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东亚区域贸易中的地位变化与其经济结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结构调整论文,中国论文,地位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遗症再一次暴露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以及这一体系下中心国家对全球分工格局和增长模式的主导所存在的内在缺陷和系统风险。这一次金融危机，一方面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对外贸易等领域形成的巨大外部冲击，另一方面也是促进和推动这些国家调整经济结构的一个机遇。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而言，其经济结构与区域贸易模式存在着密切联系，因此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东亚贸易模式的转变与中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受到更多关注。
相当长时期以来，东亚地区的产业关联与贸易发展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特征，即东亚各经济体从日本等发达国家引进资金、技术或零部件、资本货物，经加工组装后再出口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这种特有的“三角贸易”模式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新“三角贸易”模式，即由东亚其他经济体向中国出口资本品（主要是零部件、中间产品及部分原材料），由中国进行加工组装并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最终制成品的模式，这其中中国成为东亚其他经济体出口加工基地以及对东亚其他经济体向区域外出口的替代（李晓等，2005）。由此，中国在事实上已经担当起整个东亚地区产业分工枢纽的地位，成为美国贸易逆差最主要的来源以及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一方。“新三角贸易”模式对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它也使中国作为东亚对外出口的代表，以其出口收入的回流成为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支撑者。
金融危机暴露出上述东亚“新三角贸易”模式与中国作为美元主要支撑者所面临的风险，在此情况下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当前的贸易模式是否依然有利于中国贸易地位的提高、贸易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优化，危机冲击本身是否自发地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模式与结构的改善，东亚区域贸易模式的转变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之间是何种关系，是本文主要关心的问题。
二、中国区域内贸易地位与贸易产品结构的变化
作为最终需求的代表，同时考虑到市场结构与产品替代弹性，最终产品（主要是最终消费品）进口国或者说最终产品的市场提供者往往在贸易与分工体系中居于相对更加主动、更具有决定性的地位。东亚在区域内始终缺乏一个有足够吸纳能力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这一角色长期以来一直由区域外的美国所承担，这也决定了东亚贸易模式乃至货币体制的对外依赖特征。东亚最终产品市场的形成和扩大是降低区域经济与金融对外依赖性、促使东亚区域贸易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相应地，具备东亚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能力，也是影响未来中国在区域贸易中地位的重要因素，如果中国成为了东亚地区最终产品的市场提供者，可以吸纳本地区最终产品的生产能力，那么中国在区域贸易格局中就可以获得一个更加有力的地位。
为了分析中国吸纳本地区产品的真实能力，我们考察东亚7个经济体对中国的最终产品①出口占其最终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变动情况，表1显示，自1999年以来美国在东亚7个经济体最终产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进一步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但即便如此，从最终产品出口比重的绝对水平来考察，中国和美国的差距仍较明显。与此同时，中国在东亚7国最终产品出口中的份额呈缓慢上升趋势；而日本在大部分经济体最终产品出口中所占比重都有所下降，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又有一定程度回升。美国对东亚最终产品吸纳能力的下降更多地不是被中国，而是被日本所替代。这表明，一方面，由于内在的广阔市场和高经济增长率等客观有利条件，长期而言中国具有成为东亚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某种潜力。另一方面，就目前来看，中国现今在东亚地区更多意义上仍然是在区域生产网络内扮演着生产聚合地与出口平台的角色，其贸易结构并未出现实质变化。
从近年来中美日的总体贸易产品结构可以进一步反映中国在贸易分工中的地位是否有变。中国和日本是东亚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但是中国和日本的贸易结构差别很大。从下页表2可以看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贸易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呈现一种缓慢的变动趋势，中国主要还是进口中间产品，出口最终产品；而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步转变了自己的贸易结构，从组装生产型的贸易结构②转变为整体生产型的贸易结构，即出口国内生产的零部件和资本品，进口产品则以加工品和消费品为主。另一方面，美国的贸易结构则一直比较稳定，出口以加工品和零部件为主，而进口则以消费品为主（见表3）。显然，相比美日发达国家已趋稳定的贸易产品结构，中国正处于转型过程之中，原有的贸易结构正在进行缓慢的调整：中间产品在中国进口中的比重在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最终产品在出口比重中的降低，反映出中国正在逐步转变原有的加工贸易的生产模式，但一方面迄今这一结构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另一方面贸易结构的调整速度在进入21世纪之后相对趋缓，金融危机也未能明显加快这一进程（见表4）。总之，近年来中国从其他东亚经济体进口资本品、零部件而向区域外出口最终消费品的贸易格局虽然在缓慢变化，但仍未发生质的改变。
