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再探
——以马其顿问题为视角(1903-1913年)
高建芝
(南京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马其顿问题贯穿一战前的欧洲政治，影响着欧洲列强的外交博弈和彼此关系的调整。马其顿改革助推了《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的签订，三国协约的缔结极大地改变了欧洲权力结构，标志着一战前大国关系重组的基本完成。此后的马其顿问题成为巴尔干同盟能够建立的关键因素。该同盟的建立既扩大了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分歧，为后来一战的爆发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也刺激了引发一战爆发的巴尔干诸国的民族沙文主义的发展，加剧了地区冲突的风险性。巴尔干诸国因瓜分马其顿未能达成共识而诉诸战争手段，这促使巴尔干地区力量的大分化。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形成的极具对抗性的巴尔干权力结构融入了更具全局性的欧洲大国两极对抗同盟体系，巴尔干国家之间的领土争夺与列强之间的霸权之争一同设置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背景条件，而马其顿问题则成为贯穿其始终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 一战起源；马其顿问题；三国协约；巴尔干同盟；巴尔干战争
长期以来，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研究范畴涉及战争罪责、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军事情报、经济因素、大国外交和个人作用等方面，(1) 参见Fritz Fischer,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914-1918 , Düsseldorf: Droste Verlag, 1961; Barbara Jelavich, History of the Balkan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Gerhard Ritter, Staatskunst und Kriegshandwerk .Das Problem des ‘Militarismus ’in Deutschland , München: R.Oldenbourg Verlag, 1965; Ernest R.May, ed., Knowing One ’s Enemies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before the Two Word War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Reinhold Zilch, Die Reichsbank und die finanzielle Kriegsvorbereitung von 1907 bis 1914 ,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87; Richard Langhorne, The Collapse of the Concert of Europ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890-1914 ,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80; Annika Mombauer, Helmuth von Moltk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研究方法也是涤故更新、层见叠出。(2) 比如时殷弘教授从系统结构的角度分析一战起源，参见时殷弘：《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因——一种宏观阐析》，《江海学刊》，2000年第1期。徐蓝教授强调以国际史的研究方法探究一战问题，要求研究者从一个跨国家、跨地区的角度来讨论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与一战之间的关系，并重点考察该国家或地区与一战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之间的关系，参见齐世荣、梁占军主编：《一战百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32页。 巴尔干地区作为引燃一战导火索的地区，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且涌现出一些颇具学术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多以巴尔干诸国之间的领土与宗教纠纷、民族主义发展以及它们与列强之间的互动为论述主题。(3) 关于巴尔干地区与一战起源的研究，参见Hans Übersberger, Österreich zwischen Ru ßland und Serbien .Zur S üdslawischen Frage und der Entstehung des Ersten Weltkrieges , Köln: Böhlau Verlag, 1958; Francis Roy Bridge, From Sadowa to Sarajevo :the Foreign Policy of Austria -Hungary ,1866-1914 ,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2; Bernd Felix Schulte, Vor dem Kriegsausbruch 1914 ，Deutschland ,die T ürkei und der Balkan , Düsseldorf: Droste Verlag, 1980; Andrew Rossos, Russia and the Balkans :Inter -Balkan Rivalries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1908-1914 ,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1.然而，上述成果中鲜见关注“作为巴尔干问题缩影”(4) J.A.R.Marriott,The Eastern Question :An Historical Study in European Diplomacy ,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17, p.361.之马其顿问题的著述。
