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进欣[1]2000年在《1997年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文中研究表明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的战略基础发生了变化。在90年代初期，美国没有认识到中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借“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时中国采取了“以压促变”的政策，希望中国出现象东欧苏联那样的变化。这时候美国没有充分认识到中美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克林顿上台初期，把人权置于对华政策的中心，宣布把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中美关系急剧恶化。次年，克林顿被迫宣布人权与最惠国脱钩，实行对华“全面接触”政策。但是随着95年李登辉访美以及次年的台海危机，使中美关系达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自96年5以来，克林顿政府开始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不仅开始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中美关系，而且就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逐步达成共识。中美关系也逐步的得到改善。 与美国的对哈政策的调整相适应，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也一直处在辩论之中。这是美国关于中国政策的第三次大的辩论。辩论的主题是美国应该如何看待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确定一项什么样的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跨世纪的对华战略。1997年初，随着《华盛顿邮报》披露的所谓“中国政治献金案”以及《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的出版，在美国国内掀起了新一轮的反华浪潮，关于对华辩论也达到了高峰。 这次辩论中，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分。非主流派认为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得如此迅猛，以至于在不远的将来就有可能对美国在亚洲和全球的地位提出挑战，因此美国必须现在就对中国实行强硬政策，而且应当与其传统盟友密切合作，依靠军事力量来遏制中国力量地不断上升。而在人权贸易等问题上则采取高压政策，迫使中国作出让步。 主流派认为现在对中国的发展方向下结论还未时尚早，主张通过与中国接触和交往，把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和多边合作机构的框架中去，赋予中国以其国力相当的地位，同时通过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影响，使中国全面的遵守西方的行为规范，对美国的霸权和现有的国际地位不致构成挑战。 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基本上和主流派的建议是一脉相称的，对于反华势力克林顿政府基本上是加以遏抑的。但是非主流派和反华势力也给政府施加了强大压力，他们的一些观点和建议在政府的对华政策中也有所体现。 美国对华政策辩论，与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的变迁息息相关。冷战后，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向右转，保守主义回潮，而保守主义历来是以反共著称的;其次是民主和平论的兴起，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是“非民主的独裁国家”，因此中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中国威胁论”的喧嚣使非主流派实行遏制政策的理论基础。另外，冷战的纪柬使得中美关系越来越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机制越来越分散化和复杂化，利益集团也广泛的参与到对华政策辩论中去。 这次辩论还有着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辩论的广度和株度是以前的辩论所没何过的；其次是利益集团的广泛参与，特别是宗教右翼势力首次加入到辩沦中去：再次，辩论中出现了跨党派的联合，民主党士派和共和党右派在攻击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和反对中国的基础上联合在一起，支持克林顿的力量在国会中主要是温和的共和党人和温和的民主党人。 通过这次辩论，我们还可以看到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怠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卜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美国的反华势力还将长期存在，并不时的给中美关系制造障碍；中美关系也将成为美国的“政治足球”，囚此中美关系不会一帆风顺，应随时准备应付各种麻烦。 经过这次辩论，美国终于认识到两国之间的共D司利益，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终于初步走卜了比较正规的道路。
卢祖送[2]2005年在《九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辩论》文中认为学校代码:学号:10246021017050只大拿博士学位论文九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系:国际关系与
