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铭燊散文论（下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下篇论文,散文论文,潘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下篇
此文分“上篇”和“下篇”，上篇发表于学报95年第2期， 论述了香港作家潘铭燊的散文在思想内容方面的特点：关心公众生活的秩序，国家兴亡的承担精神以及对人生人性的睿识等。
杂文的创作，不像小说与戏剧，可以一炮打响，或可一锤定音，甚至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杂文每篇都很短小，虽然在表述思想方面占有优势，一句话可以把一部长篇小说的秘密给捅破了，把一台话剧的隐情揭开了，但它对艺术的承载能力比较有限。一篇杂文可以表现作家知识的能量、艺术的敏觉和天才的气质，却无法供这个作家淋漓尽致地纵横于物我之内外。正因为如此，杂文在小的格局里探求着艺术传达的优势，怎么样以小见大，以少胜多，在方寸田园里种出四季稻麦瓜菜的芬芳。可以这么说，杂文的艺术成就呈现在古今作家们杂文创作的总体面貌之中，而潘铭燊的杂文艺术特征也只能从他整个创作中才能把握概貌。他深谙杂文的个中三昧，知道如何表现才能强有力的发挥杂文应有的艺术功能，他借鉴了杂文而且又创造了杂文。
一
书卷气已成为散文的一个优秀传统，它本出自学术的论评。不过，在学术中它显得有些呆头呆脑，多数时候只是论者的一个佐证，供人搬来搬去。学者作家们把书卷带到散文中之后，学识就变成了活着的可以行走的有血有肉的因子，喜抒情的就去请诗歌，爱叙事的就去找故事，好说理的就去觅高见，现代以来，有学问的作家们把一种叫学者散文的东西竟然搅得颇有些沸沸扬扬。〔77〕杂文更不同，好像它生性就喜欢掉一掉书袋，或借一借话头，或壮一壮声势，或灌一灌同型的血浆，总之，杂文成长于学海书林之中，它的确有着自己的形貌与气质。正因于此，做杂文家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学识恒久的积累，广博的记忆，丰瞻的联想，实在就做不好。生硬为之，必显得捉襟见肘，难以应对。如前所示，潘铭燊的学问贯通古今中外，既专又杂，他的杂文善于征引富有识见，正由于大海之汇纳百川，是很自然的体。
说潘铭燊的杂文“旁征博引”是一点也不夸张摹3恕温哥华书简》和《温哥华杂碎》急于切进移民生活，为有读者提供类似移民指南的东西，作者不便于大量灌注前贤的学养知识外，余皆有上佳的表现，其中尤以三书为最。《车喧斋随笔》收正文五十六篇，计五万八千余字，引文、典故等有八十一处，平均每篇近一点五处，约七百字一处。《廉政论》收正文三十七篇，计三万一千余字，引录各种典籍故事一百五十五处，平均每篇超过四处，约二百字就有一处。《人生边上补白》收正文三十四篇，计三万三千余字，引文、典故、传说等有一百四十三处，平均每篇超过四处，约二百余字一处。由此可见潘氏在杂文中引介知识的密度与厚度，非学富五车不可以如此悠游。如果说，《廉政论》的引录征考“取材自先秦至清代各种典籍，较为侧重正史材料”〔78〕的话，那么《车喧斋随笔》与《人生边上补白》就是真正融汇中外古今了。试以后者为例作一简析。该书引用中国典籍六十条左右，其中古代四十条左右，现当代二十条左右，另有俗语谚语四条。内容涉及到古典小说、现代小说、诗词、宗教、哲学、书论、赋、散文、文字学、名人行状及隽语、地理著作、历史、植物学、儒学、戏剧、音乐、政治学等。关联到的人物若加以分类，则有诗人、小说家、哲学家、音乐家、政治家、改革家、戏剧家、散文家、学者、画家、宗教家、数学家、商人、美学家、词人、电影艺术家、军事家、辞典学家、社会学家等等。尽管潘氏杂文所用典籍很难在时间上划一条绝然分明的界限，但潘氏最为熟悉中外古典的要籍、人物与故事等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尤以文学艺术、历史与宗教为最。