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安全：莫等为油消的国憔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憔悴论文,能源安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并不主要是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的矛盾，而是由清洁能源需求刚性上升而供给严重不足所引发的结构性矛盾，这是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问题，其中石油安全居于首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的能源安全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是政治和军事问题。它不仅与国内供需矛盾及对外依存度相联系，同时还与该国对富油区的外交、军事影响和控制力密切相关。在世界石油短缺大势逐渐显现、世界石油供需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大国能源博弈与竞争在中东、中亚等地区展开。为此，中国应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能源安全战略。
在中国“将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几十年后的今天，过去一向不太被人重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并迅速从国内空间层次跨入到国际空间层次，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日益敏感且令人关注的问题。既然中国冷眼静观石油危机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么，就应该居危思安，做到有备无患。因而早立策、早准备、及时规划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就具有超前的战略意义。
一、中国能源安全基本态势
中国经济在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周期的同时，再次遭遇能源瓶颈的阻击。可以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基本不存在能源安全问题。然而，这种情况到了1993年发生了根本改变。是年，中国能源生产总量已略低于国内能源消费需求总量。2000年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缺口迅速拉大，从1914万吨扩大到19000万吨；能源进口已从1990年的1310万吨扩大到2000年的14331万吨，增长992.6％。同时，能源缺口持续扩大，从1990年的2565万吨标准煤增长到2000年的15147万吨标准煤[1]。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
追根溯源，中国能源缺口迅速扩大的原因在于清洁能源需求增大，结构性矛盾突出。中国能源构成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煤为主，石油、天然气以及藏于深海中的可燃冰等其他烃类能源相对较少，非烃类能源（水电等）所占比重也没有煤多。基于经济全球化和环境保护的国际背景，在中国能源构成中，煤的比重已由改革开放初的7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56％左右，石油由28％左右上升到43％以上。正是由于此，中国能源需求矛盾比较突出的主要集中在清洁高效能源品种，尤其是石油上。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由于石油消费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而石油生产却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于是，供需缺口逐年拉大，进口依赖度也在逐步提高。2003年，中国原油进口量高达9112万吨，加上成品油以及LPG（液化石油气）的净进口量，总的石油进口量已超过1亿吨[2]。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了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在此情况下，如果中国的国内石油生产有潜力可挖，或许中国并没有“超美”之势。然而，现实是中国国内石油资源战略接替存在难度。中国东部油田已进入中晚期，出水比出油还多，自然递减严重，难度增加，成本上升；虽然中外地质学家认为我国海洋石油资源丰富，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足以改变中国石油战略的大型油田。自1982年以来，我国累计投资62.5亿美元，仅获得40亿吨石油储量，其中近期可供开采的还不到50％，有点杯水车薪之味道；西部开发虽已启动，但投资大、技术复杂、建设周期长（形成规模至少需10年时间），即使发现了大油田，恐怕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而中国国内能源浪费的严重，也无疑增加了石油供需的不足，强化了对外石油的依赖度。据估计，中国90％的能源在开采、加工、转换、储运和终端利用过程中损失和浪费掉了。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中国现有海外影响和外交控制力不变的情况下，在我国石油需求对外依存度增大的同时，石油安全风险也相应增大。
