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下）——（20世纪末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世纪末论文,严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为《资本论》积累资料的过程中，马克思开始明白，机器技术本身还不足以确立无产阶级的统治权，使其成为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领导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同其他劳动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有所作为；只有作为“共同劳动者”，他们才能成为“庞然大物”，因为，脱离开生产，单个的工人便一事无成。因此，马克思的基本论点（即无产阶级是能够脱离生产、领导生产、发挥管理职能的力量）遇到一个主要困难：机器和机器生产愈发展，则分工愈是迫使单个劳动者完成日益简单的、容易的、类似机器的职能，按按电钮，拉拉操纵杆；劳动者一旦离开生产，在自由交往中，便一筹莫展。
然而，马克思还是探索出一条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他在没有放进《资本论》的、没有出版的手稿中推测，虽然（典型资本主义的）前提仍然是直接劳动时间量和作为创造财富决定因素的劳动消耗量，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有效财富的创造较少取决于劳动时间（既包括剩余劳动时间，也包括必要劳动时间）和劳动消耗量，而更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发生作用的动因的效率。这些动因的强大生产率与生产所必需的直接劳动时间并不一致，而毋宁说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取决于工艺发展水平或科学应用于生产的程度。在这一变革中，劳动已经不那么介入生产过程，而是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在与生产过程本身的关系上，人是生产的监督者和调节者。
工人已经不是马克思谈到并将其与自己的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工人，他已经不是“将变形的自然对象置于自己与劳动对象之间”。“现在他置于自己与其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的是自然过程，并将这一自然过程转化为工业。他站在生产过程旁边，离开它，而不是成为它的主要动因。在这一改造过程中，生产和财富的主要推动因素不是人进行的直接劳动，不是其劳动的时间，而是个人（！）掌握自己的全面生产力，是他了解自然界并统治自然界，一句话，是社会性个人的发展”。因此，个性的自由发展不是为了增加剩余劳动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是一般地将社会的必要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创造条件，使人人能在闲暇时发展艺术的、科学的和其他方面的才能。
产生一个奇怪的冲突。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管马克思愿意与否——建立在两个矛盾的基础上：在生产本身内部（指暂时仍起主导作用的机器生产，自动化还刚刚萌芽）存在着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即工人可以生产出比自己再生产所必需的更多产品的时间——之间的矛盾。一般来说，这一时间可以日益减少，因为工人是把自己作为“按钮资源”来再生产的。但是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内部（就其整体而言）马上又产生另一个主要矛盾——闲暇时间与劳动时间（就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总量而言）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认为，“不变资本——机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资本的不断发展本身不是取决于劳动者直接参与生产过程，而是取决于让劳动者从生产过程中脱出身来，也就是说，将劳动者培养成为有文化会思考的、能够改变生产的人才。”马克思在这一段话里直接谈到自动化生产，在这种生产中，劳动者站在生产之上、之旁，而不是置身其中。
在这里我们惊奇地发现20世纪末即现在所发生的事，不过不是发生在我国，而是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那里，自动化日益发展，劳动者的作用在扩大，他们站在生产之旁，在实验室里，在计算机中心工作。工人被挤出生产过程。可以称这是劳动者与生产相异化（疏远），但是实际上这是单个劳动者（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影响整个生产的能力的发展。自动化系统不能局部改变，因为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只有改变其运行的科学和技术原理，才能改变它。要做到这一点，靠的是在自动化、电脑化、信息化基础上的个人普通劳动。当然，眼下这不过是发展方向而已。