中国现当代二十例左右的引述叙论中，该书有十六例出自钱钟书的同一著作《写在人生边上》，很显然，这还是对借用钱著的构思颇有关系的，潘氏之轻略中国现当代学识对于他散文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这也难怪，一个浸淫于中外传统文化有半辈子的学人，对于经过漫长历史沉淀的精神遗产当然更富有崇敬感和信赖感，因此也更能辅助他的杂文产生思想和艺术的力量。当然，如果笔者硬要像一个贫民进入皇宫还要指指点点缺这少那一样，说潘氏现当代汉文化的储存弱了一些，可能没有道理的话，那么，说潘氏外国文化古今的积累显得更加平衡而且合理，则是明摆着的事实了。总之，潘氏虽然不是无事不通，但他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知识结构，他的旁征博引，满纸书袋是他背后的功夫到了家，而不是冥思苦索去翻来的。
香港有人这样评价钱钟书的散文，说“钱氏似乎有个魔术布袋，盛载了很多学识、典故随手拈出来一拼便变出一个戏法来。变了又变看得人目瞪口呆。”〔79〕钱钟书的随笔集《写有人生边上》，〔80〕虽然只有十篇，薄薄一册，然确是被公认的现代中文散文中善于运用知识的一个范本。潘铭燊景仰钱钟书的学养文章，尤其是《写在人生边上》的一个“追慕者”，他在《自序》里开口就说的一句话“这个书名真难改！就写作动机和过程来说，应该叫做《写在〈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81〕就足可以证明了。除了《释文盲》、《论文人》两篇外，《人生边上补白》借用了钱氏其余八篇文章的所有论题，这是只要翻开两本书的目录就可以一目了然的。不过，你要以为如潘氏所言曰“完全抄袭”，那就错远了。他延袭和借鉴了钱氏，更发挥和扩充了钱氏。在题材的多面，主题的深广，对于中外知识的豪引自如上，潘氏不遑钱氏而多让，甚至有不少超越的地方。《魔鬼夜访潘铭燊先生》可为一个代表。当然也有不及和赢弱的一面，这里涉及到两本书的比较研究，此外不宜多费笔墨。我只是想说明，潘氏在他所有的杂文中大量挪用中外文化库藏，不只是为了佐证，更不为了填充，而是尽力挖掘、辨析、提炼，跟钱氏一样的会变戏法，并最终与自己的思想结为一体。《众生皆笑？》〔82〕一篇，围绕一个“笑”字，纵横征引却毫不累赘，其角度与引言的冷僻，时给人蓦然一惊的感觉，而结论尤富有学术的客观性。《外举不避仇》〔83〕写了解狐、舅犯、祁奚、吕蒙荐举仇人做官的四个故事，详略有别不说，全文除了叙述，完全不设议论，而文意则十分明晰，真可谓不著一论，尽得风流。其用典之典型，无以复加。《疗妬》〔84〕引述《妬记》、《朝野佥载》、《红楼梦》等三个治疗嫉妬的事例，篇首有设问，每则之后必有简略评议，很完善的夹叙夹议结构不说，且层层推进，又都是事例本身含有的逻辑力量。潘氏在他的文章中极力营造引文与议评巧妙结合的各种技巧，既有学者的本领，又有作家的本色，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杂文的艺术方法问题。虽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他的引述有时过分繁密拥挤，给人以压迫的感觉。而另有部分文章，也有惯于在篇末点题的单调。
二
潘铭燊的大多数杂文令人百读不厌，除了思想的重量与学养的丰足外，还有各种写作和修辞艺术的惨淡经营，诸如排比、对比、夸张、借代、反语、双关、设问、拈连、仿词、谐音顶针、拟人、描摹、叙述及张力等，都有极为精彩的地方。这不仅成功地表达了观点，还增强了艺术的弹性，自然也提高了可读价值。像“十多年来每日锻炼，功多艺熟，熟能生巧，巧夺天工”〔85〕是顶针；“甚至发出大人类主义的狂言，说出‘寒竹绕窗’、‘荷香度窗’、‘晴虹贯窗’、‘明月透窗’、‘竹影上窗’、‘鸟影落窗’、‘飞雪穿窗’，似乎自然界的景景物物，都在千方百计要引人类注意”〔86〕，这是排比；《快乐十诀》中，前列九项“达至快乐”的方法，第十项却笔锋一反说，“你能够得到的最大快乐，就是认识到你不一定需要快乐”，〔87〕这是张力；说到叙述，这不是杂文的特长，潘氏七本集子所用也不多，但《魔鬼夜访潘铭燊先生》〔88〕一篇， 启承转合的自然巧妙实堪称上品。