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之方法论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方法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在后行为主义革命、理性选择主义革命和新制度主义革命的推动下，研究范式完成了自19世纪中后期便已开始的重要转型，研究方法呈现出一系列与传统方法根本不同的特征，并由此催生了当代西方(主要是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三大流派。当前，国内对于当代西方政治学思潮的评析，尚未在深层次的方法论领域充分展开，从根本上制约了研究的科学化和学术化水平。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论为参照，剖析当代西方政治学演进的深层方法论意义，对于厘清错综复杂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知识图景，把握其主旨脉络及发展趋势，批判地汲取其积极成果，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
一、理论起点由抽象概念转向政治实践活动的唯物论倾向
当代西方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区别于传统政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理论分析的起点由过去的抽象概念(本质)逐渐转向政治实践活动。在当代政治学家看来，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之所以缺乏科学性并遭否弃，一个根本原因，是其理论分析存在一个凝固不变起点，即诉诸于事物背后的抽象本质，加之理论分析过程充斥着思辨式的演绎和价值判断，具有极大的主观任意性。例如，从一个先验的抽象人性假定出发，就可以推导解释包罗万象的政治状况，这种万能公式型的事后分析方法，对于探索规律以及指导实践意义不大。19世纪中后期，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方法论在科学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出现了将理论起点转移至“正式的文献记录”的“历史—比较分析”方法，以及从实际制度和机构出发分析政治现象的“法制研究法”和“机构研究法”。二战后风行一时的行为主义革命，更提出要用“纯粹”客观的科学方法彻底改造传统政治学，强调理论的出发点不应是陈腐的历史文本或静态的制度、机构，而应回归运动发展着的现实政治生活或政治实践。但实际上，“他们在方法论上把主要的注意力仅仅放在政治过程的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上，而不是放在关于政治是如何运作的中心理论上。”[1] (58页)这就决定了其理论起点仍然是凝固的东西(是事实而非现实)，没有渗入任何“活”的和“能动”的因素，加之所谓“纯”科学的方法片面追求分析过程的可演算性，其理论的内在逻辑是线性的和封闭的，因此最终只是成为一些政治现象的刻板和机械的描述，对于发展变化着的政治实践活动，很难提供规律性的认识和建设性的建议。
作为行为主义革命未尽事业的延续，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政治学中兴起的后行为主义革命放弃了用所谓纯科学模式来精确解算政治活动的信念，承认历史有机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理论的科学性问题上转向真理性标准与实践标准的统一。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即主张政治与社会目标和行为相关联，作为政治人，要以身载道，以行动的姿态去改造社会。这首先从方法上保证了理论的起点是能动的人的行为活动，把这种活动过程的研究与社会现实运动过程联系起来，就可能建立起与活生生的社会政治现象相匹配的理论，进而指导政治实践。理性选择主义革命和新制度主义革命在实际操作层面(运用经济学工具)发展了后行为主义的方法论理念。它们都强调人的行为活动是政治分析的核心，不同之处在于，理性选择学派的理论出发点侧重于“经济人”的自利行为趋向，主张根据个体经济行为的偏好观察政治制度，新制度主义学派则觉悟到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和载体，强调个体的行为(包括自利行为)受现实政治制度、组织模式和社会文化范式的规则驱动。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论是辩证的唯物主义方法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它主要体现于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立场和观点中。唯物史观认为，传统的主流政治理论依赖于一个绝对的、先验的理论起点，无论这个起点是抽象的伦理原则、上帝，还是以人权、自由、博爱等抽象原则为基础的理想化政治制度，都是试图通过人们对社会的某种意识(思想动机)，解释说明社会的现实存在，颠倒了(社会)意识与物质(社会存在)的关系。与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唯物史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2] (92页)。也就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3] (741页)。同时，对于政治学领域中所谓“关注历史文献”的比较方法，马克思曾指出，“按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顺序来排列”来表达对社会历史认识的经验论方法，无法“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最终只能得到“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2] (73页)。唯物史观也反对那种把社会历史现象归结为“自然科学的‘纯’事实”，“归结为纯粹数量、用数和数的关系”的机械唯物论方法，“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忽略了事实本应是能动人的现实活动。“对此恩格斯已明确地提醒人们注意。这种错误来源的实质在于，统计和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精确的’经济理论总是落后于实际的发展”[4] (53-54页)。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的唯物主义原则包括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第一，这种方法论的理论前提是现实的人的政治实践活动而非抽象的人。第二，政治生活中人的活动遵循经济学的规则。唯物史观强调，对于社会结构和制度变动的动因分析，要从物质生活条件(社会人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3] (741页)。第三，现实的人的活动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像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2] (67页)