二、世界石油资源大势使中国石油安全外部形势恶化
在当今世界，几乎没有哪一种自然资源能像石油那样，对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于是，人们将20世纪誉为“石油世纪”。不过，在石油给世界经济插上翅膀，并使人类生活日新月异的今天，当年“罗马俱乐部”关于世界石油资源即将枯竭的预言似乎犹在耳边回响！我们知道，20世纪的世界石油资源是以每年大约1.5亿桶的产量开始，而以每年大约260亿桶的产量结束的[3]。但这种令人欣慰的形势能持续多久呢？
据美国《油气杂志》估计，截至2003年底，全球仍有石油剩余探明储量1733.99亿吨，以当年的石油产量计算，还可开采42年。据此，根据King Hubert的钟形曲线理论[4]，我们可以大致推出，世界石油产量到2015—2020年前后将达到顶峰，此后便走“下坡路”。据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署预测，到2020年世界石油产量将达到58.55亿吨/年。然而与此同时，世界石油需求仍将以每年2.2％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将达到58.7亿吨/年。由此可以看出，在未来20年内世界石油供求仍基本保持平衡。不过，此后随着石油消费的增长快于石油生产的增长，世界石油市场将渐趋紧张。
以上的推算是根据美国《油气杂志》上关于世界石油储量和产量的数据而作出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石油储量有被政治化的危险，含有较大的水分。根据Toledo大学的石油地质学家Hatfield的研究，过去10多年来所报道的大部分石油储量的“增长”主要来自修改过的估计。1988—1989年，在11个OPEC国家中有6个国家——委内瑞拉、伊朗、伊拉克、阿联酋、沙特和科威特的石油产量突然大幅度地由42％上升到197％，增加了2870亿桶，几乎占1987—1990年全球石油探明储量增长的总和[5]。客观地讲，在没有重大新发现和重大技术突破的情况下，其石油储量仅在1年间增加了2870亿桶——超过了美国曾经发现的所有石油资源的40％——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石油储量越高，其石油出口配额亦会相应提高，石油收入自然也会随之增加。面对这个“挡不住的诱惑”，1997年有59个国家声称，它们的石油储量与1996年相比没有什么变化。由于石油储量是随着油田的老化和耗竭而自然减少，以及随着新油田的发现而增加的，因而年复一年的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的石油储量亦令人怀疑。如果以上怀疑成立的话，那么上述预测的世界石油产量到达顶峰的时间就还要提前，现代文明面临石油供应紧张的期限也将可能大大缩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肯尼思·德费耶（Kenneth Deffeyes）就持此种观点。他在新著《来自哈伯特的顶峰理论的观点》中认为，全球石油产量在2004—2008年就可能达到顶峰[6]。
目前，中国石油缺口主要是依靠进口来满足的，在世界石油供过于求时，甚至在供需基本平衡时，从一定意义上说，进口还可能有保证。但随着世界石油大势的日趋短缺，中国石油安全的外部形势将趋恶化，今天中国采取的大量依赖进口来满足石油需求的模式是否可行就值得商榷了。
三、国际石油博弈与竞争挑战中国石油安全
在世界石油资源日趋短缺的情况下，石油资源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截至2003年底，世界石油剩余探明储量为1733.99亿吨，其中中东地区就占到57.4％，排名前五位的国家也集中在中东，依次为沙特（355.34亿吨，占世界的比例为20.49％）、伊朗（172.33亿吨，9.94％）、伊拉克（157.53亿吨，9.1％）、阿联酋（133.97亿吨，7.7％）和科威特（132.19亿吨，7.62％）。其他排名顺序则为委内瑞拉、俄罗斯、墨西哥、利比亚和美国。中国以25亿吨的剩余探明储量居第11位[7]。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石油产量增长趋缓，由1990年的31.64亿吨增长到2002年32.71亿吨。目前，世界石油产量排名前五位的国家是沙特、美国、俄罗斯、伊朗和墨西哥。
不过，从石油需求方面来看，世界的主要消费区却集中在北美、亚洲和欧洲，它们分别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的30.2％、26.9％和21.8％。自1980年以来，北美石油消费直线上升，开始替代欧洲成为世界石油消费中心。而中国所处的亚洲石油消费则更是以5.4％的高速增长，大大高于1.40％的世界平均水平，消费量由先前的只有欧洲1/3、北美1/2左右上升到今天大致与二者基本相当。如果此趋势得以维持，则世界石油消费中心又将从北美转移到亚洲。
客观地讲，石油的这种分布与消费格局的不均匀性及它的不可再生性在世界石油大势日趋短缺的情况下，必然导致“为‘油’消得人憔悴”的石油消费大国形成对外石油依存度的相向性、地缘政治经济的相关性、以及主要进口油气资源的同源性等，由此自然会引发大国在中东、中亚这样的富油区展开石油博弈与竞争。美国和平与世界安全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克莱尔就称，波斯湾、里海盆地和南中国海为“存在麻烦的地区”[8]。这将是中国能源安全不可回避的矛盾。
