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虚拟实践的哲学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09-0031-06
随着信息技术、虚拟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虚拟已经日益成为人们的生存和活动方式，虚拟实践已经成为人类新型的实践形态。那么，虚拟实践的本质内涵是什么？它有什么新特点？在哲学上具有什么意义？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也是应对信息化浪潮对当代人类挑战的必然要求。
一、虚拟实践及其特点
实践是人类特有的、对象性的感性活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特殊本质形式。马克思曾用“人的感性存在”或“感性活动”、人的“改变世界的活动”等方式来表达，并强调它是“客观的”、“对象性”的活动。而所谓虚拟实践，则是指人们按照一定的目的，通过数字化中介系统在虚拟时空进行的主体与虚拟客体双向对象化的感性活动。它是人们有目的、有意识进行的能动的探索和改造虚拟客体、同时也提升和改造自身的客观活动，是人类在当代技术革命推动下兴起的一种新型的实践活动形态。
虚拟实践同其他实践形态一样，是由主体、客体和中介三大要素组成的。虚拟实践的主体依然是人，但准确地说，是由人和电脑、网络等共同组成的复杂的“人—机系统”，而其相应的客体，则是信息数字化后再根据主体的实际需要所创构出来的环境和对象，即由信息技术、特别是虚拟技术派生和创设出来的客体对象。虚拟实践的中介是日新月异的“数字化”的信息技术、虚拟技术或其结晶（如模拟器、电子头盔、数据手套、传感器等多媒体技术设备）。而实践中介或手段基于高科技的“数字化”、“符号化”，是虚拟实践突破传统实践的局限而崛起为一种新型实践形态的基础和标志。陈志良曾经称之为“人类中介系统的深刻革命”。[1]
作为一种新型的实践形态，虚拟实践也有其社会历史性，它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入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并对当代人的生存活动状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虚拟实践的种类很多，应用前景也很广阔。概而言之，我们大致可以将之划分为如下两种基本类型：
一种是仿真性、模仿性的虚拟实践活动，即依据某一现实原型的性质和要求，通过电脑、网络与其他虚拟技术手段，建构相应的模拟空间和场景，模拟某种实践活动的进行，刺激参与者的视觉、听觉、嗅觉、平衡感觉等，从而令参与者在“沉浸”中产生相应的交互式反应。例如，在驾驶舱中模拟驾驶宇宙飞船、飞机、火车、汽车、轮船，模拟原子弹或氢弹试爆，进行远程医疗手术或体验虚拟性爱，模拟大坝决堤可能造成的各种危害性后果……
另一种则更进一步，是探索性、创意性的虚拟实践活动，即根据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利用各种虚拟技术手段，创造性地设计相应的问题情境和活动空间，从而围绕对象进行虚拟性的探索、操作、改变、变革。例如，科学上的宇宙大爆炸试验，“深入”原子内部了解其内部构造的科学探索之旅，军事上的模拟作战演习，重大工程或建筑的设计安装，等等。
应该说，从第一种类型到第二种类型，即“由‘仿真世界’（simworlds）的被动观察者，进一步成为主动参与这些世界的体验者”，[2](P38)存在着一种技术上或实践能力上的进化，它通过创造性的设计，进一步突破了物理时空的限制，并使我们的感官产生幻觉，从而难以将其与真实事物、或者说事件的真实过程辨别开来。
虚拟实践是对现实性的超越和对“非现实的真实世界”的建构。作为信息时代人类新型的实践形态，虚拟实践也有其现实基础，不过是人类生活实践通过“数字化”方式的延伸。我们知道，人类实践活动与动物本能活动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作为“万物之灵”，能够不仅根据自然环境和条件，而且根据人自身的尺度（目的、需要和能力等），制造和使用工具来扩展自己的视野，延伸自己的能力，实现自身的理想性超越。借助人类创造的各种神奇工具，包括各种虚拟技术手段（如各种传感器、神经刺激设备、电脑动画、仿真模拟器等），人们能够设计出日益逼真的各种仿真性环境，甚至创造出某种全新的人工环境，从而令参与者全身心地沉浸其中，“身临其境”地感受、体验事物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并即时地与之进行双向互动。可见，无论什么虚拟实在活动，都不过是人类自身能动性、创造性作用发挥的结果，都不过是人类生活实践通过某种方式（如符号化或数字化中介系统）在人们身心上激起的某种反应，都不过是对人们现实生活实践的摹写、延伸和再创造。