马其顿问题是指马其顿革命组织利用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巴尔干诸国因觊觎马其顿而导致的相互之间的矛盾，通过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式迫使欧洲列强介入马其顿事务，来实现敦促土耳其实施改革并改变基督徒的生存环境、进而建立马其顿民族国家之目标的问题。这一问题融合了马其顿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巴尔干国家的掠夺以及列强势力的干涉等诸多因素，成为20世纪初巴尔干局势变化中的一个重要风向标，是巴尔干“火药桶”属性的核心问题之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有着重要而独特的影响。鉴于学术界对马其顿问题的研究相对不足，本文将借助英、法、德、马其顿等多国的档案，(5) 本文依据的档案主要包括：G.P.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 eds.,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1914 , 11 Vols,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26-1938(下文简写为“BD ”);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Papers ,Turkey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South -Eastern Europe ,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03-1908(下文简写为“HCPP ”); Johannes Lepsius, Albrecht Mendelssohn Bartholdy and Friedrich Thimme, Hrsg., Die Gro ße Politik der europ äischen Kabinette 1871-1914 ，Sammlung der diplomatischen Akten des Ausw ärtigen Amtes , 40 Bände, Berlin: 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 m.b.H., 1922-1927(下文简写为“GP ”);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c 
ais 1871-1914 , 41 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29-1959(下文简写为“DDF ”); Hristo Andonov Poljanski, et al., Documents on the Struggle of the Macedonian People for Independence and a Nation -State :from the Settlement of the Slavs in Macedonia up to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 Vol.I, Skopje: Kultura Makedonska Kniga, 1985(下文简写为“DSMP ”).全面阐释马其顿问题在一战起源中扮演的角色，丰富我们对一战前近东地区复杂局势的认知，有助于对一战起源问题的新的、更为深入的理解。
通过教育扶贫，从根源上解决返贫隐患问题。一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政策扶持、补助，加大对贫困学生家庭的扶持力度；二是职业教育扶持，深化产学研教育教育，培养实用型人才；三是识别本区困难大学生，提供适当的大学生补助，缓解就学压力，引导回市回区就业；四是对在村中青年村民开展实用技能培训、电商培训和新型种养殖技术培训等培训班，帮助贫困人口实现以一种专业技术带动一个深度贫困人口所在家庭全体脱贫，不再返贫。
一、马其顿改革与《英法协约》的缔结
马其顿地处巴尔干半岛南端的中心，拥有著名的萨洛尼卡港，是巴尔干诸国以及列强从事爱琴海贸易活动的重要通道。它东邻阿德里安堡省(Vilayet of Adrianople)和东鲁米利亚省(Eastern Rumelia)，是阻断巴尔干陆上国家南下君士坦丁堡的重要侧翼屏障，而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则是英国遏制俄国势力向巴尔干半岛以及东地中海区域扩张的重要依托。另外，马其顿是法国对外投资、贸易以及文化渗透的重要场所，(6) Nadine Lange-Akhund, The Macedonian Question ,1893-1908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90.其稳定与否事关巴尔干地区均势以及英法战略与经济的安全。
20世纪初，随着马其顿革命组织发动的暴力事件进一步升级，奥匈帝国和俄罗斯为了避免巴尔干诸国之间爆发争夺马其顿的战争，避免其他列强染指两国视为本国势力范围的巴尔干半岛，遂决定率先介入马其顿事务。1903年2月，奥俄制定的“维也纳计划”(The Vienna Scheme )(7) 关于“维也纳计划”的内容，参见BD , Vol.V, pp.51-53; DDF , 2e Série, Tome 3, pp.115-118.出台，马其顿问题正式成为一个全欧性问题。
第一，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进程加剧了马其顿划界的纠纷。1912年12月，塞国表示，希望阿德里安堡归属保国，以此作为从马其顿地区获得补偿的交换条件。(61) BD , Vol.IX, Part II, p.310; DDF , 3e Série, Tome 5, p.136.1913年1月至3月，塞国媒体反复宣传，由于塞军在战争期间取得的胜利要远超保军，因而希望保国能够在马其顿领土分割上做出让步。(62) BD , Vol.IX, Part II, p.369; DDF , 3e Série, Tome 6, pp.42-43.3月18日，塞国描绘了本国对被征服领土的安排：从马其顿西部至瓦尔达尔河之间的领土归属塞国，塞希必须拥有一条共同边界，以便将保国与阿尔巴尼亚隔断开，萨洛尼卡置于巴尔干共管之下，或者归属希腊，塞国有利用港口的特殊优势。(63) DDF , 3e Série, Tome 6, p.44.此外，塞军还占领了《塞保同盟条约》划界时的马其顿争议区域，用实际行动支持本国的主权声索。
对英国而言，一方面，它希望土耳其当局能够改善马其顿基督徒的生活条件，平息地区动乱，用以安抚本国的公众舆论；(12) DDF , 2e Série, Tome 4, p.64.另一方面，鉴于与德俄的矛盾，英国不愿在马其顿改革问题上由德、奥匈、俄扮演主导角色，而忽视自己的利益。因此，英国在表示本国支持对有利于促进马其顿改革的联合声明的同时，(13) HCPP ,Turkey ,No .3 (1903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South -Eastern Europe , p.96.也声明并未排除制定其他改革计划的可能性。(14) DDF , 2e Série, Tome 3, p.119; HCPP ,Turkey ,No .3 (1903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South -Eastern Europe , p.67.法国对此评论称：“英国措辞严谨地表达了被排除在奥俄协约之外的不满，这种情绪在英国政界非常盛行。英国在涉及尊重目前领土现状的前提下，保有完全行动的自由，无论如何，都不会漠视破坏巴尔干半岛局势的行为。”(15) DDF , 2e Série, Tome 3, p.155
