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鼎新和镇南关大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捷论文,镇南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起镇南关大捷中的潘鼎新，许多史学文章书册都把他描绘成一个狼狈的逃兵，动辄把“主帅脱逃”的恶谥加诸他的头上，从而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今天，通过继续整理旧史资料，深入发掘新史料，我们发现这是中法战争史上的一桩大冤案。
一
光绪十年（1884年）二月，侵越法军出动两个旅团约六七千人的强大兵力，进攻由广西巡抚徐延旭，广西提督黄桂兰及赵沃指挥援越桂军防守的北圻重镇北宁。虽然桂军在此屯兵二万，筹守年余，但在法军的进攻下，却不能作一日守，就轻易丢失了。随后，法军乘胜追击，旬日内又攻占谅江、太原等城。援越桂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只是由于法军回师攻占兴化，桂军才在谅山一线站住了脚。事后，清政府有旨追咎失败责任，将总兵陈得贵、副将党敏宣军前正法，逮治徐延旭、赵沃，加重惩处大小各级将弁二、三十人，黄桂兰则畏罪自杀。一时间，全军上下人心惶惶，斗志全无。
这时，淮军宿将潘鼎新临危受命，从湖南巡抚调任广西巡抚，督办广西关外军事。赴任之始，他设法自带及指调云、贵、湘、鄂、赣、皖等省生力军近10万人，配备精良枪械前赴广西，以加强援越桂军力量。从而得以在闰五月发生的观音桥之战中，挫败了狂妄的法军。战端重开后，法军企图凭借其海上优势，出动舰队窜扰我国东南沿海，侵占台湾等地作为质押品，要胁中国投降赔款。从六月起，法国海军四处肆虐，犯基隆、轰马尾，攻淡水，战石浦，扰镇海，还企图封锁北直隶，扼住北京的咽喉。中国直、东、江、浙、闽、粤、台七省震动，清政府处处设防，穷于应付。终因海防力量薄弱，难逃被动挨打的局面。危急之中，清政府想出一个扬长避短，“出奇制胜”的办法，即由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出动陆军入越抗法，以牵制法国海军，[①]这在当时情况下，无凝是一个好办法。但是，等到具体执行时广东军队却不能取道钦廉，攻取法军占据的广安，海阳等地，云南的数万大军又被数百法军牵制在宣光一隅，于是，整个“战越牵敌”的重担便落在潘鼎新及广西边军身上。
朝旨既颁，潘鼎新便不顾疾病缠身，准备不足的困难，毅然挥师南下，半年之内，在陆岸、船头、郎甲、纸作社、丰谷、坚牢、谷松、谅山、文渊等地，与法军浴血鏖战。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广西边军吃了败仗。其中，客观因素在潘鼎新本人还未能适应与法军作战，例如由于情报手段落后和主观判断失误，潘鼎新始终未能正确掌握法军的主攻方向，以至犯了兵分力单的战术错误，人为地将桂军在整体上的优势变成局部上的劣势，被法军各个击破。其次是未能协调诸将的矛盾，造成各军配合不好，紧急关头不能互相援应。此外，没有及时重用冯子材所率萃军，也是一大失误。这些失误与怯敌逃脱有天渊之别。客观因素包括：（1）法军势大。当时与广西边军作战的法军最多时达到两个旅团约八千人，他们装备精良，并采取步炮配合的战术，这是相对落后的清军所难以抵御的。（2）清政府支援不力。由于清政府的无能，也没能正确判断法军的主攻方向，因而对援越桂军未能全力支援，造成潘鼎新所诉说的困难：“地大兵分，苦无策应之师，人民逃散，就地无粮，军械转运万分迟滞，边事艰难，几于无从措手。”[②]同时，清政府还不顾战事紧急，有意无意地克扣桂军军饷，影响了士气。（3）清军素质低下。这表现在将领还未适应与外国军队作战，特别是不懂得集中炮兵火力，步炮配合的先进战术。军队装备较差，如楚军王德榜十营五千人，”无后门枪”。[③]其他部队虽有后门枪炮，也不及法军精良。如法军打败桂军后，将缴获的军火留存谅山，后来冯子材攻谅山，却发现“所获巨炮、军火虽多，皆不合用。”[④]此外，各军派系复杂，内部矛盾重重，以至不能很好配合作战。