而虚拟实在活动的“虚拟化”或虚拟性质，则根源于人类思维的想象、虚拟、虚构的创造功能，根源于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电脑、网络本身的“数字化”、“虚拟化”。当然，从虚拟实践的内容看，它并不是真的“虚幻”、“虚假”，更不是“虚无”！无论什么虚拟网络活动，如模拟原子弹爆炸、坐在驾驶舱中登月、信手涂改名画、与虚拟玩家游戏……都有其环境条件，都必须遵循相应的规律，都在一定意义上有其现实原型，都不过是对人们现实生活实践的环境、条件、对象等的摹写、延伸和再创造。这正如戴维·多伊奇所说：“虚拟现实实现的可能性这一事实是关于真实世界结构的重要事实。它不仅是计算的基础，而且是人类的想象和外部体验、科学和数学、艺术和虚幻的基础。”[3](P104)当然，由于这种独特技术的出现，人们的能动性、自由度相较以前大大提高了，人们可以超越某种物质、时空，以及人们的肉体能力的限制，试验事物发展的各种可能性，甚至去做一些以前只能幻想或想象的事；包括人们的想象力也前所未有地丰富、发达起来……这种一切均化为比特和字节的幽灵的“时空”或“世界”，这种超越物理时空的奇妙探索和体验，或许是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从未遇到过的一种生存变异，一场深刻的意识和文化革命，它象征着人们对美好世界的祈求与渴盼，它见证了人类自由创造和自我超越的孜孜努力。“虚拟实在的最终承诺不是去控制或逃避或娱乐或通信，而是去改变、去救赎我们对实在的知性—最高艺术想去做的事以及虚拟实在这个标签所暗示的某种东西，一个已经贴上（尽管有许多反对意见）囊括了一个世纪的技术发明的标签。虚拟实在承诺的，不是性能改进的吸尘器或更吸引人的通信媒体或更加友善的计算机界面。他所承诺的是圣杯”①。
还应该指出，随着观念、理论和技术的快速发展，虚拟实践的形式正日益新颖、多样化、丰富多彩。在理论上，我们目前甚至很难对其在技术上设限。或者说，任何简单设限的举动都是愚蠢而徒劳无益的，都很可能招致后人的嘲笑。这正如戴维·多伊奇所论述的最强形式的图灵原理所揭示的：“有可能建造一台虚拟现实生成器，其全部本领包括所有物理上可能的环境”。[3](P115)
二、虚拟实践的主要特征
虚拟实践是信息时代信息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是人的一种超越现实性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主要由于其以数字化技术、虚拟技术为中介，因而它具有与传统实践迥然不同的特征。一般而言，这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加以描述。
1.虚拟实在性。实践活动区别于认识活动、观念活动或理论活动之处，就在于它具有某种客观的“直接现实性”。虚拟实践作为一种实践形态，虽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直接现实性”，但它具有一种独特、新颖的“虚拟实在性”，不能与那种单纯存在于头脑中的观念活动、或那些毫无目的、毫无计划的本能活动相混淆。这里的所谓“虚拟”，并不等于虚假，更不等于虚无，它是另一种特殊形式的实在。这正如著名的韦氏词典所说：“虚拟实在是实际上而不是事实上为真实的事件或实体”。[4](P111－112)依托信息技术、存在于电脑网络空间中的虚拟世界，突破了现实的由原子组成的物质时空对人们的实践活动的制约，使人们的时空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虚拟实践活动的客体和活动领域都是“人—机主体”根据自己的意愿通过计算机、网络和虚拟实在等信息技术手段“虚拟”生成的，其活动的结果也存在于这种“虚拟”的“赛伯空间”之中。现实实践活动的三种形式，运用信息技术特别是虚拟技术，都能有所体现，甚至有创造性的发展：认识和改造虚拟客体的活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网络交往实践、虚拟的科学实验。而且，各种虚拟实践活动都有其现实基础，都有其具体的活动内容。无论是仿真性的虚拟实践活动，还是创意性的虚拟实践活动，都不过是对人们现实生活实践的摹写、延伸和再创造。这种数字化的虚拟活动具有传统实践所不具有的许多优点，例如，它不会对现实的人和事造成直接的实质性的伤害，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代价，节省活动的成本，提高活动的效率。