余法皆不赘笔，独潘氏比喻的艺术，本节拟重点讨论之。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说：“诗与文之中，比喻之为用大矣哉！”宋朝文论家陈骙则曰：“文之作也，可无喻呼？’〔89〕黄维樑甚至将比喻、具体生动、对比及结构一块，并称为“文学的四大技巧”，并引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强调：“世间唯比喻大师最不易得；诸事皆可学，独作比喻之事不可学，盖此乃天才之标志也。”〔90〕比喻自古有之，且人人可为，然好妙的比喻岂能唾手可得之？黄维樑又评价钱钟书道：“他的散文、小说以至批评的文章，五行一比，十行一喻，真是古今少见的比喻大师。”〔91〕潘氏景从钱氏学问文章，不知比喻一途也深有所得乎？反正他杂文中的比喻，像夏夜的银河，无处没有闪亮的星点。括而论之，有三顶突出的特色。第一，“取喻之法”，〔92〕或称比喻格丰富多采且复杂多变，明喻、隐喻、借喻、设喻、引喻、博喻等无不频繁见于笔底。我们看一个博喻的好例，《洗衣》中写他又到了“家务消遣”的星期一，“从储物柜取出洗衣篮，轻飘飘好比一片云，又似礼拜堂的献金袋。篮内没有多少内容，像唱片骑师的闲谈，或专栏作家的文章”，〔93〕一连四个。还有隐喻设喻交融一处的：“把幽默做成香肠，已经味同嚼蜡；假如把自己的肉做成香肠，吃得津津有味之余，还大赞选料上乘，世上还有更不幽默的事情吗？”〔94〕前隐后设，比喻义也更深了一层。最复杂奇巧的还是钱钟书所谓的“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95〕两柄者，即同类同一喻体完全相反的两种性质也，“同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96〕多边者，即同一性质的多个侧面或多个层次也，“盖事物一而已，然非只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臂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denotatum）同而旨（significatum）则异； 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97〕潘氏深谙个中三昧，《假如妻子是一本书》〔98〕中，将二格合为一体，运用非常成功。这篇杂文在整体结构上是一个大设喻，从英国桂冠诗人特拉顿与妻子的故事写起。那么，“假如妻子是一本书”，作者希望是什么书呢？“首先，她一定不能是年”，这是一柄或一质。“年取材都很枯燥，又充斥着统计数字，很像一个镇日计较着家用、数算着柴米油盐的主妇”，此乃一边或一层；“而且，年内容每年更换的其实不多，大部分是陈陈相同的，重覆着去年、前年……的资料，好比一个话语层出不穷、唠唠叨叨都是那几句的长舌女人”，此又为一边或一层。“其次，她不能是一部多册书”或“一部特大本”，“她应该是一本百看不厌的书”，这是另一柄或另一质。“她要有哲理小品的深度，艺术书册的美感、概念丰富像辞典、吐属优雅象诗集、好比儿童读物那样真挚、流行小说那样纯情……”，此一口气列下了六边或六层，尽展假设之种种可能。其实，此文还突破了钱钟书所谓的“二柄”说，结尾写道：“从幻想回到现实，她至少该是一本烹饪书吧。”这不是能与“年”、“百看不厌的书”并列而立的第三柄又是什么？全文将人比成书，又将书比成人，再将人又比成书，反复回环，曲折有致，尽显多柄多边或异质多层之比喻功能，有十分诱人的交响乐般的艺术力量。第二，潘氏的比喻大多贴切生动，不少甚至独特而隽永。在《逝存之间》中，作者写道：“据说时间可以治疗伤痕、消除烙印，但疗法是一种蚕食方，好比用砂纸或刀刃去刮磨痕迹，痕迹不错会逐渐消褪，但刮磨痕迹宛然，被刮磨的物体也非原状。”〔99〕说时间可以疗伤，轻轻一过，似乎一切可以平复，然这个比喻告诉读者，时间（当然主要是时间中的人及心情）与伤痛不断会留有新的创痕。