英法对“维也纳计划”的反应都具有两面性：既希望马其顿改革能够顺利实施，维持地区稳定，又希望在改革计划中加入体现本国意志的内容，避免德奥主导巴尔干事务。这种两面性使两国在马其顿改革问题上有了合作的基础，为彼此开展外交上的联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12年建立的巴尔干同盟是俄国自1909年波斯尼亚危机外交失利之后，对德奥扩张性的巴尔干政策做出的回应，它扩大了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分歧，加剧了彼此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为后来一战的爆发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巴尔干同盟还刺激了引发一战爆发的巴尔干诸国的民族沙文主义的发展，改变了巴尔干政治格局，加剧了地区冲突的风险性。
首先，在马其顿占领区的划分上，奥俄关系开始松动，英俄在战略部署上实现了初始合作。德国希望维系与土耳其的友好关系，最终放弃参加分区占领，(31) GP , 22.Band, S.100-101.但是表示支持奥匈的政策。奥匈希望将阿尔巴尼亚人从马其顿地区剥离出来，同时防止意大利占领莫纳斯提尔(Monastir)。此外，奥匈明确要求占领邻近塞国边境的于斯屈布(Üsküb，即斯科普里)，意图监视塞国实施的政策，将于斯屈布与新帕扎尔州连成一片，阻断塞国与门的内哥罗联合，进而便于将本国势力推进至萨洛尼卡与爱琴海地区。意大利反对奥匈将其势力扩张至巴尔干半岛南部，希望占领马其顿西部的莫纳斯提尔地区，确保其对阿尔巴尼亚地区的控制。另外，意大利还多次谋求英法对其立场的支持用以作为向奥匈施压的手段。(32) DDF , 2e Série, Tome 4, p.410.英国极力反对奥匈的政策，认为这是破坏巴尔干均势，不容许奥匈的势力推进至萨洛尼卡地区，它还表达了希望英、法、意三国合作的意向。俄国由于受困于远东战局，因此在划分占领区问题上多支持奥匈，(33) DDF , 2e Série, Tome 4, p.399.但是原则上只同意奥匈的势力延伸至科索沃省而不得推进至萨洛尼卡省。法国基于同俄国的同盟关系，表示会支持奥俄政策，(34) DDF , 2e Série, Tome 4, pp.375-377.尽力协调各方的分歧。
1906年初，俄国向奥匈提议在马其顿地区引入司法改革，奥匈认为俄国此举是为土耳其的崩溃做准备，表示本国不会参与俄国的行动。德国也支持奥匈，认为列强干预土耳其司法制度必将引起穆斯林的强烈愤慨，因此有必要暂时让土耳其独自施行新的改革。另外，德奥一致认为俄国展现了通过英国视角来看待近东事务的倾向，它寄希望于给马其顿任命一名基督徒总督，以便与英国就其他问题实现和解。(43) GP , 22.Band, S.404，405. 最终，奥俄长达一年之久的谈判以失败收场。
那个妇人没答她，丢下烟袋就去呕吐。她说吃饭吃了苍蝇。可是全屋通常的板炕，那一些城市的女人她们笑得使金枝生厌，她们是前仆后折的笑。她们为着笑这个乡下女人彼此兴奋得拍响着肩膀，笑得过甚的竟流起眼泪来。金枝却静静坐在一边。等夜晚睡觉时，她向初识那个老太太说：
1903年11月25日，英国向法国提议，尽早向巴尔干半岛派遣一定数量的军官协助重组马其顿宪兵队。(25) HCPP ,Turkey ,No .2 (1904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South -Eastern Europe , p.144.法国对英国的提议深表赞同。12月1日，英法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就马其顿改革达成共识：第一，应当有可拨付的资金用以支付军官以及宪兵队的薪酬；第二，不失时机地重组军队。(26) HCPP ,Turkey ,No .2 (1904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South -Eastern Europe , pp.154-155.
1904年初，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英法为避免卷入战争，遂加快了彼此谈判的进程。2月27日，英国告知法国，马其顿改革无论成功与否都有引发冲突的可能性，倘若发生严重的危机，英国不会置身事外，希望英法达成共识，共同采取行动。(27) BD , Vol.V, p.68.为了恢复因公众舆论而疏远的英法传统友谊，(28) GP , 22.Band, S.107.打消法国对英国谋求在巴尔干地区获得特殊利益的顾虑，英国重申会努力维持巴尔干均势，无意着手贪婪的设计。(29) BD , Vol.V, p.70.在英国持续示好以及德奥主导马其顿改革事务的风险日趋增大的情境下，法国在事先与俄国达成共识后，唯一的优势就是与英国谈论马其顿及其改革失败的可能性。(30) DDF , 2e Série, Tome 4, p.377.
总之，马其顿在英法的对外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而两国很早就关注马其顿事态的发展。随着马其顿问题的全欧化，英法开始在马其顿改革问题上频繁互动，这对增进彼此互信大有裨益，加之两国都不愿卷入远东战事，更不希望看到德奥主导巴尔干事务，因而决定借助马其顿改革达成共识的契机，调整彼此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朝着传统友谊的方向发展。1904年4月8日，《英法协约》正式签订，这不仅是欧洲大国关系的一次重要调整，更为日后英俄关系的缓和以及最终缔约铺平了道路。
二、马其顿改革与《英俄协约》的缔结
马其顿是俄国维系巴尔干战略平衡的关键点。一方面，俄国可以协调巴尔干诸国在马其顿地区的分歧，使其建立反对土耳其的联盟，为自己从土耳其获得更多的特权服务。另一方面，俄国也可以利用马其顿地区的多民族属性，制造一些地区混乱，约束巴尔干诸国谋求区域霸权的欲望。俄国还可以利用马其顿改革，将其作为与其他列强在巴尔干地区进行外交博弈的重要筹码。
英俄两国在近东地区的矛盾主要体现在：英国需防止俄国势力出现在东地中海区域，威胁其通往印度航线的安全，而俄国则试图在两海峡与君士坦丁堡地区获得有利于本国的特权。鉴于马其顿在两国的对外战略中的重要价值，因此，英俄就马其顿改革问题展开了频繁的外交互动。
英国多次向法国提议，希望两国可以协调行动，干涉马其顿事务。(22) DDF , 2e Série, Tome 3, p.574; DDF , 2e Série, Tome 4, p.64.法国则回应称，如若“米尔茨施泰格计划”失败，乐见英法联合采取行动。(23) BD , Vol.V, p.70.德国则忧心忡忡地表示：“英国政府可能倾向于与法意联合提出一项涉及范围更广的马其顿改革计划，用以恢复英法的友谊。”(24) GP , 22.Band, S.107.