2.即时交互性。如果说传统实践是主体在现实空间中以物质和能量为基础改造现实客体的话，那么，虚拟实践则是以“人—机交互”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即人—机主体在虚拟时空中以数字化技术为中介改造虚拟客体的活动。也就是说，传统实践必须有实践的主体、客体和实践中介（工具）的“在场”才能进行，而虚拟实践的主体则摆脱了以往受制于物质实体从事实践活动的限制，不一定现实地“在场”；虚拟实践的对象（客体）也不再是纯粹的外部物质世界，而是具有虚拟性质的数字化构成和创设对象。这种创设对象是虚拟实践的主体运用各种技术手段（中介）设计、创造出来的，它进入主体具体的历史的生活实践过程，又反作用于主体，丰富主体的知识和素养，提升主体的素质和能力。因此，虚拟实践的主客体处于一种所谓“虚拟实在关系”之中，通过形形色色的虚拟实践活动，它们交互作用、互相设定、共同提升。
3.自由开放性。开放性同样是虚拟实践的显著特征。虚拟实践活动是人的一种能动的和自由自觉的活动。同一般的现实实践活动相比，虚拟实践活动具有更大的能动性、自主性、自由度和开放性。虚拟实践活动的主体是计算机、网络与现实的人相耦合而形成的人—机一体化系统。随着人类生活实践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计算机、网络的功能不断增强，与人的思维日益贴近和相契合，这导致“人—机主体”在虚拟实践活动中具有越来越强的主体性和越来越大的自由度，也导致虚拟实践活动不断突破既有的界限和束缚，不断延展到新的领域、新的对象，令人产生更丰富、更生动、更全面的感受。
4.现实超越性。现实超越性也是虚拟实践的重要特征。在虚拟实践活动中，人们可以让时间倒流，可以令空间变形，可以深入分子、原子和基因内部等无限小的领域探索其中的奥秘……借助信息技术、虚拟技术，人们所从事的虚拟实践活动可以上天入地，进行许多从前连想象都不敢的事情，如可以瞬间到达宇宙中任何已经联网的地方，并与那里的环境、情形、对象进行互动。虚拟实践创造的“虚拟世界”，已经能把人的感知和反映能力提高到在物理世界所达不到的“亦真亦幻”、“虚无缥缈”的程度。在典型的虚拟实践过程中，可能没有可以直接感知的经验对象（实在），只有被赋予了价值和意义的各种符号的产生、加工、传递、交换和储存的过程。这正如迈克尔·海姆所说：“只有当虚拟世界不是简单地重复这些实在的实存特征，而是把这些特征变为并非一下子就能识别出来的东西时，虚拟世界才能唤起人们的想象。”“实际的网络空间应该不仅如此；它应当激发想象力，而不是去重复世界。”[4](P141、142)
5.自主创造性。虚拟实践同任何人类实践活动一样，根源于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它明显地具有目的性、自主性、设计性、探索性和创造性。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不仅是人类生存、生活的基本方式，也是人类变革世界、创造世界的基本方式。正因为如此，在信息时代，人们通过现实的社会实践不仅在不断地改变和创造一个更适宜于人类生存的客观物质世界，同时，人们通过信息技术、虚拟实在的技术手段，还有意识、有目的地创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应，并且与现实世界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虚拟世界。通过虚拟实践、虚拟交往这类不断超越现实的创造性活动，极大地提升了人类活动的自主性、目的性，为人的生存发展和价值实现开辟了新的空间。
三、虚拟实践的哲学意义
众所周知，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虚拟实践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是人类在“改变世界”方面自由创造的一次飞跃，是人类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自身、从而实现自我超越的一次飞跃，是人类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拓展了实践范畴的外延，丰富和发展了实践范畴的内涵，同时也令社会历史观特别是唯物史观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性课题。我们必须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充分发掘虚拟实践所蕴含的哲学意义，推进当代人类社会实践的合理化。
