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身份”农民工市民化与我党的执政认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党论文,农民工论文,化与论文,身份论文,市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4-0166-05
政党认同是指社会公众“在心理上对某一政党的归属感或忠诚感”。[1]对于执政党来说，社会公众对其执政理念、方式、能力、绩效及制度的热爱、信任和忠诚，就是执政认同。执政认同是政党延续执政生命的基础，要维护和巩固其执政地位，政党必须加强同社会公众的密切关系，不断扩大和巩固政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
一、巩固和扩大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是我党执政的来由。也是维护我党执政认同的重要保证
当今世界各国执政党普遍面临着政党认同的考验。政党的执政与否与其阶级和群众基础的扩大和巩固正相关，它代表着社会的民心，它的发展状况直接体现着一个政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体现一个政党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政党是指一定阶级和阶层的积极分子基于共同意志、共同利益，为取得政权或影响政权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2]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任何政党都以特定的阶级作为自身的阶级基础，代表着这一阶级的利益。失去了阶级基础，政党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就无法生存。不过，单一阶级的力量是有限的，它不足以让政党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和日益深化的社会分工下的激烈竞争。任何政党想要有所作为，不仅仅要代表本阶级的利益和诉求，还需兼顾其他社会各方面，把其他阶级也纳入自身的政治系统，从而获得更广大和强大的支持力量，这就是要扩大和巩固政党的群众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党以最先进的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坚力量，最终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和阶级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党的历史是一部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不合法到最后执政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获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历史。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持以工人阶级为自己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是具有远大前途的阶级，他们直接与生产社会化相联系，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性。中国工人阶级经受三重压迫，革命更彻底，战斗力很强。但是，当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工人阶级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小，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必须联合其他阶级、阶层中的革命力量。在坚持以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的前提下，注意从其他阶级、阶层中的革命分子里吸收党员，不断壮大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建党初期，不仅一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工人阶级觉悟的知识分子成了党的骨干，党还吸收了工人阶级以外的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等非工人出身的党员，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迅速壮大。在我党刚刚成立的时候，党员共50多名，当时的工人(主要是产业工人)只有200多万，而到1927年，“从建党初期到大革命失败前的短短六年内，党由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近5.8万党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3]
“六大”后片面强调发展工人入党，选拔工人出生的干部，对其他阶级、阶层则采取关门主义政策，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在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果断抛弃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和过分强调党员出身的“唯成分论”，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和吸引力空前提高，各阶层加入共产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已超过120万。
毛泽东建党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特殊的政党建设。党的组织成分不是以工人为主，而是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多数。据1928年中共六大的统计，农民党员占党员总人数的76.6％，士兵占0.8％，知识分子占69％，其他成分占4.8％，工人党员仅占10.9％。[4]大批来自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人进入党内，势必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党内来。如何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是当时党必须解决和应对的任务。毛泽东最早认识并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报告，提出注重从思想建党，并提出了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具体办法。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成功地领导全党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纠正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等不正之风，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人民群众是一切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真正源泉。没有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就不可能组织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就不可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支持和拥护，我党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成为执政党。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党员已发展到448万。
建国后，党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不骄不躁的作风，一切以最广泛的群众根本利益为准则。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下，我国取得了抗美援朝、土地革命、消除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各项历史任务；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由于政策得当，方针正确，原本打算1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短短3年就得以完成。虽然改造中存在着要求过急、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问题，但不可否认当时我们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召开八大的时候，我党党员人数发展到1073万。
八大后我党虽遭受了一些挫折和磨难。但总的来说，人民群众对党是信任的、爱戴的，我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仍不断壮大，党员人数也不断攀升。到1977年8月十一大的时候，党员达到3500多万；改革开放后，党始终坚持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改革的落脚点，再次得到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拥护和支持。我国的改革发展十分迅速和顺利，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一年超过一年；同时，每年申请入党、准备入党的人数一年多过一年，截至2010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0269万名；全国申请入党人数2101.7万名，比上年增加86.1万名；入党积极分子1055.5万名，比上年增加50.1万名。[5]