由于病情的进展、化疗的毒副作用和巨额的医疗费等多种因素，不仅使AL患者承受着巨大的生理痛苦，亦造成了强大的心理上压力。此时，仅以症状、体征为评价指标的传统模式已显得局限，亟需综合性的、全面的健康状况指标来评价疗效，而生存质量评价恰好符合这一要求。
为阻止意大利占领莫纳斯提尔，奥匈曾提议英法接受莫纳斯提尔地区，但都被两国拒绝。后来奥匈又提议俄国占领莫纳斯提尔，但是俄国以本国领事在该地区被杀，且该地位于起义中心为由也不愿接手。最终奥匈只能接受意大利占领莫纳斯提尔的现实。列强最后的占领区划分为：奥匈分得于斯屈布，俄国占有萨洛尼卡大部，英法分别占据萨洛尼卡省的兹拉马(Drama)和塞雷(Serres)。(35) HCPP ,Turkey ,No .4 (1904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South -Eastern Europe , p.104.从奥俄在划分占领区的互动过程来看，彼此关系存在一定的脆弱性，此前的合作开始出现松动迹象。另外，英、法、俄三国的占领区都位于萨洛尼卡省，这不但实现了英俄最初阻断奥匈势力南下的目的，而且还体现了两国在巴尔干战略上的共同需求，为日后两国的进一步合作提供了条件。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与一战起源之间的关系紧密，其爆发的重要诱因在于巴尔干诸国对瓜分马其顿所产生的巨大分歧。
1905年初，英国一方面否定奥俄向土耳其递交的马其顿财政改革方案的有效性，(37) HCPP ,Turkey ,No .3 (1905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South -Eastern Europe ,p.16.另一方面提出自己的方案。英国提议在制定马其顿财政改革的细则问题上，应该建立一个由奥俄公民代表(Civil Agents)以及四名列强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财政委员会有权监督马其顿三省的财政系统，检查土耳其官员的账单，并对一切滥用职权的情况进行报道。俄国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英国提议成立六人财政委员会的建议，而奥匈则极不情愿地接受了列强对奥俄主导改革模式的干涉。(38) GP , 22.Band, S.251，252.
为逼迫土耳其接受奥俄提案，俄国也多次主动劝说英国支持其政策，提议英俄可以逮捕几名土耳其海关官员，作为针对土耳其政府的强制行动。(39) GP , 22.Band, S.280.俄国还希望英国参与列强的联合行动，逼迫土耳其政府承认财政委员会，并对土拒绝提议做好准备。英国对俄国的提议表示赞许，承诺会与其协调行动。(40) HCPP ,Turkey ,No .1 (1906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South -Eastern Europe , p.68.最终，在列强强制行动的压力下，土耳其被迫承认财政委员会的存在，全权负责马其顿财政改革。(41) HCPP ,Turkey ,No .1 (1906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South -Eastern Europe , p.113.财政委员会的建立意味着奥俄在管理马其顿问题上享有的特别“控制权”的终结。(42) Nadine Lange-Akhund, The Macedonian Question ,1893-1908 , p.300.
宪法适应性发展的理想状态是完善宪法适应机制，使宪法与时俱进，更加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但在社会快速变革、其他应变机制发展滞后的背景下，宪法发展偏离正常轨道的“非常态发展”状态便呈现出来，这就是“良性违宪”。良性违宪是指有些事件表面看似违宪，而实际上却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违宪事件大多在地方自发萌芽，改革之初顶着“违宪”帽子，改革成果则让人们尝到了甜头，因而使人们鼓起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从凤阳县小岗村土地“大包干”，到深圳特区土地使用权拍卖，再到私有经济飞速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当时宪法的规定，却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3]。改革势不可挡，改革与宪法谁让步成为一个尖锐问题。
乡政与村务是基层政务的两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只有二者的有效衔接才能构成整个基层政务公开体系。构建基层政务公开体系，就要着力突破阻碍乡镇行政管理权与村民自治权有效互动的现实困境，实现政府行政机制与自治机制互动、行政功能与自治功能互补、行政主体与自治主体互动，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基层干部的权力行使在村民监督的“阳光”下运行，构建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的联动格局。
1907年初，俄国再次提出司法改革议案，建议将马其顿司法系统置于财政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任命基督徒法官，增加检察官人数。奥匈认为，马其顿司法改革原本应由奥俄来负责，但俄国却倾向于采取英国激进的手段。另外，英国越来越多地介入马其顿司法改革，且与俄国立场趋同，奥匈对英俄的不信任感有增无减。奥匈这种依赖德国猜忌英俄的做法，助推了英俄关系的改善。1907年7月，在圣彼得堡召开的关于马其顿司法改革的会议上，奥匈已经找不出俄国对英国不信任的任何痕迹。(44) GP , 22.Band, S.410,411,412,413. 奥俄自“维也纳计划”以来主导马其顿改革的局面，彻底让位于英俄主导，英俄凭借马其顿改革进程中不断累积起来的政治互信，助推了两国最终缔结调整殖民地分歧的协约。8月31日，《英俄协约》正式签订，一战前的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定型。
从马其顿宪兵队重组至财政与司法改革，英俄关系经历了敌视到缓和，再到最后达成共识的过程，英俄在马其顿改革问题上的外交互动，成为彼此在殖民地纷争上化干戈为玉帛的重要推手。《英俄协约》的签订标志着19世纪末以来欧洲列强重组过程的基本结束，欧洲自此形成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之局。1907年之后，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各列强或多或少地因同盟之间的缔约义务，而无法自由地开展对外政策，这使得大国关系的调整空间缩小。
三、分割安排：马其顿问题与巴尔干同盟的建立
1903年9月16日，英国向法国表示自己对马其顿局势深表担忧，其不仅不会袖手旁观，反而会采取主动行动，故而希望得知法国的立场，愿与其达成一致意见。(16) DDF , 2e Série, Tome 3, p.574.23日，英国重申希望与法国合作的意愿。(17) DDF , 2e Série, Tome 3, p.581.英国这种质疑奥俄改革计划，以及主动寻求与法国达成共识用以争取改革主动权的做法，得到了法国的积极回应。(18) BD , Vol.V, p.68.29日，英国提出了本国制定的马其顿改革计划，(19) BD , Vol.V, p.63.该方案得到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支持。英、法、意的联合行动使英国方案在10月2日奥俄制定的“米尔茨施泰格计划”(The M ürzsteg Programme )(20) 关于“米尔茨施泰格计划”的内容，参见DSMP , Vol.I, pp.455-457.中都有所体现，为此有学者评论称：“协议的内容是以奥俄为一方，英、法、意为另一方的利益妥协的产物。”(21) Vemund Aarbakke, Ethnic Rivalry and the Quest for Macedonia 1870-1913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16.
