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郑观应的国际法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法论文,试论论文,思想论文,郑观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465 （2000）02—0096—05
1864年，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出版，从此，西方近代国际法知识开始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到19世纪末，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国际法著作已达十余种。郑观应长期活动于中国沿海地区，很早就接触到一些国际法知识和著作，在与外人的频繁交往中，他逐渐加深了对国际法的理解和认识，初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国际法思想。
一
主张中国走向世界，在外交上与世界各国接轨，承认万国公法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主要准则。这是郑观应国际法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挟炮舰之利，打开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所处的世界，由秦以来的“郡县之天下”，“一变而为华夷联属之天下”。（注：郑观应《易言（三十六篇本）·论公法》，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外交涉日繁，旧的闭关自守的统治方式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对此，郑观应认为，“况欧洲各国，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我中国与之并立，不得不亟思控制，因变达权。故公法、约章宜修也，不修则彼合而我孤”。（注：郑观应《易言（三十六篇本）·论公法》，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故而他要求清政府与列强订约建交，顺应世界潮流，溶入世界民族之林，以西方通用的万国公法为武器，维护国家主权，抵御列强侵略。他说，当今之世，俄与英、美、普、法、奥、日等国争逐海上，无异于中国古代的战国七雄，“而各国之藉以互相维系，安于辑睦者，惟奉万国公法一书耳。其所谓公者，非一国所得而私；法者，各国胥受其范。然明许默许，性法例法，以理义为准绳，以战利为纲领，皆不越天理人情之外。故公法一出，各国皆不敢肆行，实于世道民生，大有裨益。”（注：郑观应《易言（三十六篇本）·论公法》，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66—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但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之后，却毫无公法可言，他列举耳闻目睹的列强侵略中国人民的事实说：“凡西人所至之地，每以言语不通，律法不同，尊己抑人，任情蔑理。……如华船撞毁于洋船，反咎华人不知趋避，或诬华船桅灯不明，改重就轻，苟且结案。又如马车碾伤华人，反谓车来当让，大肆咆哮，扭赴公堂，亦仅予以薄罚。又如华人受雇于洋行，往往借端生衅，扣减辛工，并加殴逐。甚或持枪恐吓，酿成人命。官宪亦委曲调停，治洋犯以悮伤之例，其尤为惨酷者，寓粤西人串通奸匪，诱贩乡愚于秘鲁、古巴、亚湾拿等处，岁以千万计，伤天和而乖友谊，莫甚于此！”（注：《易言（二十篇本）·交涉》，《郑观应集》上册，第184页。）对此种现象， 郑观应非常愤慨。他从中华民族的尊严出发，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华洋民人平等，并把希望寄托在运用万国公法进行交涉上。他说：“夫河港中禁轮船飞驶，街道中禁马车驰骤，无事则禁携军器，用人则禁扣工资，而贩人出洋犹干例禁，泰西各有律法，按籍可稽。倘华人理直气壮，援万国公法反覆辨争，坚持不挠，彼虽狡狯，亦当无可措词。”（注：《易言（三十六篇本）·交涉》，《郑观应集》上册，第118页。）
