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摘要：马克思公共性思想具有深邃的思想史视阈，我们只有借助一种历史主义的眼光，通过探讨公共性观念的历史嬗变，才可能真正进入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问题域，实现对这一思想的准确把握。概括地说，古希腊个人对共同体直接认同的公共性、古典自由主义个人与共同体分裂的公共性、黑格尔致力于实现个人与共同体有机统一的公共性、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公共性是公共性观念的历史嬗变中的四个重要节点。黑格尔的公共性构成了对古典自由主义公共性的批判与推进，借助黑格尔的批判和古希腊公共性的思想资源，马克思发现了个人与共同体的分裂这一时代困境，并在一个更高位阶的社会平面上重新思考个人与共同体的统一。
关键词：公共性；个人；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
在西方，公共性的理论源头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理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把为公共秩序服务的正义作为城邦的核心原则，他们对公共价值的强调是对人的公共性品格的第一次确认。近代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使人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由内在统一走向了相对分离，公私具有了明确的界限，私人生活和个人价值得到了社会的公开承认，公共性开始作为一个自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引起普遍的关注。近代自由主义提出“自然状态学说”和“社会契约论”以论证公共权力的起源、合法性等问题，强调公共权力的职能在于维护个体权益。个人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点，生活世界失去统一性，把人们聚合在一起的传统“共同感”随之消退。黑格尔试图用作为总体的伦理方案治疗现代社会的分裂，但却陷入抽象的思辨形而上学。马克思承接黑格尔的问题意识，公共性被引入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矛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框架和对自由人联合体的展望中获得超越性的解决视野。马克思对公共性思想的建构是在借助古希腊和黑格尔公共性思想的前提下，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公共性的时代困境而完成的。马克思公共性思想具有深邃的思想史视阈，我们只有借助一种历史主义的眼光，通过探讨公共性观念的历史嬗变，才可能真正进入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问题域，实现对这一思想的准确把握。
小针刀松解术：患者仰卧，在患侧膝关节找出压痛点并标记，常规皮肤消毒，铺无菌巾。1%利多卡因局部浸润麻醉，小针刀从标记点刺入，沿韧带纤维走行方向剥离3～5刀。退出小针刀，无菌纱布覆盖针孔。每周松解1次，连续治疗3次。
一、古希腊的城邦公共性：个人对共同体的直接认同
在城邦、个人和家庭三者的关系中，尽管在时间发生顺序上城邦后于家庭和个人，但在本性和价值优先性上却先于家庭和个人①。个人是城邦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人都有多方面的需要，每一个彼此孤立的人都不可能自足其生活，必须结成城邦共同体才能为个人满足其需要提供公共平台。正如黑格尔所言，共同体本质上先于个人，孤立存在的个人根本无法自足，他必然与整全统一性的共同体发生关联。城邦在古希腊整个社会结构中居于支配地位，城邦共同体为每个人提供一份工作，每个人都应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个人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是城邦公共利益。城邦共同体一般由自由公民、奴隶和无公民权的自由人组成。正义的城邦在于每个人都只做属于城邦且符合自己本性的工作，三个部分各司且只司其职，相互不得跨越。人们只有在共同体中并且通过共同体才能实现自身本性的完美，离开共同体，人的个性的实现就无从谈起，因而共同体在价值排序上优先于个人。城邦共同体发达的公共生活和政治制度，塑造和发展了公民的公共性，培养了公民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形成了西方公民共和主义的公共性传统，它成为西方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核心精神之一。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古希腊有严格的界限，公共领域是永恒的世界和自由的王国，与受生存需要驱使的必然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在公共领域中，公民之间进行对谈，从事政治活动，彰显和塑造公民的自由德性，这是公民最重要的存在方式。每个公民通过在公共领域自由平等地言说和行动，彰显自己的个性。私人领域是必然性领域，是满足生存需要的领域，无任何自由可言，支配这个领域的法则是生命必然性法则。必然性是一种前公共领域的现象。生命的繁衍、奴隶的劳动、手工业的制作、商人的贸易往来、妇女对家庭的照料等都属于私人领域。这一领域是瞬间世界和必然王国，完全局限于私人领域的奴隶和妇女等根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并不是毫无关系的，私人领域的家务管理和经济活动提供的生命必需品和闲暇时间是进入公共领域获得自由的条件，公民之外的一切人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为公共政治活动提供准备。在古希腊，完全限于私人领域的生活意味着丧失了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即丧失了在被倾听和观看中产生的实在性，丧失了获得比生命更持久的事物的机会，丧失了彰显自己个性和获得他人承认的平台。
