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自觉与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今中国论文,自觉论文,哲学论文,理论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6-0005-07
“理论自觉”并非今天才被提出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已经明确提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自觉问题，且开启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并有相应的理论建树，但在随后掀起的人文社会科学建设潮流中，理论自觉问题则延宕为次要问题，甚至转化为近乎空洞的理论体系或“××学”的建构。进入21世纪，尽管问题意识不断被强化，但仍然没有很好地实现向理论自觉的转化与提升。近些年来，一些人文社会学科如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再次提出了学科层面的理论自觉问题，但理论自觉不只是某一理论领域或某一个具体学科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文社会学科面对时代变化及其挑战的整体性问题，需要予以全面的讨论。为了把问题本身凸显出来，呈现其急迫性，本文着重就“理论自觉”铺陈若干想法，愿与人文社科界同仁分享。
问题意识，虽源于问题，但却是对问题本身的超越。问题本身是多样且杂多的。有重要的或根本性的问题，也有一般的甚至是琐碎的和枝节性的问题；有真问题，也有假问题；有学科性的特殊问题，也有且主要是诸人文社会学科共同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构成有质量的和有分量的研究课题，因而还需要对复杂的问题本身进行区分、归纳、提炼与批判，从而集约为问题意识。问题本身还是经验层面的，而问题意识则进入到了理性及理论层面。提出问题意识，其实已意味着研究者形成了一定的理论自觉，且具备了一定的分析与把握问题的理论能力。因此，循着问题意识的内在进路，必然要求实现相应的理论自觉。重大的实践问题，其实都是依据现成的经验与既有理论难以解决的问题，也都要求相应的理论自觉，进而实现理论上的突破、创新或新的阐释。因此，原则上讲，问题意识与理论自觉并不是前后相继的两个步骤，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在实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中，因理论能力、视域局限、学科壁垒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导致问题意识的凸显常常会过多地停留于经验与姿态层面，而本来应当与问题意识同步的理论自觉反而滞后甚或受阻。
新时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其实是存在着问题意识滞后于理论自觉现象的。近十年来，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恐怕要算是“问题意识”了；至于“理论自觉”，虽有了一些呼吁，但总体上远没有跟上所谓问题意识，且成为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症结。
问题还得从新时期三十年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文社科的状况说起。其实，在以大量引进西学以及以启蒙为主题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就已经提出了理论自主性问题，但此时的理论自觉还停留于政治话语层面。90年代以来，随着从启蒙主题向市场主题的急转，悬搁了理论上的探讨与争议，也使得刚刚形成的理论自觉问题迅速地边缘化，并延宕、让位或消解于学科性的问题及其境遇之中。市场逻辑的兴起无疑消解了理论自觉甚至于视理论自觉为伪问题，一度对西方经济学的过度推崇其实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证明。90年代初，所谓人文精神及人文学科的危机，倒也切入了理论的存在及价值困境，但却以学者及学术的生存困境掩盖了理论自觉的滞后与不足。高等院校扩招及其国际化发展态势，直接带来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在格局及态势上的新变化—经济管理类市场型学科兴盛，人文类基础学科冷清；应用型研究强，理论型研究弱；学科性及学院性渐强，思想性及跨学科性渐弱。这种非均衡的格局与态势，大体上属于人文社会学科回应市场社会的分化与科层化，从而作出的被动的结构与功能调整，但不是内在的调整，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有益于理论自觉的学科生态结构。国家在政策及资源配置上的扶持及保护，的确缓解了人文及理论学科的生存危机，但隔离式的扶持与保护，无助于真正实现和提升这类学科的生存能力，包括理论自觉。90年代中后期开始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大规模的学科建设，成为新时期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毋庸置疑的中心任务，并直接促成了学院性学术的兴起。
学院性学术的基础，其实是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各种研究领域及其理论探索，这些研究原本反映了学术界关于社会及文化转型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自觉，只是在随后服从于形式化且多少功利化的学科建设过程中，在从领域及其理论研究向学院性学术的转变过程中，先前的问题意识逐渐钝化，而21世纪以来形成的新的关于问题意识的话语，又很快泛化为一般的、情绪化且缺乏理论实质意义的意见，并没有实质性地启动理论自觉。