在郑观应看来，要想合理地运用国际公法，维护国家主权，“必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而后公法可行焉。”（注：郑观应《易言（三十六篇本）·论公法》，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通商以来，各国恃其强富，声势相联，外托修和，内存觊觎，故未列中国于公法，以示外之之意。而中国亦不屑自处为万国之一列入公法，以示定于一尊”，使中国处于“孤立无援，独受其害”的境地，不能享受公法的权益，也不能有效地运用公法抗击列强的掠夺与侵略，反倒给列强以可乘之机，随心所欲地撇开公法侵略中国，给中国带来无穷灾难。郑观应认为，为今之计，清政府必须“幡然变计”，“自视为万国之一”，接受万国公法为维系国与国关系的准则，并“遣使会同各国使臣，将中国律例，合万国公法，别类分门：同者固彼此通行，不必过为之虑；异者亦各行其是，无庸刻以相绳；其介在同异之间者，则互相酌量，折衷一是。参订既妥，勒为成书。遣使往来，迭通聘问，大会诸国，立约要盟，无诈无虞，永相恪守。敢有背公法而以强凌弱，藉端开衅者，各国会同，得声其罪而共讨之。”（注：郑观应《易言（三十六篇本）·论公法》，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他认为，尽量使中国的有关法律合于万国公法，则中国也就成为万国之一，自然能够运用公法，享受公法内的权利了。
郑观应还认为，即使中国自视为万国之一，并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然无使臣以修其和好，联其声气，则彼此扞格，遇有交涉事件，动多窒碍。是虽立有和约，而和约不足恃也。虽知有公法，而公法且显违也。”（注：《易言（三十六篇本）·论出使》，《郑观应集》上册，第124页。）因此，使臣的责任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互相派驻使节本应是近代国际关系中的正常现象。但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从无派遣外交代表常驻异邦的先例。鸦片战争后，中国商民出洋贸易佣工者不可胜计，每每遭到洋人的肆意欺凌却无由伸理。郑观应认为，“似宜照泰西之例，凡有华民寄居之地，亦设公使领事，遇有欺凌等事，照会其地有司，悉遵公法以审是非，援和约以判曲直。倘华人有滋事不法者，亦循法惩办。”（注：《易言（三十六篇本）·论出使》，《郑观应集》上册，第125页。）希望清政府放弃老大帝国的架子， 加入到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派遣常驻外交使节，以便利用万国公法，保华民，御外侮，伸国权。
使臣之责任既如此重要，遴选驻外使节便须格外慎重。郑观应认为，使臣之道，在于“折之以理，驭之以术，服之以公平，持之以明决，勿堕其机谋而因小失大，勿轻于去取而避重就轻。就令桀骜难驯，智勇俱困，始折冲于樽俎之间，继争辨于坛坫之上。终至乎不行，则亦惟有谢仔肩之重任，防覆餗以辞官，毋轻失信于远人，肇衅端而误国。”（注：《易言（三十六篇本）·论出使》，《郑观应集》上册，第124 页。）但中国使臣却往往不能达到要求，动辄为人所轻视，其原因何在？“为其不知西国之例，而动多可嗤也。”（注：《盛世危言·通使》，《郑观应集》上册，第390页。）要改变这种状况， 为使臣者必须“才德素著，胆识兼优，持大体而敦气节，达时务而谙西律”，才能“胜任而愉快”（注：《易言（三十六篇本）·论出使》，《郑观应集》上册，第124页。）。“出使各官，必须全用深通西学、深明西例之士， 则庶乎其得矣。”（注：《盛世危言·通使》，《郑观应集》上册，第 391页。）
郑观应认为，除使臣之任命须格外慎重之外，“至若每届使臣持节奏调人员，如参赞、领事、翻译、随员等官，尤当格外慎选。”（注：《盛世危言·通使》，《郑观应集》上册，第392页。 ）因为参赞是使臣的副手，翻译乃使臣的喉舌，领事则有保护华民之责，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国家的尊严，邦交的得失。因此，他强调“似宜明定章程，毋得滥徇情面，援引私亲，必须以公法、条约、英法语言文字，及各国舆图、史记、政教、风俗，考其才识之偏全，以定去取。”（注：《盛世危言·通使》，《郑观应集》上册，第393页。）也就是说， 驻外使臣及其随属人员，在外代表国家，言行必须得体，他们只有掌握“公法”“西律”等有关知识，通晓西方外交惯例，才能在中外交涉中进退得宜，挥洒自如，才能维国体，保国权，御外侮。因此，在任命与选择外交使节时，必须考虑到他们对公法的掌握程度。
二