城邦共同体发展起来的公共性并不是建立在个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选择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个人参与城邦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并不是自己作出的自由选择，而是在血缘关系、地产关系、宗教关系等综合性因素的支配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行为。公共性表现为个人对共同体的无条件服从，共同体是自因自足的实体，它赋予个人以固定的角色和身份，个人只是共同体的附属品和“偶性”。个人之所以得到尊重，是因为他是共同体的成员，共同体确保了个人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资格和尊严，为每一个人获得自尊提供基础。个人在共同体的特定社会关系中确定自己的职责、义务和位置，“每个个体都在相互联接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了某个独特的位置；没有这种位置，他就什么也不是，或者至多是一个陌生人或被放逐者”②。个人的价值就在于承担共同体所分配的角色和占据共同体分配的位置。在共同体内部形成了一套稳固的等级制的社会关系，每个人都被镶嵌在其中，以一种特殊而固定的方式对共同体发挥着作用。共同体是在个人意识尚未觉醒的前提下公共性施展的舞台，它构成了一代代个人生命活动的界限。马克思认为，这种共同体只是狭隘的地方的共同体，人类的活动被限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其能力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
个人与共同体直接统一的公共性代表着一种强制的、外在的客观价值秩序，它为古希腊城邦共同体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一套毫无反思的意识形态证明。由于共同体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它势必维护支配城邦社会一切领域的强制性的、普遍性的价值准则，而个人达成的价值共识也不会异化于自身的共同体强调的价值准则。由于追求公共统一的共同体的价值准则成为每一个人的价值共识，陷入现代性危机的“生活世界统一性”和“共同感”在古希腊并不构成问题。所谓“生活世界的统一性”是指人们通过某种一致认可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和一个相互结合的共同体；所谓“共同感”是指个人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③。在古希腊，由于个人是共同体的天然成员，以每一个人都认同的价值共识和集体意识为纽带，形成无分化的同质的生活世界的整体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反问的语句指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还有什么比闹分裂化一为多更恶的吗？还有什么比讲团结化多为一更善的吗？”④同甘共苦、彼此一体的共同感提供了共同体维系团结的纽带，从而避免共同体的分裂。共同体为人们提供精神家园和确定感，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感和由以寄托的精神归宿。
但市面上所见的羊肚菌多以野生为主，人工栽培难度大，如果能攻克技术难题，配套产业开发，必然会有极好的市场前景。鉴于榆林毛乌素风沙草滩区一直生长有少量野生羊肚菌，郝哲便想到在当地开展羊肚菌仿野生人工培育技术研究，而他的想法正与榆林市马合农场场长张彦飞不谋而合。
作为整体的理性是共同体在哲学上的表达，理性在现实中的表现即是黑格尔提出的国家理念。国家使公共利益和普遍性制度化，它构成个人的内在目的和一切行为的最终价值根据。“国家的目的就是普遍的利益本身，而这种普遍利益又包含着特殊的利益，它是特殊利益的实体。”⑫在国家共同体中，个人的利益、权利和单一性不但获得承认和发展，而且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中。普遍性构成个人的实体性精神，个人应该把公共性作为最终根据而进行活动，使自己适应普遍性和公共生活。个人不仅要在市民社会和家庭领域过一种为了自身目的的私人生活，而且应在国家共同体中过一种超越私人的公共生活，即成为国家成员，为国家这一公共性的代表物服务和效忠。黑格尔充分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对个体性的强调，认为作为目的的公共性如果没有对特殊性的自由意志和权利的承认，就不能把公共性和普遍性推向前进。在古希腊城邦国家中，普遍性和公共性虽然已经出现，但是特殊性却没有发展起来，个人无反思地为城邦和普遍物生活。在古典自由主义国家那里，普遍性和公共性只是形式上的普遍性和公共性，与已经发展起来的特殊性并未有机结合在一起，特殊性并未回复到公共性中，二者以一种相互分离的方式存在着。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当特殊性和公共性这两个环节以一种相互结合的方式保持着各自的力量时，国家才是一个健全的符合理性精神的国家。
二、古典自由主义的公共性：个人与共同体的分裂
与古希腊社会压制个人的共同体原则相比，近代社会更加突出个人意识和个人权利，对个人价值和个人选择有了充分自觉的尊重。个人从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但却陷入个人与共同体的分裂状态，近代社会的公共性就是在这种分裂中得到塑造和发展的。在洛克看来，“每个人应考虑自身及自身之利益是首要的自然法”⑥。尽管个人意识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已经以精神的方式潜在地存在着，但个人在社会中的真正确立却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个人原则作为全新的政治理念成为古典自由主义展开自己理论体系的起始点，成为论证各项政治行为正当性的根本依据。个人原则之所以能够在近代社会确立起来，其根本原因在于商品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个人的权利、利益和需要通过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确立起自身存在的合理性。黑格尔与哈贝马斯都曾把个人及其主体性原则视作近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它体现在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科学、国家、社会、经济等一切领域。正是个人主体性及其自由原则破除了共同体、宗教等外在权威对人的控制和奴役，确立了近代社会新的价值规范基础。