——大国角逐中东，对中国的中东石油供应构成挑战。目前，美国通过两次海湾战争已基本掌握了对中东石油的控制权；日本也正积极加强同海湾国家的关系，其能源外交搞得有声有色；俄罗斯这个“石油新贵”也正力图重返中东，其同伊朗的关系十分引人注目……由于中国石油的进口地主要来自中东，中国与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国分享中东石油的竞争将趋激烈。有的国际舆论甚至认为，“从长期看，中国与中东的关系可能取代美国与中东的关系，成为影响世界能源前景的决定因素”[9]。于是，他们对中国的石油“繁荣”充满忧虑，仿佛中国的石油饥渴一夜之间就会“抢食”它们的“石油大餐”。再加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很可能导致他们与中国的“热战”，使中国在中东的石油供应在各个层面上受到威胁。
——大国“游”向里海，是对中国石油安全的一大挑战。包括里海在内的中亚石油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近期看可缓解世界石油市场对中东的依赖，从长期看则可延长石油资源的使用寿命并给人类时间以寻求新的可替代资源。正是因为此，世界各石油消费大国争相“游”入里海，逐鹿中亚。由于中亚与中国毗邻，增加了中国借助该地区油气资源的地缘优势，所以在中国在将中东纳入视野的同时，也力争做好中亚石油大文章。不过，我们应看到，我们没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雄厚财力，也没有俄罗斯的“先据地利”之势，在中亚石油竞争中处于弱势。在此情况下，中国在中亚实施的海外石油项目、谋求实现由中亚横贯“油气大走廊”的宏伟设想势必因居心叵测的“好事者”在此的“驻足”而面临更大的风险。
——大国博弈远东，是中国石油安全的又一挑战。加强中俄能源合作是中国提高能源安全系数、规避风险的一大举措。然而，由于美日等的插手，中俄能源合作波澜起伏。经过长达9年的准备和谈判，俄自然资源部突然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借口，宣布否决“安大石油管线”项目，耐人寻味。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俄罗斯是手握资源乐得左右逢源；日本是怀抱金钱投其所好，以换取资源……但是，从深层次上看，它是石油政治博弈使然，在其背后隐藏的是对中国能源需求巨大增长的“担心”。
——南中国海地区也是中国石油安全面临的一大挑战。南中国海是世界上尚待开发的大型油藏之一，估计有350亿吨左右。况且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扼中国海上石油运输线的咽喉要道。马来西亚、越南，印尼、文莱和菲律宾等在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强行开发，进行“圈地”运动，如越南开发白虎、大熊、青龙油田等，日本也在“钓鱼岛”垂涎已久，并谋求占领中国的大陆架……据报道，1999年周边国家已在此钻井1000多口，开采石油4043万吨，中国海洋权益大量流失[10]。
四、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能源安全战略
中国能源安全形势目前已经由20世纪80年代的总量平衡的矛盾转化为主要由环保压力引发的结构性矛盾，其中尤以石油安全问题最为突出。对此，专家们提出了种种对策，比如加大参与国际石油市场的竞争力度，大量增加海外份额油；建立石油储备基地；西气东输，等等。客观地讲，这些方案都是大有裨益的，不过也应看到这只是一种补充性方案，并不能解决中国能源安全的基本问题。考虑中国的国情，拟提出“适度进口，立足根本、开源节流、结构多元、加强海权、扩大国际合作”的总体战略思路。
一、适度进口。目前，中国主要采取进口的方法来弥补能源供需缺口，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模式是否可行。我们知道，欧美等西方国家解决能源问题的前提是强大的制海权，而这恰恰是中国无法扭转的弱项。能源是国家的战略资源，而战略资源在缺乏有力保障，特别是在强大的海军对海上运输安全进行保障的情况下，过度依赖海外能源进口，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其风险将是十分巨大的。其次，中国对外石油依赖度的增长是受到世界石油产量的制约的。为实现全面小康，中国今后仍可能将以7％的速度发展，这使石油消费必将以4％的速度增加，而同期我国国内原油产量的增长速度只有2％左右。况且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加快，石油需求仍将“水涨船高”呢！据估计，如不采取有效的能源战略，到2020年，我国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赖度将达50％左右。再次，还涉及到运输安全方面的问题。世界石油的出口区主要在中东，以10万吨位级的油轮从海路运输到中国，是否可以畅通地通过以及极为繁忙的马六甲海峡都是疑问。应该说，这一切都是中国能源安全不得不面对的“瓶颈”问题，是中国短期内无法化解的，当然，中国也无法承受石油消费对外依赖度持续扩大所带来的风险及其资本支出之重。如果说，今天采取欧美式的大量进口海外石油的模式尚属一种不得已的选择的话，那么，鉴于我国对世界能源丰富的地区的外交实际影响力及海上运输的军事自卫能力的有限，这种将能源安全建立在提高海外依存度的方法是否可取值得商榷。因此，中国似应确定一个“适度进口”的原则。
二、立足根本，开发与推广洁净煤技术。从能源安全的角度看，至少到本世纪中叶以前，煤炭作为我国能源“老大”的基础地位不会动摇。在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只是近年来出于环保考虑，简单地弃煤改油才下降到71.6％。其实，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向石油转化过快，不利于石油安全。只有认真推广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才是长远之计。这不仅是由于全部弃煤改油不现实，且净煤技术的使用也符合环保要求，更重要的是我国煤炭资源丰富，探明储量是石油的7倍，按年产11亿吨计算，还可开采100年。应该说，将大量的煤炭放在一旁，而去花大量的外汇进口油气未必是一种好的选择。因而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要立足煤炭这个根本，通过大力发展净煤技术以替代部分石油消费才是保证中国能源安全的“康庄大道”。
