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办学理念：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西方论文,理念论文,文化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6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2)06-0052-07
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从已经出版的论著看，举凡大学的师资、生源、经费、图书、校园环境等“物质”方面多有论及，大学的使命、职能、理念等“精神”方面也渐为人注意。然而，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到今天，其背后是否有作为共同精神内核的办学理念？它们各自的内部构成与相互关系如何？由于世界一流大学几乎全部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那么，要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除了需要吸收西方大学办学理念的智慧之外，中国是否能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参照理念？如果能够，中国应该确立哪些办学理念并贡献于世界？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21世纪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方面，在概括以西方大学为代表的世界一流大学办学理念的基础上，着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探讨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大学办学理念，并对两者作一简要比较。
一
所谓“理念(idea)”乃是组织的最高领导原则，它行诸于外在环境及内部优势所建构宏远、正确及前瞻之目标。[1]相应地，大学的理念就是大学发展远景与方向的指导原则，或者说大学的最高领导原则。它是对大学（高等教育）的精神、使命、宗旨、功能与价值观等发展基本思想的概括性论述。办学的具体目标、任务、体制、机制、方法乃至校训、校歌、校旗、校徽及校园布局与建筑等则是大学办学理念的延伸或受理念的无形制约。由于“理念”具有浓厚的哲学气息，因此办学理念很大程度上属于哲学探索的范畴。这种哲学思想总是有意无意地左右着大学的发展，并成为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德国哲学家Karl Jaspers在《大学理念》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大学的任务是在研究者和学生的共同体中探求真理。”[2]罗素则认为：“大学的正当任务应该是引导学生养成批判地审察的习惯，使他们懂得那些与一切问题有关的准则和标准”。[3]
尽管如此，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既有不同的表现，也有共同的特征。正如著名高等教育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所指出的：“在这里，关键的哲学问题并不是寻求各种答案的共同基点，而是寻求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4]当大学面临着种种问题的时候，往往也就是反思大学理念的时刻。
合理求是 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众所周知的，通常汉译为：“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需要以真理为友。”哈佛大学校徽与校训的文字都昭示着该校立校兴学的宗旨——求实崇真。洛厄尔校长指出：“不论我们认为人的历史是单调的或是狂暴的，有两个事物总是新的，这就是青春和对知识的追求，这也正是一个大学所关心的。我们学校的年龄已经可以用世纪来计算，但只要它热切地追求这两件事物，它就永远不会衰老。随着时代的变迁，为达到目的使用的方法可能变化，但目的本身是永远不变的。”另一任校长德里克·博克也指出：“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大学一直完成得很好的职责和履行这些职责所需的条件。尤其是，我们需要说服公众并时时提醒我们自己，大学不是营业性公司，不是国家安全的工具，不是急于在世界上用强力推行自己的社会公正观点的军事机关。许多组织可以提供咨询服务或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或开发新的产品，或推行军事目的，但只有大学或类似的学术机构能够发现为提出创造性解决办法作基础的知识，只有大学能够教育出永远作出批判性决定的人。许多人可以成为企业家、律师或有影响的顾问，但是只有具有安全和自由保证的学者才能去探求科学真理。”[5]由此可见，无论哈佛大学的校训，还是洛厄尔或者博克的演说，其主旨都把追求真理作为大学发展的基本理念。
要“求是”就必须“合理”，也就是要从实际出发，理性地寻求事物内在的规律或规则，所以，“求是”与“合理”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与哈佛齐名的MIT的是非观的核心就是“合理”。MIT各级领导都乐于就任何问题进行合理的讨论。杰罗姆·B·维斯纳认为大学师生走到一起的目的“是为了扩展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因此，不能允许任何主义、任何正统观念、任何清规戒律和政治狂热使我们离开这个目标”。他为安静的学术空气的呼吁表明了自己对一所大学基本宗旨的信念，即“追求知识，获得知识，传授知识，使用知识”。[6]由此可见，作为世界知名学府，哈佛与MIT虽然在学科构成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差异，但在探求真理方面则表现出完全的一致性。
