有学者总结为：拜金主义价值观，亨乐主义心态以及投机浮躁心态[13]。
B·威尔逊指出：卡里斯马观念属于原始思维范畴[14]。现时代人们对英雄根深蒂固的欲求表明人类进入物质现代化时代，在精神上却遵循原始思维模式。耶鲁大学的杜比则认为，对传统文化的深层心理积淀未除就会产生文化错位。在文化错位的社会里，青少年受到的冲击最大。他们是最现代化的，又是最原始的（追星族的狂热说明了一点）。青少年的内心充满着个人与群体、安份与成就、平等与特权的矛盾。
综上，现代社会存在价值多元化倾向。由于缺少统一、连贯的主题，其中也潜伏着一定的价值危机。
四
针对英雄榜样多元化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价值教育工作者应作出迅速反应，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英雄榜样独特的教育功能，控制盲目崇拜的消极影响为出发点，寻找积极对策。
（一）树立具有普遍意义的英雄。现时代英雄榜样的普遍性是什么呢？那就是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超越性能力与崇高品性的完美结合。如在美国青少年心目中有一个传统的英雄形象——约翰·汤姆森。他当时是个高中生，在手臂卷进机器而无人在场的情形下顽强自救。独立、勇敢、坚毅、不懈抗争，这些从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优秀品质和能力，与自强、自尊的时代完美结合而强烈地体现在青少年英雄身上。
学校有权利、也有义务为学生树立适当的英雄榜样。甄别和遴选的过程正表现了学校价值教育的有组织性、有计划性。
（二）引导青少年的英雄崇拜心态。当今青少年的英雄崇拜心态非常复杂，而非早期人类有朴素的卡里期马观念。有三种因素纠缠在一起，影响着青少年的英雄崇拜心态。第一是大众文化和都市化，青少年的行为和感觉为周围环境所左右，成为时尚的附庸。第二是对传统的反叛，不分精华与糟粕，凡是来自传统就要破除到底。第三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青少年受到最前沿的科技教育，与个人的超越性能力相比，他们更依赖合理的程序。以上因素致使青少年对英雄处于将信将疑的处境，如果各种矛盾得不到清理和调整，其心理就容易被扭曲，出现不健康的心态。据报载，日本化学专家土谷正实，上了筑波大学研究所，却感到学问事业上没有前途，于是接受“旁门左道的呼唤”，而加入邪教[16]。反叛了传统，却又有传统的英雄崇拜的需要。矛盾冲突无法消释，青少年往往就此走上斜路。对迷惑和徬徨中的青少年寄予同情，并给予耐心的帮助和引导。教师可以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角度向学生解释人类的卡里斯马观念和英雄崇拜现象，使他们认识到英雄榜样的传统继承和现实存在，从而建立正常的英雄崇敬心态。
（三）以开放胸怀面对学生。任何自由社会都存在价值多元化的倾向。教师应该顺应这一既成现实，改变非此即彼、非善即恶的思维模式，并且放弃一元化的价值观念。有些教师在进行价值教育时，受以上思维模式的影响，以掌握“价值”自居，以了解“英雄”自夸，突出自己在价值观念上“优越性”。比如方法上的“打通（我打你通）说”。教师的优越感和粗暴的方法会加强师生对立，强化逆反心理，并且成为学生对某个传统的英雄形象的反叛的契机。教师在价值观方面所据有的优势与知识技能方面的相比，要弱一点。知识技能的掌握是确定的，少有变化的；而价值方面，即使教师“闻道在先”也时常感到困惑和迷惘，当一个教师要求学生接受连他自己都不信的英雄时，就已经丧失了教育资格。
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心目中的英雄榜样，要允许师生之间一定程度的差异存在。教师不妨坦诚地告诉学生自己在价值观方面的困惑，表示愿意与学生合作、共同接受价值教育。
（四）鼓励学生建立价值轴心。有三点理由说明建立价值轴心的必要性。第一，价值观念和英雄榜样多元并存的情况，潜伏着过分个人化的危险。人是社会的人，个人价值是与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奉献相依存的。但是许多人强调个人需要的满足，不断追求怪异和新奇，象穿衣服那样，时常更换自己的风格。如果学生有自己的价值轴心，就可以为自己确立连贯的统一的主题，而不为时尚所左右。第二，大众传媒、社会共同体生活都影响了青少年的英雄崇拜的形成和维持，特别是前者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学校教育。大众传媒虽然受到一定的控制，但远没有学校教育那样严格的机制，有时甚至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对于长期接触传媒或者严重依赖传媒的青少年，一个坚固的价值轴心非常重要。第三，学生的独立自主意识增强。过去教师简单地把“英雄推上讲台，要求学生模仿英雄的言行。今天的学生已不满足于“哺食”式的教育模式，有时会对这种方式进行抗拒和排斥，影响教育效果。由于以上三个理由，有必要鼓励学生建立价值轴心。这个轴心能够防止过分个人化，保持社会责任感，能够使学生保持冷静的头脑、而不受时尚和传媒的牵制。它以培养学生的价值能力为核心，以自我教育、自我反省、判定英雄对自己的意义为目标。通过价值轴心，学生能成为一个有见地、有立场的人，他们不仅崇拜英雄，而且选择英雄、创造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