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波理论与世界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波论文,理论论文,世界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7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经济结束了战后长达二十年之久的高速增长，进入了国民经济“滞胀”和低速发展的阶段。为了在理论上能解释这一情况，促使国内外学者再一次对长波理论的研究产生了极大兴趣。
一、长波理论及其内容
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出现，并指出经济危机是周期发生的，一般是7—10年发生一次，具有周期性特点， 还指出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分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从那以后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都对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研究。
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长期波动现象的研究，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1896年，俄国人帕尔乌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农业危机的研究，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即大体上50年—60年左右有一次长期波动。1913年，荷兰经济学家冯·盖尔德伦发表了一篇论文，列举了一系列数据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存在大约60年为一个周期大循环的情况，并且比较详细地阐述出了出现60年左右一个大循环的主要原因。但是，最系统最明确地提出长波理论的还是前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1925年，康德拉季耶夫发表了《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后来此文经过修改，被译成英文以《长波周期》的书名出版），正式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平均长约50年的长期波动这一结论，即所谓“长波理论”。
康德拉季耶夫收集了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从1790年—1920年这130年中的商品价格、利率、工资、 对外贸易等一系列经济指标的变动情况，还收集了生铁、煤炭等主要原料、燃料的产量及消费量的变化情况，并对一系列数据进行了详细地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长周期理论。康德拉季耶夫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像马克思所说的那种7—10年为一个长度的经济危机周期， 而且还存在着一个50—60年左右的长周期，每个周期当中又分为上升与下降两个时期，各持续20—30年，一般情况是长期波动的上升期繁荣年份较多，而下降期则以萧条年份为主。根据对其所占有材料的详细研究和分析，康德拉季耶夫得出结论说，1790年—1920年这130年中已经出现过2.5个长波：第一个长波大约是1790—1845年，高峰期是1810—1817年；第二个长波大约是1845—1895年，高峰期是1870—1875年；第三个长波大约从1895年开始，高峰期是1914—1920年。根据观察和总结资本主义经济中已有两个半的长周期，康德拉季耶夫按长波的发展趋势又进一步预测出从1914—1920年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将出现长期下降。他说，“可能出现的下降波，从1914年到1920年开始”，并说，“根据现有可利用的资料，第三个长周期的下降开始于1920年”。康德拉季耶夫对20年代长波中下降波的预测，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状况所证实，特别是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把这次长波的下降波推到了谷底。
此外，康德拉季耶夫还列举了经济长期波动中的一些不同于其他经济周期的主要特点：一是在一次长期波动的衰退期中，农业通常出现显著的、长期的萧条；二是在一次长期波动的衰退期中，生产领域和交通运输业将有较多的技术突破和发明，但这些科技成果只能在下一个长波高涨开始时才能够得到大规模的应用；三是在一次长期波动高涨开始的时候，通常会有黄金产量的增长，往往会出现一些较为后进国家的经济突进，也会使世界商品市场相应地有所扩大。
二、长波形成的原因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长期波动，学术界始终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长期波动来自外源性因素；战争与革命，过激的阶级斗争形式等等。这种意见认为，生产力腾飞的起点是某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另一派认为，长期波动是由货币的数量和资源的数量决定的。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长波取决于货币流通量的变动，货币流通量的多少是经济长期波动的根源，这种观点忽视了货币流通必须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客观规律。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造成长波的原因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但自然资源的供给却往往滞后于这种需求，这种观点忽视了科技进步既能加速资源开采又能创造新的替代资源的重要作用。还有一派认为，长期波动来自内源性因素，即生产力体系内部的深刻变革所引起的。其中一种观点认为，造成长波的主要原因是固定资本产品更新换代所引起的，它的代表人物就是康德拉季耶夫，他认为，引起长波的主要原因是：经济领域存在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产品，生产每一种产品所需要的时间不同，消费它们的时间也不相同，从而每种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平衡过程所需要的时间长度亦不同。这样，在经济发展中就形成了时间长短不一，多种层次的平衡周期。但是，在这些产品中有一种决定生产性质的主要固定资本产品，比如，象蒸汽机、发电机和电动机这类生产工具。只要这些工具在生产中普遍应用，就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作用。生产每一种新型的主要固定资本产品需要很长时间，在生产中消费它们也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每一代主要固定资本产品的平衡周期也很长。这种平衡周期包含了旧的落后的主要固定资本产品被取代，和新型的先进的主要固定资本产品被采用而造成的经济冲击及其恢复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长期的，而且会波及整个社会经济范围。因为，当对新型先进的主要固定资本的投资有利可图时，全社会趋之若鹜，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技术更新，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促使经济长周期的上升波形成。随着经济的急剧扩张，寻求扩大国内和国际市场等外部矛盾逐渐尖锐化，加上经济危机冲击等因素的作用，使上升波出现转折，迫使其逐渐进入下降波。当技术改造和资本积累达到某点时，新一代的主要固定资本产品将产生。只有当新一代的主要固定资本产品进入普遍应用后，新的长周期的上升波就将再一次出现。整个经济运行就这样周而复始。