使命引导 “使命”指“派人办事的命令，多比喻重大的责任”。[7]作为大学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使命陈述的基本做法是用简要的语言概述大学的各种目的，从中引申出大学具体目标及各自相应的子目标，最后从子目标提出各项政策。大学战略计划首要的一点就是陈述大学的使命，其次才是战略分析、战略实施、战略评价。[8]可见大学的使命陈述乃是大学发展的先导。
大学的使命陈述在不同大学的表现有所不同。哈佛大学没有正式的使命陈述，但提供本科教育的哈佛学院则有明确的使命：“哈佛致力于知识的创造，学生心智的开发，并使得学生能最好地利用他们的教育机会。为此，学院在以下几个方面重视培养学生：对思想及其自由表达的尊重；发现与批判性思维的乐趣；在创造性合作中追求卓越；对个人行为后果承担责任。哈佛同时鼓励学生的参与、探索、创造、竞争与领导精神，以便提高其能力、激发其兴趣、启迪其智慧、挖掘其潜能，从而为学生建立自立(self-reliance)的基础和终身学习的习惯，并最终使之在发展知识、增进理解、服务社会方面据于领导地位”。[9]耶鲁大学的使命就是教育学生大有作为，并通过最丰富的思想训练与社会体验发展他们的智慧、道德、公民责任和创造能力，以便用人类的丰富遗产陶冶学生，使之服务并领先于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10]其他世界知名学府也大多有自己的使命陈述，并以之作为行动的指南，表明使命引导已经成为大学的基本理念的一部分。
学术自由 所谓“学术自由一般被理解为不受妨碍地追求真理的权利”。证明学术自由正确的理由基于这样的假设：知识对于社会是宝贵的，而且是不受干预的教学自由、研究自由、出版自由等等，乃是追求知识的必由之路。[11]在布鲁贝克看来，学术自由的依据“至少基于三个支点：认识的、政治的、道德的，大致最重要的则是认识方面的：为了保证认识的准确和正确，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12]，因为“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
但是，学术自由的解释与限制在不同国家不同大学是大异其趣的。多伦多大学的办学指导思想是：“学校是追求真理，探讨学问和传播知识的地方”，强调“学术自由”。其所谓“学术自由”是指在以下的各种学术活动中，个人不受任何外在力量（包括政治、宗教、学术组织、学校当局、学校同僚间或师长）的干扰与阻止：1.决定研究项目；2.决定研究方向；3.收集、阅读以及取舍研究材料；4.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调查；5.用口述或出版的方式发表研究成果，提出个人观点，批评他人的研究成果。当然，学术自由也并非不受任何限制，例如，不可作人身攻击，只能从学术的观点作理性的批评驳难；不可倡导用武力颠覆政府以及用暴力扰乱社会秩序；在战争期间，任何人不得利用学术自由从事通敌叛国的非法活动。而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术自由的表现有所不同：首先体现在神学、法学、医学、哲学四个学院的平等关系上，也即神学不再凌驾于其他学科上；其次还体现在学生享有充分的“学”的自由上。总之，学术自由虽然在各国表现有所不同，但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大学发展的基本理念之一。
大学自治 所谓大学自治就是大学教授及其他研究者研究并发表其研究成果的自由以及为了保障这些自由的自治。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须臾不可分离。世界高等教育会议业已指出：“促进学术自由和学校自治，这是高等教育永远不变的两条准则”，高等院校及其师生应当“享有作为自己的权力与义务的充分的学术自由和自主权，同时对社会尽职尽责”。[13]大学是进行学术研究和传统科研成果的场所，为确保学术自由，就必须建立保障制度，而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就是大学自治。作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大学最悠久的传统之一”[14]，大学自治无疑具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性意义。当然，大学自治也有一个前提，即其经费很大程度上能够得到法律或其他制度上的保障。因此，这一理念的实现不仅是一个思想变革过程，还是一个制度创新过程。
积极应变 如果说前述“合理求是”等四个方面是大学发展的“不变”理念，那么，积极应变就是大学发展中“变”的理念。杜威指出：“学校的宗旨是使学生适应现实生活。”西点军校校长麦克阿瑟也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西点军校的宗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西点军校的任务应立即转变，应该为下一次可能的战争培养合格的军官。过去的这一场战争的规律仅仅只能作为未来战争规律的参考。“随机应变”将是未来战争的口号。法国教育家吉尔·惠里甚至认为，教育和教学的目的都应该明定为发展每一个人的应变能力。这样，主要的就不再为获得知识，甚至也不再是学会学习，而是学会应变。学会应变，就是要能够在变化着的世界中不断地站住和重新站住。这就得使自己善于感知变化，善于发明新的行为方式，善于重新构设自己的视角。[15]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世界事务中多是占尽便宜，不仅与其“适时而动”的生存心态有关，更与其求新求变的行动哲学有关。
上述五种办学理念在大学办学理念系统中并不是完全平行的。其中，“合理求是”、“使命导引”可说是大学办学理念的核心层级，“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可说是大学办学理念的中间层级，而“积极应变”则是大学办学理念的外围层级。这五种理念构成了大学办学的理念系统，维系着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尊严。上述西方大学办学理念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图1）：
