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先秦子孙的社会保障思想_孟子论文

齐鲁先秦子孙的社会保障思想_孟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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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依法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社会保障的内容是在因生、养、死葬和疾病、灾害等引起人的生活遇到困难时,国家和社会所给予的基本生活来源。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出现过系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在先秦时期的齐鲁地区就产生了,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社会保障思想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齐鲁思想家、政治家对民生的重视。本文拟对齐鲁文化中的社会保障思想作一简要述评。齐鲁文化中的社会保障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提倡富民济贫

为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在人口增加之后,孔子主张“富之”(《论语·子路》)。他的学生冉求擅长理财,自称如果自己从政可以做到“足民”,(《论语·先进》)孔子对其大加赞赏,这反映孔子对富民的重视。

孔子反对贫富分化,《论语·季氏》载:“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已经看到,财富的不平均是引起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因而统治者治理国家,要注意采取措施调整各阶级、阶层间财富占有的不平衡。这种“均平”主张在中国社会保障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历史上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甚至农民起义领袖都受到了孔子“均平”思想的影响,并设计过不少济贫方案并加以推行。

孟子主张富民,强调发展小农经济,使人们能够“养生丧死无憾”(《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所说的富民,就是使一般百姓都能维持一家数口的衣食温饱,“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生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惠王上》)其终极的目标是使所有百姓都“至足”,即达到富裕的地步。他说:“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上》)孟子并将理想社会的生活保障指标作了量化:“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由此看出,孟子理想中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由男耕女织、丰衣足食的小康之家组成的小康社会。

墨子主张“利民”,就是给人民实际的“衣食之利”。主要包括饮食、衣服、舟、车等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他主张统治者要关心百姓疾苦,把自己多余的财产分给百姓,以保证百姓的衣食温饱。他举历史上周文王的例子说:“昔者文王封于歧周,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移则分。是以近者安其政,远者归其德,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墨子·非命上》)“移”通侈,为多余、富裕的意思。“移则分”就是要统治者把自己多余的财富分给百姓。

《管子》主张富民,《管子·五辅》中提出了开辟田畴,发展生产,修建各种陂沟津梁等措施。《管子·牧民》指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又说:“不务天时则财不在,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这反映了《管子》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除重视农业外,《管子》还非常重视副业生产。《管子·八观》认为,国家的贫富可以从该国的副业生产发展状况考察出来:“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为了富国富民,《管子》重视工商业的发展,《管子·五辅》提到君主应该推行的六种德政时提到“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便关市,”就是发展商业,使商业发挥调剂有无、增加利润和平衡分配的作用。《管子》主张保护商人的积极性,反对横征暴敛、竭泽而渔。

《管子》认为,贫富应该有度,贫富无度就会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这对民众的生活和国家的稳定是不利的。“贫富无度则失”(《管子·五辅》)。“甚贫不知耻,甚富不可使”(《管子·侈糜》)。“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管子·国蓄》)。因此,《管子》主张国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调节贫富的差别,力争做到“富能夺,贫能予”(《管子·揆度》)。调节贫富分化的措施在《管子》一书中有很多,如主张国家掌握一部分生产及生活资料,在农民有特别需要的农忙季节贷或租给农民(《管子·山国轨》)。对于谷物则“无本者予之陈,无种者予之新”(《管子·轻重丁》)。将来让农民都用产品偿还,这就避免了农民受高利贷的盘剥。再如令豪富之家以现金或实物贷与农民,低其利率或劝其不收利息,甚至劝其不索还本金(《管子·轻重丁》)。此外如收盐铁之利以及森林山泽国有等措施,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均贫富。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管子·禁藏》篇中提出了民众最低生活保障线问题:“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瓜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国有余藏,民有余粮。”如果低于这个收入,就属于“甚贫”。这实际是确立了民众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为政府救济社会上最贫苦的民众提供了依据。

二、提倡安老怀少

孔子从“仁”的观点出发,提倡济众助人。他认为,这是统治者应具备的最高美德。《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意思是:如果有能广泛地把好处给人民而且能周济大众,可以说是实行仁的方法了。可见,孔子是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作为至高美德加以推广的。孔子还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提倡一种博爱精神。这些思想对中国人宽惠仁慈、济众助人、扶助危难的道德品格的形成产生了积极作用。

孔子特别强调对老幼的照顾,提出“安老怀少”的主张。《论语·公冶长》载:“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希望老年人能得到安乐,少年能得到照顾,这是孔子社会保障思想的闪光点。

孟子也重视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问题,为了规劝最高统治者重视养老,他曾经虚构了如下故事:“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来乎!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归来乎!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孟子·离娄》)孟子希望天下人达到这样一种道德境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孟子理想社会中的各种社会保障指标大都以老人为标准,如“五十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等,反映了他对养老问题的重视。