宋静[3]2009年在《冷战后美国思想库在影响对华决策中的角色评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美国政治权力结构的决策外脑，智者云集的思想库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政策咨询作用，其政策主张在美国的外交决策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其中，1992年提出的“中国威胁论”的传统基金会、2003年推出《中国的军事力量报告》的兰德公司、积极推动对华“接触政策”主张的布鲁金斯学会，在冷战后美国政府对华外交决策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从而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沿革带来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本文在结构和内容上安排如下：除导论和结论外，正文共分十章。其中，第一章至第三章是全文的理论部分，第四章与第五章分别以宏观、中观的角度考察了思想库在冷战后影响美国对华决策的角色，第六章至第十章以微观角度引入了5个案例对思想库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式、路径展开了具体分析。导论部分为全文的精髓所在。在这部分里，笔者提纲携领地阐析了本文的写作意图、国内外研究现状、核心观点、整体结构和主要内容、运用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写作方法、创新之处和今后的研究方向。第一章对本文所要讨论的思想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追溯了思想库的起源与历史发展，厘清思想库的不同划分类型，并开张明义地指出本文所涉及的思想库的范畴。第二章格物致知地阐析了美国思想库赖以生存、发达的政治条件，包括美国的政治文化和外交传统思想、政治制度特点、外交决策机制以及美国国内的多元政治生态。第三章探讨了学界在研究思想库时所采用的相关理论——精英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为下文进一步展开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建立了权力分层理论分析框架。第四章从纵向、宏观的角度考察了冷战后美国思想库在面对中国崛起的历史大背景下，在美国对华战略迷茫期、形成期和确立期3个阶段的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五章从横向、中观的角度对美国思想库在对华政策倾向上的政治分野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可以发现，美国的思想库按照其对华态度的光谱呈现出“红队”(接触派)、”蓝队”(遏制派)和“紫队”(接触加遏制派)的3种不同政策主张。随即，笔者对照当前美国主流思想库的对华政策立场，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详细阐述。第六章至第十章以微观、具体的5个案例的形式对思想库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式、路径展开了分析。其中，第六章以接触派思想库代表布鲁金斯学会与对华“接触”政策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第七章对遏制派思想库代表传统基金会与盛行于美国政坛多年的“中国威胁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第八章以兰德公司与美国对华“接触加遏制”政策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第九章则考察了同一思想库内部不同对台政策主张兼容并蓄、各执一词的共生现象；第十章紧密联系当前，考察了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期间对其外交智囊团的组建与成员选择，从其智囊团成员的构成与对华政策主张上分析，对奥巴马新政府对华政策的走向进行了预测性研判，提炼出3个关键词，即“持续、合作与摩擦”。在结论部分，笔者对思想库在美国对华决策中的角色进行了综合性评析，并解析出导致不同思想库之所以扮演不同角色的相关因素，包括有美国政治文化传统、思想库成立时间、学术背景、与政府紧密程度、党派政治、利益集团、冷战思维。最后，本文对我国思想库的建设提出若干政策性和技术性建议。
穆占劳[4]2004年在《美国思想库与美中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思想库在中文里也被称为“脑库”、“智库”、“思想工厂”、或“智囊团”。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思想库是为适应现代社会高速发展、满足现代国家日益复杂的决策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库以公共政策研究及影响决策为首要目标，以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为主要服务对象，工作内容是对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决策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出谋划策、提供各种咨询和政策建议，工作性质是为解决各种与决策有关的问题，一般具有非营利性。思想库最早产生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迅速发展。现在思想库在西方国家中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影响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国家内外政策制订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凸现。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美国的思想库数量最多、咨询和研究的水平最高影响力也最大。所以，关注和研究美国思想库，可以给我们观察、分析美国的内外政策打开另一扇窗户。 本文第一章主要研究探讨了思想库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它的定义、组织管理、资金来源、研究工作的特点、产生发展的背景和原因、成功的原因和经验及其功能和作用。第二章主要研究分析了美国思想库的历史、特点和作用。其中包括美国思想库产生的背景、历史演变、繁荣发展的原因、主要类型、组织和研究的基本特点及其在美国社会中发挥的功能和作用。第三章研究探讨了美国的外交决策机制和思想库在其中的影响。文章从分析一般外交决策的过程、模式与机制入手，指出思想库在其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研究美国外交决策机制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文章通过对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主要行为体和角色的研究，指出思想库虽然出于美国外交决策圈的外围，但它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却不容忽视。那么，美国思想库到底是怎样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呢?文中详细探讨美国思想库影响外交决策的九种主要方式，从而揭示了思想库与影响美国外交决策其他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文章的第四章，为了使读者对美国思想库有一个感性 和具体的认识，作者在前几章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了六个曾经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思想库作为个案，分别对它们的历史发展、研究特点、主要成就等问题做了详尽的阐述和分析，特别是对其中五个非官方思想库在中国问题研究和美国对华政策方面的影响做了一一阐述。