而这种主体性原则遭到了马克思的质疑和批判，他认为这只是形式上的主体性和自由，相比传统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虽然它是自由主义政治解放所带来的巨大进步，但却导致了一种新的依附关系，即个人对资本编织起来的经济结构的依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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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在于社会与政治的直接统一，政治的东西贯穿于全部私人领域，社会与国家之间、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市民社会的一切现实内容与政治结构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财产、商业、社会关系与社会分层，甚至私人，都变成政治性的。”⑧古典自由主义引领的政治解放使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了分裂，市民社会完全从政治限制中解放出来，所有关于个人经济活动的政治限制都被废除，个人的经济活动反而成为政治国家保护的对象。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裂使人的生活分裂为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两大领域，人在本质上因而分裂为双重身份。一是作为私人，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宗旨。人们参与经济活动都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都把他人看作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这是人的最真实的存在；二是作为公民，作为主权成员和拥有形式上平等权利的公共性存在，这是一种抽象普遍性的存在。古典自由主义强调每位公民都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每位公民都是主权的虚构成员，“在这里，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⑨。建立在市民社会人与人相互分割和对立基础上的政治公共性不可能是真实的公共性，只能是以政治权利为纽带的形式上的公共性。
古典自由主义扎根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它是与资本主义工商业及其市场机制相匹配的意识形态。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反对过度干预经济，力图在自由竞争领域消除政治限制，维护市场的自主地位，把政治看作与商品社会无关的权利政治。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孕育古典自由主义的商品经济以货币和资本为媒介结成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共同体：货币共同体和资本共同体。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日益发达，结合成仅仅具有外在关系的松散的货币共同体。货币共同体是比资本共同体更具始源性的共同体，它作为人的生存条件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和外在东西，人们受货币共同体编织的经济结构的支配和奴役。资本共同体是货币共同体向生产领域延伸的结果,它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在布展过程中编织了一个强大的无所不包的共同体，包括劳动者在内的一切社会生活要素都被锁在资本共同体的链条上，成为资本增殖结构中的一个个环节。可见，货币共同体和资本共同体与个人是分裂和对立的，在这种共同体中人与人的结合只是为了实现各自经济利益的一种表面的和暂时的结合，根本无法建立生活世界的统一性，人们无法从中获得内在的认同感。
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就在于通过法律保护每一个人的权益，国家是公共性的真实代表，它为维护公共生活和共同利益提供重要保障。从《博士论文》、《莱茵报》时期的一系列政论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显示了马克思从接受古典自由主义到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批判，再到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初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历程。在这一愈益清晰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逐渐发现古典自由主义所承诺的公共性只是形式的和虚假的公共性，它用政治公共性化解个人与共同体的分裂，其用意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和辩护。在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发现只有消灭资本私有制，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共性。
三、黑格尔的公共性：个人与共同体分裂的救治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已经意识到现代社会的深层困境，即个人与共同体的分裂。黑格尔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不再承认共同体生活的重要性，而是转向自身，把个人自身看作最重要的目的和一切行为的根据。现代社会具有一个私人维度，或者说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个人自主性和私人性展现自身的舞台。“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⑩个人从原则上不再根据公共经验和公共价值来规定自己的同一性，相反，能够确证自身的是私下经验和私人利益。黑格尔明确地指出现代社会的困境在于四分五裂的离散状态，人与人、人与共同体是相互分裂的，无法在公共生活中获得自身的价值，人们无法像古希腊城邦时代那样在与公共生活的联系中确认自己的同一性。现代社会以个人主体性为前提，不断地在实践中塑造个人主体性的特质，作为个人主体性觉醒的社会形式，它完全不同于个人主体性尚未展现的古希腊城邦共同体。私人性、特殊性与公共性、普遍性相分离，共同体被视为实现私人利益的工具，人们无法从中获得“共同感”。