21世纪以来，一度在坊间流行的所谓“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说法，很能说明学院性学术拒斥思想理论的情形。所谓“思想淡出”，是指告别20世纪80年代以彰显思想为主旨的启蒙传统。这里表达的不仅是对某种空疏无当的思想的不满，也是对各种呈现为宏大叙事的理论话语的拒斥。所谓“学术凸显”，是用学术替代思想，并形成所谓后启蒙时代的规范化及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模式。“学术凸显”中的“学术”，即学院性学术。其实，仅仅靠对思想理论的拒斥是难以确立学院性学术的。“思想淡出”并不足以支持“学术凸显”，作为一种姿态的“思想淡出”不可能支撑起相应的学术模式；学院性学术所依靠的主要是大规模的学科建设工程，或者说，学科建设本质上的科层化特征加速了思想的淡出以及学院性学术的形成。显然，疏离于理论自觉的形式化的学科建设，无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研究模式。从现象上看，学院性学术的症结就在于仅仅满足于学科建设需要。学科建设的规模化目标助长了学术研究的数量化取向，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所谓的学术成果其实是“学科建设产品”而不是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学术界加紧引入国外各色学术，好像谁搞的人最新，谁的水平就最高，有些学科迅速沦为洋思想、洋理论的跑马场(当然，在糟糕的情况下，连“跑马场”也不是，如食洋不化、粗制滥译，甚至于抄袭剽窃，诸如此类，学术翻译市场的现状委实堪忧)。至于学科建设中的功利取向以及无批评的交往方式，则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学院生存法则及潜规则，既不利于学术的深化与开放，也使学院性学术更加封闭。
21世纪以来问题意识的凸显，是对僵化的理论教条、被动而空洞的研究模式以及种种盲目且食洋不化的学术引进方式的批评，由此希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针对性以及研究质量上能有一个大的提高。问题意识针对的就是学院性学术。问题意识的提出，在一定程度巩固或开启了一些学术领域及新兴学科，并出现了一些理论创新成果。但是，总的说来，问题意识主要还是限于经验层面，是简单化的分析框架，且过多地停留于话语、姿态与情绪层面，纷扰的问题意识及其焦虑，越来越成为深入分析和把握现实问题的困扰；与此同时，也卷入了学科建设的焦虑，还没有很好地实现从问题意识到理论自觉的转换与提升(至少没有实现两者的有效结合)，即没有能够真正上升为理论与学术问题。问题意识呈现出了学院性学术的很多症状。但是，关于症状的诊断，人们听得最多的不外乎是脱离“生活世界”，而克服学院性学术的不二法则，也就是“回归生活世界”；从提出问题意识到回到生活世界，也成为这一时期很多批评文字的基本模式，家族相似。还有一种观点，竟有意无意地把学院性学术等同于学术本身，从而通过强调问题意识而否定学术。好在学院性学术实在不能代表这一时代的学术。当然不是指所有的批评，事实上已有相当一批颇具洞察力与理论深度的批评文字，正是在这些文字中，人们看到了从问题意识转化为理论自觉的急迫性与可能性。
学院性学术是由形式化乃至于功利化的学科建设支撑起来的，但正如学科建设的形式化及功利化取向本身乃是学科发展主题的一个症候，因而，导致学院性学术的症结其实并不在学科建设，而在于学术研究对重大现实问题及其理论自觉的疏离。学术应当超越学科，因此，把学院性学术的责任推给学科建设是不公允的。学科建设终归是服务于学术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的，人们也有理由相信，经过逐渐完善，一定会形成真正符合学术发展内在规律的学科结构与生态体系。
理论自觉绝非今日才被提起，只是它不属于学院性学术的特定框架，正如现时代并非一切在诸如大学及科研院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并不都属于形式化的学科建设，也并不都被称为学院性学术。实际上，当代中国一批敏锐的思想家与理论家们，已经意识到必须从理论上面对二十年来中国所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社会与文化转型问题，强化理论研究的本土意识与自主意识。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革”期间已故思想家顾准的有关中国社会道路的独特研究与思考，重新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费孝通、汤一介、杜维明等，明确倡导面对全球化时代中华传统的文化自觉及哲学自觉问题；高清海在90年代至世纪之交有关当代中国需要有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以及哲学理论的呼吁；一些重要的刊物如《哲学研究》等，明确提出“通过重大的现实问题带动学术研究的研究与创新”的办刊方针。又如，近年来，郑杭生、陆学艺等明确提出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并要求对新时期重大的社会现实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更多的中青年学者如李德顺、孙正聿、赵敦华、衣俊卿、吴晓明、张曙光等十分强调理论自觉及哲学自觉的重要性，并影响到哲学、社会学、传播学、文艺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等诸人文社会学科。有关外来学术本土化的探讨、存在论与生存论的探讨、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探讨、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探讨等等，其实质或问题域同样是理论自觉问题。