但是，潘鼎新指挥的桂军虽然迭遭败挫，却不同于北宁的那次败挫，这反映在：（1）达到了牵制法军的目的。桂军的主动出击，打乱了法军的部署，迫使他们拒绝了急欲攻占台湾和封锁北直隶的孤拔的增拨援兵的要求，将战力重心从中国东南沿海转移回越南北圻。法国总理茹费理曾告人：“我们想，现今中国肯听从的唯一谈判者是波里也将军。”[⑤]就说明了这一点。（2）打击了法军。桂军虽然屡战屡败，但在每次作战中都作了英勇的抵抗，以至连法军也感到惊奇。尼格里在事后曾有函告波里也：在进攻由陈嘉率领少数清军据守的下华时，“我们攻取下华时两旅人并不见过多。”[⑥]这对谅山法军后来的全线崩溃有着一定的影响。（3）是锻炼了桂军将士。在各次战斗中，一大批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偏裨之将如苏元春、陈嘉、王德榜、蒋宗汉等经过战火的洗礼，逐渐成熟。而在北宁之战中一触即溃的桂军也一变颓风，屡败屡战，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从而为他们在短期内反败为胜，取得镇南关大捷的辉煌胜利奠定了基础。
二
镇南关大捷无疑是天才军事家冯子材的一大杰作，可以说，没有冯子材也就没有镇南关大捷，冯子材的名字永远和镇南关大捷连在一起。但是，在充分和高度评价冯子材的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又应该客观地看到，冯子材所率萃军十八营九千人多是新近募集，而且装备十分落后，仅有“约计抬枪五百杆、士乃打枪一千支，大吉枪二千枝，劈山炮及后膛洋炮数尊，连响洋枪约有百件。”[⑦]依靠这点可怜的装备，萃军要守住关前隘阵地都十分困难，更惶论取得大捷了。因此，胜利的取得要依靠全体广西边军的努力，其中，也就有潘鼎新本人的作用在内。在组织和筹划镇南关大捷时，潘鼎新起了如下作用：
一是给予冯子材率领萃、勤两军作战的自主权。冯子材所率萃军和王孝祺所率勤军共二十六营一万三千人，是广东援桂军队，根据清政府的旨意和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明确指示，他们都应该接受潘鼎新的节制和调遗，但由于当时各将思想尚未统一，冯子材便欲先率萃、勤两军在关前隘布防，迈出了取得胜利的第一步。为此，他通过广西按察使李秉衡禀报潘鼎新和张之洞，要求给予行动自主权：拟独用敝部克期作战，“惟奉请旨进剿，须与琴帅商办，无奈军情顷刻变动，必待缄商，不免坐失机宜，”请求便宜行事，免延误。[⑧]张之洞大力支持冯子材的要求，致电潘鼎新：冯军自请攻文渊，既云有机可乘，自应许之。”[⑨]潘鼎新如何表态，史无明文，也许他持缄默态度。但是，在这种场合下，不表态也就是默许。潘鼎新后来给了冯子材相当大的行动自主权。
二是将全军思想从消极待援改变为主动出击。在新败之余，桂军上下一度消极沮丧，在作战思想上，出现了“冯请进剿，苏请暂缓，新拟俟鲍军到齐，云军大举，再乘势并进”[⑩]的纷歧情况。但是，在冯子材的影响下，潘鼎新很快就改变了思想，从消极待援变为主动出击，这主要表现在指挥全军出击艽封之举。苏元春曾奏报此事称：“前抚臣潘鼎新方驻海村，约会帮办军务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分拨萃字五营扼扎扣波，免为敌据，并属臣之春督军出击。即于是月二十八日亲率提督陈嘉、方友升，副将陈桂标所部镇南、亲军、毅新各营驰赴艽葑。”[11]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出击是徒劳之举，但却是潘鼎新受到冯子材的影响，作战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的标志，要全军上下精神振奋的表现，也是在镇南关大捷前，各军协调、配合作战的一次重要的动员和演习。