黑格尔政治哲学的理论使命和重要贡献就是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实现个人与共同体、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有机融合，从而重建生活世界的统一性和人们的“共同感”。黑格尔具体的哲学策略是用无限的“理性”取代有限的“知性”。在他看来，知性设定了一个被对立统一原则主宰的有限统一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由于每个事物与自身是同一的，它与其他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立的，世界被分成无数的两极性，黑格尔用“孤立的反映”来描述这个世界的特征。在黑格尔看来，重建统一整体的需要产生了理性，“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对立实现和谐，并在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中扬弃对立。理性使命的实现，同时就意味着重建人的社会关系中所丧失的统一体”⑪。理性取代知性所缔造的对立面，塑造和统摄了整体，现实的每个部分都与整体建立了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获得存在的意义。理性既保留了个人主体性的积极成果，把个人的特殊性、自主性吸收进来，又克服了社会生活的分裂和共同体的瓦解。所有的私人利益和特殊性都被整合进一个理性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各种不一致的认识概念被整合为一，这些概念在同整体的关联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意义。
一位封建社会官吏的慎独之举难能可贵，另一位老一辈革命家的严于自律风范则堪称廉洁楷模。而如今“以权易鱼”的党员干部，却“游离”了党的纪律、规矩，反思起来当汗颜。
古希腊的公共精神为马克思提供了一幅古典的人类理想图景，这一点融入到他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希腊城邦、希腊精神的实质，尤其还有亚里士多德，为马克思提供了古典的理想，从中马克思为其共有财富和共同体观念吸取了大量洞见和远景。”⑤古希腊城邦的公共性理论和实践对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人的生活离不开公共性，共同体是公共性的历史存在形式，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可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二是古希腊共同体的直接民主、公共和平等精神为马克思超越现代社会的私人困境，展望自由人联合体的公共性形态，提供了一个异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典范。三是古希腊私人领域的劳动观念和公共领域的公民政治自由观念为马克思的劳动和公人思想提供了真实存在的经验模型，当然马克思是在一个处于更高位阶的社会平面上重新激活古典思想资源的。尽管马克思研究的重心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历史领域，但是他立足于经济形态的变革，追求公共性和私人性统一的终极目标，与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马克思把古希腊自由公民在政治上的理想人格推进到生活的一切领域和扩展到一切人。
国家公共生活对人来说至关重要，是因为国家共同体表现了理念和事物的本体论结构，而不仅仅是人类的杜撰，这一理念即是“替人与他的世界奠定基础的理性必然性的公理”⑬。充分理性的国家在具体实践和制度设计中表现了单个人所认可的规则和理念，通过这些规则和理念来确立生活世界的统一性。由于国家表达了理念自身，理性人逐渐把国家这一公共秩序看作为其他一切意志奠定基础的必然性公理，因而逐渐认同这一秩序，并视之为公共生活的最高准则。个人通过参与和实践这些公共生活的准则来维持自身的同一性。黑格尔的国家理念在一个更高的理论水平上恢复了古希腊城邦的公共性原则，充分实现的理性国家又把从普遍性的形式标准中获得确认的个人主体性作为主要环节，而正是这种个人主体性构成古今的分水岭，最终导致古希腊城邦的解体。按照查尔斯·泰勒的说法，黑格尔的国家理念实质上是把古希腊的城邦共同体和康德激进的道德自主性结合起来的统一体，其宗旨是为了救治个人与共同体分裂的时代困境。可以看出，黑格尔的国家理念是比古典自由主义国家更高的伦理环节，或者说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根治自由主义国家的弊病。
③ 贺来：《“关系理性”与真实的“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采取焦虑自评量表评价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情况，其中包含20个条目，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69分以上为重度焦虑。并调查患者对护理的满意情况，分为满意和不满意。
四、马克思的公共性：个人与共同体实现真正和解
如前所述，个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原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个人与共同体的分裂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困境。黑格尔对现代性这一危机的深刻认知直接启迪了马克思，使他开始关注个人与共同体的分裂这一公共性问题。但是马克思并不接受黑格尔的解决方案。在他看来，既不能像古典自由主义那样把个人作为核心原则，也不能像黑格尔那样把共同体作为核心原则，而应该超越个人与共同体的抽象对立，寻求二者本质性的有机统一。与黑格尔从思辨辩证法的角度考察个人与共同体分裂的根源及其解决方案不同，马克思在经济的立场上思考产生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及其未来可能的解决方案。黑格尔解决市民社会个人与共同体分裂的国家方案实际上是其形而上学的理论逻辑在政治哲学领域的投射，其根本哲学旨趣在于为社会生活的统一性提供一个先验的模式和框架。这种思维方式脱离了社会生活的具体性和个人的特殊性，把先验的逻辑和理念当作社会历史的主体，把市民社会和国家看作是逻辑的一个环节。“国家的各种规定的实质并不在于这些规定是国家的规定，而在于这些规定在其最抽象的形式中可以被看作逻辑学的形而上学的规定。”⑭黑格尔关注的焦点是逻辑学的形而上学规定，并非社会生活的具体存在，所以不可能真正解决市民社会中利己主义的个人与共同体的分裂，也不可能重建社会生活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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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青海省水利厅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部署启动了玉树地震水利工程灾后重建规划编制工作，要求重建规划于5月1日前编制完成。