受我国大气污染形势依然严峻及碳排放总量的限制，燃煤电厂发展空间日益受限，清洁能源逐步成为未来能源发展新的增长点。作为清洁低碳化石能源，天然气发电的环境效益及其在能源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根据规划，2020年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要达到10%以上，利用量将达到3600亿立方米，成为未来我国能源革命的重要引擎。随着天然气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不断提高，以及发展天然气发电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未来我国天然气发电前景广阔。
首先，巴尔干同盟的建立恶化了两大军事集团的关系。一方面，波斯尼亚危机后，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地位受到了德奥的极大威胁。“如果俄国从现在作为斯拉夫民族保护者和捍卫者的位置上跌落，允许奥匈篡夺其现在行使的职权，它将不得不忍受塞国全部并入奥匈，奥匈占领新帕扎尔州，合并一个自治的阿尔巴尼亚国，最终将其势力延伸至萨洛尼卡等所有结果……奥匈在近东将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整个莫斯科帝国而言都是有害的”。(45) BD , Vol.IX, Part I, pp.530-531.有鉴于此，俄国需要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一个能够阻止德奥势力南下至爱琴海与土耳其建立密切联系的斯拉夫人同盟，确保其在巴尔干地区的主导地位。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Sergey Sazonov)在得知巴尔干同盟建立后高兴地表示：“这很完美！有50万把刺刀来守卫着巴尔干半岛——这将永远堵塞德国渗透、奥匈入侵之路。”(46) A.J.P.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484.另一方面，波斯尼亚危机后，德奥欲巩固在巴尔干地区取得的优势，故将巴尔干同盟视作与自己利益相悖的巨大威胁。奥匈认为，将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民众从土耳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然后利用他们作为对抗德奥的武器的想法，是长期以来俄国对这些民族感兴趣的现实政治背景。建立巴尔干同盟，最终只会以牺牲君主国领土的完整性为代价来实现该目标。(47) Karl Kautsky, Hrsg., Die deutschen Dokumente zum Kriegsausbruch .Erster Band :Vom Attentat in Sarajevo bis zum Eintreffen der serbischen Antwortnote in Berlin , Charlottenburg: 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 m.b.H., 1919, S.22-23.
其次，巴尔干同盟的建立刺激了巴尔干诸国民族沙文主义的发展。保加利亚认为，欧洲正在其怀中养育着一条毒蛇，因为土耳其新政府是要建立一个比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统治时期更加反动、更加反基督徒的武装独裁政权。(48) BD , Vol.IX, Part I, p.94.希腊也表示，巴尔干局势不稳，所有相关国家政府都有责任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49) BD , Vol.IX, Part I, p.9.塞尔维亚则认为，巴尔干小国政治家们的职责是不断铭记奥斯曼帝国的不稳定性，并为本国制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保全其利益的政策。(50) BD , Vol.IX, Part I, p.49.
本文通过对打磨任务的分析，创新设计了一种针对PCCP承、插口两端口打磨的机器人自动化装备。首先，对该端口打磨机器人进行了结构设计，并根据打磨机器人克服摩擦力环绕承、插口钢圈作周向转动以完成打磨工作的特点，利用现场试验分析它在转动过程中产生的打滑失效现象。为了保证打磨机器人能够高效可靠地完成绕端口的转动打磨工作，建立打磨机器人压紧力模型及其可靠度模型，采用随机摄动方法讨论其可靠性问题，分析该端口打磨机器人的动态可靠度，并找出影响打磨机器人可靠性灵敏度的因素，为下一步的结构优化设计及提高其工作可靠性作准备。
巴尔干同盟的建立与巴尔干政局、列强关系的变化以及一战爆发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决定其能否建立的关键则是马其顿问题。作为巴尔干同盟核心的塞保在彼此交往的过程中，早已孕育着联合的因素，两国在不断地调整各自在马其顿的利益分歧。俄国从与德奥对抗的角度出发，助推了塞保在马其顿问题上达成暂时性的妥协，促成了巴尔干同盟的建立。
1904年4月12日，塞保缔结同盟协议，共同承诺以和平的方式致力于在马其顿和古塞尔维亚地区实施改革，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确保彼此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自由发展；以道德与善意的力量维护巴尔干半岛的和平；当两国存有争议问题无法达成共识时，将交由俄国沙皇裁决。(51) Andrija
priredio.,Dokumenti o spoljnoj politici Kraljevine Srbije 1903-1914 , Knjiga 1, Sveska 2, Beograd: Srpska akademija nauka i umetnosti, 1998, S.199-200.虽然塞保同盟协议因奥匈势力的干涉而最终失效，却是两国合作的重要尝试。
波斯尼亚危机后，塞保关系朝着缔结同盟的方向发展。1909年，保加利亚表示：“马其顿问题决不能在没有巴尔干国家或多或少地直接参与下做出决定”，(52) M.Hakan Yavuz and Isa Blumi, eds., War and Nationalism :The Balkan Wars ,1912-1913 ,And Their Sociopolitical Implications , Salt Lake Cit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13, p.10.释放出一种与其他巴尔干国家，尤其是塞国合作的积极信号。1910年2月6日，塞国外交部长米洛万·米洛瓦诺维奇