三是回师关前隘后路。出击艽葑被证明是徒劳后，广西边军的主力及时调回关前隘后路，随时准备援应关前隘，这是取得镇南大捷的关键部署。苏元春认为这是他的功劳，曾在前奏称：“臣与冯子材虑其一战即退，必有狡谋，保无麇聚文渊，别图侵突，因即商同回顾关内，仍前分关前隘、幕府塘一带，以重根本。”而只字不提潘鼎新的作用。而冯子材的说法却不同，他电告张之洞称：“函商琴帅并致苏提，如苏葑已无贼踪，请苏军迅速回兵，以重南关一路。”[12]《克鲁谅山大略》也称：“冯言于潘抚，召苏元春回中路。”[13]这是一次涉及近二万大军的大规模战术转移，没有主帅潘鼎新的同意是不可能的，故应以冯子材的说法为是。这是关系到关前隘之战成败的重要决策，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承认潘鼎新的作用的。
四是及时整军增饷，恢复和提高士气。二月初二日，冯子材电告张之洞：初一日，潘鼎新亲临关前隘视察防务，“琴帅到王镇勤营，并亲到长墙营垒踏看，材往晤谈，商及进取，琴帅云：士气未复。琴帅即回。”[14]此电既然出自冯子材，自然可信。借助这份电报，我们却可以揭破两条诽谤潘鼎新的谎言。
既然潘鼎新曾经亲自到关前隘视察防务，则《克复谅山大捷》所谓潘鼎新在此期间退驻海村，“日驻岸，夜驻船”[15]的说法，就完全不符合事实了。从冯子材的电文可知，当他与潘鼎新商谈时，潘提出“士气未复”的问题，却没有提及解决办法，是因此而反对出击法军呢？抑或是设法克服困难，恢复和提高士气，以战胜法军呢？可是，张之洞在上奏此事时，却篡改了冯子材电文的内容，”冯子材料法必于初七日一礼拜一出兵，决计先发制敌，群议多不欲战，潘鼎新以士气未复止之。”[16]这“止之”二字，就是张之洞凭空捏造，擅自加上的。由于加上了这两个字，张之洞就把潘鼎新描绘成阻挠和反对出击法军的丑角式人物。
最近，我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查到李秉衡于光绪十一年四月所上折片及七月二十二日苏元春、李秉衡联名所上奏折，都谈到潘鼎新于此前后采取整军增饷的措施，以恢复和提高前敌士气的情况。两折片内容大同小异，摘要如下：桂军饷制，每勇月银二两四钱，远较粤军每勇月银四两二钱为太少，当他们与客军共同作战时，就会影响士气，“每谓效命不后于湘淮，营章独拙于桂饷，因之益为觖望。”潘鼎新察觉此事后，与苏元春商量将各军汰弱留强，减营增饷。核实归并，共成四十六营，自本年二月初一日起，均照淮军营制，每名月给四两二钱。李秉衡、苏元春认为潘鼎新采取的这一措施对取得镇南关大捷起了重要的作用：“乃自加饷以后，桂军皆争先恐后，万众一心，未几即有关前隘大捷，旋经克复文渊、谅山，连下威坡、山庄、谷松等坚垒，一转移间，军事转钝为利，未始非饷归一律之明效。”
五是部署进援关前隘前敌。二月初五日，冯子材率军夜袭文渊法军，对此，潘鼎新也持支持态度，部署各军进援关前隘。他奏称：“臣即飞商苏元春、冯子材、王德榜整齐队伍，约期先发，熟筹分攻合应，使彼首尾不能相顾。遂定期初五夜冯子材率萃字中、左、右三军出南关袭取文渊，王德榜率楚军从油隘出击，王孝祺勤字营援应，苏元春亲督毅新、镇南各营助剿。”[17]
三
关键问题是当战斗打响后，潘鼎新在什么地方，扮演什么角色，与胜利的取得有什么关系？关于上述问题，在潘鼎新于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所上奏折中曾约略提及，但语焉不详。而在苏元春、李秉衡、张之洞等人关于此役的奏折中，尽量避而不提潘鼎新。似乎潘鼎新与此役毫无关系，临阵脱逃，躲在后方。
