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运行周期波动的制度原因及破解的制度安排_经济周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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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06)04-0010-05

生产资料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的经济运行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若依据波峰年计算周期的长度,从1958~2004年的46年间,共完成了6个经济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约为7.7年;依据波谷年计算周期的长度,从1961~1999年的38年间,完成了5个经济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为7.6年,与朱格拉周期的时间特征和经济特征相吻合。经济周期既是与市场经济制度也是和计划经济制度相联系的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

一、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的直接成因

如果从一个持续较长的时期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是沿着一个特定的路径运行的,这个特定的路径即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图1中的Y′线即是长期经济增长的趋势线。趋势线上的任意一点都代表着一国在某一时期充分就业状态下即资源被充分利用条件下的总产出,亦即潜在总产出。潜在总产出是决定长期总供给的最重要的因素,两者不仅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且具有很高的相关程度。一个国家的潜在总产出是由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和效率决定的。其中,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主要是指资本的投入数量,即资本积累和劳动的投入数量;而生产要素的效率则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知识的积累。此外,制度创新对潜在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1]由于上述决定潜在产出和长期总供给的因素都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趋势也必然具有相对稳定性。

虽然一个国家在一个持续较长的时期内都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长期经济增长趋势,但这并不排除实际经济运行在短期内会偏离这个趋势。实际经济运行与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偏离即为经济波动,而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即为经济周期,如图1所示。

图1 经济周期及其阶段划分

图1中的曲线(Y线)即为实际经济运行曲线,曲线上的任意一点都表示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的实际总产出;Y′线为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线。在Y线上,A和A′点表示实际经济运行正处于波谷,C点表示实际经济运行正处于波峰,B点和D点都表示实际经济运行与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相吻合。当实际经济运行在A~B为复苏阶段,B~C为繁荣阶段,C~D为衰退阶段,D~A′为萧条阶段。一国经济从A点运行至B点再运行至C点,可以将其定义为景气上升阶段;当经济运行从C点运行至D点再到A′点,则可以将其视为景气下降阶段。

代表实际经济运行的Y线之所以会与趋势Y′线相偏离,或者说,实际总产出之所以会与潜在总产出不一致,是因为在短期内实际经济运行或实际总产出并不决定于总供给,而是决定于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在内的总需求。因此,实际经济运行与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相偏离。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实际经济就会运行在趋势线的上方,即处于繁荣阶段或衰退阶段,这时,产出存在一个正缺口,这意味着资源被过度利用。通常,经济中会出现通货膨胀,经济表现为过热状态。[2]反之,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实际经济运行就会跌至趋势线的下方,即处于萧条阶段或复苏阶段,这时,产出存在一个负缺口,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失业会增加,有时也会伴随着通货紧缩,经济呈现出过冷状态。因此,经济波动的直接原因应是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一致。

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一致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石油危机、农业歉收以及战争爆发等因素所形成的短期供给冲击,以及由于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从而使出口骤然下降等因素所引起的需求冲击等。虽然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能够说明总需求与总供给为什么不一致,但却无法说明这种不一致为什么具有周期性。因为无论是短期的供给冲击还是短期的需求冲击都不具有周期性。而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一致亦即经济波动却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因此,经济系统外部的某些因素对经济的冲击只能被用来解释随机性的经济波动,而不能被用来解释经济周期形成的原因,它不可能是经济周期形成原因的稳定解。[3]

一般来说,总需求与长期总供给的周期性偏离只能根源于总需求的不稳定性,而总需求为什么具有不稳定性并且是周期性的不稳定性,这只能从经济制度本身去寻找答案。

二、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的制度原因和形成机理

总需求为什么具有不稳定性,从而周期性地与总供给发生偏离?这只能是经济制度本身的某些特点造成的。因此,经济周期根源于经济制度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经济周期都是不可避免的。这在客观上就需要我们既要按照制度分析的思路又要从更广阔的范围对经济周期的根源作进一步的探索。

实际上,经济周期既是与市场经济制度也是和计划经济制度相联系的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但在不同的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下,经济周期的形成机制是不同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着这样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使经济每隔一段时间就自动地呈现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即需求膨胀的状态,使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出现产出正缺口。当经济运行至波峰出现过热状态从而使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出现严重失衡,以至经济的高增长不能持续下去时,经济就会衰退。即使政府不实行抑制经济过热的紧缩政策,这个过程迟早也会发生。经济的衰退和萧条实际上是对过热经济的一种自行调整。当经济沉入谷底并在谷底运行一段时间,经过较充分的结构调整和能量积蓄以后,计划经济中固有的这种机制又会很快把经济重新推向复苏和繁荣,出现新一轮的需求膨胀和经济过热。

