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言”看《庄子》生命价值观的多维性
胡丽娜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56)
摘 要 ：《庄子》“重言”指重复之言，是一种用多个寓言故事或寓言组合反复说明同一个主题的言说方式。在这种言说方式下，“内七篇”中寓言间或互为补充，或互为消解，客观呈现出生命价值选择的多维性，即安时处顺保全性命、乱世形残修德养心、精神肉体逍遥游等不同的人生选择。庄子的理想境界是超现实的“逍遥游”，而《庄子》的客观效果是展现现实的人们追求逍遥境界的多种选择。
关键词 ：重言；生命价值；多维性；超现实性
许多读庄者会从《庄子》文本出发来探讨庄子的哲学体系、人生追求、价值观等命题，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作者庄子、叙述者庄子、文本中庄子之间的区别，即文本观点并非庄子本人的观点。实则庄子早已明言其以“三言”为主要写作方式，有不发己见之意，所以我们不妨以辨明“重言”的言说特点为切入点，来看文本客观呈现出的价值取向。
一、《庄子》“重言”的含义与特征 ——以《逍遥游》中心
“重言”与“寓言”“卮言”合称为《庄子》“三言”，相关表述分别见于《寓言》《天下》篇：“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1]939，“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1]1091。
渔人说：“我是卿县人，卿县遭梨友屠杀是在夏天。卿县河多，湖多，我在芦苇中躲了五天。这五天，真不是人过的。胡人杀了人，把尸体朝河里一扔就了事了。胡人还逼渔翁替他们驾船，在河里射杀逃跑之人。河水渐渐红了，粘稠了，我受不了那血腥气，把能呕的东西都呕出来了，最后什么也呕不出来，就干呕。五天过去，岸上不再有胡人，我从芦苇丛中游出来，拨开一具具尸体，爬上一条船，一看，满河都是浮尸，连下篙的地方都没有……”
本文旨在通过理解“重言”的言说方式来解读“内七篇”所展现的多维生命价值观。现有研究对“重言”的理解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读为zhòng言，如林希逸注解为“借古人之名以自重”[2]。刘生良《〈庄子〉“三言”新解说》继承此说，认为“‘重言’当是特指借‘耆艾’论之以自重的寓言，即借重先哲时贤之名以寄寓或表达作者思想观点使其言为世所重的一类文字”[3]。但我们知道在《庄子》中，圣人孔子会被楚狂接舆讽刺(《养生主》)，会受到叔山无趾或是老聃的鄙视(《德充符》)，显然对反复出现的“孔子”“仲尼”“丘”形象没有借重之意。而王运生《什么是“重言”“卮言”》“把‘重言’作‘增益语气’的‘夸张之言’理解”[4]则是对“重言”表达效果的一种认识。另一种说法是读chóng言。如清代郭嵩焘曰“重，当为直容切。《广韵》：重，复也。庄生之文，注焉而不穷，引焉而不竭者是也”[1]939；唐少莲从之，在《“三言”与庄子象思维》中将“重言”解释为“重述、引述古今历史人物的故事与言论，借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道理’。”[5]王丽梅《〈庄子〉“寓言”“重言”和“卮言”正解》指出“重言就是重复的言说”，同时认为“重言”“并非是神话思维的言说方式的遗留”，相反却“表现了《庄子》的理性精神”[6]。吴琼《〈庄子〉“三言”之言说方式新解》也将之解释为“重复地说”，但指出“这种重复又不是简单地重复前人的话，而是对寓言中各种不同观点和不同立场的组合和拼接”[7]。另外，吴鹏《“三言”视角下的〈庄子〉“蝴蝶梦”》认为“重言”就是“两组意义相反或并行的寓言组合起来的状态”，“是用已经说过的话来对前文进行消解”[8]。本文较倾向于第二种说法，将“重言”解释为重复之言，即反复地说，用多个寓言故事或寓言组合围绕一个主题反复说明，并在言说过程中不断转换角度，或补充，或消解，客观呈现价值选择的多维性。
“寓言”是《庄子》文本的重要组成单位，以“内七篇”言之，《庄子》几乎是以多个寓言故事连缀而成。而“重言”可理解为重复之言，是一种用多个寓言故事或寓言组合反复说明同一个主题的言说方式。以《逍遥游》为例，此篇几乎是由13个寓言故事连缀而成。前五则寓言是在反复阐述鲲化鹏飞南冥这个故事，后两则寓言——“蜩与学鸠笑之”“斥鴳笑之”，则围绕“小大之辩”这个问题反复言说。文章最后两则寓言都是“惠子谓庄子”，内容虽稍有差别，但看得出是围绕“无用之用”这一主题进行阐述的一组重言。与之类似的还有《人间世》中“匠石见栎社树”“南郭子綦见大木”“宋荆氏楸柏桑”这三则连续的寓言，反复地说如何在乱世中保全性命；《德充符》中哀骀它之于鲁哀公，闉跂支离无脤之于卫灵公两则寓言，也是在反复地说残疾人以德补形得到世人认可。这样的言说方式在“内七篇”中比比皆是，从而形成一种“不谴是非”[1]1092、散漫不羁而又连绵不断的表达效果。