表示，塞保在马其顿的利益为彼此达成友好谅解提供了合作的可能性，(53) BD , Vol.IX, Part I, p.118.塞国也表达出与保国就马其顿达成共识的积极姿态。4月15日，塞保君主同时访问了俄国，并与沙皇进行了较为亲密的会谈，这对俄国调解两国在马其顿的利益分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11年9月29日爆发的意土战争进一步推动了塞保谈判的进程。10月23日，塞保首相举行会谈，就划分马其顿势力范围进行交涉，虽然彼此因分歧颇大而未能达成协议，但却播下了未来缔结协约的种子。(54) BD , Vol.IX, Part I, pp.513-514.12月21日，塞国对外宣称：“当下巴尔干民众最重要的目标是彼此更加接近……巴尔干国家的未来命运应掌握在自己手中……本国的未来应与其他巴尔干国家紧密相连。”(55) BD , Vol.IX, Part I, p.524.1912年2月15日，塞国再次表达了希望建立巴尔干同盟的意愿，“巴尔干国家安全的唯一机会是它们应当协调行动”。(56) BD , Vol.IX, Part I, p.543.面对来自塞国的持续示好，保国最终于3月13日与塞国签订了《塞保同盟条约》，条约附件规定：两国就分割马其顿达成了暂时的共识，彼此约定如果无法通过直接谈判的方式解决领土划界问题，那么将交由俄国沙皇进行裁定。(57) 关于《塞保同盟条约》内容，参见DSMP , Vol.I, pp.576-581.随着5月29日希保在分割马其顿未达成共识的前提下缔结了《希保防御同盟条约》，9月门的内哥罗加入同盟，至此巴尔干同盟最终形成。
纵观巴尔干同盟形成的过程，马其顿问题始终是影响同盟建立的关键因素，因为每个王朝都想以马其顿来装饰其皇冠、增加其财富、增强其实力、巩固其在一个伟大的巴尔干国家中的王位以及增加其统治的辉煌。(58) DSMP , Vol.I, p.586.加之，塞保的努力，意土战争提供的有利时机，俄国的居中协调，最终巴尔干诸国缔结了暂缓彼此分歧的同盟。巴尔干同盟的建立是巴尔干政治格局的一个重要变化，同盟国将矛头直指土耳其帝国，旨在将其势力逐出欧洲，解放被压迫的基督徒民众，由此导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爆发，而列强对此所持有的默认态度则便利了同盟国的作战行动。1913年5月30日，《伦敦条约》(The Treaty of London )(59) 关于《伦敦条约》的内容，参见DDF , 3e Série, Tome 6, pp.759-762; BD , Vol.IX, Part II, pp.825-826.签订，此时摆在同盟国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分割战利品，主要即是马其顿，这是影响同盟能否延续的核心问题。
四、瓜分不均：马其顿问题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了巴尔干诸国协同解决地区事务的短暂历史。在民族沙文主义以及争夺区域霸权欲望的刺激下，战后巴尔干诸国间的关系发生了分化，原先的同盟成为竞争对手，之前的合作被对抗所取代。另外，为实现各自目标，巴尔干诸国纷纷加入两大军事集团，这进一步恶化了巴尔干政治局势，加剧了地区冲突的风险。
首先，塞尔维亚成为南斯拉夫人的主导力量，奥塞冲突加剧。塞国的崛起与奥匈维持帝国稳定以及巴尔干地区的霸权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使之成为加剧巴尔干紧张局势的最突出因素。“塞国的政策是以各种手段以及不同的强度，对奥匈领土上居住的南斯拉夫人施以敌对宣传和革命性的煽动。这种秘密政策旨在当总体政治局势有利于实现大塞尔维亚国的愿望时，将这些领土从二元君主国强行分离出去”。(60) Austro -Hungarian Red Book :Official English Edition with an Introduction , New York: J.C.Rankin, 1915, p.iii; Collected Diplomatic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Outbreak of the European War ,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15, p.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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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塞尔维亚成为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唯一可以依赖的盟友。保国对俄国不支持1912年3月签订的《塞保同盟条约》表示愤慨，后来建立了亲三国同盟的政府，俄国自此失去了原本可以阻断德奥势力南下爱琴海，威胁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的缓冲地带。罗马尼亚因获得南多布罗加地区暂时在领土上得到了满足，作为同盟国集团的成员之一，它的存在对俄国进入巴尔干地区起到了阻隔作用。此外，希腊忙于与土耳其的爱琴海岛屿之争，因而俄国唯有依赖塞国用以维系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这种局面颠覆了长期以来巴尔干斯拉夫人国家依赖俄国的传统。
其次，英俄在马其顿财政与司法改革问题上进行合作，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从1905年开始，列强围绕马其顿财政改革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英国一则担心俄国因与日本战争的失利，实力大损，届时奥俄在巴尔干地区建立的均势将不复存在，在此情形下，奥匈将在改革事务中扮演领导角色。(36) DDF , 2e Série, Tome 4, pp.375-376.二则英国意图打破奥俄主导马其顿财政改革的局面，利用《英法协约》的有利条件，将财政改革由奥俄主导转变成列强共管。
“维也纳计划”引起了英法高度的重视。对于法国而言，一方面，它希望土耳其在马其顿地区推行改革，满足当地民众的需求，维持地区稳定。法国认为，作为一种补救措施的马其顿改革，应尽可能认真、彻底，如若东方问题被重新开启，唯一的后果将是奥斯曼帝国被肢解。(8) DDF , 2e Série, Tome 3, p.13.2月20日，法国向土耳其政府提议，接受并执行奥俄起草的马其顿改革计划。(9) HCPP ,Turkey ,No .3 (1903),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South -Eastern Europe , p.51.另一方面，法国对德国支持奥匈帝国在马其顿地区扩张势力深表忧虑，认为奥匈帝国会利用马其顿现有的无政府状态，从新帕扎尔州(Novi Pazar)进入古塞尔维亚地区，以驯服的阿尔巴尼亚人填补塞尔维亚人的空缺，进而经由马其顿的萨洛尼卡通往爱琴海地区，(10) DDF , 2e Série, Tome 2, pp.637-639.如若实现，奥匈帝国将建立起巴尔干霸权，打破地区均势，有损法国在此地的利益。因此，法国希望排除政治因素，从人道主义角度采取措施，改善马其顿局势。