这其中的比喻物（喻体）是何等的贴切与确当啊！大约十五个世纪之前，刘勰就说：“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则无所取焉。”〔100〕潘氏在《私隐》〔101〕篇中又有一比，“要制止流言蜚语，却像以网将水罩住一样困难”，其切合人之情，物之理，都是无可挑剔的，作者所持之观点，当然毋须再多阐明了。比喻的神奇之力，不仅在于把抽象的写得具体，把难懂的写得明白，还有一种在于把作者的感觉变得具象而饱满，让读者进入生动的想象空间，从而增强文章的形象感，这对于驱赶杂文说理的枯涩尤其重要。《理发》〔102〕一篇，特别富有代表性。此文或明或暗用了八个比喻不说，其生其动如同置身在剃刀之刃。洗头如受酷刑，“师傅那些干枯的指爪上岩巉的指甲，在我头顶盘旋抓划，像溜冰鞋刮削冰面”，一岩巉，一刮削其利其快其狠令人不寒而慄。剃头时，“他用刀如贪官刮地皮，经他修理过后，脑壳轻飘飘、凉飕飕好像连思想和记忆都要暴晒在太阳底下。”如此剔皮见骨、改头换面的理发，恐怕没有什么再让人更加畏惧的了。还妙在用：“贪官”来比喻师傅，独特是自不待言的。梁实秋在《雅舍小品》中曾写过一篇《理发》〔103〕，洗头、剃头等都写了，但中庸多了。坐上椅子只说“就要受人割宰的样子”；洗头只说：“手似鸟爪”；而电器吹风“好象是一种刑罚”，其生鲜独至远不如潘氏的怵目惊心。至于隽永之比，且瞧这一例：“幽默，好比浪子荡妇口中的爱情，你越说有，便越显出它的不存在”，〔104〕幽默与爱情都是值得令人久久回味的。第三，潘氏开拓了比喻世界的新领域，即取譬于学海书山，喻体皆与学问相关。前面已有这样的例子了，再如“夏天的莎士卡墩十分寥落。市中心一片空寂，像王维诗中的深山”〔105〕；如头发剃短了后，“茂密丛林就换成不须风吹草低也见牛羊的荒原”〔106〕；如“盛年是一部书；童稚青少，是盛年的封面；皓白老耄，是盛年的封底。盛年这部书，能有多少页呢？我们又能否为每一页写上一句半句有意义的句子呢”〔107〕；如“天气像水浒英雄一般爽快，又像流行小说里头纯情少女那样清新”〔108〕；如“他那朦胧诗一般的面庞上仿佛有点愠意”〔109〕等等，类似这种比喻，与以往所说喻体要浅显、明白、具体颇不一样，既增宽了可比物事的范围，也拓展了思维空间和文章的理路，可说是学者比喻的一个新气象罢。
三
陈耀南在《人生边上补白·序》中说道：“我们所共同心仪的钱默存先生，以至梁实秋、林语堂等前辈，他们敏锐的观察、深细的刻画、辛辣的讽刺、温厚的同情、配合了与智慧成正比的、自然的幽默，一切一切；在潘子笔下也是层见叠出。”这段话突出地指明了潘铭燊杂文的另一个艺术特征：喜剧性品格。滑稽、诙谐、幽默与讽刺是文学艺术中惯用的造成喜剧美感的手段，而后三者尤为杂文所擅长。潘氏杂文到处流溢着喜剧的情味，尤能源于自我的性情，根据对象的特征，并且依凭社会意义的强度，将诙谐、幽默与讽刺作很有分寸的表现。
先说幽默。什么叫幽默（humour）呢？《美学辞典》的解释我以为较有代表性。“喜剧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通过比喻、夸张、象征、寓意、双关、谐音、谐意等手法，运用机智、风趣、凝炼的语言对社会生活中乖讹、不合理、自相矛盾的事物或现象作轻微、含蓄的揭露、批评、揶揄和嘲笑，使人在轻松的微笑中否定这些事物或现象。”〔110〕潘氏十分注重幽默这一文学技巧，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只有一篇《说笑》〔111〕谈幽默，潘氏却用了一组三篇《反躬自笑》、 《幽默的匮乏》和《扮幽默》〔112〕来讨论幽默。而《说笑》〔113〕一组七篇，也与幽默的话题多少有些关系。纵观前三篇我们就可以总结出潘氏独特的幽默观了：“真正的幽默表现为突然爆发的机智”，这是幽默的定义，也是幽默创作的准则。“突然爆发”强调了幽默的自然特性，他反对故作幽默，因此也不喜欢做、扮生硬的幽默，无中生有去刻意提倡幽默。