图1 西方大学办学理念系统
二
后发国家的大学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追随阶段；2.平行阶段；3.超越阶段（这是大致情况，个别大学则追求并存在跨越式发展）。[16]按照上述界定，中国大学的发展大致处于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少数学科处于第三阶段。在现代大学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国主要追随西方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无疑，现代大学诞生并兴起于西方，因此理性地学习并吸收西方国家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对当前中国的大学来说，可以说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大学只是一味追随西方的模式而不能探索并建立具有东方韵味的办学特色。曾任国际教育学会会长的瑞典教育家托斯顿·胡森就曾指出：“从发展中国家来到‘中心国家’求学的学生们可以进入受市场经济支配的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基础设施。构成这一切的基础是西方国家面向研究的认识论和哲学的基础以及反映一种高度发达和富裕的经济社会对待教学及课程的态度。各国仿效‘中心国家’专业模式的作法并非总是有助于提高本国的创造力和自力更生”，而“大学教育的这种‘欧洲中心式’的体制一直阻碍了上述国家的大学发挥自身的创造性，阻碍了他们寻找自己的文化根源”。[17]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提供了一整套不同于西方的思想与文化模式。虽然这一文化模式在西方文明冲击下一度显示出它的种种不足，但其中包含的合理成分则永远不会过时。
行动哲学的要旨有三：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是行动哲学的基本问题；行动是架设现实与理想、自我与世界的桥梁；经过改造的东方文化能够提供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新行动模式。在大学办学理念的探索中，东方传统文化同样可以提供由现实达致理想的独特行动理念，因此，下文就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从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视角对21世纪大学的办学理念作一分析。这一分析将表明，东方文化视角的大学办学理念不是西方办学理念的对立物，而是其办学理念的极好补充。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东方文化的大学办学理念完全堪与西方大学之办学理念并驾齐驱，世界学人不难从中沐浴到智慧的光泽。
站在与西方大学传统办学理念比较的角度，东方大学的办学理念更多倾向以下几个共同的思想与行动取向。这些取向在西方大学办学理念中无疑也有体现，但比较而言，东方传统文化中的下述办学理念更加源远流长（当然，中国传统集权与大一统观念使得这些思想理念在历史长河中不占主流地位，21世纪应该是重现中国文化光华的重要时期，而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则需在其中起领军作用）。
各美其美 “各美其美”是指大学及其内部各组织基于现实与可能的分析，各自认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与行动追求是最佳选择。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先生认为“要做好的科学家，最重要的条件是：你要相信你所做的事，是一生之中唯一最重要的事情”。这实际上代表了科学家探索世界过程中“各美其美”的思想理念。“各美其美”的思想不仅可以为个人发展提供参照，更在于为处理各种组织、民族甚至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极好的借鉴。由于费孝通先生的倡导[18]，这一思想已广为人知。
众所周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基本宗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则是清华大学的校训。这里，“兼容并包”或“厚德载物”都强调对合理思想秉承宽容与开明态度，并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加予保证。显然，这都是“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办学理念的具体表现。但其前提在于：存在“各美其美”的多样化大学，同时大学内部也存在“各美其美”的多样化学术思想、流派甚至组织。反过来说，正因为大学各不相同，且其各自内部又存在众多各不相同的学术思想与流派，它们在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文化环境下相互补充、相互竞争，大学及其组织才能在不断超越他人的同时，也超越自身的局限而进入新的境界。
“各美其美”的理念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基本竞争战略——目标集聚战略（集中化战略）。“通过为其目标市场进行战略优化，集聚战略的企业致力于寻求其目标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尽管它并不拥有在全面市场上的竞争优势。”[19]大学秉承“各美其美”的理念办学，即意味着大学秉承自己的目标而调节系统内外的各种资源，从而为达到既定的高等教育系统目标而努力。显然，这也意味着大学坚持“走自己的路”，同时承担由此带来的成功与风险。
