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大众化路径错位问题与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路径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高等教育采取发展社区学院和短期大学等形式来实现大众化。而我国则通过扩大原有高校的招生规模来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原本应是大众化主力军的大众型大学，却在高水平大学的挤压下发展，给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亟待我们关注。
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路径选择错位现象分析
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际进程主要是通过建立独立于传统精英大学系统之外的“第二种高等教育”来实现大众化[1]，例如，美国的社区学院、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法国的短期技术学院、德国的专科学校、日本的短期大学和专门学校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开放大学、无墙大学等成人高教机构，我们把这类教育机构统称为大众化大学。与此同时，传统精英大学仍然在所在国的高教系统中占据至尊地位，并且陆续向现代研究型大学过渡。两种截然不同的高教系统并行不悖，各按其职能和特色不断发展壮大。
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是通过扩招形式来推动的。原本应培养精英人才的大学也参与到高等教育大众化中，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是由像美国的社区学院和日本的短期大学之类的机构来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任务，而是由高水平的大学大量扩招成为大众化的主力军，这就混淆了精英型大学和大众型大学的界限。我们在推行高等教育大众化时变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大众化”现状，其中一批精英型大学也涌入了大众化的浪潮，造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错位发展。所谓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错位发展是指我国在高教大众化进程中没有选择高职、高专作为高教大众化的主力军，而是选择扩大原有高水平大学的招生规模来实现高教大众化目标的发展模式。
当然，我国高等教育选择现在的发展道路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关。
首先，拉动内需与民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促成我国选择现有发展道路的原因之一。居民对子女教育的消费是最容易被拉动的。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汤敏博士关于“教育启动消费需求呼之欲出”的文章可以看成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之作[2]。 我们承认拉动内需是促进这一政策出台的重要动因，但也不能简单地把这一动因看成是导致国家决策最根本的原因。因为拉动内需这一呼唤本身恰恰说明了广大民众潜在着对于扩张高等教育规模的热切期盼。只有真实地具有这种“内需”才可能将其拉动。然而，正是这种在广大民众中潜在的热切期望所产生的“内需”，不是低水平大学，而且直接指向高水平大学，那么高水平大学扩大招生规模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次，国家下达招生计划与高校经济效益的追求相结合加快了扩招的步伐。我国高校招生数量及其扩招数量是以“国家计划”的方式确定的，并冠以当年的“计划指标”。近几年来，在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高校招生计划数量逐年递增（这两年基本上是年增30万左右）。国家不可能满足因大量扩招而产生的庞大的学费与配套经费的需求，而是要求高校通过多渠道筹集经费来解决资金短缺矛盾。学生的学费成为筹集经费的重要渠道之一。于是在一定的投入基础上，招收越多的学生，就能收取更多的学费，达到降低教育成本的目的。正是这个原因，大多数高校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追求经济效益的道路，也乐于接受国家计划下达的扩招数量。于是，国家招生计划的下达与高校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相结合，使得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步伐越来越快。1999年～2002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数量分别比上年增长48％、38.16％、13.3％和10％，2002年招生人数达340万，是1998年108万的3倍多[3]，这种扩招速度在世界教育史上是很少见的。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路径选择错位的负面影响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采取不同的发展道路付出的代价是不同的。换言之，采取较好的发展方式可以将代价降到最小，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错位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家将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具体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错位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
1.挤压弱势高校的发展空间
我国高校自1999年扩招以来，采取了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方式，在高校招生人数急增的情况下，而高中学生总数一定的条件下，他们的选择机会自然大大地增加，由于办学水平不同，他们自然更愿意选择水平较高的大学。对那些高专、高职、民办院校和地方院校等处于竞争劣势的弱势高校当然是漠然视之。这些院校相对于高水平大学一直处于“二级市场”，是考生无可奈何，退而求其次的选择，造成了这类院校报到率较低，绝大多数院校有近20％的学生不报到，有的院校甚至有30％多的学生不报到[4]。这些在发达国家中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主力军的大众型高校，在高水平大学急剧扩张的挤压下，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反而出现了生存危机。
2.高校间无序的竞争
在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高校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表面看来美国的市场化最厉害，竞争是无序的。但实际上在美国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内，高校间的竞争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的竞争。例如，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去竞争，另外州立大学系统内部有竞争，而社区学院之间也有竞争，但是不存在哈佛大学与当地社区学院之间的竞争。而中国高校目前这种整体的无序竞争，归根结底是由于高等教育错位发展造成的。例如，有的著名大学本科以下层次的成人教育规模庞大，在市场上和地方大学竞争，而地方大学又把自己的眼光瞄准国家级的大学，多学科大学又瞄准综合大学，在这样一种无序的竞争气氛下，各高校如果不能给自己正确定位，就更难以形成自己的特色。
3.高等教育质量下降
任何一个国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入学人数剧增而教学资源有限所带来的质量问题。如果仅限于在已有的高等学校机构中完成大众化，那肯定是要以质量为代价的。既要达到大众化的指标，又要保证已有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只能从发展新的高等教育机构来完成。反观我国高教大众化的进程，采取的是通过扩大原有高水平大学的招生规模去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在已有的资源水平上来培养急剧增多的生源，其质量水平下降将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我们可以用发展的质量观、大众化时期的质量标准来搪塞质量下降的问题，但是教育质量问题成为当前教育研究的热点，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教育质量确实下降的事实。