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经济生活，从资本逻辑的角度分析了个人与共同体分裂的根本原因。在资本兴起和发展过程中，个人从传统共同体中解放出来，个人获得了独立人格，成为自由平等的个人，这种自由平等尤其体现在商品交换领域。个人的独立、自由和平等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资本的扩张需要建立自由平等的商品交换关系。古典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实际上植根于市场经济对独立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都是资本增殖逻辑的一个环节，都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根本目的，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模型是每一个市场参与主体的理论再现。在利润最大化逻辑的支配下，每一个人都把他人和共同体看作自己利润增殖的工具，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价值衡量其他一切存在的合法性，个人成为一切价值判断的主体。由此导致的后果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隔离和冷漠，普遍性和公共性的价值规范丧失了，社会生活失去了统一性。“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⑮人的世界因而分裂为相互敌对的原子式的个人世界，支配这个世界的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利己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失去了传统社会把人团结在一起的客观伦理秩序和价值规范，人与人以货币和资本为纽带联结起来，其目的是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实现一种公共利益。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研究现状 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发现，我国关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方法与实施策略的研究仍比较薄弱，很多中小学教师以及教育工作者不清楚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模式、方法、实施策略等，在实际教学中不知道如何进行整合实践；而且目前的研究多数是将传统的教学模式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模式进行比较分析，鲜有研究把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几种模式进行内部比较，这也是资源、设施的应用率比较低的原因之一。
为了克服个人与共同体、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分裂，马克思建构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既克服了传统社会个人的依附状态，又保留了传统社会中共同体所带来的价值共识和生活世界的统一性；既克服了现代市民社会个人之间的封闭性、原子性和孤立性，又在吸收个人主动性、自主性的前提下，以联合和共享的方式构建相互承认的主体间性，从而为共同感的重建提供可能性。具体来看，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蕴含的公共性意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互依性的社会关系，而不再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独立性。“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⑯人与人之间互为目的而行动，不存在一部分人根据在生产资料财产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控制另一部分人，任何单向的支配都是与这种平等的互依关系相违背的。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和直接的，个人不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通过商品交换而外在地、间接地彼此发生关系。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彼此承认的共同利益和价值共识而被建立起来。然而，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直接的、内在的、共同的关系不同，它是建立在平等的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以等级和人身依附为基础。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利己主义式的、个人主义式的分离世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贪欲和竞争关系，实现个人与共同体和解的公共社会关系表达了对这种互依性关系的追求。