文章第五章仍然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着重探讨了在美中关系发展的一些重要关头，美国一些思想库对中国问题和对美国涉华政策的研究与影响，力图使人们对美国思想库在美国对华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引起充分的关注。文章第六章简要分析了我国思想库目前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思想库未来的改革方向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和想法。文章认为，我们一定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以及建立现代决策制度的高度，重视发展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库建设体系。
任方[5]2011年在《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战略决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历史背景复杂的战争,由于美国操纵联合国的武装介入而变为一场二战后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战争,美国的军事战略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朝鲜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影响与制约美国军事战略决策的主要因素和矛盾是：既要遏制主要敌人苏联又要防止刺激苏联引起大战,既要坚持以欧洲为战略重点又要在朝鲜战场保住“面子”,既要以“击退侵略”为由干涉又企图武力统一朝鲜,既要防止中国出兵朝鲜又无视中国的根本利益,既要依靠集体安全体系又不能不受盟国的制约,既要迎合国内的反共反华氛围又不能突破扩大战争的底线,既要停战又不甘心接受一个没有胜利的结局等。本文力图在纷纭复杂的矛盾互动中,还原美国军事战略决策的背景与过程,研究决策的机制与规律,揭示决策的实质与意义。论文分为绪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分为四章。绪言部分回顾了朝鲜战争研究的学术史,论述了选题意义,阐述了研究方法和思路。第一章论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8号文件与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关系。1950年4月出台的NSC68号文件标志着美国遏制战略的确立,该文件提出的自由世界在任何一地的失败即意味着在全球失败的观点、构建自由世界同盟的力量首要的是增强其安全感的观点、战争为扩军与经济发展提供机遇的观点,奠定了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思想理论基础。随着美国遏制战略思想的调整和蒋介石政权在中国大陆上的失败,美国逐步把冷战的关注点从欧洲扩展到亚洲,“丢失中国”对美国政府造成的巨大政治压力、日本在美国的亚洲战略地位中的攀升、苏联与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碰撞与误判等因素,使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成为必然的选择。第二章论述美国有限战争政策的提出、偏离与确立。有限战争政策是决定整个战争进程的最基本的决策。美国在战争之初的NSC73号系列文件中就明确地提出了有限战争的思想。对苏联和中国动态的错误判断、国内外反共氛围的呼应与联合国军军事形势好转等因素,促使美国作出了越过三八线、武力统一朝鲜的决策,迈出了扩大战争重要一步。“台湾中立化”政策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联合国部队进军鸭绿江对中国安全造成的威胁,迫使中国出兵朝鲜,给了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不甘心失败的麦克阿瑟一再突破政策限制,牵制美国政府走向全面战争的边缘。军事力量的有限、坚持以欧洲为战略重点、主要盟国与亚洲国家反对扩大战争的呼声,使美国不得不放弃了武力统一朝鲜的目标,最终确立了有限战争政策。第三章论述杜鲁门政府的停战谈判决策与配合谈判的军事战略。1951年5月NSC48／5号文件决定采用政治手段来结束朝鲜冲突。1951年7月开始停战谈判。自恃军事力量强大的美国不甘心接受没有胜利的结局,在谈判桌上横生枝节。在划定军事分界线等问题上的无理要求被中朝方拒绝之后,又在战俘问题上顽固地坚持“自愿遣返”原则,致使战争又拖延了一年半。美国坚持在谈判期间不停火,发动地面进攻和持续不断的大规模轰炸,企图迫使中朝方就范。与此同时,美国加快了发展韩国军事力量的步伐,使韩国军队在战场上承担更多的作战任务,也为美军从朝鲜半岛脱身作准备。第四章论述艾森豪威尔政府结束朝鲜战争的决策。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上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抓住交换病伤战俘中出现的谈判转机,面对现实地确定了战俘遣返政策,在互有让步的前提下,战俘谈判达成了协议。另一个是使用利诱与威胁相配合的手段,解决李承晚政府反对和破坏停战的活动,排除了联合国军内部影响停战的最大障碍,避免了可能发生在美韩之间的重大政治军事危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制定了扩大战争的备选方案,停战谈判一旦失败就可能成为大战的起点。结语部分主要是分析概括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军事战略决策的得失。美国战略决策的最大失误就是战争目标的过度扩张,集中地反映在“台湾中立化”政策、越过三八线决策和战俘“自愿遣返”原则这三个最重要的决策上。美国通过朝鲜战争达到了杜鲁门提出的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促进欧洲的防务与大规模扩充军备这三个目的,但遏制战略本身蕴含的矛盾使朝鲜战争之后的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宋达[6]2013年在《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认知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冷战后，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甚至出现数次危机，但之后都能化险为夷，最终走向正常发展的轨道，这是迄今为止冷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最显著的规律。