尽管存在上述努力，且这些努力注定会转化为今日理论创新的资源及其传统，但是，依据当代中国境遇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难题与课题，依然需要大力倡导并促进由问题意识向理论自觉的转化，倡导从学科建设所主导的学术模式向理论自觉为主导的学术模式的转化，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准。而面向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转型，尤其是面对大量复杂难解的社会现实问题及其矛盾，已经到了仅靠提问、经验乃至于实践智慧难以解决的程度，必须要求实现理论意义上的深化与探讨。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求转化为理论问题。
理论自觉，本质地要求把实践问题转化为理论问题。人们在现实中见到的变动不居而又困惑不已的实践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代的确定的理论问题的表现形式。在现代性背景下，实践由理论所定向，乃现代性的一个特征。而且，对于国家与民族而言，所有现代性的总问题都隶属于现代化所规定的世界历史的总背景。在这一背景下，理论问题一方面表现为实践问题由以形成的历史及思想史前提，另一方面构成应对实践问题的理论思维能力、理论论域、方法乃至于信念基础。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自觉的根由在于，正在生成的中国模式与同样变化了的世界历史时代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新的把握与阐释。
首先，必须要对中国模式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历史意义有足够的估计。
前溯一百七十年，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大举扩张的时代，也是中国被迫拖入全球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国力渐弱、内忧外患时李鸿章断言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确遭遇自形成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实际上是遭遇现代性的全面挑战。这个历经劫数、甚至看起来已难逃被西方列强肢解命运的泱泱古国，不仅渡过危难，而且发奋图强，在经过一个半世纪艰苦卓绝的努力，形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中国崛起不仅改变了西方近代以来对于非西方世界的殖民化逻辑，而且事实上已经并将继续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当然，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把中国模式的形成及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归结于中国自身的努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模式的形成过程恰恰又是世界历史之现代进程的内在过程，是中国人参与世界历史过程的具体进程。博弈从来都是相互的。中华帝国遭遇西方列强，同时也暴露了西方以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殖民化所主导的世界历史逻辑的问题，并激起西方思想家对欧洲现代性及其世界历史观的反思。在那些近代早期的欧洲思想家的观念中，中华帝国无疑是文明典范，即使在启蒙时代，也被一些欧洲思想家视为教化的目标。强势的工业文明，在几十年间竟在欧洲成就了一种看起来强大的历史哲学，并成为诠释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主导理论——这个理论框架，把中国以及非西方的自主的现代性及其现代化排斥在外。但是，从马克思开始，这一框架即遭到西方思想家的激烈批判，事实上，马克思之后的现代思想家，诸如叔本华、尼采、施本格勒、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从不同层面提出了“西方的危机”，其背后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着对中国以及非西方问题之复杂性的考量；至于后现代主义，在此意义上正是西方思想家对历史哲学的自我解构。
在当代思想中不断受到批判和自我批判的西式现代性模式，实际上在西方列强最初遭遇来自于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强烈的现代化诉求时，就已经要求进行实践与理论上的变革。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学说是对西式现代性思想的最初、同时也是最彻底的突破，并实现了从区域史向世界史的转变；以共产主义运动为主导的现代社会运动，正是这样一种转变的体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最终选择并从属于这样一种运动，实属历史之必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质是现代中国选择并借助于马克思学说所成功开启的现代化道路。这一道路本身就是世界历史时代的新的展开方式，但显然需要在理论上作更加深入的阐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非西方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只是在否定西式历史观的意义上得到把握的，这也巩固和加剧了西式主流现代化思想及历史观对非西方历史观的拒斥。