二、双重“身份”农民工：党的群众基础与党的阶级基础
我国正处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特殊的国情和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催生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农民工。从劳动关系和职业的角度上看，农民工已实现了职业的转换，成了地地道道的工人；从地域上看，农民工长期居住在城市，属于“城里人”。但是，由于传统身份制观念的制约，特别是我国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户籍身份并未得以转换，他们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工人身份，他们在根子上还是农民，他们的社会身份依然界定为农民。农民工的双重身份决定他们既是党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是党不可或缺的阶级基础。
(一)农民工是我党广泛的群众基础
“群众基础是政党所代表的广泛性的社会政治力量，是政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能够联系并获得支持的社会力量。”[6]是一切推动社会进步的全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总和，它由多个阶级、阶层和群体构成。发展好、维护好农民阶级及各阶层的利益，是我党不竭的力量源泉，也是我党从容应对各种复杂挑战，永葆生机和活力重要保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激发和激活了农村和农民的活力，农业领域容纳劳动力出现了绝对量下降的情况，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外资的进入和外贸的发展，都在不断促进和加速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需要一大批产业工人队伍，支撑我国日益加快的工业化进程。农村被解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正迎合了这一迫切需要，于是，一些为了改善经济生活状况的农民，开始“离土又离乡”，大量涌进工厂和城镇。不过，经济体制虽然向市场转轨，但过去计划经济下制定的城乡户籍制度却继续存在，他们的户籍身份依然是农民。
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工农联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基础，不管是革命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在我党夺取政权和巩固执政地位的过程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巩固工农联盟是我们获得执政地位的基本依据，也是维护我党执政、延续党执政生命的重要保证。当前全国13亿人口，9亿生活在农村，农民的政治认同对于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维持起着关键作用，是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基础。
农民工是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人数众多的精英群体。首先，农民工主要是农村中的青壮年。据统计，2004年，全国农民中16-30岁的占61％。31-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占16％；[7]其次，农民工是农村中的文化人。据调查，2002年在外出就业的劳动力中，初中学历的人则占59.5％，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占12.6％，文盲、半文盲和小学学历人群分别仅占4.1％和23.8％。[8]再次，农民工是农村中的思想先进者。他们渴望富裕，渴望融入城市文明，思想较开放，敢于接受新事物。最后，根据近期正式公布的数据、我国农民工总数约为2.3亿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员1.2亿。[9]作为农村精英的2.3亿农民工对党执政的态度、看法、情感无疑对党执政地位的稳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并且，农民工身系农村，与农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连接广大“农村农民”的桥梁和纽带。在老家可能有他们的父母，有他们的兄弟姐妹，有他们的亲朋好友，有他们的同学伙伴。我们党和政府对待农民工的态度和认同，直接影响到他们所在农村农民对党执政的态度和认同。
(二)农民工又是我党不可或缺的阶级基础
党的阶级基础是政党存在的安身立命之本。“一个政党主要依靠哪个阶级，主要集中哪个阶级的品质，主要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从而决定党的阶级性质和先进性质”[10]一个政党要巩固其执政地位，就必须不断巩固好、发展好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要求和意愿。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自创建那天起，就在自己的旗帜上标明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是指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生产及劳务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集体。根据工人阶级的本质属性和反映的特征分析，工人阶级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以交换自己的劳动力取得工资收入，并且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二是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三是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对改革的彻底性。
农民工在原籍农村虽然有一亩左右有使用权但没有所有权的承包土地，这些土地要么被转包、转让或由亲属代种，所获收入已经不能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他们外出打工，没有生产成本，没有生产工具，完全出卖劳动力，作为他们维持生计和家庭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在本质上，他们已不是农民，而是工人。
农民工是农村中的精英，他们有能力、有思想、敢于接受市场机制洗礼，是不安于现状、求富求强的激进者。他们在城市就业竞争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和技能素质，不断接受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自觉融入城市社会，融入工人阶级队伍，他们逐步改变了农民那种小生产的自由散漫性的缺陷，与城市的工人阶级在思想上、观念上、行为上逐步靠近，并最终形成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对改革的彻底性。
农民工本质属性上具有工人阶级的基本特征，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是我们党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阶级基础。
三、农民工市民化是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提升党执政认同的必然要求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离农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克服各种障碍最终逐渐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包括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市民化4个层面的涵义。”[11]在我国，市民必须具备权利和身份认同两个基本要素。农民工市民化一种是从制度层面上而言，就是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改变现有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法律上享有相同的劳动权、居住权、福利权、教育权和政治参与权等；另一种是心理层面的，在于党、国家、政府和社会对农民工的整体性态度，在于国家、政府和社会对农民工工人身份的认同，在于农民工自身对自己工人身份、市民地位的认同和国家主人翁感的形成。
党对农民工的整体性态度事实上决定了农民工对党的总体态度。党只有善待农民工，认同农民工的地位，切实满足农民工的意愿和诉求，想农民工之所想，急农民工之所急。我们的农民工才能衷心拥护党的执政，增添对党的热爱感和忠诚感，从而巩固和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提升党的执政认同。