作为“重言”的几组寓言之间的关系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是互为补充。比如《逍遥游》中的鲲鹏寓言多次出现，看似重复实则各有侧重，反复申说使得这则故事意蕴丰富。第一则鲲鹏寓言的阐释要点在于“化”，突出鹏飞南冥的一个基本条件——肉体的质变。第二个鲲鹏故事侧重表现鹏飞九天的视角，以突出个人达到一定高度后精神境界的转变。到了第三次，侧面写蜩与学鸠不知鹏之志，突出了“图南”还需发挥一定程度的主观能动性。总之，鲲鹏故事反复出现，每次都各有侧重，在互为补充的过程中使这个故事不断丰富，意蕴深厚，使读者不断去思考为何“图南”、如何“图南”。第二种表现形式是相互消解。在《逍遥游》中，最后四则寓言是围绕“有用无用”的一组重言：章甫于不受礼乐教化的越人是无用的；尧虽有用于天下，但相比神人的境界实际是无用的；同样的不龟手之药在宋人和客手里会发挥不同的功用；无用之樗树于无何有之乡才是大用。其间的逻辑脉络是：有用的东西可能无用，大用也是无用，有用无用并非绝对，即用第三个寓言(不龟手之药)否定了前两个寓言的立场，第四个寓言又从无用才是大用的角度消解了前三个寓言关于有用无用的区分，这样的言说方式促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转换立场，展开思考。
在转基因食品的研发环节，由于我国耕地面积广试验田众多，为了促进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可建立比较宽松的研发制度，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鼓励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在转基因食品的生产环节，由于并不是所有的转基因食品都用作人类食用，也有一些是用于牲畜饲料等，因此对于用途不同的转基因食品，严格程度应有所不同。对于人类食用的食品建立严格的制度，而对于牲畜食用的食品，则可以宽松一些。在转基因食品的销售环节，立法应秉持严格谨慎的态度，明确各方的责任，加强政府监管。
《大宗师》中，孟孙氏“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1]279，是对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对待死亡态度的消解。《庄子》言说方式的一个优点就是能够自由地游走于不可实现的理想状态与有待改造的现实世界。三子“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疣溃痈”[1]273，追求的是与道为一，不以生死为念的逍遥境界，是超现实的生存追求。但孟孙氏虽然也能做到“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1]280，但对待现实世界的葬礼，却能做到“简”，即形式上不违背俗礼，内心又能够不以情伤身。可以说，孟孙氏提供了一种在现实世界追求理想境界的范式。
二、“内七篇”中生命价值的多种选择
《逍遥游》创造出一个并不存在的理想世界，同时呈现出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理想的种种可能，以及人们为此做出的多种努力。若只是注目于“逍遥游”境界的无法实现，以及在解读方法上将庄子与叙述者完全等同，就会忽视《庄子》言说方式的特殊性所造成的文本理解的开放性。以此角度再来看其它篇章，我们便可发现文本客观呈现出的是：生命个体在残酷现实中为保全自身作出的不同选择，即生命价值的多维性。
在《养生主》中，“庖丁解牛”与“泽雉在野”是一组重言，庖丁的养生观，在于避开外界之“肯綮”，不以弱抗强为自身招来祸患，长此以往能在艰难的生活中保全自己，做到“游刃有余”。“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1]125是指不仅肉体生命得以保存，还获得了精神上的愉悦。泽雉生存的环境，与庖丁所面临的“肯綮”“大卻”不同，在寂静的郊野，它能够“十步一啄，百步一饮”[1]132，悠然自得，而不用将自身限制于牢笼中以求得温饱。正因外部条件的优越，使得泽雉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求精神的自由。以上这组重言要说明的就是，面临现实的残酷，个体首先要保全性命，能够成功避开生活中的祸患才有可能取得精神上的愉悦。而当外部环境较为稳妥、人身安全得到保障时，个体应该追求精神的自由。
在历史上，董玘更多的是以文学家的身份出现的。其门生唐顺之编选《中峰文选》时，侧重的也是他的文章，故其《廷试策》《经筵讲章》《日讲直解》之类的应用文字多被摈落。明代中期的诗文界，弥漫的是复古派的“文必秦汉”之风，复古派提倡“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明史·文苑传序》)，它虽然对荡涤明代早期充斥文坛的台阁体诗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造成模拟剽窃之弊，于是明代中后期就有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起来反对之。唐宋派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因此董玘的文章是很符合唐顺之的文学主张的：