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无视国际公法，依仗其武力在华攫取了种种特权，郑观应对此极为愤慨，主张以国际法为武器，反对侵略，维护国权。这是他国际法思想中的又一重要内容。其具体主张如下：
（一）据公法以维护出国华工的基本权利。
郑观应在澳门期间，耳闻目睹了出国华工（猪仔）的种种惨状，他多次著文说：“被骗出洋而死于难者，每年以千百计。有半途病死者，有自经求死者，有焚凿船只者。要之，皆同归于尽。即使到岸，充极劳极苦之工，饮食不足，鞭挞有余；或被无辜杀戮，无人保护，贱同蝼蚁，命若草菅”。（注：《救时揭要·澳门猪仔论》，《郑观应集》上册，第6页。）在他看来，“自古济弱扶倾，乃万邦之公法；吊民伐罪， 宜畛域之无分”，希望西方各国君主“畛域无分，体天地好生之心，遵万国之公法，济弱扶倾，吊民伐罪，善恶分别”，（注：《救时揭要·求救猪仔论》，《郑观应集》上册，第10—11页。）出面解救被骗华工。同时，郑观应又建议清政府“宜申明禁约，遣使诘责之曰：‘贩人为奴，中国所禁，贵国禁否？各国禁否？公法具在，曾听许否？……夫凡属人类，皆天所生而地所长。西洋各国，信奉天主，以为天主视人皆其子孙。故虽于蛮夷野人，待之刻虐，公法犹以为非，况我中国人乎？’”（注：《易言（二十篇本）·贩奴》，《郑观应集》上册，第183 页。）并“查照公法与各国明定章程，如某地需工若干，必先报知中国公使、领事，查核所需人数，转报总理衙门，行知地方官，照章招致。”（注：《盛世危言·贩奴》，《郑观应集》上册，第415页。 ）即依据万国公法与之交涉理论，并制定招工章程，“如此立约措辞，彼自知为公论所不容，势必折服，永禁拐贩。是一举而除匪常之积弊，片言而拯万姓之流离。”（注：《易言（二十篇本）·贩奴》，《郑观应集》上册，第183页。）
（二）修改中国刑律，废除领事裁判权
郑观应针对当时由于中国刑法“不能入万国公法，凡寓华西人不允归我国管理”（注：《盛世危言·刑法》，《郑观应集》上册，第 500页。）的状况认为，当初“中西立约之时，以中国法重，西国法轻，判然各异。故议交涉之案，如华人犯罪，归华官以华法治之；洋人犯罪，归洋官以洋法治之。顾有时华、洋同犯命案，华人则必议抵偿，并施抚恤，无能免者。至洋人则从无论抵，仅仪罚锾”。（注：《易言（三十六篇本）·论交涉》，《郑观应集》上册，第118页。 ）外人在华不受中国法律管理，这显然违反了国际公法，侵犯了中国司法主权。同时，他还强调指出：现在“海禁大开，外国之人无处不至，凡属口岸无不通商，交涉之案无日无之。若仍执中国律例，则中外异法，必致龃龉。”因此，郑观应建议，“不如改用外国刑律，俾外国人亦归我管辖，一视同人，无分畛域。”（注：《盛世危言·刑法》，《郑观应集》上册，第502页。）从而废除领事裁判权，维护中国司法主权。
（三）维护中国关税自主权
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立约通商，由于不了解西方惯例，关税额比西方国家轻了四、五倍甚至七、八倍。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又创立了厘金制度。由于法久弊生，厘卡委员或办理不善，或设卡过多，因此予洋人以借口，提出“洋货免厘之说”，“欲挠我中国自主之权”。（注：《易言（三十六篇本）·论税务》，《郑观应集》上册，第69页。）郑观应指出：“厘捐一事，中国既为自主之国，其如何征收应听自便，如他国前来干预阻碍，实不能谓之公允。”（注：《盛世危言·条约》，《郑观应集》上册，第436页。 ）“即使厘捐果累商民，亦须俟国用稍裕时自行酌裁，渐次停免，断非局外人所得而干预也”。（注：《易言（三十六篇本）·论税务》，《郑观应集》上册，第69页。）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子口税制度的确立，致使“同一洋货，在洋人手则无厘捐，在华人手则纳厘捐”，不仅流弊日生，且有损国家利权。郑观应指出，为今之计，“不如裁撤厘金，加增关税，其贩运别口者仍纳半税，华洋一律征收。则洋人无所借口，华商不致向隅，似亦收回利权之要道也。”如果洋人不允，“请俟换约之岁预先叙明，如有不利吾民有碍吾国自主之权者，准其随时自行更变，以豫为日后酌改地步。况据《公法便览》第三章论邦国相交之权及款待外国人民之例，注说甚明。其二节云：‘凡遇交涉，异邦客商一切章程均由各国主权自定。’实于公法吻合。彼虽狡狸，亦可以理折之也。”（注：《盛世危言·税则》，《郑观应集》上册，第543—544页。）总之，根据公法，郑观应指出，“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重轻，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盖通行之公法使然也。”