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与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战略选择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贸易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经济学论文,启示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3)02-014-04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一直是发展经济学探讨的重点之一，具体涉及到诸如：发展中国家应采取何种对外贸易战略？是自由贸易还是保护贸易有利于发展？南北贸易会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吗？技术、人力资本、知识外溢、边干边学等如何影响国际贸易及贸易国家。可以说，发展经济学家都非常重视国际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他们之间又往往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对此，本文试图在作出述评的基础上，探讨其对我国当前贸易战略选择的启示。
一、发展经济学关于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观点
（一）20世纪以前的对外贸易发展观
虽然发展经济学正式形成与发展是20世纪的事，但早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有了轮廓鲜明的经济发展思想，可以说它们的研究对象就是当时的“发展中经济”。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中把发展问题作为经济分析主题的第一人，他提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思想，后来大卫·李嘉图继承了这一观点，并明确提倡自由的对外贸易政策，由此定下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对外开放与发展问题的基调。被称为“静态的插曲”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对外贸易政策方面也没有作出什么新的改变。不过，在主流经济学主张自由贸易的同时，也有意见相左者：古典学派之前的重商主义及其维护者极力主张“奖出限入”，德国历史学派认为，一国应根据自己所处历史环境和状况制定经济政策，具有代表性的如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张。因此可以说关于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的争论在古典经济学诞生之前就已经开始，并且贯穿了经济学发展过程的始终。
（二）早期的对外贸易发展观（20世纪50年代初～60年代中期）
发展经济学在诞生初期，倾向于反对单一经济学倾向，即认为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不适宜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理论”连同以此为根据的政策建议才可适用于一切发展中国家。迈耶尔把这种20世纪50年代的主流发展经济学归纳为结构主义（如缪尔达尔的累积的、体现着四波效应的国际不平等关系学说，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关系学说等），在一定程度上结构主义甚至受到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结构主义和激进派的学者，包括刘易斯等人都认为只要切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欠发达国家就能发展，因而他们偏向于内向的经济与贸易发展战略，且否定国际贸易可以“传递发展”的古典观点，认为国际贸易事实上阻碍了穷国的发展，贸易利益大部分被富国占有。这些观点导致了后来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其具体贸易政策主张是进口替代政策：即对国内所需的国外生产的最终产品用配额或关税限制其进口，而在国内建立同类工业。大约在近20年左右的时间，许多发展中国家遵循的就是这种内向发展的、指令性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方针。
从当时看，这样的方针既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主观愿望，又适应其发展的客观要求。一些遵循这条发展路线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如民族工业体系初步建成，国民经济独立性有所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方式有一定程度改善等等。
但进口替代方针在实行过程中，也产生了不良后果，特别是保护缺乏效率的工业带来的扭曲，如利息率定值过低，本币定值过高从而以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强化了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以及在封闭自守的状况下缺乏国际交流带来的国际竞争能力低下，国民经济低效率运转，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
现实迫使经济发展思想在60年代末发生了重大转变。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哀叹发展经济学（事实上指初期的发展经济学）的衰落。如英国的西尔斯说：“传统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已经被证明远远没有它生气勃勃的年轻时期所乐观的期望的那么有用。”美国的斯特里顿说：“现在忧郁、厌烦和冷漠的气氛笼罩着发展问题的讨论，难以同令人振奋的早期时代相比。”他们哀叹衰落的正是我们今天称为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明特在描述这一转变时用了“新古典主义复兴”(New-Classical Resurgence)这个词，可以说，新古典主义思路代替结构主义思路成为发展经济学主流，表明发展经济学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后期的对外贸易发展观（20世纪60年代中期～80年代初）
随着进口替代越来越缺乏效率，经济学家们对进口替代的批评越来越尖锐，60年代中期，在联合国贸发会第一次会议上，秘书长普雷维什就提出，发展中国家在进口替代道路上已走到尽头，应当改弦更张，转向鼓励出口的外向型战略。
英籍印度经济学家拉尔猛烈抨击了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通过对其思想基础——“直接控制教条”(Dirigiste Dogma)的驳斥，强调自由放任的经济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在贸易政策上，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实现贸易自由化。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哈伯勒奉承只有一种经济学即包括国际经济政策在内的广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单一经济学(monoeconomic)思路。他还说：“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论所谓的历史事实是缺乏根据的”。由他本人与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等人发展起来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古典比较成本说的演进，尽管比较成本说是静态的，但沿着比较成本线显示的静态贸易收益能使储蓄和投资获得双增长，此外还吸引来自国外的资本，鼓励专门技术知识进口，这将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这种效应是动态的。总之，发展中国家应实行自由贸易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明特通过对双元结构下的自由贸易分析，论证了按比较优势配置资源、实行出口导向，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在新古典主义复兴基本思路影响下，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结合自己的现实，遵循外向发展、市场调节、发挥独特的资源优势的方针，取得了颇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如“亚洲四小龙”，凭借某些独特的自然条件或劳动力便宜等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通过扩大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战略性转变为他们近几十年来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