作为引领时代精神的科学理论，早在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就已率先从方法上批判了传统政治学中的唯心论、经验论和机械唯物论倾向。这种批判，与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在理论起点上否定传统政治学，由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形式分析转向以政治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现实分析，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当代西方政治学主张政治研究要面向人的政治实践活动，一方面强调个体政治实践的经济动因，另一方面也重视历史的制度性因素对个体政治实践的规范效用。这些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论所倡导的以实践范畴为核心的唯物主义原则相当接近。因此也可以说，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演变具有积极的唯物论倾向。
二、理论分析由静态的思辨演绎转向动态的发生过程的辩证法倾向
当代西方政治学区别于传统政治学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研究方法的动态化，即理论分析由以往静态的、线性的逻辑推导，转向动态的、开放的生成过程。在当代政治学家看来，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除了理论前提的抽象化和凝固化外，另一个致命缺陷，是“他们采用演绎的方法，从一个普遍的前提推导出特定的结论”[5] (41页)，试图通过静态的、收敛性的形式逻辑达到对动态的、开放的现实活动的认识。从19世纪中后期直到二战后的行为主义革命，政治学家心目中始终残留着类似的形而上学信念，人们仍然期待，以制度、历史的文本或者政治过程的情报资料为前提，经过“结构严密”、“逻辑连贯”的自然科学工具的分析处理，可以推导还原出政治实践活动的发展过程。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数学(逻辑)和物理学的新进展彻底粉碎了人们的幻想，科学家们发现，单纯数理(演绎)分析的方法对描述静态事物(包括机械运动)很有效，却无法精确模拟发展变化着的有机系统，热衷于精巧的公式和算法，结果将陷于大堆的具体数据中不能自拔。对于后者，只能结合实际，辅之动态方法论原则，具体地分析。
后行为主义流派承认，“历史过程本身并不存在某种惟一的、最优的结局，历史发展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5] (54页)。能否找到绝对正确的逻辑框架去预测政治活动的结果并不重要(也不可能)，重要的在于“行动”，即亲身体验政治活动并发现其中的问题和矛盾，拿出行动方案，在个体的政治参与中把握政治运作的模式。这种方法论从微观个体的实践活动出发，重点考察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形式，最终达到对宏观政治行为模式的生成性理解，力图揭示政治活动的内在动力机制，属于开放性的动态方法论。同时，当代西方政治学也意识到，参与政治实践的“行动”不是“盲动”，仍要贯彻科学的行动策略。随着70年代系统(非线性)动力学的产生及向经济学的渗透，理性选择主义流派和新制度主义流派更多地采用了科学实验手段，利用经济学工具研究人的政治行为策略。其中，理性选择主义流派主要是“进一步讨论这些利益目标各异的不同行为主体如何达成集体决策问题”，新制度主义流派除了坚持“任何组织制度都是产生于人们的政治互动行为”这一前提外，更多地关注“组织制度一经产生，就反过来对内决定组织机构内部的”“人和团体的行为”。
作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在创立过程中，首先从方法上批判了传统政治学“从静止、孤立和片面的观点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唯物史观认为，传统政治学的分析过分依赖于形式化的理论构架，无论这个构架是以抽象概念为起点的严密的逻辑演绎过程，还是以文献数据为基础的精细演算过程，都是试图用静态的、绝对的和刚性的逻辑框架，展现千变万化的现实政治活动。与这种形而上学的政治观不同，唯物史观运用辩证方法考察人的政治实践活动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3] (361、733页)。马克思曾指出，在表达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时，不仅不能像形而上学家那样按照观念上的、“纯逻辑的次序”来构筑体系，甚至也不能“按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顺序来排列”，或者用“结构严密”、“逻辑连贯”的科学“公理”精确再现，而应该按照它们在现实社会内部结构中的实际情况来安排。这是因为，“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6] (166页)。“谁要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3] (430页)。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和人的自觉创造过程的统一，理论的真理性问题，不是事先找到一个绝对正确答案的纯粹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关键是要以科学的态度来采取实际行动，改变世界。因为“现实并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是眼前进行着的历史运动的表现，“行动，实践——按其本质，是对现实的冲破，是对现实的改变”[4] (299、90-91页)。“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 (75页)。
