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区域差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直接投资论文,效应论文,中国对外论文,差异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585（2008）01—0076—07
一、研究背景概述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的影响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针对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影响的研究很盛行，许多研究是从实证的角度进行的。从国外现有的文献来看，核心论题及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围绕对外直接投资与投资母国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即FDI的出口贸易效应。经验研究有的表明是出口替代，有的表明是出口创造，有的表明二者关系要么不明确要么很复杂。有关FDI出口替代效应的研究主要有：Gruber et al.（1967）[1] 使用美国1962年FDI横截面数据，发现在研究密集度较高的产业时FDI替代出口。Adler和Stevens（1974）[2] 对美国公司1966年在加拿大、德国、日本等海外生产销售与母公司的出口的统计比较分析中，发现海外子公司销售与出口的负相关。Gopinath et al.（1999）[3] 使用美国食品加工业1982～1994年在10个目的国（全部为发达国家）海外生产的综列数据，分析表明美国食品加工业的海外生产与出口之间存在弱的负相关，即在特定产业存在替代效应。Pain和Wakelin（1998）[4] 使用11个OECD国家1971～1992年的数据，发现FDI不仅在特定产业而且在总体上是出口替代的。支持出口促进作用的研究以Lipsey为代表，如Lipsey和Weiss（198l，1984），[5] 前者用产业对某个市场的出口、后者用个别美国公司对单个市场的总出口推论美国公司的出口和海外生产大部分为互补关系。Lipsey等（2000）[6] 对日本、美国、瑞典数据的研究表明，从制造业公司水平而言，日本母公司对国外一个地区的出口与母公司在当地的生产正相关，这种关系随时间越来越强；美国、瑞典情况与日本类似，只是强度较弱。支持不明确相关或相关复杂的研究主要有：Goldberg和Klein（1999）[7] 对美国在拉美的FDI分析表明，美国对拉美的FDI和贸易之间既没有强烈的也没有系统的联系。Blonigen（2001）[8] 对日本在美国汽车业和消费者产品部门的投资的研究表明，日本在美国的汽车配件生产并没有增加日本的出口，而其汽车生产显示对日本出口有一个正的显著影响，在消费者产品部门则显示FDI与贸易间的一个负相关。可以看出，研究结论的不确定性，从一个侧面表明FDI的出口效应更多的应是一个实证问题。Lim,Sung- Hong（2001）[9] 从三个方面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出口效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表明FDI会因投资产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投资年限不同以及投资的区位不同而不同。
国内关于中国FDI的研究非常薄弱，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效应的研究则更少，尚处于初始阶段。已有的关于中国FDI的研究主要是对规模、结构、动因、方式的定性分析，如齐春宇（1999）[10] 和韩可卫（1997），[11] 对策研究如刘长庚（1997）；[12] 部分研究对中国FDI作了区域分布、产业分布等方面的分析，如刘红忠（1998）。[13] 而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出口效应国别差异的研究几乎没有。为此，试图对我国FDI出口效应国别地区差异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并为进一步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政策建议。
二、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地域、投资行业日益广泛。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时，仅有4家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方累计投资总额仅为50万美元，而截至2006年底，中国有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906.3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0.85％。仅2006年，中国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746亿美元，境外纳税总额28.2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达63万人，境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进出口额达925亿美元。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11.6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2.72％，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第13位。
选取1990～2005年中国对不同国家与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和出口贸易额数据作为样本，采用以下指标：第一，OFDI[,i]＝中国对某国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额（亿美元），其中，i＝USA，HK，AUS，AFR，分别表示中国对美国、香港地区、澳大利亚及非洲的对外直接投资，该指标反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第二，EX[,i]＝中国对某国或地区出口额（亿美元），其中，i＝USA，HK，AUS，AFR，分别表示中国对美国、香港地区、澳大利亚及非洲的出口额，该指标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水平。上述指标的对应数据皆为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和《中国商务年鉴》。
三、模型和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通过对样本区间内对外直接投资额和出口额作散点图（图略），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线性关系。由此，构造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模型：
（二）单位根检验
很多经济变量作为时间序列具有一个显著特征即非平稳性。如果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来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则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果，即出现伪回归，从而导致各种统计检验无意义。[14] 将各时间序列OFDI[,i]、EX[,i]描点（图略），发现它们在研究期中不断增加，表现出上升的趋势，表明它们的均值在变化。这说明这些序列可能是不平稳的。
用ADF检验法（Augmented Dickey- Fuller Test）对这些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从表1可以看出，代表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的：EX[,i]、OFDI[,i]8个变量都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假设，因此都是非平稳的，而其经过二阶差分后的值都小于5％、10％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拒绝单位根的假设，为平稳序列，故EX[,i]、OFDI[,i]是二阶单整序列，即Ⅰ（2）。
（三）协整检验
为消除数据的不平稳性，使回归有意义，通常可采用两种方法：一是用差分来进行处理。该方法虽然可以消除不平稳性，但差分后的数据会导致两个变量之间长期关系的信息损失。另一种解决方法就是协整。在某种情况下虽然两个变量都是不平稳的，但它们的某个线性组合却可能是平稳的，这时两个变量被称为是协整的，这个组合表示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采用AEG法分别对EX[,i]与OFDI[,i]之间进行协整检验。
首先建立协整回归方程：
（五）结果分析
至此，得出了1990～2005年样本区间内我国对不同国家与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长、短期关系模型（表3）。
表3
OFDI-EX的协整及误差修正模型
