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性经济计划：日本模式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导性论文,日本论文,启示论文,模式论文,计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的日本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56—1973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9.7％。20世纪80年代日本尽管进入了低速增长期，但其GNP年均增长率仍高于西方各国。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才处于持续的长期萧条中。日本经济的成功，同日本政府实行的以指导性经济计划为出发点、以产业政策为核心并辅之以行政指导的宏观调控体系分不开，其中经济计划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从1956年实施第一个指导性经济计划至今，已先后实施了14个经济计划，其主要控制目标(如经济增长率、失业率等)都基本上实现或超额实现了，有时甚至比某些国家的指令性经济计划完成得还要好。[1] 日本这种经济计划模式，在西方主要国家中也是最成功的。
一、日本指导性经济计划主要内容和演变
按日本政府在战后制定并执行的14个经济计划主要内容的不同，同时考虑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阶段，可将经济计划演变历程划分为下列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实际实施时间是从1956年到1967年共11年，包括《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6—1960年)、《新长期经济计划》(1958—1962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年)和《中期经济计划》(1964—1968年)。这些计划是在日本经济恢复之后，围绕着如何实现经济自主高速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而制定的。这一阶段经济计划的基本目标均已实现，在这4个计划期间，经济实际增长率分别为8.8％，9.7％，10.0％，10.1％。[2] 这一阶段经济计划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前半期的经济增长。
第二个阶段，实际实施时间是从1967年到1972年的6年，包括《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67—1971年)和《新经济发展计划》(1970—1975年)。计划的目标一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二是改善居民居住条件。该阶段经济计划的实质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纠正第一个阶段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通过稳定物价、提高经济效益和推进社会开发等计划的实施来完成。
第三个阶段，实际实施时间是从1973年到1991年的19年，先后有《经济社会基本计划》(1973—1977年)、《七十年代后半期经济计划》(1976—1980年)、《新经济社会七年计划》(1975—1985年)、《八十年代经济社会的展望与经济运营五年计划》(1988—1992年)。这一时期经济计划的中心目标是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的高级化。该阶段是日本经济结束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低速增长的调整时期，经济计划主要是围绕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主动参与和推动国际间合作、重建财政和金融等方面制定的。经济计划的实施进一步提高了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国民的生活水平。1991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为2.76万美元，超过同期美国的2.02万美元，日本对外净资产余额1991年达3831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对外贸易顺差为1030.4亿美元。尽管从纵向上看这一阶段是日本经济的低速增长期，但这一时期却改善了日本经济的整体质量，使经济结构更加合理。
第四个阶段，实际实施时间是从1992年至今，即：《生活大国五年计划与社会地球共存》(1992—1996年)、《结构改革经济社会计划建设有活力的经济与安定的生活》(1995—2000年)、《经济社会应有的姿态和经济新生的政策方针》(1999—2010年)和被内阁会议正式批准的包括“生活空间倍增计划”和“产业再生计划”两部分内容的《今后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99—2003年)。这一阶段经济计划实施效果不好，与泡沫经济破灭有直接关系。
二、日本指导性经济计划的特点
1.从经济计划编制看，具有开放式、协商性及方法科学化的特点