首先，虚拟实践是在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出现的新型实践形态。通过虚拟实践活动，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实践的内涵，特别是实践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双向对象化”的过程和本质，并破除实践观问题上的“物质生产崇拜”、“客观性崇拜”、轻视主体能动性等倾向。以数字化中介系统为基础的虚拟实践表明，人类的实践活动并不单纯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它至少比我们以前想象或认定的更加复杂、更加多样化，至少还包含着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能量和信息变换过程。进入信息时代、网络时代，信息成为传统实践形式——物质生产活动、科学试验和变革社会的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实践活动的信息化、虚拟化特征日益显现。因此，我们有必要破除对于实践的教条化、单一化、凝固化理解，深入发掘虚拟实践的各种可能形式，把握虚拟实践的本质和革命性意义；特别是，进一步提炼其中蕴藏的思维方式，自觉地建构主客体交互作用的、立体化的（非线性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
其次，由于虚拟实践方式的出现，传统的实践与认识、“行”与“知”等的严格区分，正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革命”：由于电脑、网络、人工智能等的发展，人们的实践活动与学习、生活、甚至娱乐休闲等愈来愈一体化了，有时甚至很难将之区分开来。许多“虚拟实践”活动，如绘画作品的电脑创作、汽车或服装等产品的设计、模拟仓中的驾驶员或宇航员的模拟培训、模型演示、模拟作战、远程医疗手术，等等，人们可能仅仅只是坐在电脑或模拟器前，用手动动鼠标、击打几下键盘、发出若干指令而已，并未真的“亲自”去做，去现实地“变革”对象。也就是说，主观并未具体地历史地“见之于客观（客体）”。实践与认识、“行”与“知”等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极端的例子是——“游戏越来越像战争，战争越来越像游戏”。美国许多参加过海湾战争（这是一种高科技战争）的士兵（他们往往是伴随电子游戏成长的），就曾经真切地吐露过这种体会：在控制室里，一切似乎都像和平时进行模拟军事演习一样，忘乎所以之时，甚至分不清自己是置身于真实残酷、“正在杀人”的战场，还是嬉戏娱乐、放纵自己、消磨时光的游戏厅。因此，如何清晰地界定实践与认识、“行”与“知”等，需要解放思想，进一步加以探索和归纳。
再次，随着信息生产方式的普及，在高科技的信息化、智能化生产过程中，生产与学习思考、创意设计、思想试验、模拟实验、技术攻关等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日益呈现出一体化趋势。由于工业自动化生产流水线的普及，大规模、批量化生产成为工业生产的主流，标准化、批量化产品的生产能力日益过剩；而最富市场价值的产品，往往是那些独创性的高新科技产品，或个性化、手工制作的产品，甚至是试验性的产品。因此，在生产实践中，全新的理念和观念、独创性的创意和思想、模拟器及其对技能的培训、对思想或事物流程的组织和管理（如编程、工艺），等等，已经全面渗透进生产过程，成为生产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一系列思想或知识产品，如程序（软件）、“点子”（创意）、配方（秘方）、设计思想、工艺流程……都已经或逐渐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可以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或人股企业占有股份），生产概念、实践概念与认识、思考、知识、思想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
第四，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成为经济增长率的主要源泉，经济活动从“物质”、“体能”主导逐步向“精神”、“智能”主导；同时，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知识创新、教育培训等逐渐发展为产业，服务经济、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如果说，生产与学习思考、创意设计、思想试验、模拟实验、技术攻关等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日益呈现出一体化趋势，那么，这突出体现在服务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日益信息化、知识化、虚拟化。