和而不同 如果说“各美其美”是组织的内在价值追求，那么，“和而不同”就是组织的外在行动结果。来自中国经典《论语》中的“和而不同”思想近期已经引起了我国教育家的注意。《论语·子路篇第十三》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说，君子（有德行的人）追求思想和谐却不肯盲从附和，小人（品德低下的人）无原则地附和内心却不是真正团结和谐。其进一步的含义在于：各个组织单位虽然各不相同，但能够和谐相处。
如果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物种，则必然由于他们的趋同而导致互相排斥，从而导致整个物种的毁灭；相反地，按照自然界本身的多样性，诸物种则必然互相促进，共同繁荣。从大学发展的外部环境看，一国的大学系统犹如大学森林，其大学“物种”的多样性同样意味着互相补充，相互竞争，互相促进。唯如此，大学的外部竞争气氛才能转化为大学全体成员发展的内部动力。大学的“和而不同”就是指大学之间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多元化追求。
不仅如此，“和而不同”的深层含义还在于它意味着一种获取竞争优势的基本战略思想——标歧立异战略（差别化战略）。Michael E.Porter指出：“‘事事领先，人人满意’的想法只会导致平庸战略和低于平均水平的经营业绩，因为它常常意味着企业根本没有任何竞争优势”，而“歧异战略的逻辑要求企业选择那些无利于竞争对手并使自己的经营独具特色的那些特质”。[20]大学战略发展何尝不是如此？事实上，一所大学要真正不同凡响，赢得自己存在的意义，也不得不追求独具特色的那些特质——无论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往莫不如此，否则这所大学存在的价值将大打折扣。
学术责任 随着到西方留学的学人大量回流，作为西方大学的传统办学理念，“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也逐步引入东方大学体系之中。然而，正如早稻田大学校长奥岛孝康在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大学校长论坛”所作学术演讲时所说的：“在‘大学自治’或‘学术自由’的名义下，不夸大地讲，给予教授们的自由过多，其结果是出现不能原谅的情况，即教育者对他们的学生漠不关心，学者对他人的评价无动于衷”。[21]显然，这意味着“学术责任”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而“学术责任”在东方文化中常常得到更多的强调。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中西方文化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构想差异极大。西方“个人取向”社会结构着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及成就，着重个人独立、自主的培养，“小我”幸福是社会幸福的基础；中国“社会取向”社会结构则着重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着重“大我”概念的培养，“大我”幸福是“小我”幸福的先决条件。[22]对中国人与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也表明：“美国方式强调个人，即一种我们称之为个人中心的特征，这与中国强调个人在其同伴中的适当地位及行为的情景特征适成对照。”[23]中国人这种思想与行为方式使得中国人在处理个人与集体、国家利益方面，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作为一种文化传承，这里强调的“法”、“责”在学术上就体现为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这是大学办学道德与制度的双重要求。
不难发现，中国学术界的责任意识在文本上的理想与现实中的运作之间差异极大。这很可能与中国文化对君子道德责任上“无止境”的要求却无制度上的约束有关。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把道德责任转化为制度责任，并溶入所有大学运作的血脉之中去。这是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这方面西方大学的办学传统提供了可行的借鉴。
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的思想理念在中国文化经典如《易经》、《大学》中多有阐述。《周易·上经》云：“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意思是说，君子进德修业，都要把握时机，随着时代的趋势而动，所以就没有什么过患了。《系辞·下传》也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学的道理是穷极则变化，变化则能通达，能通达，则能持久）[24]，强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大学》引用更古老的“经典”阐明了“与时俱进”的思想理念：“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这里的意思是说，商汤时的铜器“盘”上的铭文说：“假如能一日自新，就要始终如一，永远保持，做到每天新，天天新。”《康诰》讲：“造就一代新人。”《诗经》上说：“周虽然是一个古老的邦国，但终能自我更新禀承天命。”所以君子总是时时处处为达到致善致美的境界而不懈地努力。[25]