作为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辩证法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作为动态的方法论，由它产生的理论必然是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着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真理标准与实践标准相统一，坚持理论探索者与实践活动家的结合。它不仅仅以求知为目标，而是以改造世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目的，反对以理论与现实相脱离为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第二，它以研究个体(包括个人或团体)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竞争与合作的对立统一)为核心。辩证法“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间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7] (328页)。第三，它通过考察个体与社会(制度)的互动来把握社会历史不断质变的发展过程。每一代的个体行为规则受前辈创造的制度环境的制约，因为“对于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人们来说，它又成了一种外在的环境，一种既定的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活动”[8] (340、341页)。但这种制约又不是绝对的，能动的个体在行动中不断否定旧制度，创造新制度，并将被后代所再次否定。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在方法上对传统政治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批判，与当代西方政治学不断否定传统方法的转型过程，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后行为主义革命提出的“关联与行动”的口号，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以实践的姿态改造现实世界的理念，十分接近。理性选择学派和新制度主义学派所关注的差异经济个体在互动中达成集体决策的方式，以及社会组织模式对个体行为的规范作用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利益差别的个体(生产力)如何在经济交往(分工与合作)中构成社会经济制度(结构)，以及社会制度反过来又支配个体活动的观点，也有契合之处。因此也可以说，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演进具有积极的辩证法倾向。
三、社会政治活动过程的双向分析变相承认了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分析
迄今为止，态度与制度的偏好问题仍是困扰西方政治学家们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当代政治学在现实地、动态地考察社会政治过程方面达成了一致，但是在具体揭示过程的动力机制或者说理论起始点的理解上存有分歧，个体政治行为的倾向(态度)与现实的政治结构(制度)，到底哪个更适合作为讨论问题的开端，围绕这个问题的不同见解，政治学理论分成了两派。作为代表理论，理性选择主义流派倾向于从个体行为自利倾向的“经济人”假设展开讨论，强调政治的宏观运作形态由微观社会基础所决定，而新制度主义流派更倾向从政治制度的现实引出分析，强调人的行为由规则驱动，要理解微观个人行为就必须研究宏观制度结构、组织模式、文化和社会范式。令政治学家感到难堪的是，态度与制度的关系似乎构成了悖论，“政治态度不是简单给定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在一生当中对所面临的政治结构的反应。但政治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呢？它是由那些在政治结构形成过程中带有某种态度的人们创造的”。因此，“论题的顺序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成为政治科学中一个微妙的偏好。是到了把它拿出来公开探讨和争论的时候了”[9] (22-23页)。
尽管存在争议，但从总体趋势看，两种观点正逐渐走向融合(许多学者一直就把理性选择学派归入新制度主义思潮当中)，承认悖论(矛盾)越来越被视为理解现实的正常方式。以新制度主义流派为例，它并不否认个体(包括团体)间的政治互动行为是推动社会生活进展和制度形成的动因，只是强调，“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人们一般的政治行为，而是制度性的政治行为”[5] (80页)。值得注意的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一个影响日益增强的新流派——历史制度主义流派，试图更好地协调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矛盾关系，既承认个体行为因素(尤其是能够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因素)在制度建立和演化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又强调制度性存在以非对称权力形式对制度运作过程的支配作用[5] (55页)。也就是说，两类理论的起始点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个体的政治实践活动，只是在个体行为动机上视角不同。理性选择理论的优势在于，在制度性约束力较弱的公共选择领域，经济学应用工具可以更好地派上用场；而新制度理论的优势在于，在关乎组织模式和制度结构的领域，制度因素作为主导参量，有助于直接把握问题的关键。实际上，为了克服片面性，两类理论都在自身内部不断强化对方的观点，以保持理论的平衡。
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理解是：第一，社会的运动发展既不是外力推动，也不存在一个实体性的、终极意义上的动力源，社会内部要素间的交互作用，亦即社会个体(包括团体)之间既分工又协作的生产实践活动，才是社会演变真正的动因。第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是人们借以把握社会内部要素交互作用的钥匙，因而被称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个体通过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交往活动而创造了社会。有着能力的、利益的差别的劳动者(力)，在生产斗争和生产协作中形成具有全新的质的合力——总体生产力，在此基础上，“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9] (33页)另一方面，社会作为个体相互作用的创造物又制约和规定着个体的活动。既定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并通过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及其载体(个体亦即主体)的巨大反作用，这突出表现为社会存在对人的肉体、意识的决定和再生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人也生产社会。”[10] (122页)
