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与现在：对杜甫诗歌的个人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杜甫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4)12-0001-08 对不是母语的文学作品进行详尽评判显然是冒险的。 ——葛瑞汉(Angus C.Graham)《中国诗歌翻译》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try”) 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与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价。你不可能单独就他本身作出评估，而是必须将他放在已故的人们当中进行对照和比较。 ——-T.S.艾略特(T.S.Eliot)《传统与个人才能》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任何细心的读者在阅读唐诗时都能体会到它们所拥有的丰富典故，有些浅显陈腐有些困难深奥。每个典故都包含些许幽默。但对于唐代而言，我们或多或少都是局外人，当忆起一些熟知的东西时，唐诗中的典故首先意味着某种需要解决的困惑。 ——大卫·拉铁摩尔(David Lattimore)《典故和唐诗》 (“Allusion and T'ang Poetry”) 杜甫现在的读者 我们目前阅读唐诗的方式有何不当?为诠释这个问题，有必要对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史进行简要回顾。美国最早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大都来自国外，特别是欧洲和中国。例如来自德国的傅汉思(Hans Frankel)、俄国的彼得·布伯(Peter Boodberg)等人，对美国的早期汉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这一研究领域中的重要人物还是华裔学者：从耶鲁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C.T.Hsia)和从芝加哥大学到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James J.Y.Liu)。就某种程度而言，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一个批判导言》(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和刘若愚的《中国诗学》(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可谓对西方国家学生如何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包括叙事文学和诗歌)起到引导作用[1]。这些对中国文学的初步介绍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犹如法国的结构主义浪潮抵达美国东海岸。刘若愚的理论模式开创了中国诗歌研究新阶段，首先体现在梅祖麟(Tsu-lin Mei)和高友工(Yu-kung Kao)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的系列精彩文章，其后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他通过大量论文和著作对21世纪初的美国学生如何阅读唐诗产生了重要影响。 宇文所安认为唐诗通常是诗人对自身所观与所感的记录。例如在其著作《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aics：Omen of the World)中，他描述杜甫的诗歌《旅夜书怀》时指出： 杜甫的诗句很可能是种特殊的“日记”，与通常日记的不同在于它们的情感强度和即时性，在于它们对发生在特定时刻的经验的表达。与日记相似，诗歌承诺了对历史经验的记录：确切的时间、地点与场景可能已无法还原，但读者信任它们的历史真实性并依赖于它。诗歌的伟大并不通过诗歌的创意来表现，而是通过诗人与这个时刻、这个场景相遇的契机表现出来。