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资本在珠江三角洲投资前景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香港论文,前景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截止到90年代中期，香港资本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尤其是中、小规模制造业的大规模北移是非常成功的。一方面这些制造业转向低生产成本的珠江三角洲，保障了香港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使其进出口贸易额和整体经济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长率；另一方面，大量的香港资本的投入，在短短15年间推动了珠江三角洲广大的农村地区向工业化迈进，使其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制造业无论是产值或是出口值都远超过原先占主导地位的农业。香港投资已成为珠江三角洲过去15年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并促使珠江三角洲由传统农业地区转变为迅速城市化的城镇密集区。
然而，90年代初，特别是中其以来，香港在中国尤其是其最为集中分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投资活动，发生了一些微妙而关键性的变化和转折，其投资前景对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令人关注。在这里提出一些看法，以便共同探讨和切磋。
一、中国对外国投资企业正逐步实施国民结遇。为了恢复在世界贸易组织缔约国的地位，中国早已于几年前便宣布逐步对境内所有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实施国民待遇改革，这一步骤在今年明显加快。继去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亚太经济论坛首脑会议上宣布从今年初开始减免四千余种商品进口关税之后，其它一系列措施也相应颁布。其中有两项措施对香港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有直接冲击。
第一是从1996年4月1日起撤消对“三资”企业进口生产设备的免税优惠。虽然这一措施对已签约和投产的“三资”企业影响不大，但对尚未投放国内的外资企业则增添了一定的压力，尤其是需要进口大量生产设备的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相应地增大了。同时，中国还试行对“三来一补”企业的进口原材料要在中国银行交纳按金，待产品出口后再退还的规定。虽然是“空运转”，但无形中给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港资企业的优惠削弱了。种种迹象表明“九·五”期间中国准备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结遇，不再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连同珠江三角洲土地、劳动力优势的减弱以及环保问题的增多等等，香港制造业投资会不会转移到具备更低生产成本和有更优惠投资政策的东南亚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值得进一步关注。
另一方面，中国开放外资企业产品的内销市场的策略与外国资本提供了新的机遇。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每年有超过4000亿美元的商品销售额。继1992年起中国在部分城市开放商业零售业给外资（合资）企业在参与经营后，还着手逐步开放外资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的销售比例。广东省政府于1996年7月下旬宣布，投资额超过1500万美元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以及投资在“三高”（高产、高值、高效）农业或在山区县市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产品内销比例可达100%；投资额500～1000万美元的上述企业，产品内销可达60%；投资额500万美元以下的可内销产品50%。符合上述条件的外商独资企业，产品内销率达40%。因此，开放国内市场可以说是为原来的出口导向为主的香港投资企业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途径。
然而对港资企业而言，要有效地打开国内市场也面临有几个问题。一是投资规模太小。据统计，珠江三角洲的港资企业中有90%投资规模小于500万美元，超过1500万美元投资额的港资企业可说是凤毛麟角（不到总数的2%）。因此可内销产品的比例会远低于投资规模普遍较大的欧、美、日资企业。二是港资企业的产品导向问题。港资在珠江三角的企业是以生产出口导向、低生产成本、高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品为主，并以欧、美为主要销售市场。据香港工业总会的调查，过往十五年投资在珠江三角洲的港资企业中只有不到10%的企业是以打开中国市场为主要投资目标的。而欧、美、日资在中国的投资企业，通常生产以汽车、机电、日用化工等高产值、高科技产品为主，主要目的是占领中国市场。因此，在中国改为以庞大市场来吸引外商投资的策略下，香港资本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严峻挑战。
二、香港资本在中国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投资产业结构方面的变化。80年代是香港制造业向南中国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转移的黄金年代，90%以上的香港制造业已转移到中国。九十年代起，香港资本已转向大型基建、第三产业的输出。
首先是香港资本在国内基建投资的比重不断增长，例如对广东、西南、华东、华中等地的高速公路、发电厂、港口的投资增长迅速。随着中国逐步放宽外资在电讯、航空和铁路行业的投资限制，香港资本在这些行业的投资意欲和趋势会更加明显。目前，熊谷组、合和、新中港、路劲、长江基建、新世界中国等便是其中著名的主营国内基建的著名香港公司。