(一)农民工市民化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与我党的使命和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
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不可逆转。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的发展，产业革命的推动，人类社会逐步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这是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迈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现代化过程包含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是指工业在一国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以至取代农业，成为经济主体的过程。也就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而工业化又是城市化的发动机，工业化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壮大。随着工业化的加深，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向工业，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农民转化为市民，城镇人口逐步超过农村人口。
“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证明，一个成熟的现代经济，不可能是一个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很高比例、农业劳动力在劳动力构成中占很高比例、农民在人口结构中占很高比例的经济。”[12]工业经济取代农业经济，农民身份转换为市民身份是人类历史发展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总趋势。
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赋予自己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富强的历史使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敌人异常强大，光靠工人阶级，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独立的伟大梦想。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在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党员队伍的同时，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和一切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国后，我们党的目标是调动社会一切积极因素，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农民工是我国特殊国情背景下经济现代化的产物，也是我国经济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力量，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主力军”。他们在城市里干着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他们逐步融进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方方面面，成了各行各业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要不要维护农民工权益，给不给他们市民待遇，直接关系到他们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关系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实现，关系到他们对党的感情和信任，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和中华民族的复兴。郑功成指出：“抓住了农民工问题，也就抓住了现阶段中国发展的关键，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是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和加快推进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进程的标志。”[13]中国人的现代化，不仅需要相当一批的工程师、技术人员、科学家、军事家等社会精英的现代化，也包括普通市民、普通工人、普通农民在内的全体国民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农民工的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与我们党的最终目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一致的。
(二)农民工市民化有助于提升和维护党的执政认同
1.有助于农民工对党意识形态的认同。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直接相联系的理念、观点、概念和思想的总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的基础和根本指导思想，是我党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奋斗目标，它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工人阶级的政党应该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工人阶级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要原则。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立党为公”，“公平公正”等反映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宗旨、目的和价值追求。执政理念解决的是为谁掌权、为谁执政的问题。党的执政理念不应单纯停留在书本和口号上，而应建立在党员干部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服务和行动上。由于农民工的农民身份，农民工和城市市民享有不同的国民待遇，进城后权益受损和受歧视现象十分严重。这不仅加大了农民工对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各级政府的对立和不满情绪，引发了农民工犯罪率的上升，从而削弱了工农联盟基础的巩固，削弱了农民工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认同，也削弱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仰。
如果农民工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不能参与到政治当中，自身的利益得不到满足，甚至长期受到侵害的话，就有可能让他们从体制外寻求利益表达的渠道和自己的利益代表。那么，共产党就将失去可靠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最后导致亡党亡国。
农民工这个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而产生的群体，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参与者、建设者，是我国新兴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农民工的工人阶级是不完整的，把他们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也是与我们“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本质和理念相违背的。
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肯定他们的主人地位，切实保护他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益。让他们享受市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只要他们思想政治条件具备，就理所当然把他们作为我们党的吸纳对象，而不应像某些城市、社区或企业将农民工拒之于党的基层组织之外；让他们的人事关系、组织关系进社区，而不应毫不例外地把他们当作“外地人”进行管理；让他们的党员跟城里人一样过正常的组织生活，那些要求进步年轻农民工有正式或专门的渠道去递交他们的入党申请书，保障他们去加入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工会等。
农民工被异化为城市边缘人，把他们排斥在城市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之外，这与我们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势必削弱我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消解对党的执政认同。