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一种与计划经济机制不同的机制,这种机制不是自动地把经济首先推向需求膨胀和经济过热,而是把经济每隔一段时间就自动推进到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使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出现产出负缺口。当经济运行至波谷时,经济会呈现出过冷状态。在过冷状态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结构调整和能量积蓄以后,经济就会缓慢地进入复苏和繁荣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即使政府不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对过冷的经济进行干预,经济的复苏实际上也会发生,只不过经济的复苏会更缓慢,人们所承受的社会成本会更高。当经济在繁荣阶段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市场经济中固有的机制又会重新把经济推向衰退和萧条,出现新一轮的需求不足和经济过冷。[4]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存在的这两种对经济过程起不同作用的机制究竟是什么呢?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制企业占绝对统治地位。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实质上都是“政府所有制”企业。这些“政府所有制”企业在各级政府的“父爱主义”保护下,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软预算约束的特点,其中尤以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最为严重。在软预算约束的条件下,由于企业用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一切支出都不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货币存量,因此企业中普遍存在着投资饥渴和消费攀比,强烈的投资饥渴和消费攀比势必会把整个社会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推向膨胀状态,从而最终导致总需求膨胀和总供给短缺,使计划经济表现为短缺经济。当膨胀的总需求把经济运行拉向波峰时,由于资源短缺和结构失衡,经济运行迟早会进入衰退和萧条并沉入波谷。当经济在谷底运行一段时间,经过较为充分的调整之后,计划经济中固有的机制最终还是会把经济重新推向复苏和繁荣,使经济再次呈现过热状态。如此循环不已,从而形成计划经济条件下以需求膨胀为特征的经济周期。

与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同,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都具有硬预算约束的特点。在企业硬预算约束的条件下,经济系统中不存在首先把经济推向过热的机制,而是存在着首先把经济推向过冷的机制。因为硬预算约束意味着企业必须自负盈亏。在此情况下,企业必须用自己的收入抵偿用于需求方面的一切支出并取得利润,才能够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和发展。因此,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自然本能。企业对利润的追求必然会把工人的消费限制在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之内,从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使经济中出现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是一个经济社会的最终需求,投资需求不过是由消费需求中派生出来的引致需求,因此,消费需求不足必然会导致投资需求不足,并最终导致总需求不足,从而把经济推向衰退和萧条。同样,当经济在谷底经过充分的调整和能量积蓄之后,经济最终会缓慢地进入复苏和繁荣。然而,企业追求利润的本能最终还会把经济重新推向总需求不足和经济过冷。如此循环不已,于是形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有效需求不足为特征的经济周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建立的市场经济,建立的是以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为特征的企业制度。这种企业制度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在这种企业制度中,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也取决于企业能否获得利润和利润的多少。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经济周期的形成机制与上述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的形成机制具有相同的特征。这意味着,即使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一旦建立起硬预算约束的企业制度,以有效需求不足为特征的经济周期也是不可避免的,1990年和1999年以来我国经济两次运行至谷底所表现出来的严重的产品过剩和劳动力失业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三、破解经济周期波动的制度安排

经济周期既然植根于经济制度本身,因此,只要存在计划经济制度或市场经济制度,就必然存在与之相联系的经济周期,只是具有不同的特征而已。2001年以前,西方一些经济学家试图用美国经济的十年繁荣来证明“新经济下无周期”。然而,2001年美国的经济衰退无情地粉碎了这一神话。[5]在经济周期面前,政府所能做到的只能是进行适当的制度安排,同时积极主动地运用经济政策“削峰填谷”,减小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以保持经济长期的稳定增长,这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平抑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内涵。

要保持经济长期的稳定增长,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首先是要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最重要的是构建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从我国的经济实践来看,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更能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和高速增长的制度。1953~1978年,中国经济的运行表现出大起大落的特征,最大落差高达48.6个百分点(1958~1961年),最小落差也有21个百分点(1970~1976年),并且在1961、1967和1976年经济运行到谷底时都出现了负增长,表现出明显的古典型周期的运行特征。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运行不仅波幅大,而且增长速度也比较低,从1953~1978年,GDP平均增长率不到6%。[6]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幅明显缩小,最大落差也只有11.4个百分点。并且经济一直在高位运行,1978~2004年的GDP平均增长率高达9.36%。显然,市场经济为经济的高速与稳定增长奠定了制度条件。

经过20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目前我国经济中的市场成分虽然已经具有相当大的比重,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市场机制的调节,但计划经济制度中的调节机制仍然在影响着宏观经济的运行。