20世纪90年代前后苏联东欧剧变后，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做的结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人”，实际上表征了西式历史哲学的复活。中国也由此被推向世界前台。尽管目前西方思想界(甚至于西方左翼界)依据一些表象，愿意把中国模式看成是西式现代化乃至全球资本主义的附属乃至于典型，但是，本质的方面仍然在于，中国正在形成一个有益于革新并增益世界历史的发展模式——除了通过革命而成功地带来世界历史时代的新转变，还应该在全面的社会建设方面较西式现代化模式有更大的作为。在这一意义上说，中国模式更多的是在近二十年全球现代资本主义景象中特别呈现出来的，是中国经验的提炼。对于这一模式，并没有一种既定的理论给予全面深刻的解释。正是中国模式的生成，要求变革世界历史时代的固有的解释框架。这必然要求理论界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阐释中国模式的世界历史意义，借此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其次，中国模式在实践与理论上也要求指认西式现代化模式的症结，并与之区分进而展示自身的方向与任务。
西式现代性及其现代化模式设定了一种普遍性的因而也是抽象的人类模式，但却蕴涵了如下四个方面的理论框架及其解释系统：一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物化逻辑；二是民族—国家式的政治框架；三是理性化的解释系统；四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上述四个方面共同构成西方现代性话语系统，形成西式现代性模式的实质，由此也实质性地构成对中国模式之现代性的排斥。中国的社会形态类型被本质地规定为亚细亚的即前资本主义的类型，且不可能自主地实现向资本主义即私有制的转变，因为要资本主义就必然走殖民化等依附类型。依据西式现代性的观点，现代化运动以来的基本政治格局，是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结构。按照这样的分析，中国这样未经西式政治变革的多民族国家是不可能的。有关分裂论之所以在西方有很大市场，其实是有其根深蒂固的理论基础的。这种基础由其哲学存在论所定向，并形成看起来毋庸置疑的政治观念。但是，对于中国的政治文化结构而言，这种观念即使不造成直接危害，也是冲突的。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进一步强化了其理性主义传统，不仅视理性为思维方式，而且视之为一切社会存在的结构方式。由此，把现代性与理性直接等同起来，把技术与工业等现代性物化要素看成是理性化的实现因素，进而把理性化看成是现代性以及西方文化自身的合法性基础。至于欧洲中心主义世界观，则是上述三个方面在地理、地缘以及历史观上的典型表现，反映了西式模式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文化认同。
如此说来，中国模式显然无法纳入西方既有的现代性模式。马克思对西式现代性模式的批判的确瓦解了西式模式。马克思对西式模式的最本质的批判是从第一个方面展开的，并由此在意识形态批判的框架内整合了另外几个方面，且蕴涵着现代性价值观念的变革。但马克思并没有从制度上改变西方世界，西方主流思想界也没有完全接受他的价值观。在马克思同时或之后，斯宾塞、迪尔凯姆以及韦伯，实际上又通过实证主义、结构化、功能化、保守主义乃至于实用主义等等方法与路径，再次在改良主义的背景下复兴和巩固了西式现代性观念。在欧洲中心主义框架下，马克思本人的社会形态理论，也可以解读为对中国以及东方社会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一种支持。至于当代西方虽然有形形色色的西方文明危机论，但大都把这一危机看成是西方文明固有的高贵的悲剧史观，甚至于看成是西方文明自我治疗与修复功能的表现。通过对目前国外各种政治思潮的研究与观察，人们会发现，无论是右翼仍然盛行的帝国主义及保守主义，还是左翼的激进的反全球化思想，抑或是主张公民社会的“第三条道路”，其实都不可能真正切入中国的问题，因而最多只是我们考察中国问题的参考。至于后现代视野中的中国以及中国模式，完全是一幅莫可名状、不可理喻的图像，对于中国的分析更不靠谱。“中国威胁论”的论调有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中国模式存在着不可遏止的扩张企图及其恶果，然而这实际上是把中国模式看成了西方现代化以来强力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帝国主义模式，而忽视了中国模式一定是一个内生型以及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和谐型大国模式。
在强势的西式现代性话语背景下，中国模式的哲学阐释变得异常重要。中国模式的哲学阐释，需要明确同西方现代性模式的区分与差异，但肯定不是与西方话语完全对立起来，走入自我封闭。中国模式一定是在意识到西方现代性模式的症结的情况下突破既定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果，因而一定包含着对西方现代性模式的扬弃。在这里，扬弃表现为肯定，而不是如西方现代性模式那样不断表现为抛弃和单纯的进步强制。以自身的方式克服了西方现代性的负面方面，才是真正的历史进步。迥异于另一种模式的模式，一定会在实践中以另一种方式重复这一模式的症状。人们其实已经发现，说明中西两种文明的差异乃至于区分容易，但要分析其可沟通性不易。面对共同的现代性难题，仅仅靠强化诸如“推己及人”以及普遍主义之类的哲学人类学话语仍然不够。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向，还是现代新儒家或国学式的研究路向，在批判西方学术资源时，完全不必否定和拒斥其合理性。无论如何，这些资源及“前沿”，依然是我们在打量世界时必要的镜像。其实，单一的马克思主义路向，同单一的儒家路向，对于中国哲学的哲学阐释不仅是不够的，而且通常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是本质同一的。研究应当自觉地基于当代中国的主导实践。在这方面，教条化的理论说教，学院化的研究模式，想象性的中国现实，仅以周围儒家文化圈为文本基础的现实观照，心理分析化的现实分析，偏执的文化姿态，恐怕都不利于研究的深化。中国模式，正如中国文化本质固有的和谐、多样、共生以及对异文化的欣赏与学习心态那样，一定是世界多极模式中最具有开放因而最具有团结能力的一极。所以，如果把中国文化看成是故步自封的一极，那事实上就是从根本上误解了中国传统。中国模式的哲学阐释，不仅是一种合法性的阐释，更是对其世界历史意义与贡献的阐释与希望。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从问题意识到理论自觉的范例。这一范例，对于今日实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自觉及其创新来说，既是激励也是挑战。