（注：《盛世危言·税则》，《郑观应集》上册，第546页。）因此， 他建议应该仿照泰西之例，“重订新章，一律加征”，“凡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收我权利，富我商民，酌盈剂虚，莫要于此。”（注：《盛世危言·税则》，《郑观应集》上册，第545页。 ）至于洋人操纵中国海关之弊，郑观应认为，亦应“明定章程，择三品以上官员曾任关道熟悉情形者为总税务司。其各口税司、帮办等皆渐易华人，照章办理，”以逐渐收回海关行政权，“庶千万巨款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榷政大有裨益，而于中朝国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注：《盛世危言·税则》，《郑观应集》上册，第546页。）即维护中国关税自主权。
（四）收回中国内河航行权
针对“洋船往来长江，实获厚利，喧宾夺主，害不独商”的状况，郑观应指出，“按公法，凡长江内河商贾之利国人专之”，不得中国允许，外人无权自由航行于内河，建议清政府“宜俟中西约满之时，更换新约，凡西人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所有载货水脚，因争载而递减者，酌复其旧，则西人罔敢异词。更于长江上、下游间，日开轮以报市价。庶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注：《易言（二十篇本）·商务》，《郑观应集》上册，第197页。）
（五）谴责外国侵华暴行，加强应战策划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郑观应就预见到日本必然对我开仗，他说：“恐其不依公法，或乘时击我师船，阻我运兵上岸”，（注：见夏东元著《郑观应传》第12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托李经方向“当轴”转达他的意见，预作防备。战争开始后，郑观应又提出《管见十条》，上盛宣怀以备采择，其中就有扣留换用别国国旗的日本船只的建议，他说：“日本公司换美国旗，仍旧常川往来中国。查公法，须于未开仗六个月前换旗方得准行，今开仗后换旗，尽可扣留。”（注：见夏东元著《郑观应传》第12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战事结束后再按章处理释放。此外，他还根据公法中不杀战俘，不伤平民的规定，严厉缱责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野蛮罪行：“今中日之战，各西报访事人俱云：日兵残杀、奸淫、掠劫，与野人无异。然日人既学西法，岂不知公法战例乎？又闻台湾百姓之不服，非尽属义愤，亦由新例过严有以致之。岂不闻罗马、拿破仑之故事乎？若徒事残酷，遇屋则烧，遇人则杀，良非治道，必为千万世人唾骂。日本其知之否乎？”（注：《盛世危言·练兵下》，《郑观应集》上册，第871页。）
三
参照国际法，郑观应提出了改革中国政治制度，变法维新，富国强兵的主张。这是郑观应国际法思想的核心部分，也是他对国际法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郑观应在国际法对维护国权作用的认识上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早年，他目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认为只要运用万国公法，遇有“交涉事件，折以和约之经，公法之理，可者许之，必信必果；苟有妨于国计民生者，官可弃，头可断，此事终不可许。彼虽狡狯，其奈我何？”（注：《易言（二十篇本）·交涉》，《郑观应集》上册，第185页。）