然而出口导向并非完美无缺。首先，一切以国外需求为导向，国内生产必然过分依赖于国际市场；其次，过度的依赖出口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满足于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从而沉沦于既有的比较优势的利用上，难以进行产品创新与开发，因而使得贸易条件恶化有不断加剧的趋势(Prebisch,1984)，这又给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新的发展问题。
（四）对外贸易发展观的最新发展
发展经济学进入最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新增长理论的产生，这是一个较大涉猎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领域。总的来说，新增长理论强调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和知识外溢(spillover of knowledge)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认为国际贸易可以加速先进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流动，发展中国家可以吸收整个世界的现有知识存量，加速在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方面的积累，产生“赶超效应”(catch-up effect)。20世纪80年代，狄克西特、诺曼、兰开斯特和爱瑟尔等人先后发表论文，提出了非比较优势贸易观点——“新贸易理论”，认为各国不必仅仅为了利用其差异性从事专业化和贸易，还可因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带来的收益递增而从事贸易。80年代中期，受“新贸易理论”的启发，一批新增长理论家如罗默、格罗斯曼、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人，把内生创新模式扩展到包括商品、资本、管理经验和思想观念的国际流动，提出了更现实、更富预见性的新理论框架：开放性内生增长理论。他们指出国际贸易新原则应当从“比较优势”或“禀赋优势”原理转变为“技术或人力资本优势”原则，强调国际贸易可以带来使各国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高的“外溢效应”。例如维拉－巴蒂兹和罗默的一体化内生增长模式解释了为什么参与一体化能加速一国经济的增长；史格斯罗姆等人的南北贸易内生增长模式则认为，由北方发明、南方模仿引起的产品生命周期延伸，从世界上总体资源使用效率看是一件好事，有利于贸易的双方。
然而，新增长理论内容繁多，且没有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这也反映在贸易与发展问题的研究上出现的分歧。一方面，格罗斯曼－赫尔普曼将古典比较优势原则动态化，认为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可以形成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布雷兹斯与克鲁格曼则更直接推出了国际竞争蛙跳模式，并以历史上英国取代荷兰，美国、德国取代英国为例，说明后进国家可以抓住重大技术突破机会超越先进国家。但另一方面，罗默指出知识外溢导致的递增收益会使国际间“资本倒流”和“智力外流”，使富国和穷国之间现实与潜在生产力差距不断扩大。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外在性增长模式更认为生产方式由比较优势决定，各国通过专业化于其擅长的商品生产来累积技能，并使初始比较优势不断强化，这样就“锁定”初始的生产方式，产业增长率在各国就具有广泛差异。阿温·杨有限的边干边学增长模式推断认为，竞争作用使发达国家的劳动从低级产业转入边干边学正发挥作用的产业（即我们说的创新产品），发展中国家劳动则从其高级产业转入边干边学已耗尽的产业（即成熟产品）中，因此即使后者从贸易中获取了静态收益，但却失去了技术进步的动态收益，或者说发达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代价获得了更快的技术进步。用巴罗的话来说，新增长理论对解释整个世界尤其是发达经济的长期增长很有效，但与各种经济间的相对增长率的决定毫无关联。
二 对发展经济学中贸易发展观的评价
（一）发展经济学中的贸易发展观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从19世纪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进口替代论，都反映了落后国家从其实际出发、寻找一条适宜的迅速发展道路的要求。结构主义或者激进主义都具有强烈的“不平等”意识，极端地排斥比较利益原理和自由贸易政策。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发展问题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批判进口替代的弊端并倡导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也反映了某种程度的世界主义意识形态，即力图将发展中国家完全纳入对发达国家有利的国际分工体系，以及淡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客观存在的特殊情况。笔者认为，经济开放、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作为各国发展的基本导向，具有普遍合理性，但发展中国家还应根据本国国情来确定如何运用这种合理性，即选择最佳的方式和步骤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从而克服和纠正贸易政策理论中不适当的国家主义或世界主义两种极端倾向。
（二）注重通过比较研究和实证分析来修正贸易理论与政策
二战后初期，有关发展中国家贸易与发展的理论研究与政策选择均以客观存在的“公认前提”为基础和出发点：即发展中国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其经济结构主要专业化于初级产品的生产，且过分依赖对外贸易换取制成品，国内普遍存在劳动力过剩，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几乎为零等等，从这些公认前提出发的理论研究都支持了进口替代战略。之后，实行进口替代产生了前文所述的种种不良后果，从而导致了对该战略的否定，并转向外向型贸易发展战略。而在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思潮中，出口鼓励战略受到了过分的渲染，以致在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南美危机后，引发了对“外向经济”的再思考。因此，贸易发展观的发展，紧密跟随了现实的经济状况与政策需求。这一特征决定了该体系指导实践的有效性，也反映了它滞后、短视、不稳定等局限性。
（三）新增长理论中的贸易观点的可借鉴性