马克思的时代注定是问题多多且困境重重的时代。当时，青年黑格尔派最为集中地表达了当时德国的问题焦虑。这些问题焦虑深深地影响了青年马克思，而且马克思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对这些问题的独到且卓越的把握与分析。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从来就不是青年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绝不满足于喋喋不休地抱怨这些问题，而是通过理论自觉及其独立思考，从这些问题中抽取最实质的问题，进行艰苦卓绝的理论探索。这些问题，在当时看上去是德国面对“先进国家”的焦虑问题，实质的问题则是面向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矛盾与困境。实质问题的发现及其理论自觉，意味着马克思要求在世界历史时代的背景下展开资本主义批判，并立足于无产阶级的普遍化及其人类解放论，从而超越片面的和单纯的“德国人”立场，从历史变革及其进步的意义上全面地分析和解决问题。对一流的社会科学家而言，发现问题必然连带着理论自觉，并进而成为自己理论创新与重构的内在动力。因此，当青年黑格尔派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宗教批判时，马克思是坚决不同意的。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开篇就肯定地讲：“对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①在此，其他一切批判之首只能是政治批判，而政治批判的目标，即是作为真正的人类史得以开启的人类解放。这也是解决当时德国问题的抓手。马克思意识到，面对一个正在到来的世界历史时代，既有的理论框架——不管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还是德国古典哲学，既有的政治思想资源——不管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浪漫主义、历史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还是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都不可能成为一个正在到来的世界历史时代的主导理论，必须切入现时代的问题意识，实现理论自觉，展开对一系列既有理论学说及其思想资源的批判，如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实践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并建构新的社会历史理论与政治学说，这就是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其实是对西方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现代化模式及其理论(理性化)阐释方式的反叛。这一反叛部分地改变了民族—国家现代化模式及其理论，也改变了先前那种仅以哲学家自己的族性及地方性承担世界历史的思想惯例，从而为一种多样性的世界文化体系的出现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马克思并没有站在一个特定的民族—国家立场，相反，其立场是人类解放。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并把先前所有的现代化模式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分析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内，整个西方被资本主义本质化和同一化，殖民化则是这样一种本质化与同一化的延伸方式。由此，马克思不仅否定了民族—国家模式，而且也否定了在世界历史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按照这样的理路，世界历史的未来前进方向应当是非西方，而且是一个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化的非西方。世界主义者马克思坚决反对欧洲中心框架中的民族—国家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非西方民族与国家的自由和独立。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其“势力范围”迅速向非西方拓展，不是没有原因的。马克思学说，就其对资本主义的坚定的批判以及在其实际的历史效应而言，恰恰是欧洲中心论的批判者与终结者，而且也是以民族—国家观念为主导的欧洲哲学社会科学传统的终结者。在马克思那里，理论自觉无疑表现为一种服务于全人类的哲学社会科学抱负与实践。