[2]13-14宇文所安将其与英国诗人华兹沃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的《威斯敏斯特桥上的随想，1802年9月3日》(Composed upon Westminster Briege，September 3，1802)进行比较，发现“尽管华兹沃斯这首诗的标题精确定位了时间与地点……诗歌语言并没有指向历史上极具特性的伦敦；这些语言把你引向一些其他的东西，一种与泰晤士河上的船只数量风马牛不相及的意义。这种意义难以捉摸，它的丰富性永远无法企及，正如这座城市本身一样开放。”[2]14或许本着杜甫的“诗史”精神，宇文所安提出以下阅读诗歌的规则：“此诗对杜甫的读者而言并非虚构：它是对特定历史时刻的经验的独特、如实的记载。”[2]15 虽然这种阅读方法适用于很多唐诗，尤其是杜甫本人的作品，其他学者却反对这种说法。梅祖麟与高友工强调，晚期的杜诗风格是采用“具有多层次联结特征的语言，以使诗歌意大于言。”[3]44杜甫广为人知的联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明①，引喻(即参考其他文本或事件)被运用于他的写作过程之中。笔者此文倾向于主张杜甫名诗《江汉》便超越了单纯的“对诗人在特定历史时刻的经验的如实记载”，并且“意大于言”。唐代诗人指引读者通向更丰富的阅读之径的路标是情感共鸣(resonances)和典故的运用。 当代文学批评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设想了一个相类的读者群，并戏称为“第二层读者”[4]32ff。艾柯的理论令我们想起朱熹(1130-1200)对南宋时期读者的不满：“人看文字，只看得一重，更不去讨它第二重。”[5]162从“安史之乱”到朱熹所处时代的四百年来，“第二重”意义逐渐被阅读(和写作)实践中的转变所遮蔽。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尝试辨别这种“第二重”意义，大多数唐代文学作品都能被更好地理解。这种阅读方式不仅得到传统中国读者的提倡，同样为赞成诗歌意义往往“意在言外”的西方汉学家所拥护②[6]45。 杜甫过去的读者 虽然杜甫在从蜀地流落至长江三峡时(765)已蜚声在外，但他的诗歌在北方并未得到及时重视。杜牧(803-852)和李商隐(813-858)均曾在诗中将他与李白并列③，现已佚的《唐诗类选》序也称其与李白“群才莫得而并”[7]卷七六五。但直到11世纪黄庭坚(1045-1105)等人大力倡导其诗之后，他才成为今天的主要(或可谓“重要”)诗人④[8]22。黄对杜诗的众多特征都予以赞赏，但最吸引他的还是杜甫对典故和情感共鸣的运用。在给外甥洪刍的书信中，黄庭坚表达了关于杜诗创作的著名论断： 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9]475。黄的看法也为时人所认同。 苏珊·彻尼亚克(Susan Cherniack)认为，黄庭坚的感触似乎部分受到宋人对前代作品记忆的衰退的影响，这种衰退是11世纪印刷业迅速发展造成的结果⑤[10]48-50。另外，这些思想也反映于随后出现的一些杜诗主要注本之中，例如杨伦(1747-1803)所注《杜诗镜铨》、仇兆鳌(1638-1717)所注《杜诗详注》等。仇氏在《杜诗详注》“杜诗凡例”中，明确了杜甫的读者需具备何类背景知识以理解杜诗： 李善注《文选》，引证典故，原委灿然，所证之书，以最先者为主，而相参者，则附见于后。今圈外所引经史诗赋，各标所自来，而不复载某氏所引，恐冗长繁琐，致厌观也。其有一事而引用互异者，则彼此两见，否则但注已见某卷耳。[11]23尽管仇兆鳌为自己过于详尽的注释感到抱歉，显然他又非常信服此种做法，这一点在下文将要谈到的《江汉》中更加明显。 近年来有学者对仇注进行研究后指出，仇兆鳌尤其乐于引用以下著作： 1)《前汉书》与《后汉书》，共计近800次。 2)《诗经》，近400次。 3)《左传》、《楚辞》、《庄子》、《晋书》，各200余次。 4)陶渊明、曹植、谢朓、谢灵运、鲍照、庾信等人之作，《世说新语》、《周礼》、《易经》、《礼记》，各100余次；何逊、左思、江淹、潘岳等人之作，各近100次[12]5-6。 诚然，上述3000余条征引文献并不全是典故，其中一些仅是杜甫在创作时或许呈现在脑海中，而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的类似表述。但这些数据表明，诸如仇氏这样的清初读者所感受到的如此庞大的情感共鸣，与任何一名杜诗读者息息相关。 以此为序，让我们回到黄庭坚的言论。黄语中“古之能为文章者”主要指唐代诗人，他们致力于记忆留传至初唐约4000首诗歌(约3300首六朝作品、《诗经》300首以及数百首古诗和楚辞)中的优秀作品，创建出一个与同代人共有的精神文库。情感共鸣、诗体借用和典故的运用在他们的诗歌中不胜枚举。这种情况在杜甫去世约300年后，黄庭坚发表上述言论时，发生了戏剧性改变。实际上，杜甫本人对这一问题也负有责任，因为现存杜诗有1400余首，加上李白的1100余首与白居易的3100余首诗歌，三位诗人的作品数目就已超过唐前所有诗歌的总和。