日本编制经济计划时所采取的开放式和广泛协商一致的方法，是其经济计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以有效运作和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这种开放式、协商性的计划编制方式的内容，不仅指政府专门计划机构(经济企划厅)的计划编制工作要向政府其他一切有关省、厅、委开放，吸收它们直接参与计划的编制，即坚持“对内开放”，而不是由企划厅一家包办；而且还包括政府的计划编制工作也要公开向社会各界开放，广泛吸收财界、企业界、工会及学术界、舆论界等方面的代表参与，即坚持政府向全社会的“对外开放”，而不是由政府机构和经济官员包办。这样，经济计划的编制过程一开始就可以广泛集中社会各利益集团、各阶层的意见和要求，并充分吸纳学术界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先进技术方法。紧接着，就这些反映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和不同观点的意见，进一步进行多层面、多渠道的沟通、交流与协调。在这个沟通与协调的过程中，既有民间代表与政府机构之间的直接对话与协调，又有民间各利益集团的横向沟通与协调；既有学界分别与政府、民间利益集团的交流，又有政府机构之间、学者之间的内部交流与协调。经过这种多层面、多渠道的相互沟通与协调，就可使计划草案兼顾各方的利益和意见，并取得初步平衡。以此为基础，政府计划机构还要集中各方的意见和学界的真知灼见，拿出一个更合理的方案交给各方代表去研究与协调。经过这样反复协调，最后形成的经济计划草案，就可以是一个相对比较完善、可以为各方所认同的计划方案了。用这样的方法编制的经济计划，既能指导国有垄断企业和经济机构的运营活动，又能对私人企业和民间经济机构的经营方向起诱导作用，是一个具有较高协调性与合理性的“经济共同纲领”。这就是日本经济计划虽无法律效力，但却能较为有效地实施并取得成效的重要前提和社会基础。
2.从计划确定的控制目标看，具有切实、具体与合理化的特点
日本历次经济计划所确定的宏观控制目标，一般都是抓住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等当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提出较为切实、具体与合理化的目标，使其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积极、有效的诱导和间接调节作用，这是日本经济计划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例如，日本的头三个经济计划都把“充分就业”列为计划的基本目标，曾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重视并深得民心。它不仅通过经济高增长，基本上解决了数百万人的失业问题，并保证了当时98％以上的人有工作，更重要的是充分发挥了日本经济社会最大的潜在优势，使数千万人力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并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本，成为推动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在《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6—1960年)期间，日本的完全失业率1956年为1.7％，1960年为1.1％。此后的10年(1961—1970年)，完全失业率更降至1％左右。
日本经济计划提出的“谋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具体目标，一般都留有充分余地。如《新长期经济计划》(1958—1962年)提出的目标是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为6.5％，《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年)提出的目标是7.2％，最后实际分别达到了10.1％和11.0％。日本提出的这种“高速增长”计划目标，既估计到经济增长的客观潜力，使之对宏观经济有积极的引导、动员作用，又考虑到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以及经济环境变化等负面因素的影响，因而相对来说比较稳妥，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当然，这方面日本也有反面的教训。
3.从计划的实施过程看，计划具有灵活性和连续性的特点
这里的“灵活性”是指一个计划尚未完结，下一个计划又接上来取代前一个计划的情景。许多计划的期限未到就已被新计划所取代的事实，充分证明了经济计划的灵活性。在迄今为止的14个中长期经济计划中，计划的平均期间将近6年，但平均有效期限仅3年。这种灵活性，一方面说明政府能够及时通过制定和调整经济计划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比较缺乏制定经济计划的工作经验，以致经常使计划与经济发展不相符。不相符的表现有两种：一种是经济计划落后于同期经济发展的实际，即指标的计划值落后于潜在值。如从经济增长率方面来看，从1956年第一个计划《经济自立五年计划》到第五个计划《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实际增长率均大于计划增长率，最大差距达3.8％，但这种误差可以通过“灵活性”即提前制定和执行的下一期经济计划给予纠正。另一种是经济计划领先于同期经济发展的实际，即指标的计划值超过相应的潜在值，这种情况给日本经济运行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形成了“泡沫经济”的事实。日本从1970年第六个计划《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开始的计划，就经济增长率指标来看，计划值均高于实际值(除《八十年代经济社会的展望与指针》和《与世界共存的日本经济运营五年计划》中计划值略低于实际值外)。
连续性是指日本的经济计划基本目标，具有前后期的基本一致性和前后期的连贯性的特点。一个计划还没到期，就被新的计划所取代的事实，表明计划具有时间意义上的外在连续性，更重要的是日本的经济计划具有政策意义上的内在连续性。
战后日本历经了十几届内阁更迭，每届内阁上台都无一例外地重新制定新的经济计划，以此向国民表明其政纲和政策。但从这些新的计划的基本目标看，都具有一种内在连续性，前一计划提出的基本目标，后一计划一般都会予以坚持，并不因内阁的更迭而改变。计划的协调性使综合考虑了社会各界意见和主张的经济计划几乎可以被任何一届内阁或内阁中任一派系所接受，从而使各期经济计划基本目标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4.从政府的经济计划机构看，具有精干、高效与高素质的特点