认为“真正的幽默创作者，必须不自觉到自己的幽默”，否则，作品就如钱钟书所说“不甚看得”〔114〕；幽默的基础“是智慧， 是生活的历炼”，这正是机智的背景与泉源；幽默的心理依据是“基于对人生广泛而深厚的同情”，因此，反对幽默的凉薄，或使幽默“成为攻击的武器”；幽默的美学效果或目的，借用钱钟书的话说是要“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115〕主张幽默不能过量，反之就成了累赘。 纵观潘氏杂文，“透一口气”有两层意思，一是为自己，以笑忘忧解烦，调节情绪。二是为社会，以笑调侃、批评丑陋庸愚等，最后他认为钱钟书提倡的“反躬自笑”的能力，很可以作为检验幽默的标准”。不过，钱氏只“反躬”幽默本身，而潘氏还包括幽默的发出者，即所谓的“幽默家”，认为“真正的幽默家应该是这样的人：他在众人身上发现一些坏东西，而把它们说成是自己的”，幽默等喜剧手法跟说笑话一样，“其中都有作者的影子”。毫不讳言，潘氏借鉴了钱氏的论点，却使自己的幽默变得系统而精密，这在香港乃至整个华文散文领域中，都是不多见的。如此了解之后，再来看潘氏杂文的幽默，就多有深刻会心。
《枕边秘宝》说失眠后屡经试验，有一个伟大发现即“看书入梦”。不过，选择正确的读物更重要，不能趣味浓厚或毛发俱竖，“它的文笔不要清通，更不能多姿。以清淡如白开水者最为上选”，结尾跟着来了这么一行：“信不信由你，最容易令我入睡的，是我自己的作品。”〔116〕《狮隧烦言》写道，“据说钓鱼可以怡情养性，思考人生哲理。其实，驱车过狮子山隧道，哲思的境界比钓鱼更高一层次，你看，蠕蠕而动的车队不像送殡的行列吗？这不教人触起对生命的思考？狮子山隧道的启发，叫我们即使做不成哲人，最低限度可以成为忍者。”这时恰巧一辆没有车牌号、前悬半旗的庞然黑亮的轿车驶过，“督宪阁下的座驾车陷在徐移的车龙中显得更为雍容闲雅。”〔117〕《魔鬼夜访潘铭燊先生》中，先借罗孚高德的话：“真爱像鬼：大家都谈论它，却很少人见过它，”接着作者感慨：“现在我能够和魔鬼先生对面而谈，兴奋程度真如得到真爱一般无异。”〔118〕《都是厨子的错》以法王查理六世的引语“上帝创造食物，魔鬼遣来厨子”起笔，带来一个“荒唐”的推理：“归根究底，人类贪吃因为食物好吃，食物好吃因为烹调高明，烹调高明因为有叫做‘厨子’这类人物。”〔119〕本是人的嗜欲本性创造了厨子，却说厨子是罪魁祸首。以上几例，运用铺垫点化、反义夸张、借用比喻颠倒逻辑等种种手法，创造了令人沉思默笑的幽默效用，又无不应验了作者自然、智慧、同情、反躬自嘲，并终于透出一口气的文学幽默观。此外，从文字与情绪的感受角度判定，潘氏的幽默还有迥异于人的一个特质，即有静然冷肃之态，可以简称为冷幽默。读他的幽默文字，经脉接通相握而跳，一般并不捧腹大笑或傻笑，与鲁迅和梁锡华的辣幽默，林语堂的热幽默，梁实秋的雅幽默，钱钟书的俏幽默都有明显的区别。人有幽默或幽默感的时候，情绪、思维、语言、感觉等都处在活跃、饱满的状态，且互相鼓励、擅汇、激活，否则，幽默就不能产生。而潘氏笔下流出幽默时总忘不了严肃与庄重，儒雅与矜持，这大约靠他沉静寡言，充满使命感的性格来控制，也靠了他学者的才情来掌握，以调适合度。
诙谐被认为是一种轻幽默。有时带着微弱的批评与揶揄，更多却是一种风趣的表达，或者是有意味的玩笑，它是杂文的调味剂，颇能开拓读者的智路与情路，不致于滞塞和沉闷。譬如这么一段：“生平有两种动物常常令我面红耳热，就是美貌的女子和严峻的教授。我越要博取她们和他们的好感，赧颜的机能却令我越为可憎。它常常给我捣蛋，带给我许多不便。更为可恨的是，从来没有一个美貌的女子，在我面前通过脸红增加她的妩媚。”〔120〕在两种颇有差距而又突然并置的人物面前显露同一种生理机能，那种无关大局的畏惧心理和深厚的对于贤良德行的渴望，轻松而俏皮地表现了出来。讽刺正好相反，其对于反动、乖戾及谬误等的批判与嘲弄，比幽默要锐利、强烈得多。梁锡华早就指出：“潘子作品有鲁迅所云‘投枪’‘匕首’的一面，对于社会的弊陋，人性的弱点，在文字间颇能切中。这是中国士人关心国家社会的可贵传统。”〔121〕在“上篇”的主题评论中，读者对潘氏讽刺的火力想已有相当领教了，兹举二例略加证之。《人Gwit殊途》〔122〕中写道：鬼类一如人类，当亦有贤愚不肖、美丑妍媸，而且也和人的世界一样，善良者多，凶恶者少；顺眼者多，狰狞者少。