《人间世》中的颜回，是一个在乱世之中积极救世除弊的儒者形象，仲尼从颜回的主观性格与其将要面临的客观现实出发，论定即使颜回“端而虚，勉而一”[1]147，“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1]148，也会因为“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争之器也”[1]141，“修其身以下伛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
]145，“日渐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1]147而招来生命危险，仲尼给予他的建议是“心斋”。何为“心斋”？“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1]152。即五官放弃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最终使得内心不再受外物影响，认为“医门多疾”而积极入世的颜回显然还做不到这一点。叶公子高与颜回的主动救世不同，他是奉命出使，深受“阴阳之患”“人道之患”的双重折磨，仲尼认为君臣之义当“不择事而安之”，需要“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1]161，只要“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1]163，即可。同样是必须担负的责任，颜阖侍奉的暴君卫灵公太子，不想“危吾身”“危吾国”，就要“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1]170，不可螳臂当车，为尽职尽责搭上性命。可以看出无论是颜回、叶公子高还是颜阖，都属于有用于世者，需要根据不同境遇采取不同应对策略以保全个体生命。而《人间世》最后，用匠石见栎社树、南郭子綦见大木、宋荆氏的楸柏桑三则寓言组成关于处世的一组重言，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无用于世得以尽年，构成对前三个寓言的消解。支离疏是另一组重言，虽然这个故事也试图说明无用之用，但支离疏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其社会性决定了他不能完全无用于世，故事中的支离疏依然能够“挫针治獬，足以糊口；鼓荚播精，足以食十人”[1]185，所以，这则寓言也当算是对上两组寓言的再次消解，就此呈现出：有用于世如何？无用于世如何？不能达到理想的无用于世又如何？循环往复又相互消解，叙述者进退有度，在不破不立中为我们展现身处人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如何保全自己的多种方法。
从“内七篇”的内容安排来看，《逍遥游》描绘了一种自由的理想境界，《齐物论》阐释了一种视万物为一、不加以区别的认识论，《大宗师》着力于讲“道”，《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应帝王》则侧重于在现实社会的不同处境中如何保全自身。也就是说，《庄子》“内七篇”的主要作用不是呈现遥不可及的理想境界，而是展现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极大尊重。
根据前文分析，《庄子》用“重言”所呈现出一种开放的篇章结构，“不谴是非”、不破不立，所以《逍遥游》自然不是为了说明什么是“逍遥游”，我们能从此篇读到的是：有别于理想世界的“逍遥游”，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自得其乐。鹏飞南冥看似是一种超现实理想的状态，但阐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达到理想世界的可能性，比如“化”，个体借造化之功获得力量；“积”，积累足够的外力才能承载追逐理想的翅膀；“图”，具备力量之后要树立远大的志向。在呈现出实现逍遥理想的各种条件的同时，也肯定了个体在不同境遇中的自得其乐。“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1]5翱翔于九天的鹏具备了无上的视野，才会有这样的叩问。至于蜩、学鸠与斥鴳，虽然都受自身客观条件所限无法理解鹏飞南冥的志向，但是它们依然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取得相应的成就，它们的价值和努力并未被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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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庄子》重言的言说方式之于生命价值追求的表达，最大的作用在于客观展现出人生不同境遇的不同选择，未曾肯定或否定某一种立场，因而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中汲取到自己需要的养料。
也就是说，《庄子》不曾掩饰对理想世界的向往，但也没有完全否定现实人们为达到理想状态的种种努力。最终的“逍遥游”显然不能一蹴而就，即使遥不可及，但总会有人在不同程度上接近理想。
三、庄子与超现实的价值追求