广西社科院历史所中法战争研究室在进行编辑《中法战争资料续编》的工作时，搜集到苏元春组织人力绘制，于光绪十四、五年上奏清政府，现存故宫博物馆的中法战争桂军图三十余幅。苏元春亲自撰文解说各次战斗的大概情况，我们从中可以得知，潘鼎新自始至终参加了指挥镇南关大捷。
关于关前隘之战，苏元春撰有《法攻关前隘我军战胜大捷六图总说》及各图说明。在该役的第一图撰有说明称：“潘巡抚、苏提督出队往援关前隘。”在总说中提到：苏元是在二月初七日下午督队赶到关前隘，参与收复东岭失落敌手的三垒。初八日清晨，“潘巡抚亦率亲军各营来援。”
关前隘获胜后，桂军乘胜出关追击法军。关于此役的战事，苏元春在《克复文渊州、谅山省、长庆府并攻破各处法垒，敌败船头、郎甲，请款罢兵，拔队入关八图总说》中，指出潘鼎新参与指挥攻取文渊州的战斗：“关前隘主客各军大捷后，潘巡抚以法众受此大创，正可及时规取文渊。冯子材率萃、勤两军出关四路进攻，王德榜所部自油隘进攻板泥法垒，牵制谅山法众，潘巡抚率淮军至镇南关接应，元春率毅新，镇南，亲兵，广武各营由关右搜剿而前。”在关于此役的第一图有说明称：“巡抚出扎镇南关，主客各军出关进攻文渊。”
攻下文渊州后，桂军挥师进取谅山，对此，潘鼎新奏称他参与指挥此战，“探得该逆仍踞马丘骡墟，坚筑营墙，为久持计。恐其再来扑犯，宜乘其喘息未定，再加痛剿，则谅山亦不难克复，遂约各军十二日同进巴坪会攻。”十三日，桂军收复谅山。十五日，潘鼎新“轻骑入城，抚绥越民，严禁勇丁骚扰。”[18]此后，诸军继续攻取屯梅，观音桥，谷松等处，潘鼎新则留驻谅山，一是筹运军火，二是打扫战场，三是收容和处理前敌解送战利品。正在处理这些事时，潘鼎新接到解职朝旨，遂返回后方与护抚李秉衡办理交卸手续。这里，我们顺便戳穿《克复谅山大略》的一则谎言：“潘抚三月初三日去官回籍，军民沿河追骂，以砖石击舟中三十里。”[19]这恐怕也是造作谣言以丑化潘鼎新。因为潘鼎新卸任后，所部淮军亦给资遗归，清廷有旨命潘鼎新沿途管束，以免滋事。既然是督军而归，自无乘舟被军民追骂击石事。
综上所述，可见潘鼎新在冯子材的影响下，曾参与支持、组织和指挥取得镇南关大捷，是抗法有功之臣。所以，苏元春在上述阵图总结大捷的原因时，指出也有潘鼎新的功劳在内：“然非张（之洞）总督通筹全局，顾念兼圻，多拨劲军，宽筹饷械。潘巡抚竭力行间，支持危局，亦未能奏功若此之速也。”光绪十四年，潘鼎新病死，九月十二日，李鸿章上奏《潘鼎新请祀昭忠词折》，就向朝廷重申潘鼎新参予取得镇南关大捷的功劳：“谅山失陷之时，朝廷鉴其危苦，有戴罪图功之温谕，有各军悉归调遣之严旨。该故抚乃能仰奉天威，部勒众将，规复故地，誓死为期，遂于二月初间，迭有镇南关连日之大捷。该故抚亲自督师出关追剿，再战再胜，又于二月十三日克复谅山，乘胜进扎观音桥，攻取谷松，方拟进攻船头各处，旋于途次接奉革职之命，既解兵柄，然后折回。”[20]台湾学者黄嘉谟在检阅《李文忠公尺牍》中复致苏元春的函稿，发现自光绪十五年至十九年间，李鸿章共有五函与苏元春淡及如何奏请清政府褒扬潘鼎新的抗法功劳和在镇南关为苏元春建立专祠等事。如光绪十五年正月初十日函称：“专弁到津，奉九月朔来书并图三分，发题展视，赫然殊观……尤可及者，处处归重前帅，功罪分明，从群疑众谤之余，见战苦功高之迹。……琴帅有知，当瞑目矣。即当转呈成邸，上献紫宸。琴帅……南关再出，转败为功，诚如尊论，不容淹没，事在罢职之后，阨于群议，未得自言，境过时平，是非已有定论。执事笃旧府之风义，慰边城之哀思。似应商请粤西抚军在南关奏建专祠，足报荩烈而彰公道。”[21]但此事后终未果。
四
那么，潘鼎新为何会从一个抗法功臣被污蔑、丑化为一个可耻的逃兵，以至有功不赏，长期淹没，郁郁而终，含冤蒙垢百年之久呢？