如前所述，一方面，新增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是能产生“外溢”效应的，是双方获益的“正和对策”；但另一方面，它又承担北方在技术存量与潜力上的优势，甚至目前的分工方式会导致差距扩大。换言之，一方面，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赶超效应”、“蛙跳”可以赶超发达国家；但另一方面，它又认定“北方”厂商不断的投资R&D、“南方”跟随模仿的合理性，并承认这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在北方与南方之间出现了分野。可以说，与以往的贸易战略相比，发展中国家从新增长理论中得不到确定的意见。然而，正因为新增长理论贸易观点间这种表面的不一致，使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战略能起到具有辨证意义的借鉴作用，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应根据自身情况积极地参与世界经济，既要符合自由贸易的时代潮流和国际制度，促进世界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又要注重知识与技术的进步，摆脱狭隘落后的禀赋观念，以获取动态利益。
上述理论反映在贸易政策上，即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应采取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另一方面，应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同时，积极吸收先进技术、知识，重视发展教育，培育人力资本，实施战略贸易政策。通过一定的国家干预，支持对全社会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有积极外部经济效应的战略产业，不断优化整体产业结构，提升技术水平，鼓励出口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在进口领域适当保护，实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Krugman,1984)的策略，即在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存在的条件下，给予企业一定的保护以获取规模效益，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如亚洲“四小龙”中韩国在电子、造船，台湾地区在信息产业，香港地区在金融服务业，新加坡在电子、金融领域鼓励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已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前列；而且相对于“四小虎”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韩国、台湾等在加工贸易比例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更注重研发与创新，从而得以更好地发展以及从危机中更快地恢复。
三 对我国现阶段贸易发展战略的启示
我国建国以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发展思想上与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可谓不谋而合，即实行封闭下的进口替代政策。改革开放以后，为促进国内市场需求则进入了一个以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为核心的阶段，并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开始注重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出口迅猛上升，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在总量的快速增长中，我国的贸易与经济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常见的问题。据联合国贸易发会报告指出，虽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成品中所占比例有所上升，但从中获得的收益与这一动态并不相称。即使在我们引以为豪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提高的背后，报告也指出，其增加值是由非熟练劳动这一最不稀缺、最薄弱的要素完成的，其中绝大部分增加值转化为了严密控制战略性资产的跨国公司的收益。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与加入WTO的新形势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贸易发展战略。
首先，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告诉我们，单一、极端的贸易发展观并不能很好地指导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当前我国进一步融入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更应该考虑动态的、全面的贸易发展战略，我们称为“战略性复合”贸易战略，即在时间、区域、产业上多层次全方位综合考虑，实现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发挥比较优势与培育竞争优势的综合互补和辨证统一，以利于达到短期总量增长和长期潜力培育的动态平衡。
其次，应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单一的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受到挑战。这是因为：(1)制度性全球化发展使传统的发展战略所需的政策工具日益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2)传统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重要性降低；(3)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体系超越了传统的国家间分工，且其作为国际经济主体的地位日益增强，使得其发展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形成矛盾。因此，无论在主观需要还是客观条件上，我们都必须树立新的全球生产战略观念：即在世界范围内规划生产与经营的战略，通过积极吸引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并与自身资源相结合，同时向海外开拓以寻求搭配要素，提高国际竞争力。
第三，切实注重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在当前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劣势有强化的趋势。具体表现在：(1)研究开发与生产制造之间分工不断加深，信息革命使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工在现代国家间出现；(2)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间的国际分工不断加深；(3)产业内甚至是同一产品价值链上的垂直型分工加剧。结合新增长理论的观点，笔者认为，全球生产战略要求我们不仅要扩大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更应强调知识、技术要素的重要性，以此不断提升产业结构和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并通过参与全球生产实现产业的跨越式升级，避免传统的在产业等级上逐步尾随的发展模式。
我国近些年提出了一些好的贸易发展战略，如大经贸战略、赶超战略、科技兴贸战略、竞争优势导向战略以及科教兴国战略等等，但效果仍不近人意。未来若干年将是国际分工重新布局的决定性阶段，因而政府应把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必要时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法规，着力引导企业加大科技和人力资源投入，从而走上科教兴国的良性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