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最明显的后果是将伤害到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步伐。由于原有的高等教育质量总体水平不高，仅有的几所高水平大学的质量在国际水平上仍然没有竞争力，更不用说其他院校了。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由于采用的是挖掘内部潜力的扩张方法，国内的所有大学包括重点大学都将大部分精力投身到实现大众化的大潮中，这势必牵制了这些重点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前进的步伐，针对这种现实，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杨德广曾发出呼吁：“各高校在大众化过程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并各安其位，不客串、包揽。像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名牌大学就不应再办专科、专升本等教育，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更高层次的研究生教学上。精英人才是社会发展的命脉，我们决不能做‘捡芝麻、丢西瓜’的事”[5]！重点大学参与到大众化教育中来，也许会给这些大学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回报，但却有损于高校自己的品牌和质量，这将是得不偿失的。
4.不利于知识创新体系的建设
知识创新系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由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相关机构构成的网络系统。知识创新体系的建设，需要精英型大学从科技创新源头提供资源，美国的成功之处在于，在推行高校大众化的过程中，一些精英型大学仍然维持其精英特性。这些精英大学在知识创新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人把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归功于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
知识创新体系的建立还必须有大众型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来传播和应用这些创新的科技成果。无论科技怎么先进，如果不能被消化利用，只能导致这些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白白地浪费许多有价值的科技资源。然而，科技应用者的科技文化水平直接决定和影响着科技需要的满足程度，就个人科技文化水平而言，如果科技文化水平低，缺乏对科技的理解力，个人对科技需求一般会处于较低的水平；反之，如果科技应用者的科技文化水平高，对科技的理解力强，个人的科技应用层次一般会提高。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的错位发展，高水平大学质量下降，势必影响知识创新体系的创新源，而大众型大学受到挤压，使知识创新的扩散与应用受到影响，这两方面都是不利于知识创新体系的构建的。
三、政策选择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错位发展，既影响了精英型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步伐，也抑制了大众型大学的发展，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将极为不利，因此我们有必要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促使各高校角色定位，以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错位发展问题。
1.要重视大众化进程中的精英教育
要想避免我国高校之间无序的竞争状况，加快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步伐，就应科学控制重点大学的办学规模和办学方向。重点大学是精英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只有控制规模，才能使学生在德才学识等方面都能适应精英教育的要求。而在办学方向上，重点大学应效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及相应人才的培养，不应承担高职这样的大众化教育任务。精英教育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不但不应被削弱，相反应该不断地加强。在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那些研究型大学始终保持着精英路线，因此，在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中，取前50名，美国高校占30席；若取前30名，美国高校则占20席；若取前10名，美国高校则占6席，这些高质量的精英型大学，是美国培养高级人才的战略基地。
2.大力发展地方需求为导向的学校，并将之作为大众化的主力
我国地方性院校、高职、高专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所谓先天不足，是指创办之初的办学模式与重点大学雷同，没有自己的办学特色。后天失调是指在高教大众化过程中受重点大学的挤压，没有定好位，而是拼命争取升格以更趋同于重点大学模式，事实上挤压更甚。美国大众型大学往往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制定人才培养计划，以特色赢得竞争优势，进而得到大的发展。例如，芝加哥是以炼钢炼铁为主的工业城市，该地区的职业技术学院便开设炼钢炼铁专业，使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工作与企业实际需求相一致，从而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追捧。而社区学院则以职业教育课程为教学重点，开设了众多覆盖面很广的学科和专业领域，从农业到工业，从家政到商业，从医疗到第三产业无所不包，应有尽有。在日本，随着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生产部门，日本社会急需大批掌握各种技术的专科职业技术人才，日本的专修学校正是从这一实际需要出发，设置了社会急需的专业和课程。由于学校课程和专业设置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使得毕业生备受社会各行业各部门的欢迎，具有很高的就业率。据统计，日本专修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为85％，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在95％以上，大大高于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一些社会急需和实用专业的就业率，则接近100％。例如，学习汽车修理和机械的专业学生就业率达到98.3％，理发和美容的则达到97.5％[6]。因此，我国地方性院校高职、高专有必要调整自己的办学思路，根据当地社会发展需要来设计自己的专业，在社会认同中得到较大的发展，最终成长为大众化进程中的主力军。
3.沟通大众型大学与精英型大学的渠道，改变大众型大学与精英型大学脱节的局面
美国社区（初级）学院录取所有能从中获益的学生入学，学生毕业之后，可以进入社会就业，也可以报考四年制大学继续完成学业。四年制大学对一些质量较好的社区学院的学分予以认可，社区学院的毕业生可以直接从大三开始学习。事实上，美国不少精英大学许多优秀的学生就是从社区学院考入的。我国也可以采取美国这种形式，让一部分大众型大学生进入精英型学校学习深造。同时通过评估，对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大众型大学的学分予以认可，这样，这些大众型的大学毕业生通过考试后可以继续自己的学业。由于通往精英大学的道路被疏通，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从而能从整体上提高大众型大学的质量。大众型大学质量的提高，又可以吸引优秀的生源就读，使大众型大学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
4.大力发展民办高校
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的矛盾，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15％这个数字不仅是学生人数，同时也是庞大的配套经费。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的高等教育经费同样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国家不可能承担大量经费，这巨大的经费缺口可以通过吸引民间资本来解决。日本在高教大众化进程中，就是通过吸引民间资本，发展私立学校而得以实现的。五六十年代，由于经济发展急需高科技技术人才和熟练的技术工人，日本高等教育把发展重点放在私立的偏实用的专科层次的理工教育上，一方面发展“五年一贯制”的高等专门学校，另一方面发展2年制短期大学，并与企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产学合作教育”，为产业部门培养了大批的高级科技人才与中级技术人员。1960～1970年间，日本高等教育学生数增长了141％，其中短期大学的学生数增长了215％，高等专科学校学生数在1962年～1970年增长了121.3％，这些短期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几乎全是私立的[7]。有鉴于我国教育经费短缺的情况，我国应大力扶助民办教育的发展，扫除民办教育发展障碍，使民办教育在我国高教大众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达到缓解高等教育大众化错位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