宋代文人和今天的读者相似，已不可能再像他们的唐代前辈那样记住所有存诗。7、8世纪诗人的共有性精神文库在11世纪变为选择性精神文库。正如T.S.艾略特(T.S.Eliot)所言：“‘已故作家离我们很遥远，因为我们了解的远比他们多。’的确，连他们本身也是我们所熟知的。”[13]58朱熹曾告诫他的学生“书宜少看，要极熟”，并且衡量阅读的价值“不贵多，只贵熟尔”[14]166,167。这便引导了关于诗歌创作和阅读的新理论，一个新的批评流派——诗话，开始流行。诗话通常向读者推荐诗歌并解说这些诗歌应如何阅读。作为一名宋代杜诗读者，黄庭坚不可能在内心重建杜甫以及杜甫同代人在8世纪所拥有的独特的精神文库。因而，宋代文人的阅读是选择性的⑥。 今日，通过电子文本的运用却可以重建唐代精神文库并重振唐诗阅读。尽管我们或许未能读尽黄语中“古之能为文章者”的全部诗歌，尽管事实上我们肯定无法按次序记诵所有诗人的作品，电脑却帮我们重建了一个类似的“共有性精神文库”。 本文旨在指出除利用电子文本数据库外，前人评注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现代读者理解唐代读者阅读唐诗的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重建当时的共有性精神文库。 传统评注除指出杜诗与前人诗歌间的情感共鸣外，也试图将其置于杜甫的人生背景之中。以《瘦马行》为例： 东郊瘦马使我伤：骨骼硉兀如堵墙。绊之欲动转欹侧，此岂有意仍腾骧? 细看六印带官字，众道三军遗路旁。皮干剥落杂泥滓，毛暗萧条连雪霜。 去岁奔波逐余寇，骅骝不惯不得将。士卒多骑内厩马，惆怅恐是病乘黄。 当时历块误一蹶，委弃非汝能周防。见人惨淡若哀诉，失主错莫无晶光。 天寒远放雁为伴，日暮不收乌啄疮。谁家且养愿终惠，更试明年春草长。仇兆鳌此诗题解曰： 此是乾元元年谪官华州后，追述其事。按：黄鹤以为至德二载为房琯罢相而作，则诗中所谓去年者，指至德元载也。蔡兴宗以为乾元元年公自伤贬官而作，则诗中所谓去年者，指至德二载也。今考至德元载，陈陶、青坂王师尽丧，区区病马又何足云。及二载收复长安，人情安堵，故道旁瘠马亦足感伤。况诗云“去岁奔波逐余寇”，明是追言二载事，当从蔡说。[15]472杜甫于757年农历五月任左拾遗，不久友人房琯被免职，他因疏救房瑁而触怒新帝肃宗(756-762在位)。次年农历六月，房琯出为邠州刺史，杜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洪业(William Hung)指出杜甫这个官职相当于“教育局局长”，并概述其职责如下：管理“学校、庙宇、考试、典礼、办公设备……(并协助)刺史起草奏章书信，(以及保持)对本州所有官员的优劣、服务年限和休假情况的记录。”[16]132杜甫曾在《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一诗中抱怨自己累赘的公务，并于同年冬辞官。 杨伦对此诗笺注为： 旧注：为房相作。蔡兴宗云：是华州诗，详其语意，似是罢拾遗后作此自况。[17]201 需要注意是，无论诗中暗指哪个日期与事件，仇兆鳌和杨伦都认同此诗是一个隐喻，即诗人借马自喻。如同那匹憔悴的瘦马，杜甫历经磨难并被驱逐，他意在抒发心中怨思，并表示会回报未来可能庇护他的人。 杜甫与其他的马 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的序幕为本节提供了有用介绍(略有调整)：“让我们……发挥你们的想象力……用你们的想象来弥补我们的不足……假想出盛大场面：当我们说起马时你们要假想看到了它们。”杜甫无疑常见到马并对它们非常钦佩：现存1400余首杜诗中有200余首提及马，诗人还为它们加上各种称号⑦。杜甫在诗和文中都赞扬过唐代艺术家对马的风姿的展现⑧，他也清楚马匹贸易对维护唐朝主权的重要性。其早期诗歌《房兵曹胡马》描绘了从唐朝的中亚邻国获得的一匹战马：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尽管传统批注者还不能判定房氏为何人，近年研究成果认为此诗应作于741年，房氏和杜甫当时在兖州，距离现在的济宁约15英里，在山东曲阜西南方向10英里处[18]112,308。仇兆鳌的注解指出了几处有趣的情感共鸣，特别是杨素的诗句“横行万里外”与此诗终句“万里可横行”非常相近。这条文献或可引起对此诗更加长篇累牍的探讨，但为了我们的研究目的，我们来关注当代学者对它的评论。萧涤非在其《杜甫诗选注》中选入这首诗并作简要介绍： 房兵曹不知是何人。杜甫本善骑射，也很爱马，对马有真感情，故所有咏马的诗都极深刻，往往就寄托了自己的精神。[19]5一年后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写的《杜甫诗选》出版，此书对本诗有类似解读： 杜甫善骑射，对马有相当细致的观察和了解，有数首咏马的诗都写得很生动活脱。