安老怀少也是《管子》社会保障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管子》提出的“九惠之教”中有“老老”和“慈幼”两条。所谓“老老”,就是“凡国都皆有掌老,年七十以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以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以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椁。劝子弟精膳食,问所欲,求所嗜,此之为老老。”(《管子·入国》)根据书中解释,“老老”的措施包括:国家设有掌老官。老人年70以上,一子不服役,每3个月政府馈送一次肉食;年80以上,二子不服役,每月都要馈送肉食;年90以上,全家不服役,每天都要馈送肉食。老人死后,政府要供给棺椁。平时劝导老人家里的子弟,要为老人精心供应膳食。所谓“慈幼”,就是“凡国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者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此之谓慈幼。”(《管子·入国》)意思是:国家设有掌幼官。孩子多负担重的家庭,有3个小孩,妇女不服役;4个小孩,全家不服役;5个小孩,给保姆,发给两个人的口粮,孩子长到能做事以后停止发送。

三、提倡对残缺型家庭成员及残疾者的救济

孟子尤其注重对鳏、寡、孤、独等穷弱困苦之人的救济。在为齐宣王解说周文王如何治理国家时他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周文王实行“仁政”,对鳏寡孤独这四种社会上最穷苦无靠的人给予特殊照顾,才使得周王朝得人心,并奠定了周兴起的基础。孟子认为,对穷弱者进行救助,除依靠以国君为代表的国家政权外,还要依靠家族和乡里组织。孟子在描述井田制时特别强调“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梁惠王上》)这种观点在中国古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少思想家在探索解决社会危机时都曾借鉴孟子的这一主张。

《管子》中提出的“九惠之教”中有“恤孤”、“合独”,都牵涉到对残缺型家庭成员的救助。所谓“恤孤”是指“凡国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掌孤数行问之,必知其食饮饥寒。”(《管子·入国》)所谓“合独”,就是“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谓合独。”(《管子·入国》)

为能及时对国中残缺型家庭成员进行救助,《问》篇中提到要对这些人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如“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乎?问死事之寡其饩廪何如?问独夫、寡妇、孤、寡、疾病者几何人?问乡之良家其所收者几何人矣?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收昆弟,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问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在几千年之前,能设计出这样有关社会保障问题的详细问卷,实属不易。

提倡对残疾人进行抚恤这种思想在《管子》中尤为突出。《管子》中“九惠之教”的“养疾”、“问疾”就涉及到残疾人和病人的救助。所谓“养疾”就是“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谓之养疾。”就是国家设养疾官,专门负责聋、盲、哑等不能自理的残疾人的生活,为残疾者治病,提供衣食,直至死亡。所谓“问疾”就是“凡国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疾甚者以告,上身问之,掌病行于国中,以问病为事,此之谓问病。”就是国家设掌病一官,对老人及一般民众中的患病者给予问候,对于病危者,国君还要前往探视慰问。

四、提倡对灾民进行赈济

晏子主张统治者要不遗余力恤不幸,救灾荒,以尽爱民之心。他说:“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晏子春秋·卷一》)又说:“由君之意,自乐之心,推而与百姓同之,则何馑之有!”(《晏子春秋·卷七》)要求君主与民同乐。

孟子提倡对饥民的救助,他斥责那些不关心民众疾苦的统治者,说他们:“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对统治者的残暴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墨子主张“兼爱交利”,提出“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乱者得治。”(《墨子·兼爱下》)以实现人民老有所养、孤有所依、无饥无寒和安居乐业的理想。墨子重视救济灾民,并提出了赈济灾民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一是积粟备荒。墨子认为,如果国家仓有备粟,随时都可以应付灾荒。他引用《周书》的话说:“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墨子·七患》)主张无论是国家还是家庭,都应积粟以备饥荒。二是节用抗灾,特别是要降低各级贵族的俸禄。他指出:“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墨子·七患》)这体现了官民同甘共苦的思想。三是发展生产备荒。通过发展生产,增加国家财富以度过灾荒。墨子认为:“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饥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其生财密也”(《墨子·七患》)。他认为,即使在禹、汤时期,也有自然灾害,但百姓能免于饥寒,主要是这些圣王重视农业生产,提高了抵御灾害的能力。

《管子》的荒政思想也很有特色。《管子·小问》载:“飘风暴雨为民害,涸旱为民患,年谷不熟,岁饥籴贷贵,民疾疫。当此时也,民贫且罢。牧民者先发仓廪、山林、薮泽以共其财。后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罢,此谓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夺民财;其施之也,不失有德。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事也。”《管子》中还有以工代赈的思想。“岁凶旱水溢,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管子·乘马数》)

《管子》认为,只有推行了相关的社会保障政策,天下的民众才会归顺。《管子·轻重甲》篇载:“民无以与正籍者予之长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长度。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澹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如流水。此之谓致天下之民。”就是说,对那些交纳不起赋税的穷苦人家,给予长期借贷;对那些无力埋葬死者的穷苦人家,给予安葬的费用。如果饥饿的人得到食物,寒冷的人能得到衣服,人死后能得到安葬,穷困的人得到赈济,那么,天下人就会像流水一样归附。这就叫招引天下的人民。总之,就是急民之所急,帮民之所需,解民之所困,对民众广施善惠,民众就会像百川归海一样归附。

齐鲁地区的先民们在创造了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齐鲁文化中的社会保障思想内容非常丰富,以上仅列举了其中的几个方面。可以说,正是古代齐鲁地区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提出的各具特色的社会保障思想主张,才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思想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并对后世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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