同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长波出现是由基础性革新所引起的，由此而产生的“例外的生产力”导致新的增长部门利润率提高，因而发展迅速，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但过了20—30年之后，这种效益潜力发挥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部门利润率下降，资本贬值，因而国民经济呈缓慢增长或下降趋势。持这种观点的美藉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颇具代表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以会出现各种长短不一的经济周期，都是由于创新而引起的。按照熊彼特的解释，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用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之中。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新组合”，具体包括以下五种情况：一是引进新产品；二是引进新技术，即采用新的生产方法；三是开辟新的市场；四是控制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五是实现新的企业组织。熊彼特认为“创新”的引进不是连续平稳地进行，而是时高时低，有时密集，有时稀疏，所以就产生了“商业循环”或“经济周期”。同时，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新是多样化的、千差万别的，因而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有大有小之分，由此而形成的经济周期也就会有长有短。而长波的出现，则往往与一些重大创新有关。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并不一定全面，但我们深入考察1790年以来历次长波周期变动的条件，应当说至少有三个因素对长波波动的繁荣周期的形成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三个因素是：一是技术创新的因素。这里主要是指那些能够推动生产力巨大发展的重大变革，而非一般的科技进步。这些变革能够强有力地将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进而形成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它们作为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带头产业，从而推动全社会的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二是“火车头”因素。即新技术的采用和新兴产业的发展相对集中于一些有经济实力的经济大国，由这些经济大国来充当国际技术转移和推动世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三是后进国家通过经济突变，实现跨跃式发展。即国际间的技术转移能够触发一部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利用科技革命的成果，迅速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使国民经济出现跳跃式发展。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第一个长波的繁荣周期（1790—1825年），是以蒸汽机和机器（主要是纺织机）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由当时世界工业的中心国——英国充当火车头，居首位的增长产业部门是纺织工业；第二个长波的繁荣时期（1850—1873年）的中心国也还是英国，主要是在钢铁和采煤方面。这期间法国、美国、瑞典、德国、俄国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第三个长波的繁荣周期（1890—1913年），具有创新性的科学技术是电的发明，发电机、电动机的推广和应用，以及化学领域里的变革。它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比前两个繁荣时期发挥了更为巨大的作用，化学、电气、无线电、电话、汽车、飞机、机器制造等带动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进入重工业、化学工业阶段。这期间充当“火车头”的国家首先是德国，接着又有美国，欧洲其他国家及日本、加拿大等国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
第四个长波的繁荣周期（1945年—1973年），此期间科学技术的创新来自于更多的领域，如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等蓬勃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传统部门也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得到了改造，社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这个繁荣周期中，美国充当了“火车头”国家，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和地区出现了经济腾飞。
当然不能否认，在历次长波周期运动中，上述三个要素对形成长波繁荣周期的贡献是有差异的，这些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各次波动的国际经济政治的大环境和本国经济政治的具体情况。
三、长波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关系
长波理论是研究经济长周期波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是经济短周期波动，尽管周期的时间长短有不同，但他们研究的对象都是经济周期，这是它们之间的共同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从危机、萧条到复苏、高涨这是一种经济周期，在这种短经济周期中间可以出现一些较小的经济波动，它可称之为中间性危机，表现形式既可以是一次单独的金融危机，也可以是一次单独的商品库存危机，也可以是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余波。这种经济波动可能是一次周期性危机的先兆，在它之后很快就爆发了新的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这种经济波动也可能是一次周期性危机的结束，在它之后要过数年才有可能爆发新的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长波理论认为，从波谷到波峰再回到波谷，这也是一种经济周期。从长波的波动过程看，长波的升波包括回升和繁荣两个阶段，长波的降波则包括萧条和衰退两个阶段。而从短期的周期循环的过程看，一个长波经济周期则往往包含了若干个短经济周期。在长波升波时期的周期循环中，复苏和繁荣阶段时间较长，经济增长有力，萧条和危机阶段时间短，恢复快，经济震荡的规模和范围小；反之，在长波降波时期的周期循环中，萧条和危机阶段时间长，经济遭受打击的范围大，损害程度严重，周期性危机之后，经济增长乏力，甚至不出现明显的高涨。所以，长波波动周期与短期的经济周期循环两者不是相互排斥，互不相容的，而是同时并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他们之间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是以分析社会生产关系为主，研究随着生产力的变化，生产关系是如何变化的，最后得出科学结论：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而长波理论则是着重分析社会生产力这个方面，研究生产力的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中某些重大技术变革的出现，往往能起到长期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长波理论所涉及的经济周期一般长达50—60年，客观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因而在进行经济预测和制定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规划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用长波理论看世界经济的发展