郑观应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主要在于他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他认为：“公法者，万国之大和约也”；“公法者，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可相维系，而不可相统属之道也。”他认为，万国公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不管是哪一方面，其基本精神是：各国之权利“皆其所自有，而他人不得夺之”，按公法，“决无可以夺人与甘夺于人之理”。（注：《易言（二十篇本）·公法》，《郑观应集》上册，第175页。）郑观应原本以为， 中国“广开海禁，讲信修睦，使臣之往来，不绝于道有年矣。又开同文馆，习西学，翻公法，博考而且究之。若是其明且详矣。”（注：《易言（二十篇本）·公法》，《郑观应集》上册，第176页。 ）而清政府也曾多次在涉外事务中援引公法。在他看来，西方列强应该按公法之规定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公平对待中国。但他的幻想很快就被残酷的事实无情地打破了。多年来，他目睹西方列强日益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他发现，外国侵略者口口声声讲“不得视中国在公法之外”，但实际上它们自己却又处处不按公法行事，甚至违背公法欺侮中国。他曾愤怒地质问道：“一国有利，各国均沾之语何例也？烟台之约，强减中国税则，英外部从而助之，何所仿也？华船至外国纳钞之重，数倍于他国，何据而区别也？中国所征各国商货关税甚轻，各国所征中国货税皆务从重，何出纳之吝也？”“外国人至中国不收身税，中国人至外国则身税重征。今英美二国复有逐客之令，禁止我国工商到彼贸易工作，旧商久住者亦必重收身税，何相待之苛也？种种不合情理，公于何有，法于何有？”（注：《盛世危言·公法》，《郑观应集》上册，第388页。 ）郑观应逐渐认识到，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从来邦交之得失，系乎国势之盛衰”，“势强则理亦强，势弱则理亦弱，势均力敌方可以言理、言公法。”（注：《盛世危言·边防七》，《郑观应集》上册，第808页。 ）列强之所以不以公法待中国，完全是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之故。他深深体会到，只有各国力量处于均势的状态下，公法才能产生效力，即“理绌于势，则公法亦不可恃。”（注：《盛世危言·边防六》，《郑观应集》上册，第 802页。）郑观应从这个认识出发，他强调指出：“公法所论，本亦游移两可。”“公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是故有国者，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注：《盛世危言·公法》，《郑观应集》上册，第 389页。）因此，他大声疾呼，中国“亟宜变法，破格用人，幸勿拘文牵义，顾虑繁多，驯至一筹莫展也”。（注：《盛世危言·交涉下》，《郑观应集》上册，第432页。）“故公法，约章宜修也， 不修则彼合而我孤；兵制阵法宜练也，不练则彼强而我弱；枪炮器械宜精也，不精则彼利而我钝；轮船、火车、电报宜兴也，不兴则彼速而我迟；天球、地舆、格致、测算等学宜通也，不通则彼巧而我拙；矿务、通商、耕织诸事宜举也，不举则彼富而我贫。”（注：郑观应《易言（三十六篇本）·论公法》，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据此，郑观应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变法维新思想，其中与国际法有关的主要有：
1.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要加强国防军事工业的发展。郑观应认识到，“今英、美、普、法各邦，皆恃器利船坚，兵精饷足，势力相当，得以称雄于海外耳。尝查万国公法：凡两国构衅，所需轮船，枪炮，火器，皆不得购诸局外之国，更宜备于平时。”（注：《易言（二十篇本）·论机器》，《郑观应集》上册，第90页。）而现在“国家整军经武，其所用枪炮，必须预定其数，先行制造，操纵自如。若一一仰给于人，购诸外国，倘一朝有事，局外之国或谨守公法，不肯出售；或敌国行贿反间，绝其来源。只奋空拳，何能御敌？”因此，郑观应认为，“惟有悬不次之赏，求绝诣之人，炉锤在手，规矩从心，庶几讋服百蛮，永清四海矣。”（注：《易言（二十篇本）·论火器》，《郑观应集》上册，第134页。）要求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 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制造机器，自力更生，方能有备无患。