然而，这里同样遇到一个极其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很容易完成这些程序，另一方面，这些程序本身又必须改变，这便断然改变了整个生产过程，也改变了我自己的思想。
由此可见，马克思原指望“无产阶级”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通过生产中的工人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统一的大集体而实现，这一指望都由于他自己的观察结果而落了空。原来，当每一个工人的行为与另一个工人的行为甚至动作息息相关时（在半成品加工和流水作业的情况下），大生产这个庞然大物便日益丧失其意义，而“蓝领和白领”、服务人员、分配领域及实验室工作人员则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对于所有这些劳动者来说，“共同性”（和“集体性”）被个人普通的独立性取代。
众所周知，按照经典的马克思的看法，根据《资本论》中的设想，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过程中的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主体是无产阶级。原因如下：第一，这个阶级日益壮大，因为大批量生产和工厂劳动培育出庞大的劳动集体。第二，就其智力而言，工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密切相关，相互依赖，能够作为一个完整的、庞大的集体而行动。第三，新型的生产（这时在机器生产和自动化生产之间开始出现某种平衡）必须发展工人自身的生产力，发展工人的精神、智力水平。事情应该是这样，因为工人阶级在既把科学劳动又把农业劳动兼收并蓄的大生产这个庞然大物吞并中小企业的过程中似乎变得“结实起来”。
其实我们看到，工人阶级在从机器生产过渡到自动化生产时，首先，人数在减少，因为有许多事都由不变资本（机器、自动化系统）“代劳”了，失业在增加，工人往往不得不重新学习，所以，出现涵盖整个社会的工人阶级这种集体庞然大物的可能性便化为乌有了。其次，工人阶级只有溶入这一共同的生产过程，才能成为富有创造力和完成马克思所说的全部职能的力量。然而，工人阶级日益不可逆转地作为失业者，作为重新学习者，作为积极进入程序设计、消费和交换过程的劳动者而被挤出生产领域。所以，工人所特有那种集体性——铁板一块，抱成一团，能改变世界——被现代生产的发展本身所破坏。遭到破坏的还有工人阶级（或者说无产阶级）的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工人阶级与“半成品”工作联系在一起：一个工人制造机器的一部分，另一个工人制造另一部分，第三个工人制造第三部分，只有大家一起才能制造出一部完整的机器。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如果去掉我所指出的某些因素的话，人们会设想，未来社会的最伟大力量应该是无产阶级，这是一个集体，一个内部最团结、似乎应该包括绝大多数居民的群体。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正相反。
在马克思的思考中还产生一个漏洞（已经是19世纪）。除了城市工人以外，还有从事农业劳动的另一类型的劳动者。工人阶级在农村同样是向新型生产转变时形成新的历史主体过程中将成为决定性组成部分的那种力量吗？显然不是。在农业中，生产不取决于“半制品程度”的增加（我培育半株谷穗，你培育半株谷穗），而取决于（劳动者劳动中的）天然（自然）生产因素：耕地、土壤、阳光、气候等等。事实表明，在19世纪，农业收成已经不靠劳动者数量的增加，相反，靠劳动者数量的减少，靠制造能够耕种和便于调动“完整的自然生产因素”的个人使用的机器。种植和收割小麦及其他农作物，使用的不是大规模的集体劳动，而是农民或农场主的个体劳动。与农业劳动相关的，一般来说不是作用于生产工具，而是作用于生产资料（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即作用于土地。这里是两位一体：农民或农场主与土地单独作用。愈是考虑到土地的自然的、未遭破坏的生态过程，生产发展的可能性愈大。
在农业中，“复合”劳动者的作用日益缩小。农场主的数目在减少，他们的劳动在个体化。甚至大的农场主也并不经常使用雇工，通常只在农忙时使用一些临时工，后者居无定所，到处“流浪”，没有固定工作岗位。当然，农产品需要集体加工，但是它与马克思所说的机器生产的特点有所不同。
总之，马克思认为生产的发展必然导致大多数居民无产化，工人的集体性、团结性和无私精神为该阶级准备了条件，使它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成为领导者，继而成为新社会的主宰——这一预言彻底落空了。
下面一点同样极其重要。我们明白，新的历史主体决不会仅由工人阶级构成。在当代美国、日本和法国，“中间阶级”（商人、小企业主、经纪人等等）占居民多数，工人阶级占少数。
但是问题不仅仅在这里。马克思不知为什么把知识分子打入另册，只把它看作“上层建筑”。其实，随着自动化生产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成长壮大及其特有的精神品质日益具有决定性的社会意义。
一般说来，自动化生产离不开知识分子的个体劳动。但是，这种劳动是“个人普遍”（我们这样界定）劳动：我坐在“家里”的计算机旁，使用普遍、完整的程序，思考着如何借助越来越多的新资料来完善它、改变它。