这首诗赞扬房兵曹胡马体格非凡，驰骋迅疾，最后预祝其主人前程万里。[20]3虽然本诗末句可能是对房氏的奉承，它或许也表明杜甫希望自己如同胡马驰骋万里来展示勇健那样，在京城能有更广阔的领域施展抱负(据萧涤非之意)。至少，上述两条针对此诗的评论都强调了马对杜甫和杜诗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当代卓越的杜甫传记作家陈贻焮总结出“杜甫一生最爱咏马”[21]53。杜甫最著名的诗歌之一《江汉》，也在涉及马的杜诗之列。 《江汉》中的老马 《江汉》可能创作于768年秋末，当时杜甫从夔州下长江，希望从汉江逆流而上到达京城。这个旅途没能完成，因为诗人一年多后便去世了，未及尝试北行。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此诗虽有众多英译版本，其中最著名的可能还是宇文所安的翻译。宇文所安形容这首诗“萧瑟而朴峻”，他解读说：“乾和坤是《易经》中两个最基本的宇宙法则，指天、地；阴、阳。读者分不清是云还是诗人与天共远。这是个奇特的自我象征世界，在老马的形象中达到顶峰，老马如同年迈的官员，在临终岁月应当被照顾而不是被放任至无休止地漫游。”[22]215-216 在对此诗的再次探讨中，宇文所安提出不同意见。他称《江汉》为“一首奇异的著名诗歌，一首被杜甫生动地将距离感与亲密感巧妙结合的诗歌……在此诗人也是一匹老马，他流离失所、独一无二，他的境遇不适宜于普通老马，与它们不同，他必须跋涉长途。”[23]97 对此诗进行更加详细的分析，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虽然题目似乎将诗歌空间定位于中国中部两条主干河流之间，实际上它偏离了设定，变得模糊：在天地间的某处。时间也同样不精确，尽管第3句的“片云”在第4句提到的“永夜”中或可被诗人看到(也许云被月照亮了?)，为何第5句他又接着说“落日”?时间与空间意象的组合创造出了通用而不是确切的时间、地点，以及如同宇文所安所称的“孤独感”。清代学者边连宝(1700-1773)在他的注解中意识到了这一点：“三四并非写景，言以腐儒之身，而与天之片云共远，与永夜之月同孤也。”[24]283 尽管前半部分创建出悲观情绪和含混的景色，诗歌第5、6句改变了气氛，诗人声称雄心壮志与病情好转使他克服了孤独的沉思。杜甫可能故意让这些都不具体，不然最末联的老马怎么能进入场景呢?宇文所安或已意识到最末联关于老马的暗喻是一个典故，但对此他没有明确指出。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个典故不仅关系到最末联而且关联全诗。诗中“老马”正是朱熹(1230-1300)所谓“缝罅处”，全诗通过它“脉络自开”⑨[25]162。它也是本诗“第二重”意义的关键。 杜甫所用典故出自《韩非子·说林》： 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26]64 管仲是否以老马象征自己对于桓公的重要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似乎很明确的是，杜甫有意在最后一联表明，他如同管仲的老马那样，仍有能力向唐朝政府提供指导性建议。这与他同样创作于768年的一些诗歌所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 然而，出现在杜甫另一些诗歌中的“老马”形象提供了其他可能的含义，以下是对五首杜诗所蕴含思想的简要探讨(大致以创作时间为序)。 首先是创作于754年的古体长诗《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27]232。诗歌以赞美桥陵和县内诸公发端，而后简叙自身困境：不再年轻、仍身无官职、无力养家。接下来两句是问题所在： 主人念老马，廨署容秋萤。显然，杜甫自喻为“老马”。但此处典故并非指《韩非子》中的识途老马，而是关于田子方有次外出看见“老马于道”，感叹“少尽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为也”的故事(这个故事最初出现于《韩诗外传》⑩)。换言之，杜甫认为他年轻时曾为国尽心竭力，而今却被帝王以不人道的方式放弃。 第二首是《病后过王倚饮赠歌》。此诗或作于757年，也或与上首诗相同，作于754年[28]198。杜甫在诗中告诉我们，他刚经历了卧床三月余的大病。在此期间王倚为诗人提供了食物和照料。诗歌包括对自己病情以及王倚慷慨相助的长篇描述，随后杜甫形容自己的精神状态： 故人情义晚谁似，令我手脚轻欲旋。 老马为驹信不虚，当时得意况深眷。