马克思并不是在理论哲学的层面建构人与人之间的新型社会关系，而是立足于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财产关系的变革实现社会关系的重建。“共同生产，作为生产的基础的共同性是前提。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被设定为社会劳动。因此，不管他所创造的或协助创造的产品的特殊物质的形态如何，他用自己的劳动所购买的不是一定的特殊产品，而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⑰这种共同生产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合作形式，它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控制，人们把社会生产当作共同的财富来看待。生产的共同性和社会性是前提，他们参与产品分配并不是通过劳动产品的交换实现的，他们占有产品，是因为他与其他一切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人们之间的公共合作关系因生产的共同性得到保障。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和疏离是与生产资料作为私人财产导致的社会分割联系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前提下，个人受外在于自身的活动条件的制约和控制，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个性。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和劳动产品的共享使互依性的社会关系成为可能，消除了外在的社会关系和活动条件对人的限制，人们在这种联合中获得自我实现和他人实现的统一。每一个人都平等地拥有自我实现的条件和权利，个人与共同体的矛盾得到真正解决。
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这一社会组织形式即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⑱可见，真正的共同体构成个人获得自我实现的基本方式，在这一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中，在相互承认个人主体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实现人与人的内在结合。对共同体而言，个人意识的觉醒不再是瓦解共同体的推动力量，人们结合成共同体并不是像货币共同体和资本共同体那样是出于生存需要而不得已采取的策略，而是为了价值共享和重建社会生活的统一性，从而达到个人存在与类存在的统一。对个人而言，共同体不再像古希腊城邦共同体是一个异己的外在的力量，不再以超验的形而上学原理和客观的价值秩序统摄个人，从而抹平人的差异性，使人变得均质化。共同体并不是一个高居于个人之上的总体，它并不统治个人，而是处于互依性关系中的个人的直接延伸。实现个人与共同体统一的公共性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观念，而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自然延伸出来的理想性取向。马克思的这一公共性理想在一个完全异质的社会界面上再现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公共和平等精神，把古希腊自由公民的政治存在方式向社会的一切领域和一切人延展，从而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公共人。
马克思不满意于自由主义政治解放塑造的形式公共性，而是要超越人与人相互分裂的资产阶级社会，建构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相互共享的社会。自由人联合体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分裂和互为手段的社会，而是互为目的，在相互促进中实现共享的社会。这种个人之间的相互共享性即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公共性。个人不再受偶然性支配，因为他们活动的客观条件不再由独立于个体之外的力量掌握，而是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掌握。自我人格的统一性如果离开他人或者与他人处于相互隔离的关系中，将成为毫无意义的空无。个人不再是孤立的没有窗户的实体，而是打开彼此的窗户从孤立的意识中走出来，在承认彼此差异的人与人的内在关系中塑造和扩展生命意义的空间，由此在自我与他者的互依性关系中重新确立个人思想和行为的价值规范基础。这种新型公共性关系意味着人的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的变革，即从实体思维向关系思维、从个人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变。这要求扬弃个人的实体化和普遍本质化，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共同体的内在统一中实现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新的理解，使公共性的人或关系中的人成为人的本真状态。
马克思与阿伦特、罗尔斯、哈贝马斯的公共性理论在价值立场、解决路径上有着根本区别，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谱系，后者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通过政治公共性的建构来化解现代社会的分裂，属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具有更宏大的历史视野，他以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法性为前提，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实现每一个人真正的公共性。
当代社会，私人利益、私人生活被抬高到人的本有存在状态，公共利益、公共生活遭到贬低，公共性被看作仅仅是私人性的一个机械集合，本身不具有独立地位。现代人丧失了对生活意义的共同感受和对公共精神的认可，价值虚无主义随之到来。重建公共性，重建以公共人为核心的价值秩序是克服这些弊端的必要条件。开掘与激活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是克服个人主义和建构当代中国公共性的现实需要。马克思公共性思想具有重要的当代的启示，关乎个人行为和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它要求我们在社会关系的建构中积极塑造人的公共性存在和共享的社会美德，培育人的公共品格，建构人与人和谐统一的共同体，从而为克服个人与共同体分裂的时代困境贡献中国智慧。
其次，如果值班律师不享有“辩护人”的身份，其就无法享有辩护人所享有的权利。比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4款规定:案件自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人可以查阅本案的相关案卷材料。如果值班律师不具有辩护人身份，其查阅案件卷宗的权利必将受到极大限制。［3］试想，在值班律师无法通过查阅案卷了解案件具体证据情况、事实情况的前提下，其如何提出“有效的法律帮助意见”?如果值班律师提不出法律帮助意见，其怎么能协助被告人同检察官进行“控辩协商”?