日本政府的经济计划机构的精干、高效与高素质化，是其历次经济计划取得成功的关键。高素质的计划官员队伍和以官厅经济学家为主体的经济计划智力机构的形成与完善，有力地保证了经济计划的有效编制与实施。他们既是编制计划的核心力量和组织者，并卓有成效地协调了各方的利益与要求，从而使经济计划的基本目标更加合理化；又是计划实施过程的参谋和实力人物，并且很善于借助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及法律手段，间接地推动宏观经济向较为理想的目标接近。以官厅经济学家为主体的计划智力机构，不仅为制定经济计划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科学的计划方法，从而加强了经济计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而且对经济计划的实施过程及其调节手段的运用，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从而加强了计划实施过程的协调性和有效性。而这些智力机构同政府中精明的经济官员相结合，形成了编制和实施经济计划的实力集团，从组织上保证了经济计划的成功。
三、日本经济计划模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1.经济计划的编制应采取开放式的编制方法
借鉴日本经验，我国在编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性经济计划时，也应采取开放式的编制方法。[3] 我们也可以考虑公开吸收官、产、学各界人士广泛参与计划编制工作，并通过广泛民主协商与集中众智来实现经济计划的协调性、科学性并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根本改变过去那种专门由政府计划部门或若干政府机构包办的封闭式编制方法。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指导性经济计划在新时期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证，否则，就会不仅使经济计划脱离实际、脱离社会大众，而且可能会使它变成官僚主义的计划。所谓全方位开放式的方法，不仅是指国家专门计划机构要对中央有关部委和机构全面开放，请其直接参与，共同编制新经济计划，而且要对全社会开放，请各方面代表都实际参与计划的编制工作；不仅要向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各利益集团(其中当然也应包括非公有制经济层面)开放，让他们把自己的要求、意见反映到计划编制过程中来，并直接参与利益的协调与平衡，而且要向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学术界、新闻舆论界开放，让他们把真知灼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更多地反映到计划中去，使计划的内容和方法更加合理、科学。只有如此，才能使编制出的经济计划既能广泛代表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利益与要求，又能使计划的目标更切实际、更科学可行。
2.计划控制的目标应该具体、合理、科学
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编制指导性经济计划也应切实抓住主要矛盾，制定出更具体、科学的控制目标，即使提出了在计划期内“价格上涨率要低于同期经济增长率”的控制目标，但这种控制目标还应进一步具体化、科学化。[4] 日本一般都是把消费物价上涨率的控制目标确定在同期实际经济增长率的1/2以下。实际执行的情况也是这样。结果，经济计划所确定的控制目标对宏观经济过程都起到了较为有效的诱导作用。我国也应如此。就物价控制目标而言，即使考虑到我国“十一五”计划期间需要进一步完成价格体系改革等任务，在计划中也应明确提出更严格的稳定物价的具体目标。否则，如果经济计划提出的控制目标不具体或指标本身的伸缩弹性过大，就很容易在实践中引起混乱，从而产生难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严重负面效应。
3.要建立起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精干、协调和高效率的计划机构
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当前在经济计划体制改革过程中，也要广纳人才，建立起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精干、协调和高效率的计划机构，特别是要通过深化计划体制改革，建立起一支干练、善于协调各方面利益的计划官员队伍和一支既有远见卓识又勇于实践的专家队伍。这是我国编制和实施社会主义指导性经济计划取得成功的决定性主观条件。
具体就是：一方面要采取强有力政策措施，把全国勇于实践的优秀的经济专家选拔、集结到国家计划机构中来，建立起一套高水平、高效率的强有力的专门智力机构，从而使我国能够依靠这支勇于探索的经济专家队伍，加强对经济计划编制与实施过程中重大问题的研究。特别是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深入研究中国指导性经济计划的基本模式、编制计划的科学方法以及必须具备的一般条件，并探索它的规律性。同时，还要为编制经济计划进行科学论证，提供准确的各种数据并直接参与拟定计划指标和调节制度的各种方案，供领导决策时选择。此外，在经济计划的实施过程中，还要继续进行跟踪分析，不断研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案。为了做好上述这些工作，必须把智力机构和专家队伍建设好。另一方面，在计划体制改革和转变计划机构职能的过程中，也要像日本当时那样，首先在最短时间内把政府内部现有的优秀经济官员集结起来，并把他们集中到计划机构及相关部门去，使之尽快成为高水平专家型的经济计划官员，从而建立起一个精干、权威和适应市场经济规律有效运营的新型经济计划机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指导性经济计划取得成效的组织保证，也是决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导性经济计划成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