其次是香港资本在国内的房地产业的投资。90年代初开始香港资本大规模投入中国大城市的房地产建设，尤以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城镇为主要目标。其间虽有起伏，甚至出现楼盘“烂尾”的现象；但由于中国的庞大房地产市场和需求，这一投资趋势相信会继续下去。根据规划，未来五年，中国住宅建设将保持平均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到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由目前的28%上升到35%，新增城镇230个，需建城镇住宅12亿立方米，还有29亿立方米的现有住宅需要改造，这就给外商投资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通常房地产业进入成熟期后，其产值一般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0%～30%，而中国目前这个比重尚不足3%。即使中国房地产生产总值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长，到2000年这一比重也只有5%，可见中国房地产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目前外资在中国房地产业的投资重点已由高级别墅、高级写字楼转向平价内销房方面便是顺应市场需求的表现。
第三是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转移。可分为二个层次，其一是香港企业向国内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如向零售业投资的佐丹奴、八百伴、百佳等，向金融业投资的汇丰、东亚、恒生、中银等；其二是香港企业由于香港的经营成本上升，而将其中后勤动摇部门移往内地。如国泰航空、汇丰银行已先后将其会计或资料处理系统迁往广州。这一趋势可能还会加强，有更多的企业将其一部分或大部分的服务部门迁往内地，以避开香港高昂的租金、人工及其他经营成本。
三、截止1994年，珠江三角洲累积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280亿美元，分别占广东和全国总额的69%和17%。港资投资已成为珠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珠江三角洲也已成为港资向外寻找投资机会的首选之地；然而，作为中国过往十五年利用外资最多和最成功地区的珠江三角洲，正面临着来自国内其他区域的激烈竞争。
首先是来自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竞争。自90年代初中央赋予浦东更加优惠的开放政策之后，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开放热点。到今年5月，已有143家外国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了办事机构或代表处，其中外资银行66家，已超过中国最早设立的深圳经济特区、最大的特区海南省及南中国的核心城市广州。上海正有意发展为香港齐头并驱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外资在上海、长江三角洲的投资是以占领中国市场的大型跨国公司为主，如德国大众汽车、美国庄臣、麦道飞机、通用汽车等，其发展潜力与珠江三角洲的中、小型、劳动密集型的贸易加工制造业企业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是来自中、西部内地省份的竞争。国家计委在第9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已为中、西部的发展制订了优惠政策，包括增加财政拨款，优先安排免（低）息的世界银行和政府贷款，减免开发、能源、资源的外资企业的税收，放宽吸收外资项目的审批权限（与沿海相同），加快内地交通设施的建设——“九·五”计划中的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铁路、机场，有75%都集中在中、西部。由于中西部省区拥有更加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资源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其生产成本只相当于珠江三角洲的1／3～1／5，更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因此，占整个中国四分之三土地面积和三分之二人口的中西部，在其交通、通讯设施得以完善，优惠政策与沿海地区相当或胜出的情况下，半为香港资本和其它外国资本提供更多的区位选择。无疑，珠江三角洲下一阶段利用外资不但面临着临近周边国家的挑战，同时也有来自国内其他区域的竞争。
可见，香港资本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下一时期会因为投资政策、投资环境的改变，而在投入的数量、产业构成、市场导向等方面发生变化；从而相应地对地理区位、劳动力和土地的需求也发生改变，将对珠江三角洲未来的经济和城市发展带来显著影响。比如，由于国内市场开放以及香港资本在制造业投资比重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投资区位将更趋向作为消费中心、信息中心的大城市，从而改变过往十多年来香港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分布以小城镇为主的区位格局；同时由于投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和由制造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外资企业对廉价而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力的需要可能减少，使得珠江三角洲作为过去10年全国流动人口的主要吸引源之一的地位发生改变，等等，所有这些，将使过去15年由香港投资带动的、小城镇增长为主导的珠江三角洲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性质和格局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些变化会如何以及因此而应采取的政策性措施，有待于进一步关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