注释：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页。
古典自由主义的公共性思想主要表现在：个人的利益和权利进入社会领域获得了公共的重要性；政治共同体是公共性的真正代表，它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利益和权利。个人参与共同体实际上是从私人利益出发的，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必须维持一定共同体的存续，必须发展出一定的公共性的理念和组织，私人利益实现的程度决定着公共性发展的程度。个人主体性及其自由原则由古典自由主义者霍布斯和洛克奠基。与古希腊强调义务本位相反，古典自由主义从义务转向权利，强调对个人价值的认可和个体人格的尊重，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是第一位的，权利无条件地成为义务的基础。在霍布斯看来，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⑦。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绝对的，霍布斯把一种先验的自然权利赋予每一个人。通过虚构的契约建立的国家共同体的职能是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而非建构一种有德性的生活。洛克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获得财产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国家共同体的目的不仅是保护每一个人静态的财产权，而且更重要的是保护每一个人的勤劳和获取财产的不平等的能力，从而扩大财产，这是与资本主义精神高度吻合的。洛克把论证个人私利的正当性与公共善结合起来，他认为把个人的贪欲合法化是有利于实现公共福利、共同利益的现世繁荣的。而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人追求自己的私利并不必然导致普遍利益的增加，而只能导致阶级利益的增加，导致一个阶级共同体对另一个阶级共同体的支配。
② 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在黑格尔看来，自由主义国家只是市民社会的延伸物，并不是一个更高的伦理环节，自由主义把国家和市民社会混淆了起来，把国家的使命看作是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和自由，国家与市民社会一样成为个人生活的工具，因而不可能为公共事务和社会统一性留下地盘。被降格到工具地位的国家丧失了公民对它的忠诚。黑格尔认为只有在作为理念和客观精神化身的国家中个人才能获得确定性、客观性和伦理性。在黑格尔思辨的政治哲学设计中，国家代表了公共精神、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这种公共性并不是个人私利的总和，而是一种伦理总体性，实现了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结合。与古典自由主义国家观相比，黑格尔的国家理念更符合政治理想主义的气质。现代市民社会以个人的主体性为核心原则，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市民社会成为个人厮杀的战场，生活世界的统一性陷入危机。黑格尔试图通过伦理方案弥合特殊性与普遍性、个人与共同体的分裂，他以公共性原则取代个人原则，以公共善取代个人私利，在公共性的框架内重新设计个人实现自己权益的路径。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原则相比，虽然黑格尔试图在国家共同体中包容个人的特殊性，但就根本的哲学旨趣而言，他的这一方案最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个人的特殊性淹没于普遍性和公共性之中。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张力关系中，黑格尔最终选择了后者作为最终的哲学实体和个人的普遍本质，这一点与马克思具有根本性的差异。
④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97页。
⑤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2.1 操纵杆由多节伸缩自如的空心套管套合衔接而成，一般以2～3节空心套管为宜，可按需调节操纵杆的长度，伸长时套管之间的衔接处可以锁定。
⑥ 洛克：《自然法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6页。
⑦ 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7页。
⑧ 阿维娜瑞：《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
⑨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22页。
在平面作画转移至在立体的器型上作画时，是需要对所展现的事物造型的进行相应的处理和调整的，对整体的布局也窑技能型重新的规划，不然，画面的最终效果就会不如人意。因此，在将花鸟题材的作品移至器物之上的时候，我们需要对画面整体进行布局，这与国画的整体格局的布置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然后，再对题材的造型进行一定的处理，最终才能以最好的方式呈现出画面的美感。
⑩⑫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9、269页。
⑪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⑬ 泰勒：《黑格尔》，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593页。
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⑯⑱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571页。
⑰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政治哲学史视阈中的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研究”（16CZX013）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9）04－0028－06
作者简介：陈飞，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重庆，400044。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