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信息不对称与政府供给公共商品的效率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对称论文,效率论文,政府论文,商品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影响政府供给公共商品的效率的制约因素
公共商品供给是否有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公共商品的供给主体能否根据消费者的偏好来提供公共商品，还取决于生产公共商品成本的高低。如果能够根据消费者的偏好来提供公共商品，且公共商品的生产成本比较低，那么，公共商品供给效率就有可能实现。
由于公共商品具有非排他性特点，一个人在消费它时，很难排斥其他消费者进行消费，因此，居民不愿意“出价”购买，都想“搭便车”。正因为这样，就需要由政府来提供公共商品。此时，居民对公共商品的偏好很难通过价格来显示。对公共商品的偏好是居民的私人信息。如果居民显示其对公共商品的偏好与其对公共商品的支付无关的话，居民可能会愿意显示其偏好。但是，如果居民对支付公共商品的成本和他提供的有关对公共商品的评价信息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系，那么，每位居民绝对会低估该种公共商品的价值。对于提供的公共商品，如果每位居民分摊的成本随着居民上报的评价上升，那么每位居民都会低报自己的评价，试图把成本负担转移给其他人。因此，政府对居民有关其对公共商品的偏好是很难确知的。
信息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会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在公共商品供给中，如果政府能够充分、完全地了解居民对公共商品的偏好，那么，政府就可以根据居民的偏好进行供给，此时，公共商品的供给就有可能达到效率状态。但事实上，政府不可能充分、完全地了解居民对公共商品的偏好。因此，政府很难有效率地提供公共商品。
政府官员在提供公共商品时，一方面会尽可能地满足居民的偏好，另一方面也可能会促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居民的目标是促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如果居民能够观察到政府生产公共商品的信息，即使政府与居民之间的目标存在差异，政府生产公共商品时仍会以最低成本进行。但是，政府在生产公共商品时，生产成本等是其私人信息，居民很难观察到；而且，政府供给公共商品具有垄断性，没有外部竞争市场的约束。因此，公共商品的生产效率不可避免有所损失。
由以上分析不难得出：在公共商品供给中，政府作为公共商品的供给主体很难全面、准确地了解消费者对公共商品的偏好；在公共商品的生产过程中，生产信息对政府来说是私人信息，居民很难观察到；并且，政府官员与居民之间的目标有差异。这些都是影响公共商品效率的重要因素。要提高公共商品的供给效率，就必须缓解政府与居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二、提高政府供给公共商品的效率的信息缓解机制
1．设计相关的税收制度以显示居民对公共商品的偏好
Clar(1971)、Grove(1973)、Green Laffont(1973)等设计了非市场机制来诱使消费者显示对公共商品偏好的信息。该机制设计了一种税制，诱导居民显示对公共商品的真实偏好。这种税制虽然能诱使居民显示其对公共商品的偏好，但是，在对公共商品真实偏好的显示机制上仍存在着不足。因为征收这种税的目的是为了促使居民显示其真实的偏好，并构成政府的财政盈余。然而，这种盈余不能返还给个人，因此会削弱个人显示其真实偏好的动机。
如果政府能够观察到居民从公共商品中的受益大小，那么，就可以根据居民的受益大小来支付消费公共商品的价格。比如居民通过缴纳燃油费(税)、轮胎税来支付消费公路这种公共商品的价格。居民对燃油、轮胎的消费大体上反映了对公路的消费情况。但真实情况是，如果按照居民从公共商品中获得的受益大小来支付其消费公共商品的“价格”，则会出现公共商品的高受益者伪装成公共商品的低受益者这一现象，其结果使得居民对公共商品的偏好显示不出来。事实上，对于很多公共商品来说，政府很难清楚地观察到居民的受益情况。因此，居民隐瞒其对公共商品的偏好更加具有可能性。
为了有效地筹集供应公共商品的资金，政府通常会采取强制手段在全社会征取统一的平均税收。在公共商品供给中，存在着帕累托效率的供给水平和消费者最偏好的供给水平。如果个人认为帕累托效率的供给水平超过了消费者最偏好的供给水平，他就试图通过隐瞒其偏好来影响政府决策，减少提供公共商品。相反，如果公共商品的个人效用最大化供给水平超过了帕累托效率的供给水平，个人就会夸大其真实偏好。
政府也可能采取一次性总付税或人头税，以显示居民对消费的公共商品的偏好。在一次性总付税或人头税制下，每个人支付的税额是固定的，既与它显示出来的对公共商品的偏好无关，也与这种物品的实际供给量无关。因此，在现实中，居民会夸大其对公共商品的真实偏好。对于个人而言，由于他的应纳税额是固定的，夸大其真实偏好并不会导致多缴税。