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看，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关于社会政治运动过程的基本描述，实际上是从不同侧面变相承认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原理。只是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少西方政治学家不能自觉地把握个体态度与社会制度之间无始无终的(矛盾)互动关系，仍然试图在态度与制度、个体与社会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作为绝对的理论开端。
四、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评析
(一)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唯物辩证倾向是不自觉和不完整的表达。所谓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倾向，只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论作参照，从积极的方面探讨这种新方法论相对于传统方法论的共性特征，远非西方政治学界的理论共识，更不代表其理论实质。换言之，这种方法论至多只是唯物辩证法精神的不自觉和不完整的表达。西方政治学家看到了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弊病并试图加以改造，但却尚未从哲学方法论层面予以系统的清算，达到理论上的自觉。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知识图景中，各种思潮交错，流派林立，主题繁杂，但却没有一个方法论层次的总体分析，能够指出当代政治学理论生态中的谱系关联。从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内部看，虽然整体上超越了传统理论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模式，还夹杂着大量的形而上学唯心论残余，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论争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以新的形式展开罢了。
(二)从现实的政治实践出发，动态地考察社会政治运作过程，仅仅是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总体特征。在落实动态的研究方法、展现社会政治运用的动力学机制方面，当代西方政治学还表现出一些更具体的方法论特征。例如，上文提到，这种方法“既重视微观个体行为相互作用形成宏观政治活动方式的过程，又重视制度结构和组织模式对个体行为的约束和影响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具体考察社会政治过程时，主要是围绕社会系统运动的对立统一性、质量互变性和否定之否定性三个方面动态特性展开的。例如，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分析强调社会内部要素间的相互作用(矛盾运动)就是社会个体之间既分工又协作的生产实践活动，是矛盾双方(分工与合作)的对立统一；强调有着能力的、利益的差别的个体劳动者(力)，在生产的分工和协作中形成具有全新的质的合力——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微观量变到宏观质变的结果；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于生产力载体(社会个体)的再生产控制，是一个社会塑造新个体、新个体塑造新社会的无限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方法论为参照，还可以发掘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更多具体内容。
(三)当前西方政治学领域研究的重点实质上是社会政治系统的自组织动力机制。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在方法论转向过程中，引入了多学科的分析工具，从不同视角考察了社会政治生活中多种主体和组织形式的活动过程，包括个人、团体、利益集团和各政党在一定的心理特征、行为压力、思想倾向和外界刺激前提下，通过内部相互作用构成的整体性行为模式。从系统自组织动力学的观点看，它们共同的目标是：通过研究微观层面子系统(个体或团体)间的交互作用，揭示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宏观政治系统(政治体制及其表现物)的运动规律(模式)，以及宏观政治系统对微观个体的规范和支配功能，尤其是重点考察微观子系统间既有竞争又有妥协的相互作用方式亦即组织化机制(如沟通理论、团体理论及博弈论)。实际上，唯物史观算得上是最早从动力学角度对社会系统进行研究的理论，正是从个体之间和阶级之间既斗争又协作的对立统一关系出发，唯物史观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和带有物理学色彩的生产“力”概念，通过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原理详细论述了微观个体间的相互作用与宏观社会组织模式间的互动关系，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自我发展的动态(力学)理论。
(四)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方法论基础与后现代主义哲学思维范式有着密切联系。后现代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总的特征是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它拒斥封闭性、收敛性和纯粹还原性的线性逻辑推理方法，反对存有确定的、现成的理论起点或理论框架的信念，以及追求事物背后永恒不变的绝对内容的企图，关注事物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强调存在即过程，过程即创生，创生即互动，互动的主体是彼此差异的个体。这种通过差异个体间的相互作用来动态地把握事物生成过程的方法论理念，虽然往往因为反对基础主义和反对本质主义而走向彻底反对一切基础和本质的形而上学方法，但从否定传统方法论的积极方面看，与当代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精神是相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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