中国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和“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以战略眼光和长远观点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把握两国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逐渐确定了发展中美关系的指导方针。相比之下，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始终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并依仗其实力掌握着中美关系变化的主动性。因此，研究美国对华政策有助于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本文试从影响美国对华政策错综复杂的因素中找到导致这一规律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由人来执行的，其决策层是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的关键。本文采用认知心理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冷战后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四任六届政府决策层的认知结构（cognitive structure），包括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s）和政治图式（political schema），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层心理因素这一微观层次上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冷战后历任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的信念体系包括其主要成员（总统、副总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副国务卿、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主任、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驻华大使等）的成长历程、宗教信仰、教育背景、职业生涯、政治思想和对华观点等，这是决策层制定对华政策的思想根源。在此基础上，笔者主要采用建立在信息加工基础上的第二代认知结构理论——政治图式理论来分析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心理因素。图式是指“反映现实世界某些方面、围绕特定主题组织人们知识和设想并有助于理解和处理社会信息的一种心理框架或结构”。笔者认为，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层的政治图式是“美国战略目标”、“美国经济利益”、“美国安全利益”和“美国价值观”四位一体组合构成的心理框架结构（老布什政府是除“美国安全利益”之外的三位一体组合）。历任决策层根据自身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对大量的涉及中国的信息进行加工，这些信息以中美互动关系（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经贸关系、台湾问题等）为核心，以国际局势的变化为基础（大国力量对比变化、大国关系和全球问题等），同时受到美国国内因素（外交决策机构、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等）和第三方因素（如美国的盟国、敌视国、国际突发事件等）的影响。涉华信息首先以表征（representation）的形式存在于决策层的大脑中。表征一方面反映客观事物，另一方面又与决策层既有的对华政策的政治图式相互作用。美国决策层以其政治图式作为干预变量，对所得到的表征进行加工，使其所做出的任何对华政策都符合其既有的政治图式；如果在对华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发现有与政治图式不符之处，决策层用其政治图式重新检验并修正该政策，直至最终做出自认为正确的决策并付诸实践。笔者通过对比分析冷战后美国四任六届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的政治图式，找到其异同点尤其是共性，从微观层次上认清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对美政策。笔者发现，冷战后美国四任政府对华政策决策层政治图式均包括三个方面：美国战略目标（维护霸权）、美国经济利益（维护美国经济霸权、发展国内经济等）和美国价值观（包括自由、民主、人权等），从克林顿政府时期开始增加了美国安全利益（核不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全球性问题等）的内容。相同点是“美国战略目标”在所有政治图式中都处于支配地位。其不同点是：随着国际局势和中美互动关系（尤其是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加之两党传统信念体系的不同，“美国经济利益”和“美国价值观”以及“美国安全利益”在维护其战略目标时的相对地位和优先次序有所调整，三者或四者由此形成以战略目标为支配地位的不同的关系组合。同时，历届政府决策层和国会中的对华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竞争和相互妥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修正了对华政策，表现在前三任政府的对华政策都由上任之初的对立或竞争转向后期的接触与合作。奥巴马政府有意识地避免了前三任的这种政策失误，但其第一届对华政策的发展趋势有矫枉过正之势。笔者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实质是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防止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挑战其世界领导地位，同时从未放弃向中国推行美国的价值观。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历任决策层尤其是其中的强硬派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世界的发展趋势以及价值观普世性上存在认知偏差。事实上，中国的和平发展没有挑战美国世界霸权的意图，但有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决心和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美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各个领域都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世界主导性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霸权竞争和取代关系，而是合作与相互依存的关系；美国的价值观并不具有普世性，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很多国家与民族并不适用。