此处“老马为驹”指另一个常用语，出自毛诗第223首《角弓》：“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以下是詹姆斯·莱格(James Legge)对《角弓》的解读： 无德之人毫无节制，如同老马一样以为自己还年轻，不考虑自己并无能力做到被期望做的事。他们拥有的一切必须比所要求的更多……全诗为寓言体，国王的血亲和姻亲用以反对国王对待亲族的冷酷。[29]407因而这个典故或许为杜甫在《江汉》中声称的“犹壮”增加了歧义。也许诗人创作《江汉》时意识到，如果真的身处朝堂，他必须“考虑自己并无能力做到可能被期望做的事”，这也暗示杜甫不满于当权者对自己的冷酷处置(被罢黜)。回到本诗，尽管拥有一些消极想法，杜甫在表达自己四肢非常轻便以致“欲旋”，几乎要手舞足蹈后，随之使用了“老马为驹”的典故。任何关于健康不佳难以从政的顾虑仿佛已被诗人抛诸脑后，他从病中恢复健康并再次如马驹般欢跃。 “老马”一词也被用于律诗《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之中，这两首同题诗作于“安史之乱”中期，759年秋。安西军由大唐名将李嗣业(?-759)统领，他曾镇守边疆十余年，在收复叛军占领的京城时功不可没。杜甫写这两首诗时，李嗣业正在平定相州安庆绪叛军途中。此后不久，李中流矢不幸身亡[30]3297。 诗歌用“老马”表达对李将军的赞美： 老马夜知道，苍鹰饥着人。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此处“老马”，杜甫取《韩非子》中“老马之智可用”意，称赞李嗣业本领高超以及他对于帝王的重要性。 第四首诗《有叹》极可能作于767年冬[31]1841，稍早于《江汉》，当时杜甫因吐蕃之乱被困于蜀地。诗曰： 壮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间。天下兵常斗，江东客未还。 穷猿号雨雪，老马怯关山。武德开元际，苍生岂重攀。有论者认为，诗中的“老马”从乐府诗“胡马依北风”之意，即，盼望返回北方故土。这匹老马也可能由《韩非子》中的识途老马演变而来。因而本诗似乎是针对当时朝政的一个相当大胆的评论。结合随后创作的《江汉》，杜甫或许深信，很多读者都会把《江汉》和更早同题诗——《诗经》中的《江汉》(毛诗第262首)相互联系，后者赞扬了统治者平定淮夷的魄力和文德。这对时任帝王的代宗(763-779在位)具有特别的讽刺意味，因为他没有能力遏制吐蕃。 第五个示例是古体诗《客堂》，创作于杜甫沿长江至夔州途中。本诗中的老马意指《韩非子》里的“识途老马”，熟知归途，盼回故土。这与《有叹》中老马的意义是相似的。 老马终望云，南雁意在北。在诗歌结尾，杜甫表达了盼望重返朝堂以实施政治理想的心愿。因而此处“故土”当指京城，是对诗人而言永远意味着从政的地方。 在这五首创作于大约15年间的诗歌中，老马形象重复出现，包含了一系列典故：《韩非子》中的识途老马、《韩诗外传》中被遗弃的老马和《诗经》中“反为驹”的老马。考虑到杜甫对这些典故的运用，《江汉》应蕴含有更丰富的意义。诗歌最末两句“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主语或许并非特指，只是通常意义上的“他们”，正如宇文所安所译。但更可能特指统治者们，就像《韩非子》“识途老马”故事中的齐桓公。末联第1句，正是这些统治者“存”了老马。在唐诗中，末联两句共同表达一个完整的含义是相当普遍的，因而“统治者”也可能同样是末联第2句的主语(11)。在这种理解下，末联第2句的含义即为：由于老马(即杜甫)“识途”，统治者(即唐代宗)便无须再走遥远的路途，而能选择一条更好更合适的道路。杜诗关于老马的另外两个主题“老马为驹”与“老马于道”，也可能蕴含于《江汉》最末联。对此，仇兆鳌与杨伦意见相左，前者认为是取《韩非子》中“老马之智可用”意，后者将之与《韩诗外传》中“老马于道”的典故相联系，认为诗人“自伤老臣而不见收恤”[32]2029-2030,935。 回顾《江汉》前几句，同样与最末联产生了共鸣：是被忽视的文人对帝王的诉求。例如诗歌第2句“腐儒”一词，令我们想起汉高祖曾称呼萧何为“腐儒”，以表达他对文人的轻视。但在萧何申明自己于帝王霸业中所做的贡献之后，高祖承认了他的价值并授以高官[33]2603。诗歌第5句“落日心犹壮”则使我们联想到曹操(155-220)《龟虽寿》中的诗句：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以老骥自比，这与杜甫在《江汉》中对老马的定位是相通的。 因而在《江汉》中，“老马”典故的意义显然很丰富，可以指以上三种经典文本中的任何一种，或者是三种含义的综合。“老马”将诗歌中所有的单独意象融合为情感共鸣。与上文所列的五首诗不同，“老马”典故在《江汉》中并不只影响它所在诗句的含义，相反，它的功能如同朱熹所谓“缝罅处”，全诗通过它“脉络自开”。 如同诗歌首句中的“思归客”，老马面向北方时内心凄惶。