当我们谈到如何形成新的“社会形态”（暂且借用马克思的这个术语）的新的历史主体时，既要考虑到知识分子的缺点：自我中心主义，利己主义，只依靠自己，不善于群策群力、共同工作；也要考虑到他们的优点：掌握新社会的主要生产力——科学，确切些说，文化。
总之，我再说一遍，20世纪根本没有产生工人阶级领导社会，其他一切阶层，农民和知识分子接受其领导的形势。更不用说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了；我谈的是社会领导权的实际情况等等。
还有两点我认为也极端重要。这好象涉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马克思断言，只有剩余时间、剩余劳动超过必要劳动，才可能获得剩余价值。我已经简短地提到，这话错在什么地方。即便在马克思当时所生活的“正常”的、典型的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也是很不正确的，理论上是错误的。
我再说一遍问题在什么地方。
只有当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的矛盾，同闲暇时间与劳动时间的矛盾同时发生时，“资本主义”才能正常运转。所谓暇闲时间，并不仅仅是指“不劳动”，而是用来从事创造活动——科学活动、理论活动、计划活动。剩余劳动本身、资本家获得的利润至少由三个方面组成（这里没有列入农民劳动）：首先在生产内部，剩余劳动时间超过必要劳动时间；其次，在生产之外，闲暇时间超过劳动时间；最后，供求关系起基本作用。这一复杂系统所提供的社会结构与马克思所界定的完全不同。
我们至今尚未涉及所谓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二部分。我指的是资本家个人。原来，随着这种类型的生产、特别是自动化生产的发展，资本家日益分化，要么成为像经理那样的人物，是生产的直接参与者、组织者，要么成为寄生者，站在生产之旁。作为生产总劳动的参加者、全面劳动者的资本家与站在生产之旁而不加入正常生产过程的资本家之间，有一个奇怪的比例。
诚然，所谓“不加入”，仅指在一种条件下，即：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其实是一切生产，首先是未来的生产，不仅“自在地”，为了生产本身，为了尽可能好地制造新机器而运转，而且为了消费；马克思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没有考虑到，劳动生产力即劳动者的生产力不仅在生产过程中，而且在生产过程本身，不仅为生产，而且在非生产性消费过程本身正在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供与求不仅直接调节着商品价格，而且调节和发展人们的兴趣爱好，使个人精神敏锐。供与求不仅影响产品质量，而且影响完成这一生产过程的生产者的面貌，影响其去留和发展。看起来似乎只是生产A与生产B之间空白的东西——商品交换、消费、市场、家庭消费，彻底改变着生产者的面貌，使其在进入生产领域时与以前有所不同。消费所具有的创造性并不亚于马克思脱离消费所考察的生产（马克思只考虑到生产内部的消费）。
在这方面，个体或集体企业主的作用在增长，他们根据人的需求性质的变化而考虑、督促和组织生产（21世纪可能发生的一个不幸、灾难就在这里：人的需求，人的志向、兴趣、爱好朝什么方向发展）。在未来社会意识的形成上，一切都极其复杂，等等。
20世纪，“科学—生产”起决定作用在向文化起决定作用转变，这里的文化是就其整体的即本体论的、逻辑的和社会的意义而言。20世纪末，正在来临的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这是马克思的幻觉），而是“独创精神的社会”，个人普遍劳动和个人普遍（生产资料？单独自“我”？）所有制的社会[①]。
最后可以再重复一下，在谈到马克思的基本定义和预测中的“失误”时，我总是强调暇闲时间在生产本身的发展上，在改变劳动者面貌上，在确实加深自动化和信息化过程上的决定意义。但是，现代的深刻矛盾也许恰恰与此有关。这里说的不是马克思的生产“内部”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时间的矛盾，而是闲暇时间本身内部的矛盾，是“不做”什么与“做”什么的矛盾，是无所用心、无所事事与自我反省、自我进取的矛盾。
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我们看到，一方面，社会正在向文化起主导作用的方向迈进；另一方面，闲暇时间令人痛心地被浪费，不学无术、骄奢淫逸之风在漫延。放眼未来，如果我们不过分乐观的话，21世纪将是巧妙地有益地利用闲暇时间与虚度光阴、贪图享受之间发生冲突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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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又说回来，贪图享受并非绝对是坏事。享受即消费，消费要花样翻新，促进发明创造。我们抱有希望。希望活得最长久。而认真地、实事求是地讨论希望，这已是另一个话题了。
摘自俄国《政治研究》杂志1996年第1期
李国海译
注释：
①这里我抛弃了马克思的术语。内在的批评结束了。现在必须突破“社会形态”、“基础”、“上层建筑”、“经济决定论”等等概念的范围。这些概念本身（我希望）揭示了自己的理论和社会实践上的局限性和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