倘若真有错照阴阳镜的异常情况，人们撞起鬼来，也应该有较大机会遇见善鬼、美鬼。试想想，假如鬼魂遇见我们，而觉得我们可怖，那是多么难堪的事！”一个假如，把人不如鬼的可能（其实是婉转的真实）讽刺得令人怵目惊心。《谈教训》〔123〕中作者写道：道德家基于民胞物与的怀抱广施众生，“把好东西（道德）给人，把不好的东西（不道德）留给自己，道德家的牺牲精神伟矣大矣，无复加矣！”而“所谓”‘道德教育’，既不必具有道德，也不必懂得教育，是一种‘人人皆可为尧舜’的营生。”两例运用了强烈的反讽和直捣心脏的揭露手法，虽也带有幽默，然已经是没有多少让步了。诙谐幽默与讽刺在潘氏的杂文中有大量运用，当然，很多时候这三者并非可以划然而分的，一篇之中三者都有优秀表演的不少，最为突出的要算《三随篇》中的《店员分类学》和《狮道烦言》，《人生边上补白》中的《魔鬼夜访潘铭燊先生》、《都是厨子的错》和《谈教训》等文。《人生边上补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潘氏最成熟最有力的一本集子，它无疑也是当代华文散文的一个骄傲。
四
中国古来散文以达意为要，然以繁达意远不如以简达意为妙。故历代均有文人主张文约意远、以少胜多。陈骙说：“文贵其简也。文简而理周，斯得其简也。”〔124〕清人刘大槐在《论文偶记》中更以“简为文章尽境”。现代散文大家林语堂、梁实秋等无不崇尚简朴或简练。林语堂《写作的艺术》说道：“好作家如杨贵妃之妹妹，虽不涂脂抹粉，亦可与皇帝见面，宫中其他美人要见皇帝皆非涂脂抹粉不可。作家敢以简朴之文字写文章者这么少，原因在此。”〔125〕梁实秋谈写作的体会并不多，凡有论及，则讲究“如何用最经济的手法描写与陈述”，〔126〕推崇绚烂之极趋于平淡，“芟除枝蔓之后，才能显着整洁而有精神，清楚而有姿态，简单而有力量”。〔127〕并推而广之，断言“文学作品无不崇尚简练。简练乃一切古典艺术之美的极则。”〔128〕潘铭燊可谓也是这一路理论的忠实追求者，《衣着》一篇中，无意间的一个比喻透露了他的艺术心机，“正如简洁是文章的最佳风格，纯朴的衣着是最好的穿戴方式。”〔129〕潘氏杂文纯净明快，没有累赘冗繁之嫌，读来令人神清气爽。且越到后来，这功夫越发到家。谢福铨在谈到《人生边上补白》一书“何以能达到文约而事丰”时，认为有四个特点，“一是不讲废话，所用文字只要能做到达意即可；二是不少意思点到即止，留待读者去细细咀嚼，理解其中的深意；三是立意集中，一篇文章谈一点，决不东拉西扯，故作渊博之状（这一点恐怕跟他写专栏有关）。当然最重要的是作者的文字功底，长期的写作实践，已使他的文章写得笔路清畅，干净利索。”〔130〕持论自然有理有据，然还可推衍到潘氏的整个创作。若再将简洁落实到字词句子和篇章结构，确有属于他自己的风格。譬如这么一段：“人类聚在一起饮食，表面看来一片和谐或者热闹，其中少不免有些外弛内张的场合。早餐桌前的闲话家常可能是两性战争中的一役；晚宴席上的言笑晏晏，可能是互相陷害勾心斗角的掩饰。人们手中的刀叉，可能还不及心中的刀叉那般锋利。”〔131〕不说外弛内张、言笑晏晏、勾心斗角何其准确，你恐怕很难找出一个多余的字，一个无关痛痒的词，一个可以缩减的句子。一方面言文刻深，另一面又简约爽朗，毫不拖泥带水。再看“倘若取之非义，即使百分一，甚至只是零零碎碎的两丈布，也算是犯了错。错误，并不因其小而变得合理。好比由日攘一鸡减至月攘一鸡甚至年攘一鸡，其为攘鸡则一。”〔132〕“百分一”中连“之”字都省了，类似组词法简直就是吝啬了；“错误，并不因其小而变得合理”，很精辟的至理名言，却说得如此少而白；“其为攘鸡则一”完全运用文言句法，省去了好几个可能的字。《廉政论》一书，在文白交融，字寡意多上表现尤为突出，这与它所涉及的题材和大量古史引文有关。潘氏之简洁，来自古文修养者多矣！