美国决策层在这些方面的认知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当前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战略互信，即“战略互疑”呈上升趋势。中国制定对美政策时，要把握美国对华政策实质，同时避免自己对美国的认知偏差。让美国相信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不仅要体现在中国对美政策和对外战略的宣传上，更重要的是通过沟通增进互信，从心理上矫正美国决策层的认知偏差，在中美关系发展方向上形成共识。笔者认为中美双方应从根本问题上、长远发展和当前关系处理三个方面处理好中美关系：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相互尊重；从长远的战略角度强化双方互利共赢的合作，减少对双方不利的竞争和不必要的摩擦；当前应着重管控分歧，考虑和照顾对方的需求和关切，彼此妥协，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中国应和美国共同努力探索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并积极推动与美国构建更加成熟的新型大国关系。
张利生[7]1998年在《当代美国与中国台湾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对当代美国与中国台湾关系的研究，是研究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民党败退到台湾至今，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变化。研究两者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对于今后制定正确的对美、对台政策，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本文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用史论结合的方法，把当代美国与台湾关系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论述。全文加结束语共五章。 第一章论述了从国民党败退到台湾至60年代末美国与台湾当局之间从龃龉到蜜月、再到蕴涵新的变化的过程。其中朝鲜战争、两次海峡危机对美台关系的影响较大。笔者在论述中国、美国和中国台湾当局三者在这些重大事件中关系微妙变化的同时，对美国与台湾当局之间的矛盾也进行了较多的分析与揭示，说明了美台之间的关系是合作与斗争相伴的。 第二章论述了从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美之间出现了缓和的趋势，这对美台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间，美台之间虽保持着官方关系，但已处于动荡不安的境地，直至最后断交。其中尼克松访华、日台断交和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对台湾当局产生巨大了冲击。笔者就台湾当局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所采取的对策和表现出来的困惑与不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第三章论述了美台断交以后，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继续与台湾保持非官方的“实质关系”，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台湾当局为了继续拉紧与美国的关系，大搞对美“实质外交”活动。整个八十年代是台湾当局对美公关最活跃的年代，因此，笔者在这一点上多费了些笔墨。 第四章论述了从前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至今，美国与台湾当局关系的不断调整和重新定位。面对冷战以后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美国从调整其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开始调整对华、对台政策。布什政府出售F-16战斗机给台湾、克林顿政府多次调整对台政策并允许李登辉访美都是这种调整的具体表现。而台湾当局也利用国际形势变化的机会加大对美“实质外交”的力度，开展“争取国际生存空间”的活动。本章资料是从大量的零散资料中整理出来的，因此，具有第一手的材料价值。 第五章是结束语，对影响美台关系的要素、美台关系的未来及我们对未来美台关系的发展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预测和阐述。
姬红[8]1997年在《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透视》文中提出自二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问题展开过多次大辩论，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有关“失去中国”的辩论，人们至今记忆犹新。近年来，由于李登辉访美、1996年春台海危机造成的中美关系的一度紧张，也引起过对华政策的辩论，其结果是促使克林顿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与中
袁幽薇[9]2018年在《利益集团冷战后在涉华议题上游说美国国会研究》文中认为冷战结束后,前苏联分崩瓦解,美国一家独大。美国行政当局与国会在涉华政策上分歧明显,中国在美国整体外交战略中地位下降,美国国内出现对华政策大辩论。在此情况下,原来在中美关系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利益集团走向了舞台中央,操作空间增大,在涉华议题上对美国国会的游说和影响力加强。在利益集团的游说下,美国国会一直在涉华立场上持负面态度,严重影响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通过从源头上追溯利益集团在美国充分发展的原因、利益集团与美国国会关系的形成与演变和美国国会针对利益集团的立法及效果,笔者从宏观层面和历史角度较为全面地剖析利益集团与美国国会之间的独特关系,为研究利益集团冷战后在涉华议题上游说美国国会做好铺垫。冷战结束后,利益集团游说空间增大,使得利益集团在涉华议题上加强对国会的游说成为可能。利益集团在涉华立场上出现分化组合,博弈加剧,集中体现在不同利益集团在予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对国会的游说。游说是利益集团在涉华议题上影响美国国会的最主要方式。利益集团游说国会具有一般性特点并在涉华议题上游说国会具有个性化特点,这些特点充分体现在台湾利益集团游说美国国会的过程中,尤其在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美的具体案例中体现得更为充分。