2．实行财政分权制度，让地方政府来提供公共商品以缓解居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为了更好地了解居民对公共商品的偏好，通常实行财政分权制度，让地方政府来提供地方性公共商品。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容易、更准确地了解居民对地方公共商品的偏好。同时，地方政府根据提供公共商品的需要，会设计相应的税率及征税模式。这样一来，不同的地方政府就会有不同的收入——支出组合模式。居民会根据其对公共商品的偏好，选择在不同的地方政府居住以显示其对公共商品的偏好。如果政府采取平均分摊公共商品成本的方法或者根据公共商品供给水平征收相关税收来筹集公共商品的供应资金，可能会出现逆向选择的现象：从公共商品中获益比较少的居民会迁移到别的地方，这样一来，公共商品的受益人数会越来越少，相应地，现有的公共商品的受益者分摊其成本的份额就越来越大。结果呢?又会有一部分从公共商品中获益比较少的人将迁移到另一地方。最终的结果是，每个地方政府为吸引居民、投资资金，不得不提高公共商品的供给效率、减低税率，以尽可能地满足居民对公共商品的需求。实际上，这就是政府在不清楚居民对公共商品的偏好的情况下，设计了不同层次的公共商品供给水平、税率的地方，让居民根据自己对公共商品、税率的偏好选择在不同的地方居住以显示其偏好问题。这就是逆向选择在公共商品供给中的运用。
与此相类似的是，公共商品的受益者可以通过信号发送和信息甄别机制来显示其对公共商品的偏好。在现实生活中，居民对公共商品的偏好既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是不同的。为了促使公共商品能提供出来，对公共商品有相同需求的居民会聚集在一块，形成一个“财政分区”。比如，对日常的公共安全的需求和选择，居民可以通过在不同安全服务水平的小区之间进行选择来显示其偏好。如果想享受比较好的公共安全服务，居民会选择物业管理水平比较好的小区。相应地，小区内的房价自然就会高一些。小区的房价中已经包含了安全服务水平的价格。居民在购房时，就显示出对小区内公共安全的偏好。居民一旦购了房，就选择了购买小区内的公共安全服务；而小区内公共安全服务的供给则会根据住房面积的大小来分摊相应的“受益费”(物业管理费)。
3．转变税制结构，让居民清楚自己缴纳了多少税收；同时应加强政府预算信息的披露，让居民有积极性监督政府生产公共商品的过程
居民监督政府生产活动的积极性与税制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本文中，我们把税制结构定义为直接税与间接税之间的组合关系。直接税是指纳税人与负税人一致，一般不存在税负转嫁的税种，其主要包括对个人收入、企业利润、财产等课征的所得税、社会保险税、财产税等。而间接税是指纳税人与负税人不一致，一般存在税负转嫁的税种，其主要包括消费税、销售税、增值税、关税等。
不同的经济制度会带来不同的激励约束和参与约束，因而，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经济主体的行为也会不一样。同样地，不同的税收制度也会有不同的激励约束和参与约束。相应地，纳税人的行为也会不一样。不论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中，还是在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中，税收都是纳税人的净支出，因而，纳税人都有积极性去监督财政活动，或有动力去减少其纳税额。如果纳税人不去监督财政活动，财政支出和公共商品供给可能是低效率的，那么，纳税人就会要缴纳更多的税收。这样说，无论什么样的税制结构，对纳税人监督财政活动而言，其参与约束条件都是一样的，即纳税人会参与监督财政活动。但是，不同的税收制度会有不同的激励约束。
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中，纳税人能够清楚地了解其纳税份额，明白其在纳税总额中的比重。纳税人在纳税的同时，能够获知其享受公共商品的受益大小和受益程度。他们能够比较其从公共商品的受益大小、程度和纳税额大小，来反映其付出(纳税额)与其所享受公共商品的受益大小是否对等。如果纳税人因纳税而付出大于其从公共商品的受益，他们就会采取逃税、避税来减少纳税额。并且，在财政监督中，纳税人付出的成本(个人成本)与其个人收益成正比，因而，纳税人有积极性去对财政活动进行监督。特别是当纳税人之间的纳税额差距相当大时，纳税大户更有动力去监督财政活动。
相比而言，在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中，由于税负转嫁的存在，纳税人很难清楚地了解其最终的税收负担大小。尽管纳税人可以判断其享受公共商品的受益大小、程度，但是，由于对其负担的最终税负不清楚，因而，纳税人很难比较其从公共商品的受益大小与纳税额是否对等。这样，纳税人很难有积极性去监督财政活动，以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和公共商品的质量。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中，纳税人更有动力去监督财政活动，因而政府提供公共商品的效率可能会高一些(叶剑明、赵福军，2005)。
即使是在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中，公共商品的成本只是和消费者的支付价格(即税收)发生间接联系。因为税收的筹措和对公共商品供给的拨款是分开进行的，所以，纳税人搞不清他支付的税收中哪一部分用于国防劳务，哪一部分用于法律服务等等。纳税人只知道他的税收负担，只知道政府用于公共部门支出的总的比例结构情况(吴俊培，1998)。这就削弱了居民监督政府生产公共商品的积极性。因此为了提高居民监督政府生产活动的积极性，应该加强政府预算信息的披露。政府要把支出计划和收入计划公布于众。支出计划要涉及到公共商品的数量和质量问题，收入计划要涉及到居民负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