(11) HCPP ,Turkey ,No .3 (1903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South -Eastern Europe ,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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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国对马其顿地区划界提出的质疑遭到了保国的严厉驳斥。1913年4月11日，保国驻塞国官员托舍夫(Tošev)抱怨称：“面对塞国这些行为，保政府将派遣军队进入《塞保同盟条约》规定的现正由塞国侵占的马其顿地区”，(64) BD , Vol.IX, Part II, p.683.以此作为塞国违约行为的回应。另外，托舍夫还控诉俄国在塞保关系中的不公正行为，他认为俄国纵容了塞国对马其顿领土提出的新要求，(65) BD , Vol.IX, Part II, p.692.希望俄国能够秉承公正立场，扮演好调解塞保就马其顿划界存有矛盾的仲裁者角色。
面对托舍夫的驳斥，塞国发文声明其在战争期间向保国提供的援助超出了事先的规定，倘若没有其援助，保国将无法取得如此成功，因而理应获得补偿，形势的变化，要求塞保缔结新的条约。加之，塞国无意撤出其所占地区，使得局势变得愈发令人不安。(66) BD , Vol.IX, Part II, pp.702-703.英国在分析塞保关系时表示：“很难预见两国有达成和解的迹象，双方正在马其顿进行的军事准备，除非采取调停，否则不久之后爆发冲突不无可能。”(67) BD , Vol.IX, Part II, pp.716-717.
第二，1913年5月的《伦敦条约》激化了巴尔干同盟内部的矛盾。条约剥夺了塞国获得亚得里亚海出海口的机会，新建立的阿尔巴尼亚国制约了塞国在马其顿的科索沃省以及新帕扎尔州地区的扩张，助推其要求修改《塞保同盟条约》的决心，而希腊对马其顿南部尤其是萨洛尼卡的野心，使其与塞国有了共同反对试图坚定地维系《塞保同盟条约》相关条款的保国的合作基础。塞国认为：“巴尔干同盟的目标不是创建一个将其他国家置于附属地位的庞大国家，这会破坏平衡。塞、保、希现在必须对巴尔干半岛进行新的分割。该分割必须在不考虑先前条约，不涉及历史、情感，或者民族志传统的前提下进行。它应当只考虑‘平等互惠’(reciprocal equilibrium)、‘地理对称’(geographical symmetry)，以及与战争期间每个盟国占领领土所做出的努力有关。”(68) BD , Vol.IX, Part II, p.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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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塞希修改条约，重新划分马其顿领土的要求，一方面，保国坚持《塞保同盟条约》关于马其顿领土划界的有关规定不得变更，否则不接受任何仲裁，同时保政府决定从塞国召回其代表；(69) BD , Vol.IX, Part II, p.866.另一方面，保国加紧进行军事准备。从5月底开始，保国就已在塞保、希保边境以及马其顿地区集结了大量军队。与此同时，塞希也将战争视作解决与保加利亚争端的最佳方式，因为两国都不希望保国占领绝大部分马其顿，成为巴尔干地区的主导国。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三个国家都是为了马其顿而战。(70) M.Hakan Yavuz and Isa Blumi, eds., War and Nationalism :The Balkan Wars ,1912-1913 ,And Their Sociopolitical Implications , p.107.巴尔干同盟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破裂。
摘星楼外的空地，方圆数二十余丈，平坦如砥。其时药圣孙思邈、书圣颜真卿、画圣林白轩、琴圣苏雨鸾、棋圣王积薪、乌有先生、子虚道人七位良师益友已按北斗七星的星位立在场地中央，孙思邈在中央占天权位，天枢颜真卿、天璇林白轩、天玑苏雨鸾，为斗魁；玉衡王积薪、开阳乌有先生、摇光子虚道人，是为斗柄。颜真卿持笔，苏雨鸾抱琴，其余皆凝神空掌，平心静气，起手如仪，静候一边已站成一线的袁安、上官星雨、李离三人。三人赤手空拳，袁安在前，据天位，上官星雨在中，据地位，李离断后，据人位，天地人，是为三才。
总而言之，塞国认为本国在马其顿付出太高的代价用以赢得保国的友谊，失去亚得里亚海出海口使其要求保国在马其顿领土上做出让步，需对《塞保同盟条约》进行修改。保国坚持原有条约的规定不可更改，且驳斥塞国的要求。希腊在战前并未与保国达成瓜分马其顿的协议，这为日后两国爆发严重的领土纠纷埋下了伏笔。(71) BD , Vol.IX, Part II, p.364.恰如理查德·C.哈勒(Richard C.Hall)所说：“保加利亚—希腊关于马其顿分割以及萨洛尼卡处置的争议是巴尔干同盟崩溃和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的主要因素。”(72) M.Hakan Yavuz and Isa Blumi, eds., War and Nationalism :The Balkan Wars ,1912-1913 ,And Their Sociopolitical Implications , p.96.此外，俄国只是将巴尔干同盟作为其防御奥匈的工具，而奥匈也决不允许巴尔干地区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集团，阻断其在巴尔干地区扩张势力。这些因素最终共同埋葬了巴尔干同盟。
结 论
马其顿问题贯穿一战之前的欧洲政治。首先，欧洲列强围绕马其顿改革展开了频繁而激烈的外交博弈，使之成为影响大国关系调整的重要因素。英法因在马其顿有着巨大的经济与战略利益，为避免卷入远东战端，不愿德奥主导巴尔干事务，亦为增强在马其顿改革事宜上的话语权，两国就马其顿改革进行了多次较为深入的交流。不断地沟通增进了两国的政治互信，最终为缔结弥合殖民地分歧的协约起到了助推作用。《英法协约》是欧洲政局的一次大调整，它不仅引发德奥的敌视，也为后来《英俄协约》的缔结提供了条件。
俄国原本主导马其顿改革事务，后因深陷远东战事，国内革命运动兴起的牵制，只能过多地受制于德奥。然而，从马其顿宪兵队重组至财政与司法改革，俄国试图重新夺回改革的主导权，这与政策逐渐向支持土耳其倾斜的德奥产生了激烈的矛盾，而英国却在法国居中调解之下慢慢地改善了与俄国的关系，加之德国对欧洲安全的威胁愈发明显，英俄遂借助马其顿改革的有利契机，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合作，助推了两国协定的缔结。
三国协约的最终缔结离不开马其顿问题在此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它极大地改变了欧洲权力结构，标志着一战前大国关系重组的基本完结。两大军事集团在随后争夺霸权的一系列斗争中不断强化集团内部的关系，增强军力。这种不断僵化的权力结构最终使原先的欧洲协调失去了效能，当“萨拉热窝事件”爆发之时，部分列强虽力图挽救危局，但无奈僵化的结盟体系结构捆缚了它们自由行动的双手，无能为力地目送自己滑向战争的深渊。