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自觉的范例，无疑给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虽说基本上还从属于马克思当年所洞察的问题，问题的解决也从属于他所开辟的历史方向，但问题更为复杂，更需要理论上的把握与建构能力。呼唤理论自觉，其实是呼唤一种新的哲学理论。当下中国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哲学理论，一种与这一伟大时代相比肩的哲学理论。这也正是理论自觉的最重要的成果，是思想对这一时代的交代，也是历史时代合理性的一份强有力的证明。
凡是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除了物质与制度的现代化之外，也体现着并要求体现为相应的哲学与理论贡献，体现为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体现为哲学人物、思潮以及自主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与范式。如果没有相应的哲学与理论贡献，必定会反过来使其物质与制度上的成就大打折扣甚至于受到根本质疑与动摇。在现代化过程中，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等，都拥有相应的经验与历史，但是否能够成为稳定的现代化模式，除了一定有其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以及地缘上的原因，还必须要求体现为哲学与理论贡献，要求体现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创造性贡献。事实上，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英国的经验主义、法国的启蒙思想、德国的古典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以及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连同一大批划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正是见证了这样的哲学贡献及其理论成果。这些贡献，连同取得的物质与制度成就，使所在的国家及民族成为全球现代化的典范，不仅大大地彰显了其民族精神，也促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反过来讲，如果没有形成相应的哲学与理论贡献，几乎可以断定，所在国家及民族即使形成了一定的物质与制度现代性，也很难说是典范的现代性模式。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为例，这些国家因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某种原因而获得现代化的先机，但终因各种主客观原因，而无法继续引领时代精神，从而难以真正成为现代化的典范；其中，哲学上缺乏建树，既是这些国家与民族衰落的结果，也是其原因。人们注意到，在思想深邃、才华横溢的近代哲学家思想家中，鲜少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荷兰的身影，即使是少数几位，诸如伊拉斯谟、格劳修斯、斯宾诺莎，人们也很难把其哲学与理论贡献同其祖国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些思想巨匠及其成就，更多的是属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成果，是欧洲近代哲学认识论兴起的伟大成果。他们在理论上的贡献，也不像其他近代思想家那样，能够让他们本人与他们所在国家及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打下烙印。②如果说哲学家的理论贡献同所在国家在全球现代化道路中的地位基本匹配，那么，上述情形恰恰表明，他们成就的国家归属却因为所在国家的世界地位而淡化了。这些国家的现代性地位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选择掉了。
但中国模式注定不会重蹈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的覆辙。中国模式的哲学阐释，乃今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当然使命。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自觉，一定是高度融合了自身文化传统的结果。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交互运动的结果，一定表征着当代中国人追求的哲学理念。同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模式相匹配的，一定有一个响当当的哲学称谓。这一称谓其实已经形成，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形式指引与路径依赖、同时根植于中国传统之创造转化而开出的实践哲学。这是一种同英国的经验主义、法国的启蒙思想、德国的古典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相比肩的哲学理论。诠释当代中国的实践哲学，恰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斯宾诺莎是一个反例，荷兰政府对斯宾诺莎的迫害，同古希腊民主制之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与马克思之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常常被教科书看成是政府压制思想自由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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