读庄者就庄子的安命论、逍遥论、齐物论多有论述，方法上大多是从文本上提取庄子的哲学观。但《庄子》使用“三言”的言说方式，其目的正是不用文本为自己立言。所以我们阅读后，直接了解到的应该是《庄子》展现给我们的价值观，而非现实中的庄子个人的哲学观念。进而再来探讨庄子与我们上文所述的多种生命价值选择是否有联系呢？
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庄子》中反复申说的主题当为庄子本人最为关注的内容。庄子生存于战国这个大变革、大分裂时期，百姓命如蝼蚁，儒家选择了救世救民，不惜以身殉。而《庄子》中的人物，积极入世如颜回者会被否定(《人间世》“命之曰灾人”“人必反灾之”)，无用于世得以尽年的栎社树、大木、支离疏等人与物却占了很大的篇幅，说明庄子本人较为关注的不是如何拯救战乱的国家、如何让自身有用于君国，而是让很轻易就会被外物伤害的人们如何更好地存活。“逍遥”一词的多次出现以及逍遥状态在不同篇章中的反复提及，我们可以认为“逍遥游”应该是庄子本人所追求的境界。刘笑敢说：“纯以精神言逍遥，是庄子所谓逍遥的独特之处，庄子之逍遥实有今日精神自由之含义。”[9]151又说：“逍遥游的主体是心灵，所游之处是幻想中的无何有之乡，逍遥游的实质即思想在心灵的无穷寰宇中遨游飞翔。”[9]152即庄子的“逍遥游”是超现实的。庄子所追求的以及《庄子》所呈现的，或许是遥不可及的理想世界，但无论是庄子还是《庄子》寓言中的人物都坚定地认为理想人物与理想世界的存在，所以庄子所关注的人物与故事都会与这种理想状态相关：或是与之相反，如颜回等的积极入世，以及宋荆氏楸柏桑之有用早夭；或是与理想状态不同程度的接近，如图南的大鹏以及御风的列子。而且“逍遥游”应该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自由，庖丁的选择是因保存自身而获得精神的满足，泽雉的选择是在生命安全的前提下追求精神的自由，哀骀它等通过修德来弥补形残以获得外界的认可，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修炼，这些都属于对理想境界的追求。所以说庄子的“逍遥游”是身心的绝对自由，《庄子》所展现的正是现实的人们为达到这种自由而做出的不同程度的努力。
《庄子》中很多寓言都涉及无用于世以保全性命，或者臣对君虚与委蛇的处事策略，读庄者借此批评庄子的消极避世。首先依旧要强调庄子的哲学观并不与文本寓言中的人物观点直接相关。要想客观评价庄子对生命价值的追求，还应将现实世界的庄子与作品《庄子》的言说效果结合起来看。庄子所处的社会背景，以《人间世》的描述来看，统治者“年壮”“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不仅使君臣关系紧张，还会造成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多数人都会以保命为先。庄子“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即已意识到了在当时人们所推崇的仁义道德的实行中包含着人牺牲于物，即人的异化现象，并且非常尖锐地指出这种现象，批判这种现象，这是极为难得的，是对先秦思想家普遍关心、反复讨论的‘人’这个根本问题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10]。《庄子》内七篇的多个寓言都否定了颜回这类在乱世中力求改革救世的人格，而反复申说保存生命的重要性，尤其可贵的是，它提供了在不同境遇中的不同选择，即保全性命的多种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庄子及其作品反而起到了积极作用。《庄子》所表达的正是如草芥般的个体，积极地在乱世中顽强地活着，并努力寻求肉体和精神的最大自由。
总的来说，通过“重言”这种客观灵动、张弛有致的言说方式，在审美上创造出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补充又相互消解的艺术效果。庄子并未试图在《庄子》中努力向读者表达自己的某种人生理想，只是以不立己见的形式客观呈现出生命价值选择的多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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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I207． 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873( 2019) 04-0030-04
收稿日期： 2018-10-10
作者简介 ：胡丽娜(1988-- )，女，山西太原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
doi： 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19．04．088
〔责任编辑：赵荣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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