又如第2句中终被帝王承认价值并予以奖励的“腐儒”，老马最终为统治者指引了归途。杜甫与马，这种令人熟悉的形象定位是明确的。通读《江汉》之后，读者可能会感觉到：杜甫，这匹诗中的老马，的确又重新“为驹”。 依据我们的分析，杜甫在《江汉》中的态度似乎比较乐观。杜甫终生未曾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这一背景下此诗才能被最贴切地理解。全诗可分为两部分，前4句，诗人近乎公式化地描述了他漂泊时的困境：病痛、贫穷和沮丧：随后4句，我们的诗人重新振作，就像曹操那样并未真正颓废。如果统治者愿意“放老马而随之”，换言之，倘若杜甫能再次得到皇帝的信任，他将为其提供有益的建议。诗人通过自嘲为“腐儒”，揭示了帝王对他的忽略，正如汉高祖当年曾忽略萧何一样。 除了能更深入地理解《江汉》，“第二重”阅读也对解析杜甫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视角。诚然，杜甫时而会记录所见所闻并折射出所感(即传统的“情景模式”，与宇文所安的“日记”假设类似)，但通常情况下，特别在其后半生，杜甫的所见所闻常会引起他对早期诗歌或文本的回顾。诗人的博闻强记令他能够深入过去，并运用典故来丰富自己作品的内涵，这种情况在诗歌最末联尤为常见。忽略这些引申意义则难以领会诗人的确切意图。而还原它们，如同方葆珍(Paula M Varsano)对李白的评论，是为了“向目标读者提供经由共有途径进入诗人内心世界的通道”[34]226。这个共有途径引导读者体悟通常意义上的精神文库。对当代读者而言，精神文库能利用电子资源进行部分重建，使我们得以了解唐诗。正如黄庭坚与众多传统评注者所论：唐诗被诗人所创作，也应为读者所解读。 伴随黄庭坚“老杜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论断，我们开始了此次对唐诗的探讨。让我们以黄庭坚同代人、历史学家司马光之语作结：“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35]277-278 [收稿日期]2014-10-20 注释： ①此联首句或借鉴岑参《北庭贻宗学士道别》：万事不可料，叹君在军中。读书破万卷，何事来从戎。 ②参见梅祖麟、高友工：“传统读者……矫正了我们对诗歌的‘直觉’。尽管他们的解读并非完美，但在时间和对文学的看法上他们更接近于杜甫本人。” ③见杜牧《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和李商隐《漫成五章》之二。 ④周杉(Eva Shah Chou)曾谈到：“杜甫声誉的形成并非必然，它是一个包含人物与各种因素的历史性事件。在此过程中，北宋是关键期，这一时期对杜甫的高度评价永久改变了人们对他的探讨模式。” ⑤Susan Cherniack指出，宋代早期效十年间，“背诵前代作品的传统”在印刷业初步取得成就之后便衰落了。 ⑥关于宋代文人偏好杜诗的探讨，可参见Charles Hartman,"The Tang Poet Du Fu and the Song Dynasty Literati",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2008,(3).pp.43-74. ⑦杜甫有十余首诗标题中包含“马”，诗作中130余次出现“马”。“骢”、“骥”也是杜甫喜爱使用的词，在杜诗中各出现十数次。另有一些关于马的称呼或品种如“骅骝”、“飞兔”、“乘黄”等，在杜诗中也时常可见。 ⑧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无疑是《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⑨朱熹语：“读书，须是看着它那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缝罅，无由入得。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 ⑩见《韩诗外传》第八卷第三十二章。 (11)高友工、梅祖麟认为，“老马”是本诗末联第1句的宾语和末联第2句的主语。见Yu-kung Kao and Tsu-lin Mei."Syntax,Diction,and Imagery in Tang Poetry"[J].//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71,(31).标签：杜甫论文; 宇文所安论文; 读书论文; 诗歌论文; 唐诗论文; 韩非子论文; 黄庭坚论文; 韩诗外传论文; 仇兆鳌论文; 古诗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