从表3可以看出，长期中，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系数因国别或地区不同而不同：第一，对于美国而言，这一系数是136.5920，说明我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美元，就可以带动我国对美超过136亿美元的出口；二者的拟合优度达到96.35％，说明二者具有较明显的相关关系。第二，对于中国香港地区而言，这一系数是11.80437，说明我国对香港地区的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美元，就可以带动我国对港超过11亿美元的出口；二者的拟合优度达到90％，同样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第三，对于澳大利亚而言，这一系数是21.9884，说明我国对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美元，就可以带动我国对澳约22亿美元的出口；二者的拟合优度达到92.36％，具有较明显的相关关系。第四，对于非洲而言，这一系数是11.9248，说明我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美元，就可以带动我国对非洲约12亿美元的出口；二者的拟合优度达到85.18％，也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而短期中，一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变化不仅与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有关，还与上期的均衡误差项有较大的关系。从表3可以看出，在对各国与地区的研究中，对外直接投资的短期变化对出口都具有正的影响，但这一影响不及其长期系数影响大。以美国为例，这一影响系数是101.8686，其影响程度小于长期系数的影响。对于任何一国或地区而言，均衡误差项的系数均为负，符合反向修正原则，这说明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的长期稳定关系制约着其短期变化，并促使其走向均衡。系数的绝对值决定了均衡恢复的速度，以美国为例，系数是－0.483311，这说明均衡误差项对均衡偏差的调整幅度约为48.33％，调整速度是相当快的。
四、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通过对1990～2005年样本区间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性。
2.我国对不同国别与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均可以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二者呈正向关系。
3.我国对不同国别与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其出口贸易促进作用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带动作用从大到小依次是：美国、澳大利亚、非洲和中国香港。
4.长期和短期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一般的，短期内的影响程度较小（非洲除外），长期内影响较大。因此，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积极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都会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出口贸易的发展。
（二）建议
考虑到国家发展程度不同、所处地域不同以及文化历史差异等因素，大力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应作如下考虑：
1.继续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1）要适应国际通行规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直接投资便利化。简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审批和使用外汇审批的行政程序。（2）逐步完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体系。充分发挥财政、金融、税收、外汇、保险等方面的作用，积极支持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3）加强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指导、咨询和信息服务。主要是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权威性的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导向信息服务，使其可以及时了解相关国家的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和投资环境等信息，从而使企业可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并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4）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增强协调保障能力。政府应该继续利用多边磋商机制，加强和东道国政府的交流，及时协调解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依法保护我国投资国和境外资产的合法权益。加快签署双边投资促进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2.企业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1）应该从战略和战术上尽量做好各种准备，比如投资前对于东道国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和市场环境的调查准备，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自身发展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实现贸易升级。（2）应该做好对外直接投资人力资源和资金方面的准备，从而实现更大发展。
3.不同国别与地区适当差异，重点布局，避免“一窝蜂”现象。（1）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应该仍将其作为主要投资目的地之一，学习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由原产地等条件带来的贸易摩擦。（2）非洲。非洲是最大的发展中大陆。中国与非洲经济互补性强，经贸合作潜力巨大。政府应该充分利用业已存在的良好的政治关系、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相互交流，拓宽双方合作的渠道与领域，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推动双边贸易与投资发展。中国企业应该积极关注非洲各东道国投资环境等的变化，抓住机遇，在保持原来投资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对非洲的技术转让和产品组装等业务，扩大投资规模。比如，根据非洲与美国签署的《非洲机会与经济增长法案》，美国允许从2000～2015年非洲近1800个产品免税进入美国市场，这就为企业在非洲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市场。据悉，已经有很多中国企业，如纺织品、电子产品等企业已经利用这个政策在非洲生产后出口到美国。这不仅有利于我国成熟产业的国际转移和升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全球经济失衡带来的压力。（3）香港。香港和内地之间产业差异明显，经济互补性强，在内地经济发展过程中，香港一直是内地引入海外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主要渠道，是辐射全中国的商业金融中心。为了逐步取消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投资便利化，2003年6月，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的主体协议，以提高两地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实现共同发展。今后仍应该不断补充和完善CEPA的内容，促进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的相互开放和相互对接，进一步发挥香港作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桥梁和通道作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双方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使得内地企业以香港为平台走向世界。（4）澳大利亚。中国与澳大利亚同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两国自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一直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合作领域也不断扩大。两国在经贸领域存在着较大的互补性。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中国经济发展原料需求的主要供应国；同时，澳大利亚的有些技术，如电讯、交通控制、导航、采矿和冶金等在世界上具有领先水平，是我国经济建设十分需要的。2003年10月中澳双方签署了《中澳贸易与经济框架》（AGOA），就建立中澳自由贸易区进行可行性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经顺利进行了多轮谈判，可以相信，随着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双方共同受益。我国企业应该利用有利形势，积极对澳大利亚进行投资，不仅可以就近获取国家发展所急需的原料产品，而且可以学习其先进技术，加快自身发展。
总之，实施“走出去”战略，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应该着重从对外贸易、资源供给和产业升级等方面考虑，将对外直接投资纳入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体系当中，以提高我国的竞争力，实现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2007－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