“时”者，时代、时机、时间之谓也。相应地，“与时俱进”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1.把握时代趋势；2.抓住发展时机；3.重视时间价值；4.进行时间管理。“与时俱进”的意义不仅在于把握其字面含义，更在于树立一种时间有价的观念。薛天祥教授就曾指出：“任何可以被计量的价值最终都是用劳动的节省来表达的，而劳动的节省其核心就在于时间的节省。不过，自人类用金钱作为货币来计算各种东西的价值以后，时间的重要性便被世人淡忘了，只有少数哲人才能深刻地认识到时间的本质、价值和意义”。[26]有效地安排时间是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27]重视时间价值就意味着大学管理同样必须包括时间管理。当然，重视时间管理并不意味着急功近利。对于大多数基础学科与人文学科而言，过分地计划可能是有害无益的。就此，陈省身教授等前辈学人已多有告戒。
止于至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大学》开篇之语。对此，有论者解释为：“大学的根本宗旨，在于阐明完美、光明的德性；在于使人民受到感化，成为新民；在于达到道德上完美无缺的理想境界”。[28]显然，这里的“大学”很难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过也不能推论说其含义不是指“大学”。
如果说“合理求是”是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大学最基本的理念，那么，“止于至善”则是中国数千年教育的基本指南。前者反映了人类对自然奥秘的不懈探索，后者更多显示的却是人类对自身与外在社会的理想追求。有论者认为“伦理中心”是中国文化的特质之一：“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又在文明时代得到发展的宗法传统，使中国一向高度重视伦理规范和道德教化，从而形成以‘求善’为旨趣的‘伦理型文化’，同希腊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型文化’各成一格”。[29]
但是，对经典的解读不宜拘泥于前人的“道德”界说。“止于至善”的意义固然包括道德意义上“善”的含义，更包含“追求完美”的现代意义。换言之，这是一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想境界，这才是真正的完美。如果说“各美其美”是行动的价值观念，“和而不同”是行动的必要选择，“学术责任”是行动的制度约束，“与时俱进”是行动的管理标准，那么，“止于至善”则是行动的最终理想或归宿。
不妨从东西方比较的角度对大学的办学理念作如下的总结（表1）：
表1 大学办学理念的东西方比较
西方大学传统办学理念
东方大学传统办学理念
合理求是 和而不同
使命引导 各美其美
学术自由 学术责任
大学自治 与时俱进
积极应变 止于至善
科学取向 伦理（人文）取向
表1表明，相对于西方大学科学取向的办学理念，东方大学的办学理念更多具有伦理（人文）取向。当然，这种划分仅具有学术文化的史学价值。现实的运作是相互交叉、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对立、互不通融的。东方大学办学理念的提炼，不在于追求与西方大学办学理念的不同，而在于强调在办学理念方面，东方文化与思维方式能够提供的智慧同样不同凡响。这就为后发国家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提供了不同的思路与参考框架，从而获得并强化必要的自信力。
三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既有智慧的结晶，也有精神的糟粕。其不足之一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的原则性指南多，而提供的具体实施方法少，且操作化严重不足。这意味着有必要进行“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要从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文化中获得有关当代中国大学办学的理念相当困难。本文从有限的文献出发，自然只能窥探到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大学办学理念意识的一麟半爪。不过由此仍然坚定了笔者的一个信念：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伟大国家，其优秀文化传统经过改造以后可以为世界大学发展提供智慧与启示。
同时，作为一个开放的国家，中国的开放不仅包括空间上的开放，也包括时间上的开放——对中国悠久传统文化与未来发展的开放。在国际化大潮冲击下，中国大学在国际大学竞争中要赢得比较竞争优势与绝对竞争优势，就有必要汲取包括国外一流大学在内的所有大学的办学智慧，同时，世界大学发展也有必要从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中汲取营养。如果说20世纪中国主要从国外引进智慧，那么，21世纪“东方的复兴”就意味着中国向世界输出自己的智慧。
由于中国经历多年的政治运动，使得优秀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不少损害。中国的优秀文化智慧虽已经为学界所重视，但这种重视还远远不够。表现在有关大学办学理念的研讨中，就是容易以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大学发展的理论与模式为参照，不知不觉陷入“追随模式”而不自觉。这样在发展的理论与思路上就有可能后人一筹，实际的运作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孙子兵法》云：“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在一定意义上说，大学的运作与国家的竞争、政治的较量、商场的角逐并无二致。如何对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进行运作，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在世界上也没有成功的经验。这一伟大的“试验”要求我们由“多算”达致“胜算”。相对西方大学办学理念而言，大学办学理念的东方文化诉求是一种“长善救失”，也是世界大学发展的历史使然与逻辑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