三、来自东亚FDI流入对中国出口品技术结构的影响
东亚其他经济体的FDI流入在我国与其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的贸易产品结构乃至国内产业结构。本文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选取2002-2008年作为样本区间，根据Lall等（2000）提供的方法，将HS4位数代码按商品技术附加值高低分为资源型、低技术、中等技术、高技术产品四类，选取了相应的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见表5），使用动态面板数据GMM估计方法，对来自亚洲四小龙、澳门及来自日本的FDI对中国各省区出口商品技术结构的变化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澳门、韩国和新加坡5国（地区）是中国主要外资来源地，特别是中国香港地区，始终是中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从估计结果可见，来自这些地区的FDI主要对资源型、中技术和高技术产品出口产生了促进作用，而对低技术商品影响不显著。具体来说，来自这一地区的FDI在促进中国出口品技术结构多样化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推动出口品技术结构升级的可能。另一方面，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总量一直处于中国吸引外资国家中第三、第四的位置。从直接的估计结果来看，来自东亚其他地区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品技术结构的升级体现出了一定促进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FDI流入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基于前述“新三角贸易”模式和东亚生产网络的投资，也就是说，其中流向中高技术产品部门的资金往往是流向该部门中具有加工性质的生产环节，这样，形式上体现为促进中高技术产品出口的FDI流入实质上可能还是中国进口零部件、加工出口成品的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反映。如果是这样，则上述FDI流入与其说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产品结构的优化，不如说阻碍了这一优化升级进程。考虑到产业内贸易存在的不同类型，以及产业内部零部件与成品贸易的不同性质，有必要在对产业内贸易进一步细分的基础上对中国与东亚其他经济体产业内贸易结构的变化及其优化升级状况进行进一步考察。
四、中国与东亚产业内贸易结构优化程度指数的度量
作为东亚生产网络与分工体系的重要实现途径，东亚内部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无疑对于东亚各国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积极参与这一贸易，曾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但这一贸易是否有效地促进了中国贸易结构的升级，有助于提高中国在东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需要进行更加细致的考究。本文将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分为四种类型：东亚国家向中国出口零部件进口成品的产业内贸易、其他东亚国家向中国出口成品同时也进口成品的产业内贸易、其他东亚国家向中国出口成品进口零部件的产业内贸易、其他东亚国家向中国出口零部件的同时进口零部件的产业内贸易。根据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的性质差异以及不同生产环节附加值不同，可以认为对中国而言，这四种类型产业内贸易的优化级别从前到后依次升高。
在这里我们以典型的制造业部门即SITC第7类产品作为考察对象，根据SITC三位数编码将其分成41类子产品，并根据Athukorala（2003）的方法在每类子产品中划分出零部件与成品两类，这样每类子产品项下可计算得出四种产业内贸易的GL指数。同时根据Lall等（2000将各子产品归纳为中低技术、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三大类，然后将这41类子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整合，用一个综合指数来代表SITC7类产品的总体产业内贸易优化程度指数，以此考察东亚国家和中国之间产业内贸易结构的优化程度。我们参考白雪梅，赵松山（1995）对地区间产业结构的研究方法，引入“范数”③模型，而修正后的范数，既能反映地区间产业结构，又能够测度不同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程度。修正后的范数为：