目前,我国经济中的计划体制因素对经济运行周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地方政府的扩张驱动和投资饥渴并没有明显减弱,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偏好依然十分强烈。许多人把这种现象归因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制度不合理,并因此而提出用绿色GDP考核政府官员政绩的设想。其实,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且不是主要的方面。实际上,导致地方政府存在强烈扩张驱动和投资饥渴的因素仍然是制度性的,即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政府的职能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换,并且,我国现行体制的许多方面,例如财政体制、银行体制仍然在为地方政府实现扩张驱动和投资饥渴提供制度性的保证和资金供给。目前,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仍然可以不受约束地被用于竞争性行业的投资,并且能够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2)我国经济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因素对经济运行周期的影响还表现在:作为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之一的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以至于相当多的国有企业还不能真正实现硬预算约束,而硬预算约束恰恰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最根本特征。当前,导致国有企业预算约束不硬的原因主要是软财政制度、软价格制度和软信贷制度。这就意味着,当国有企业出现亏损或谋求扩张时,它们会争取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例如政府投资、财政补贴或减免税。如果国有企业不能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它们就会谋求产品价格的上涨,通过产品价格上涨或变相上涨所获得的收益来实现其扩张,这对于垄断企业来说尤为如此。当然,在目前我国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的今天,软信贷制度是使目前国有企业预算约束不硬的最主要原因。在软信贷制度的条件下,相当多的国有企业仍然把银行看作是自己的金库和出纳,以至于许多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仍然认为,银行的资产和国有企业的资产都是国家的,企业由于亏损而无法偿还银行的贷款不过是“肉烂在锅里”的一种正常现象。这不仅导致了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出现,而且无法使国有企业实现硬预算约束,自然也就无法消除国有企业的扩张驱动。以上的分析表明,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中固有的导致政府和企业扩张驱动和投资饥渴的力量和机制,仍然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把经济推向过热的“热源”。只要这种“热源”不消失,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就永远存在过热的可能,中国景气上升阶段相对较短而景气下降阶段相对较长的特征就会依然存在。

在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中,不仅仍然存在着把经济推向过热的“热源”,而且存在着把经济推向过冷的“冷源”,这主要源于市场经济因素的不断扩大。我国经过二十余年的市场化改革,非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他们大都是具有硬预算约束的企业,同时,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也具有不同程度的硬化——至少,他们都已经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的主要经营目标。在此情况下,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工资的相对份额则越来越小。20世纪90年代我国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在我国的国民收入构成中,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投资收入的增长速度,并且这种情况还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居民收入增速的相对较慢意味着消费需求的增速慢于投资的增长速度,说明我国经济中不仅存在着将经济推向过冷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形成和发生作用的机制,而且这种力量还在逐渐成长,机制还在逐步强化。

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中,将经济推向过热和过冷的机制及力量同时并存的情况表明,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依然存在着经济出现较大波动幅度的可能。虽然政府可以运用扩张性的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平抑经济波动的幅度,但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隐患就会始终存在。在此情况下,如果仅仅运用经济政策平抑经济波动,常常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因此,只有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经济稳定增长具有良好的制度基础,才能更有效地发挥经济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平抑作用。具体来说,必须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安排。

1.为消除政府的扩张驱动和投资饥渴,堵住把经济推向过热的热源,必须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规范政府的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政府也不能无为而治。为避免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作用于同一经济过程而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必须对两者作用的范围和程度进行合理的界定。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一种自发、自动和自然的过程,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一种自觉、主动和人为的经济行为,因此,界定两者的作用范围和程度,实际上就是界定政府的经济作用,而不是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如何合理地界定政府的作用,决定于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的根本目的。政府干预微观经济运行的根本目的是:一方面要保证市场机制能够正常运转,发挥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又要能消除市场失灵所产生的消极后果,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政府干预宏观经济运行的目的是“削峰填谷”,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从这一根本目的出发,一般而言,界定市场机制和政府经济作用的一般原则是:在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就应当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经济运行的作用;在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或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才需要发挥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为消除政府由于存在扩张驱动而把经济推向过热的制度基础,当前最重要的是规范政府的投资行为。根据前述原则,政府的投资应当主要集中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涉及国家安全和具有战略性的敏感性行业和领域。为此,需要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和银行体制改革,硬化政府的预算约束,弱化政府投资竞争性领域的制度基础。

2.为抑制企业的扩张驱动和投资饥渴,需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核心是实现政企分开,建立国有企业的硬预算约束机制,使竞争性国有企业真正实现自负盈亏,非竞争性国有企业也要有硬化其预算约束的制度安排,从而弱化把经济推向过热的微观制度基础。而要建立国有企业的硬预算约束机制,首先需要建立硬财政制度,包括硬投资制度、硬补贴制度和硬税收制度;同时,由于垄断企业总是存在着通过提高价格而获取更高收益和投资资金的冲动,因此,建立硬价格制度也是必需的。当前,由于企业用于投资扩张的资金大都来源于银行贷款,因而建立硬信贷制度应是抑制扩张驱动和投资饥渴的最重要的举措。需要说明的是,硬信贷制度不仅对国有企业是必要的,对非国有企业同样重要。

3.为避免经济运行出现过冷的情况,需要建立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机制。如前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具有硬预算约束的企业以追求利润为经营目标,因此,经济增长的过程必定伴随着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而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最终会导致总需求不足,从而把经济推向过冷。显然,要避免经济出现过冷的状态,就必须进行适当的制度安排,建立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机制。为此,需要逐步建立与经济同步增长的最低工资制度及其变动机制,这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征。同时,逐步建立公平收入分配的税收制度、建立和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过冷的现象。

上述制度安排仅仅构成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制度基础,并不能自动地保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因为它不可能完全消除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一致,因而也就不可能熨平经济周期。因此,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运用经济政策干预宏观经济运行仍然是必要的。

收稿日期: 2006-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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