2.有助于对党执政方式的认同。执政方式是指执政党执掌、控制和运用国家政权的途径、形式、手段和方法的总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方式的认识的深化，也表明了党对当前执政方式的新目标和新要求。
对农民工如何管理、如何对待农民工、如何切实保护农民工权益是我们党是否能够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试金石。
民主执政就是要坚持为人民而执政和靠人民来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农民工作为我国产业大军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是人民的一部分，是工人阶级的新成员，理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但是，由于他们农民身份，农民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许多合法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证。“没有人民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同样，没有农民工事实上的民主权利就没有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更谈不上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农民工的民主政治权利的缺失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敲响了警钟。”[14]当前取消户籍制度以及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观念和制度，让农民工顺利由农民身份转换为市民身份，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科学执政就是结合现实国情，在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按照科学的思想、理论、制度及方法来执政。我国一些政府部门及人员没能意识到农民工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没有意识到农民工转化为工人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最终追求的目标。因此，在对待农民工态度上，存在歧视观念，不能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农民工；在具体工作中，对农民工“重管理，轻服务”，只强调发证，只强调收费，名目繁多，但没能提供真正的、及时有效的公共服务。这一切都是不能科学执政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不足的表现。认识客观规律不容易，驾驭客观规律更不容易，一定要重视吸取教训，用科学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理论“公平、公正”对待农民工。农民工是经济社会变革与进步的重大动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哪个地方的政府能善待好他们，服务好他们，哪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就更快。反之，哪个地方的政府歧视他们，排斥他们，哪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就减慢，就越难以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就会使这个地方的执政绩效和执政认同大打折扣。
依法执政就是党在执政过程中要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党严格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保证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我们党是否能做到依法执政，是否坚持一切活动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仅组织和领导政府，而且包括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15]我们党是否依法执政，将关系到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全社会的贯彻，关系到政府是否依法行政，不失职、不缺位，更不越位；关系到企业、组织和个人是否能严格依法办事，一切以法律为准绳，不做不合法、不合理的事。城乡户籍制度的出台、农民工各项权益受损或得不到保障、政治权力边缘化等，本质上是与我国的宪法、《劳动法》、《选举法》等法律、法规背道而驰的，违反了社会主义“人人平等”、“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
“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不仅关系到农民工的权益的实现，关系到我国农民工是否能顺利实现身份转换，由农民转化为市民，也关系到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的执政生命。
3.有助于对党执政能力的认同。农民之所以要服从党的政治权威，就是因为要从党的政治权威那里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社会价值。而这些社会价值中农民最关注的是自身的生存利益，能否让他们获得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和各方面的实惠是农民对执政党是否热爱、信任和忠诚的重要标准。因此，党的方针政策要从保护农民的生存利益出发，不断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
农民工是农民向工人转变的过渡性群体，是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现象。农民工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却遭遇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尤其在工资待遇、享受社会保障和城市公共服务等方面，与城市普通工人相比有非常明显的差别，再加上城市工人和市民对农民工另眼相看，歧视和嫌弃农民工，不愿与之为伍等，这都无疑扩大了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差距，加大了农民对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各级政府的对立和不满情绪，从而削弱了工农联盟基础的巩固，削弱了农民工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认同，也削弱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仰。
如果农民工不能参与到政治当中，自身的利益得不到满足，甚至受到侵害的话，就有可能让他们从体制外寻求利益表达的渠道和自己的利益代表。那么，共产党就将失去可靠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最后导致亡党亡国。
敏锐把握民众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需求变化，及时调整党执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我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现在，农民工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开始发生巨大改变，他们开始向往城市，喜欢和依恋上城市生活，希望能在城市长期定居生活的农民工越来越多，特别随着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这种要求定居城市，做城市市民的情感更加强烈。
转换农民工身份，把农民工纳入城市中来，符合农民工的意愿和需求，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主人翁精神和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决心和信心。我国工人阶级正是在主人翁精神的激励下，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可以说，工人阶级主人翁意识是工人阶级宝贵的精神财富。由于他们的农民身份，他们被统称为临时工，无法加入本企业工会，不能参加职代会，不能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同时也被排斥在所在城市的政治生活之外，在城市无法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无法参与所在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管理，这都无疑削弱了农民工的主人翁意识。
能否平等对待农民工、听取农民工的呼声、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实现市民化，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巩固工农联盟，提升和维护农民工对党执政认同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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