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服务经济本身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服务经济日益具有“新经济”的特征，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业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例如，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网络经济”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虚拟性的电子商务中，商品的推介、流通、买卖过程，往往不再是“跑断腿”的事儿，而只是在网上“考察”相关企业及其产品，审查其信用记录和网络上的顾客意见，通过即时通讯工具或电子邮件谈妥价格，通过电子邮件或销售网页等下单而已。而在“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服务业”中，人文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如在美国，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其最大的出口行业，在其国内也越来越成为提升与覆盖各国民经济产业部门的超级产业部门。就文化产业自身而言，随着技术基础越来越转向多媒体数字化技术，经济基础越来越转向网络经济（包括全球性的现代风险资本市场），它越来越超出传统文化产业的范畴，成为对传统的产业产生支配性影响，对经济的整体面貌起至关重要的变革作用的力量。而在文化创意产业中，学习思考、创意设计、思想试验、模拟实验等本身就是文化生产的重要过程和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虚拟实践是人类实践方式、实践形态之具有开创性、革命性意义的重大变革。虽然人类实践活动本就是“虚实相生”的，“虚”“实”本就紧密相关、不可分割，但是，传统的实践理论往往主要强调的是“实”，强调的是实践过程的客观性和直接现实性，即“主观见之于客观”。所谓“主观见之于客观”，就是人的思想、意识、观念借助环境条件、人的身体和中介（工具）系统，现实地作用于环境和对象，改造对象（客体），“变革世界”。至于仅仅发生在头脑、思维、意识和逻辑之中，并未真正“见之于客观（客体）”的事情，则属于与实践相对应的认识范畴，是不能称之为实践的。而虚拟实践则打破了既有的“虚”“实”界限或中国传统的“知”“行”界限，革命性地拓展了人类实践的范围，丰富了社会实践的形态。在信息时代，通过数字化的中介手段，虚拟实践展示了“虚”“实”互动的新境界，展示了人类实践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开放性，展示了生活实践的多重维度和多种可能性：人们可以运用超前意识，设计、指导或引导现实实践过程，促进新事物的发展或进化；可以通过模拟或模型，摆脱物质世界的各种限制，选择多种方案进行“模拟”试验；可以通过模拟过程加深体验，积累经验，减少实际生活实践的成本，尽可能提高实践效率……由于虚拟实践的出现，尽管人们可能也要付出代价，但是，人们的实践理念和范围得到了极大拓展，实践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作为主体的人和社会也相应进化到了新的水平和层次。
［收稿日期］2010－02－28
注释：
① 参见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刘钢译，128页，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所谓圣杯：“古老的圣杯传说可以上溯到基督教和基督以前的时代。圣杯永远是探求美好世界的象征。在基督教以前的时代，圣杯曾是为一个国王疗伤的杯子，这位国王遭到流放，身上有伤，眼看自己的国家变成了荒园。基督徒们相信，圣杯既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所用的圣餐杯，又是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用来盛接救世主鲜血的杯子。中世纪的传说又把刺入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身体的矛与盛接他鲜血的杯子联系了起来。后来的艺术作品，从艾略特（T·S·Eliot，1888—1965）的《荒园》（The Wasteland）到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的三幕歌剧《帕西发尔》（Parsifal），都将圣杯的故事作为精神探求和崇高希望的象征”。（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第127—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