2.发展海军，设立战利法院。郑观应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恃海洋为天险，不虞外敌之入侵，也从不注重发展海军，所谓水师，只备缉拿海盗而已。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络绎东来，所谓天险，反倒成了列强侵略的通途。他因此强调，“中国海疆袤延万里，泰西各国兵舶飚驰轮转，络绎往来，无事则探测我险易，有事则窥伺我藩篱，从此海防遂开千古未有之变局，居今日而筹水师，诚急务矣。”（注：《盛世危言·水师》，《郑观应集》上册，第873页。 ）但洋务派致力几十年的筹备海防，却实在不能尽如人意，郑观应指出，“昔年中法失和之时，法人在海面搜查各国商船，何以中国不能照办？据深通西律者云：‘因未照公法设立战利法院耳。’然则战利法院之设，亦当今要政，不可缓矣”，积极呼吁清政府及早聘请“精于泰西律例、万国公法”（注：《盛世危言·水师》，《郑观应集》上册，第883页。）之人， 设立战利法院。但是设立战利法院必须以强大的海军为后盾，郑观应认为，“如不能自强，不设海军，不制铁甲，虽有名目，似难施行，徒有瞠目视之而已”，（注：《盛世危言·水师》，《郑观应集》上册，第883页。 ）从而进一步提出了发展中国海军力量的主张。
3.改革中国教育制度，添设万国公法一科。郑观应了解到，西方各国的学校大都设有“律例学、古例、今例、印度律、万国律、罗马律学、史学、万国公法、出使章程学”（注：《郑观应集》上册，第255页。）等，他认为这些学科皆为十分重要的教学内容，中国要想造就人才，见容于世界民族之林，亟宜参考中外成法，扩充学堂教学内容，学习西学。故而他建议“中国自州、县、省会、京师各有学宫书院，莫若仍其制而扩充之，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凡文学分其目为六科”，包括文学科、言语科、格致科、杂学科等，其中言语科，“凡各国语言文字、律例、公法、条约、交涉、聘问之类皆属焉。”（注：《盛世危言·考试下》，《郑观应集》上册，第299页。 ）希望通过这一途径使公法知识得以普及。
4.改革中国政治制度，设立议院。郑观应从国际法的角度指出：“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力以权分，权分而力弱，虽立乎万国公法之中，必至有公不公、法不法，环起交攻之势。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注：《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11页。 ）中国人口有四万万，如果真设立议院以通上下之情，则君民一体，万众一心，即使并吞四海也毫无困难，“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请，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龃龉动辄称戈，显违公法哉！故议院者，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也。”（注：《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13页。）他还以行公法为前提，层层推理， 揭示出设立议院的必要性。“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而终自安卑弱，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注：《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14页。 ）再次强调了设议院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郑观应通过对国际法的深刻理解，初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国际法思想。他不仅提出了运用公法原则处理外交事务的主张，而且还根据公法提出了很多御侮求强、维护国家主权等颇有见地的建议，从而形成了他改革内政、变法图强的早期维新思想。尤其是他设立议院的主张，更是突破了洋务派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等物质层面的限制，从而触及到改革中国政治制度这一深层的重大课题。从这一意义上讲，郑观应远远走在了他同时代人的前面。我们更应看到，他的这些主张，又是从对国际法的理解与运用角度提出的，和同时代人相比，更是别具特点。
收稿日期：1999—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