利益集团游说受到美国国内各界诟病,美国国会不得不通过多部限制游说的立法来加以矫正,但效果不彰。国会的构成,如国会立法环境与文化、议员政治属性和国会主要机构设置都有利于利益集团开展游说,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具体案例加以佐证。同时,美国的媒体和智库也越来越呈现利益集团化的特征,这些都为利益集团的游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本文的结论是:与冷战后期相比,冷战结束后初期,尤其是1989年中国国内政治风波后,利益集团对国会在涉华议题上的影响力明显上升。但是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利益集团力量有所消长,也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影响了其在涉华议题上对国会的游说。如意识形态利益集团的影响力随着中美关系的稳定,其负面影响呈下降趋势;商业利益集团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是随着中美同质竞争上升,商业利益集团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组合;台湾利益集团在冷战结束初期对国会的游说急剧上升,但是随着中美关系深入发展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密切及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台湾利益集团式微,但在中美关系出现困难时,其作用又凸显出来。最后,随着美国新保守主义发展,尤其是2001年9.11事件后,中美关系中的“国安化”因素上升。本文的核心结论是,只要我们掌握规律、把握分寸、分类施策,我们在中美关系中运筹利益集团因素就不仅是可以有所作为、而且是大有可为的。
邓凡[10]2013年在《后“9/11”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2001-2011）》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9/11”后十年是美国安全战略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也是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革的十年。两场（反恐）战争和一场（金融）危机深刻改变了美国对外大战略，并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景观。有关这十年间国际关系的研究绕不开以下历史命题：一个实力相对衰退的美国与崛起中的中国如何在变革的国际秩序中共处？被新保守主义支配的第一任小布什政府曾把对付中国等潜在大国当作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的战略重点。随着反恐任务淡出，崛起的大国（中国）再次凸显于华盛顿的雷达屏幕之上。小布什第二任和民主党奥巴马政府反思美国专注于反恐期间的“策略失误”，认为最值得重视的就是没有有效应对崛起大国（中国）的挑战。宣布结束反恐作战之后，奥巴马政府将战略重心全面向亚太转移，“崛起的中国”被列入美国战略光谱的核心位置。然而，今天的中美关系毕竟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也不同于21世纪初的“反恐时期”。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美国主流战略界逐渐以理性、积极的心态接纳中国崛起。仔细研究后发现，不管指导一届美国政府的外交理念以何种思潮为主，后“9/11”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始终表现出相当的连贯性与整体性，小布什的“两面下注”和奥巴马的“综合平衡”都可视为一种“务实的现实主义”，这其中既包含若干超越前人的积极思路，也未能跳脱既有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主要矛盾。美国今后对华政策的处理方式是把对华关系置于更广泛的地区性安全同盟、经济网络和社会纽带所构成的框架内，用更多的大国责任和国际规范制约中国的崛起。美国未来5-10年对华政策的主要趋势将同时注重软、硬两手，在包括加强亚太军事部署、主导区域经济议程、重拾价值观外交和开展软实力较量等五个方面和中国展开竞争。后“9/11”时代，美国在经济实力和国防开支大幅收缩的同时强调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对外安全战略依然以巩固美国全球领导权为目标。美中这对世界大国的关系令人瞩目。本文认为，西方阐释大国崛起的权力转移理论固然打开了新的冲突窗口，但不能解释中美关系的全部特征，两国完全可以通过动态的相互建构过程实现在双边、区域和全球三个体系内的共赢。目前的中美关系并不缺乏创新思维，缺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稳定机制。作为一组特殊的、少有历史参照物的新型大国关系，现今中美关系的特点是竞争领域与合作领域都广泛而突出，结构性合作与结构性竞争并存（“复合相互依赖”和“确保相互摧毁”都是国际关系学者用来描述这一特殊关系的词汇），两国均拥有稳定和拓展双边关系的意愿，却未能建立一个包容两国利益并整合竞合关系的总体战略架构。这个架构的基本元素是战略互信、双边协调机制和国际合作机制。三项基本元素兼具且发展到一定的水准、形成稳定成熟的良性互动，就是高建制化的、理想的中美关系模式。本文将理论分析与政策分析有机结合，把“9/11”事件发生以来美国两任总统的对华政策进行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并结合这十年间区域和国际体系的权力格局变化深入探讨中美关系的互动结构，从双边、区域和全球三个层次归纳后“9/11”时代的中美新型竞合关系，指出两国关系业已突破国际权力体系中的“冲突”象限，目前正处于“共存”阶段，可以往“共赢”的方向努力。文章提出改善21世纪中美关系的建议：增强战略互信基轴的稳固性；对双方竞合交织的利益区间进行再定义；充实双边协调机制的内涵和弹性；共塑能容纳中美新型竞合关系的国际秩序体系。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遵循外交政策理论的跨层次分析构架，通过搭建几组相互观照的理论视角，在透视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的同时，回答了后“9/11”时代美国对华战略在其对外大战略中的定位问题，并以具体案例说明两国竞合并存的21世纪大国关系有何表现、特征和趋势，点出中美关系与“9/11”后国际体系变迁存在相互建构的内在联系。在国际秩序正面临渐进式转型的今天，在美国对外战略重心再次发生历史性转移的今天，准确掌握美国外交思路和对华政策趋势，有助于我们制订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减少误判，为中国崛起继续争取和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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