说到篇章结构的简洁通脱，不粘不滞，《切切割割》可为代表。全文八段，第一段说明刀叉来自武器；第二段端出论题：“食器的刀叉，仍然具体而微地具有武器的刀叉的一切外形特征和内在精神”；第三段为转换句，借以悬思论点；四五两段从公开杀戮猎物和暗地杀戮食伴两方面描写刀叉的作用；第六段指出人类品格的虚伪，置对方死地之前，往往不减亲热的程度，借以说明“心中的刀叉”为何更锋利；第七段将宴会上的虚伪更加具体化，最后一段写道：“人生的真貌，有时可以用‘吃’和‘被吃’来概括，而刀叉就是象征。”何其鲜血淋漓！围绕这个论点，段段负有自己的责任，无累言赘语，又都精粹落实。整篇转换自如、潇洒无碍，且又理周又全，蕴意遥深，〔133〕是得简洁之大端也！像这样的杂文，《断鸿篇》的《灰尘》，《三随篇》的《再谈衣着》，《车喧斋随笔》的《炎凉》，《廉政论》的《清官和鱼》和《去官留犊》等，都是相当完美者。提到《去官留犊》，则引来另一个话题。潘氏杂文的简洁朴纳，还有赖于作家对描写、抒情的节制。该文基本上没有描写，一定要提着灯笼找，“清官都是铁血冷面”约可以算上。至于抒情，潘氏则用理智努力监控，以免破坏了他清晰的智慧。写到县令时苗离任时非要留下自己带来的黄牛产下的小牛犊，而吏员们主张“六畜不识父，应当跟随母亲”时，文章写道：“他们不用逻辑，却用感情，希望对时县令动之以情。‘六畜……跟随母亲’真是至情至性的话，令人思之潸然。可怜的小牛，大概还未断奶呢！至于那头被剥夺母亲权利的小牛妈妈，虽有深情无从舐犊，那悲怆真是难以形容！”这儿其实是分情而抒之，对吏员、对自我，对小牛、对母牛，既饱含深情，又笔下留情，决不泛而滥之。这不断步步逼来，以表示清官“铁血冷面”的文字，也许就是全书抒情色彩最强烈的地方。这样一来，潘氏杂文删芟了许多枝节浮词，避免了虚泛而多求于事理，简洁的风格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在昔日沙田的几个文友和朋友中，从潘铭燊、黄维樑、梁锡华到黄国彬，一个比一个热，反之，一个比一个冷。潘氏的个性，对待物事的态度，以及他杂文抒情控情上的优点与缺点，又是另外一个大题目，此处不便再饶舌了。
潘铭燊杂文创作从思想到艺术特点，以上举其大端加以论列，不到之处还有不少。潘氏当然还有不足，譬如一部分杂文立意平庸。抒情绘景虽出于克制，有时却也暴露了力不能逮的苦恼。按余光中的话说，若将散文的功能分成抒情、说理、表意、叙事、写景、状物六项，每项兼能者才可称为散文通才的话，〔134〕那么，潘铭燊还有路等着他继续前进，这就是由专才走向通才，由名家走向大家之路。
注释：
〔77〕 现代以来，若举出学者散文的代表作家，按出生年月可大致排列如后：周作人、林语堂、王了一、台静衣、梁实秋、钟敬文、朱湘、李霁野、梁遇春、施蛰存、钱钟书、邓拓、张文达、余光中、梁锡华、董桥、傅孝先、黄维樑黄国彬等，他们或重理性，或重感性，或兼而揉之，都与学问结下了不解之缘，也都有自己的代表著作，无疑是中文散文的一支劲旅。
〔78〕 《廉政论·自序》，页九。
〔79〕 南宁《诗人散文与学者散文——散文理论边缘的探索》，香港《文艺》，第十三期，一九八五年三月。
〔80〕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上海，开明书店，一九四一年初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年五月新版。
〔81〕 《人生边上补白·自序》。
〔82〕 《人生边上补白》，页三○。
〔83〕 《廉政论》，页一○八。
〔84〕 《三随篇》，页八八。
〔85〕 《车喧斋随笔·碗碟洗涤学概论》，页一○○。
〔86〕 《人生边上补白·日就窗》，页一七。
〔87〕 《人生边上补白》，页二八。
〔88〕 《人生边上补白》，页一。
〔89〕 陈骙《文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一九六○年四月第一版，页一二。（与李涂《文章精义》合为一册）。
〔90〕 亚氏的两段话皆由黄维樑译自W.D. Ross, 《Works of Aristotl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 OxfordVniversity Press,1908），语出亚氏的《修辞学》和《诗学》。 见黄维樑《中国文学纵横论》，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八年八月初版，页二○四。