三、开源节流、结构多元。虽然我国人均石油资源相对贫乏，但毕竟不是个像日本那样油气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度，这也是我国保障能源安全的根本之所在。我们一方面应加大勘探开发力度，取得与我国作为石油消费大国地位相称的石油储量；另一方面，应以效益为中心，积极调整国内石油开发战略。在开发油田时，应注意经济效益，对高投入、高成本的油田要暂缓开发。同时注意对大油田周围的卫星油田的开发。值得一提的是，在“开源”时，要树立全球化的石油资源观。优先利用世界上廉价的石油资源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是各个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因而我们在开发国内石油资源时要适度，尽量保存国内的石油资源，或者只勘探不开发，把其作为石油后备资源区，先行消耗国外廉价的石油资源，以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开源”的目的。
在“开源”的同时，亦应注意节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使“开源”的效果不致于付之东流。应该说，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我国在节能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80年到199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万元产值能耗下降了59％，但比发达国家同期能耗仍高4倍多。当然，尽管资源浪费数目巨大，在某些方面与需求缺口相当甚至超过之，但囿于资源的分布情况、管理和技术水平、节能成本、体制等因素，我们还不能得出节约即可弥补缺口的结论。即使如此，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巨大的浪费加剧了我国战略资源短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从长远看，这种漫无节制的浪费等于自绝命脉。因此，节能并提高能效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我们应该把节能提到同石油、煤炭、天然气和电力同等重要的“第五能源”的高度去看待。只有如此，我们的节能以及提高能效的前景才是广阔的。尽管节能、提高能效是相当复杂的，既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也有节油新技术的应用问题。
此外，要合理调整能源结构。加快天然气的开发利用，提高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对于保证中国石油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中国天然气地质储量为2.2万亿立方米，探明程度仅为5％，发展潜力巨大。如能在]0年内将天然气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例从2.1％提高到8％，将会大大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当然，开发燃料酒精等石油替代品，以甲醇代替汽油作为汽车燃料也不失为一种重大举措。同时，我们也应大力发展水电，莫让江河空自流。虽然到2000年底，全国水电装机容量已达7935万千瓦，年发电2431亿度，分别居世界第二位和第四位，但与同样是煤炭出口大国的巴西和澳大利亚相比，它们水电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分别为90％和59％，而我国水力资源的开发却不到17％[12]。这种鲜明的对比，不能不令我们深思。水电不仅是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资源，而且是无污染的清洁能源。我国水利资源丰富，而且河流落差也大。那么，我们何不乘建设三峡工程之东风，大力提高水电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呢！
四、加强海权，扩大国际合作。没有海权的大国是没有前途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我们对海权的诉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保障海权。基于我国的地理环境、比较成本以及历史教训方面的考虑，在保障中国海外石油运输线的安全方面，建立一支阻吓性的力量要比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的效果要好一些（至少从目前来看是这样的）”[13]。对此，我们应早做准备，不然中国通过正常的国际经济活动而迅速扩大了的包括能源利益在内的全部经济利益，将因此而丧失殆尽。此外，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制定，也要考虑到与亚洲能源短缺国家，特别是东北亚国家的需求与合作。这不仅对东北亚，而且对中亚的和平与稳定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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