从康德拉季耶夫提出长波理论到现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回顾过去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战后50年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轨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验证了康德拉季耶夫所提出的长波理论。假如以50年为一个周期进行计算，把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第2.5 个长波延续下去（当然前几个长波的起止时间在学术界也始终存在着不同看法）。它应当在1945年左右结束，此前的25年是第三个长波的下降期，期间曾发生过30年代大危机和以后的长期萧条，193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战后初期开始进入第四个长波的上升期，至7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以前，达到这一上升期的顶峰，接着就是以资本主义经济“滞胀”低速发展，80年代和90年代危机为标志的下降期。战后资本主义发展50年的历史恰好经历了第四个长波。西方第四个经济长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在西方经济长波的收缩期（下降期），整个西方经济和处于一种资产闲置、失业率和通胀都比较高的“滞胀”状态。（2）从70年代石油危机开始以来， 特别是80—90年代，由于经济不景气，全球企业破产倒闭现象较为突出，西方中小企业的寿命不到7年；大型企业平均寿命相对较长，但也不到 40年，著名大型企业的破产和被兼并亦屡见不鲜。在“收缩期”各类企业均面临着困境，已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3 ）企业为了能够更好地生存、发展，出现了世界范围的企业重组并购的高潮。本世纪以来西方已出现三次购并浪潮，当前的第四次浪潮更是来势凶猛。并购已成为企业竞争、扩展和吸纳资本的主要手段。它主要出现在经济长波的开始复苏和开始衰退阶段。（4）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经济不景气， 要求科技成果有重大突破，推动高新技术的大量涌现，从而为企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进而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使经济结构实现重大调整。
如果我们再依照长波理论推测，那么第四个长波则以1998年的金融危机为终结，在20世纪末结束，随后将进入第五个长波的上升期，届时资本主义经济又将可能面临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虽然，这一预测在时间上不一定百分之百地准确，因为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往往具有一些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是作为一种发展趋势，资本主义经济在今后20—25年后的时间里有一个比较快的发展速度是完全可能的，20世纪末的种种迹象已经显示出这一点。
战后科技革命由于自身发展规律和70年代经济危机的影响，曾一度陷入低潮，虽然在本世纪末出现了90年代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但是高新技术仍然出现了加速发展的趋势，在微电子、生物工程、新能源、宇宙开发、海洋开发等一系列科技领域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重大突破，而且各学科、各领域间的相互渗透也日益深化，它必将会促进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如电子技术与生物技术的融合已经开发出生物电池和酶电池；超导研究的两次冲击使其迅速走向商业化应用的大门，超导计算机、超导变压器、超导电磁船和磁水动力推进船的下水成功，预示着工业和运输业将出现革命性的变革。
这次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是在环太平洋地区掀起的，太平洋两岸的美国和日本，是技术创新的发源地，为确保它们在新兴技术上占领先地位，美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确定生物工程、航天工业、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激光技术为今后若干年技术开发的重点。目前美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占世界第一位，占发达国家一半，每年约2200亿美元左右，日本也不示弱，在新兴技术研究上的投资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并把开发重点放在超大规模电路电子计算机、新能源、新材料与生物工程上。纵观美日竞争态势，美国尽管在出口产品方面的竞争优势趋于丧失，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包袱沉重，航天事业接连受挫，但在科技竞争战略上仍然保持一定的技术竞争优势。克林顿政府前几年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很快燃起世界范围内“信息革命”火炬。日本在这场科技竞争中不甘落后，很快制定了一项“省际研究信息网络计划”，以美国“信息高速公路”为蓝本，计划耗资9500 万美元， 到2015年，光纤电缆将把日本的每个企业和家庭联成一体。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出台后，欧洲报刊立即出现了“欧洲面临挑战”的大标题。为此，欧共体委员会工业委员马丁·本杰曼宣布欧洲决定增产自己的大规模新型通信网络，即“信息高速公路”，并计划今后五年投资4500亿法郎用于该计划的开展。时隔不久，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及部长级会议也就全球“信息高速公路”问题进行磋商。“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多媒体技术及其他相关技术的发展，将把人类带入信息时代。在知识经济的推动下，美国、日本、欧盟等又将进入了第五个新的长波期。根据长波理论预测，这次长波上升期估计从2001年到2025—2030年，之后将转入下降期。针对国外经济这一长波变化，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时特别要引起注意。
经济长波是一种客观规律，我们要正确认识它，积极主动掌握和运用这一规律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成为开放系统，特别是随着今年下半年WTO的加入， 我国的经济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事实上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是比较高的；此外，东南亚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实际影响等都说明了我国经济正在受到经济长波的影响。根据长波理论和世界经济长波发展变化趋势，1950年至2000年这50年是我国第一个长波期，2000年至2050年是我国第二个长波期，从2000年至2030年是我国经济第二个长波的快速增长期，我们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利用好这个历史机遇，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在实践中要根据经济长波的变化趋势，制定切实可行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加快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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