其次，马其顿问题成为左右巴尔干政局变化的关键因素。作为巴尔干同盟核心的塞保，早在1904年就已尝试缔结盟约，就分割马其顿达成谅解，然而却因多种缘由而未能实现。1909年波斯尼亚危机之后，塞保外交互动朝着缔结盟约的方向发展，加之意土战争提供的有利时机，最终在俄国居中调停之下，两国就瓜分马其顿这一决定巴尔干同盟能否建立的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初步协议。
巴尔干同盟的建立加剧了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俄国借助巴尔干同盟建立起阻止德奥在巴尔干地区扩张势力的藩篱，维系了它在该地区传统的主导地位。德奥则将巴尔干同盟视为俄国地缘政治扩张的工具，与自己的利益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以盟国的获胜而告终。然而，塞希却因战争期间局势的变化以及战后的安排，对战前缔结的条约表达了不满，要求修改条约，尤其是在瓜分战利品马其顿的问题上，塞、希、保分歧加剧，最终埋葬了同盟。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保国招致惨败，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的外交代表齐集布加勒斯特，达成一项旨在针对保加利亚，保障马其顿现状的正式协议。(73) BD , Vol.IX, Part II, p.1001.巴尔干同盟的解体标志着巴尔干地区力量的大分化，给巴尔干乃至欧洲的权力结构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急于复仇的保国加入同盟国集团，希、塞、罗、门则纷纷加入协约国集团，巴尔干国家之间的领土争夺与列强之间的霸权之争一同设置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背景条件，而马其顿问题则成为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因素。
Re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cedonian Question (1903-1913)
GAO Jian -zh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 210023, China )
Abstract :The Macedonian Question which affected the diplomatic game between European Powers and the adjustment of mutual relations, ran through European politics before World War I.The reform of Macedonia promoted the signing of the “the Entente Cordiale” and the “the Anglo-Russian Conventi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Triple Entente greatly changed the structure of European power and marked basically the end of the reorganiza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ajor Powers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Subsequently, the Macedonian Question became a key factor that the Balkan League could be established, the Balkan League not only expand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military blocs and planted the seeds of hatred for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but also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hauvinism in the Balkan countries that caused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and intensified the risks of regional conflicts.The Balkan countries resorted to means of warfare because of the failure to reach a consensus in Macedonian partition, which led to a great division of power in the Balkans.The highly confrontational Balkan power structure formed after the Second Balkan War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more comprehensive alliance system of bipolar confrontation of European Powers, the territorial struggle between the Balkan countries and hegemonic struggle between the Powers set the background conditions for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Macedonian Question became an important factor throughout.
Key words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Macedonian Question; the Triple Entente; Balkan League; Balkan Wars
收稿日期： 2019-03-16
作者简介： 高建芝，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为洪邮生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任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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