〔91〕 黄维樑《中国文学纵横论》，页二二九。
〔92〕 《文则·文章精义》，页一二。
〔93〕 《温哥华书简》，页七八。
〔94〕 《人生边上补白》，页四六。
〔95〕 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六月第二版，页三九。
〔96〕 《管锥编》，页三七。
〔97〕 《管锥编》，页三九。
〔98〕 《车喧斋随笔》，页一○二～一○三。
〔99〕 《断鸿篇》，页一三。
〔100〕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参见赵仲邕《文心雕龙译注》，桂林，漓江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四月第一版，页三○八。
〔101〕 《车喧斋随笔》，页五一。
〔102〕 《三随篇》，页二二～二三。
〔103〕 《梁实秋散文》第一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九月第一版，页一三二～一三五。
〔104〕 《人生边上补白·幽默的匮乏》，页四六。
〔105〕 《断鸿篇·草原城市莎士卡墩》，页五三。
〔106〕 《三随篇·理发》，页二三。
〔107〕 《车喧斋随笔·惜阴》，页八三。
〔108〕 《温哥华书简·洗衣》，页七八。
〔109〕 《人生边上补白·魔鬼夜访潘铭燊先生》页二。
〔110〕 王世德主编《美学辞典》，北京，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页六○。
〔111〕 《写在人生边上》，页二七。
〔112〕 《人生边上补白》，页四三～四八。
〔113〕 《人生边上补白》，页三○～四二。
〔114〕 《写在人生边上·说笑》，页三一。
〔115〕 《写在人生边上·说笑》，页三○。
〔116〕 《车喧斋随笔》，页一五。
〔117〕 《三随篇》，页三一。
〔118〕 《人生边上补白》，页二。
〔119〕 《人生边上补白》，页五四。
〔120〕 《断鸿篇·赧颜》，页七六。
〔121〕 《断鸿篇·潘子与潘书〈代序〉》。
〔122〕 《三随篇》，页四三。
〔123〕 《人生边上补白》，页七六～七八。
〔124〕 《文则·文章精义》，页六。
〔125〕 《林语堂文选》（下），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一九九○年八月第一版，页八八。
〔126〕 《中国语文的三个阶层》，见《梁实秋散文》第三集，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一版，页二七九。
〔127〕 《作文的三个阶段》，见《梁实秋散文》第三集， 页二七六。
〔128〕 《语言、文字、文学》，见《梁实秋散文》第四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一版，页二五八。
〔129〕 《三随篇》，页一八。
〔130〕 谢福铨《学养丰足的学者散文集》，香港， 《新晚报》，一九九四年三月二日，十四版。
〔131〕 《人生边上补白·切切割割》，页五五。
〔132〕 《廉政论·百钱受一》，页六三。
〔133〕 《中华散文选篇赏析辞典》中《切切割割》条评价该文“行文简括而有对丑陋人性的深远揭示”，可说是准确的。（香港，新亚洲文化基金会编印，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初版，页七三。）
〔134〕 余光中《不老的缪思——（提灯者序）》， 见卢玮銮编《不老的缪思——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初版（无月份），页四二～四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