因此，利用公式（6）经过计算分别得出日本、韩国以及东盟4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对中国的产业内贸易结构优化程度指数变动情况（见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日本、韩国、新加坡、东盟与中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综合指数总体上呈现先上升后趋于平缓的态势。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综合指数处于较低的水平，明显低于其他3个国家。这说明了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高级化程度较低，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模式仍然是以垂直分工模式决定的加工贸易为主。中韩之间在2001年之前，该产业内贸易综合指数明显上升，而在2001年后不仅上升趋缓，而且一度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同样，新加坡与东盟4国与中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在1999年之前也出现了快速的高级化和水平化，而在进入21世纪后也出现了升级趋缓乃至下降的态势。这一方面说明前述东亚新“三角贸易”模式的确曾在20世纪90年代促进了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产业内贸易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也说明近年来东亚内部的分工格局趋于固化，抑制了中国贸易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如果现有的东亚区域贸易模式不加转变，对中国的贸易结构乃至产业结构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五、结论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外贸易出现了一些变化，特别是作为新“三角贸易”重要特征的对美顺差与对其他东亚经济体逆差都有所缩小或增速减缓。但需要注意的是，从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的贸易结构来看，危机前后并无明显的结构变化。这意味着危机冲击本身并不能自发地实现对贸易模式的调整，或者自发地解决贸易失衡问题。正如中国的贸易结构很大程度上由其经济结构决定一样，中国贸易结构转变的速度缓慢也与其经济结构调整相对缓慢密切相关。对中国而言，无论是实现对外贸易的结构优化还是缓解贸易失衡，本质上都要求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或者说，贸易模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的调整本质上是同一个进程。
根据前文考察，在东亚区域贸易模式方面，未来中国合理的调整方向应当是增加最终消费品的进口与资本品、零部件的出口，转变低端价值链和加工贸易的生产方式，逐步转向出口中间产品和进口最终产品的贸易模式，促使中国逐步成为东亚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在消费与生产两个层面进行调整，既需要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倾向上，也需要中国产业结构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和进一步的调整。
1.在消费方面。中国的低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水平过低问题近些年来没有出现大的变化，而这种内需结构的继续显然会继续阻碍消费品进口的增长，不利于其为东亚国家的最终产品出口提供市场。未来努力的方向应当是促进居民消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改变居民消费结构，提高消费品进口倾向。
2.中国的收入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速度也较缓慢。这一方面使得加工贸易仍然存在巨大空间，另一方面加工贸易的持续反过来又限制了贸易结构的升级。根据目前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阶段、资源和环境约束条件，结合国家战略目标，未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和发展目标应该是：逐步通过国内工资调整等途径引导资源配置调整，提高厂商效率，提升产业结构，逐步改变比较优势。
总之，金融危机之下的中国对外贸易在面临挑战的同时也面临着调整的有利因素。中国如果想谋求自身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必须对国内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升级，以求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此外，要使中国及东亚经济摆脱美欧经济波动的牵连，还要求中国替代美国成为东亚地位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这也要求中国对自身经济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升级。
注释：
①按照联合国数据司的分类标准，在BEC分类法下，最终产品包括两部分，即Capital goods（资本品）和Consumption goods（消费品），这里我们根据分析的需要只考虑消费品，它包括 :112 Food and beverages,primary,mainly for household consumption; 122 Food and beverages,processed,mainly for household consumption; 51 Passenger motor cars; 522 Other non-industrial transport equipment; 61 Durable consumer goods n.e.s; 62 Semi-durable consumer goods n.e.s; 63 Non-durable consumer goods n.e.s.
②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组装生产性贸易结构是指进口以原材料为主，而出口则以最终消费品为主，正是这种贸易结构导致了日本与美国间结构性贸易顺差。
③白雪梅，赵松山：《浅议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的测度指标》，《江苏统计》，1995年第12期。
④对传统GL指数的计算方法进行修正，分母采用进出口总量贸易额，其目的是使得后文进行加权平均时度量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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