原来，当潘鼎新在抗法前敌艰苦支撑，浴血御寇的时候，无意中得罪了一些权贵，从而埋下他日后遭受厄运的祸根。当潘鼎新赴广西巡抚任之始，就在光绪十年四月接到李鸿章的电报：李已代表清政府与法方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条约》，中法两国息兵言和，桂军将照约撤回边境。但李鸿章却没有告诉潘鼎新在谈判中的一个小插曲：法方代表提出明确的撤军日期、李鸿章却只是含糊应对，没有明确表态应允或拒绝，也没有上奏清政府。外交经验不足，同时也急于邀功请赏的法方代表却误认为是中方已予应允，于是电告法军如期前往接收桂军防地。五月，潘鼎新得到法军逼近桂军防地的情报，于是连连函电清政府请示进止，并极力主张桂军照约撤回边境。此时，在清政府中执掌大权的是刚刚取代恭亲王入主中枢的醇亲王奕譞。此人言大而夸，志大材疏，对外夷素来持强硬态度，却无妥善的抗敌方略。他以李鸿章并未奏报为由，拒绝法方限期撤军的要求，连连降旨：“滇、粤两军驻扎之地，断不能退守示弱。本日已电谕岑毓英、潘鼎新按兵不动，如彼族竟来扑犯，惟有与之接仗。”[22]严旨煌煌，不能违抗，潘鼎新只得部署迎击法军，在观音桥一仗，狠狠打击了法军的气焰。
然而，一旦中法重开战端，奕譞才明白，由于中国海防力量薄弱，只能坐视法国船队猖獗，被动挨打，损失惨重，于是，又后悔当初的孟浪，反而把起衅肇祸的责任推到潘鼎新的身上。闰五月十五日，李鸿章电告潘鼎新：“省三自京回，醇邸面言，当日尊处若先照约略退，再电奏亦无妨。可知内意非必主战。“[23]奕譞态度的根本变化，引起其他朝臣的追随，原来协饷广西前敌的各省也借机拖延，给广西边军造成严重缺饷的困难。十月二十三日，潘鼎奏向清廷诉说苦衷：“在各省或私议谅山一役再起衅端，讵知当日情事实有万难退让之势。臣岂不思安居内地，而必欲艰难困苦，久处烽烟瘴疠之乡，绝非人情。惟事关中外大局，必须公忠体国诸臣筹饷筹兵，同力合作、畛域无分，以收一劳永逸之效。”[24]但已无助挽回圣眷。中法战争结束后，诸将获赏，唯漏潘鼎新。《申报》曾刊载都下述闻指出：“广西抚潘鼎新因肇事端致中法失和而未获赏赐。”[25]多少说出其中真正原因。
其次，是潘鼎新得罪了顶头上司、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张之洞赴任广州之始，就有人向他进谗，历数潘鼎新各项劣迹。张之洞虽然认为并非全是事实，但却对潘鼎新有了成见。“本署部堂殊深疑虑。”[26]以后，两人的关系都不甚和谐。光绪十一年二月初六日，张之洞等人密电清政府，危言耸听地说：“潘不善驾驭诸将，才力竭蹶，调度未能裕如，桂军断难再振，则已显然。”要求将潘鼎新革职。[27]清政府纳奏施行。但事实却和张之洞开了个玩笑，在革职令尚未生效之前，潘鼎新已与诸将并肩作战，取得了镇南关大捷的辉煌胜利。可能心怀歉意的张之洞曾于二月十九日电致李秉衡了解潘鼎新参战情况：“琴帅驻何处？关外军事紧要，不知琴帅与子熙、阁下如何商酌”不知是李秉衡欲倾陷潘鼎新抑或实在不明其中奥妙，便于二十五日复电张之洞，只字不提潘鼎新参战情况，却说“琴帅现在海村”。[28]张之洞据此，除自己上奏攻讦潘鼎新外，还指使幕僚撰写《克复谅山大略》，诬蔑潘鼎新远避海村从而造成众口烁金，复盆莫辩的冤案。
注释：
① 22《中法战争》（五）第474、381页。
② ③ ④ ⑦ ⑧ ⑨ ⑩ 12 14 23 28《中法战争》（四）第222、220、487、522、468、469、237、475、475、154、484—485页。
⑤《中法战争》（七）第286页。⑥ 13 15 19《中法战争》（三）第438、79、78、80页。11 16 17 18 20 24 26 27《中法战争》（六）第438、455、394、395—396、171、438、358—359页。
20《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63，页32。
21黄嘉谟《清季广西边防概略—李鸿章复苏元春函稿申论》载台湾《广西文献》第廿一、廿二期。
25《申报》影印本第27卷96页，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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