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与课程目标比较_课程目标论文

百年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与课程目标比较_课程目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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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2009)02-0074-05

所谓思想,即理性认识。按中国大百科全书上的解释是指:“相对于感性认识的理性认识成果,思想可以表现为通过概念的联系,概括地说明现象和规律的理论原理,也可表现为观点的总和的理论体系。一切根据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反之则是错误的思想,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学校体育思想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研究者们对有关学校体育的基本认识,是学校体育观的反映。它是人们在一定社会背景和时代发展的学校体育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反映了研究者们对学校体育本质的认识和看法。学校体育思想存在着多样性,由政府确定认可的学校体育思想将成为指导学校体育工作的目的和方针,是制订体育课程目标的理论依据。因此,学校体育思想对体育课程目标的制订有着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

一、中国百年学校体育思想概述

我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据古籍《吕氏春秋》和《黄帝内经》记载,人类对体育的认识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末期,人们为了抵抗疾病、强身健体,模仿动物及运用自身所掌握的知识,做一些舒筋活血、宣导淤滞、呼吸按摩、消除疲劳的运动。但是,直至1902年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即《钦定学堂章程》开始,我国才开办近代式学校,设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课程模式,引进西方体育,开设体操科,打破了我国两千年来学校教育中没有设置体育课程的状况。百年以来,学校体育思想从引进到自创,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

1.军国民体育思想

1902年,蔡锷以“奋翮生”为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军国民篇》,倡导国民应具备“军人的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1]。学校体育受日本、德国、瑞典的“军国民体育”教育的影响,加之一些具有进步思想认识的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清政府也藉“尚武救国”以抵御外来侵略,强调学校体育必须以军国主义为中心,实行军国民教育。1906年,清廷学部颁布的《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更明确规定:凡中小学堂教科书,必寓“军国主义”,设置体操课,效仿日本和德国开设以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为体育科的教学内容,推行军国民体育思想已成为当时学校体育教育中的主流思想。

2.自由主义体育思想

1918年,由于积极实行军国主义教育的德国在世界大战中战败,不少人认识到军国主义教育并非是救国图存的灵丹妙药。1919年5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教育学权威杜威应蔡元培、胡适等人的邀请来华讲学。此后,美国实用主义学者孟禄、推士、麦克尔等人也先后到访,“教育万能论”、“儿童中心主义”、“教育无目的论”等实用主义教育观点成为当时的热点话题。在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壬戌学制》和《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都是以美国实用主义为指导思想,明确提出了要尊重“顺应儿童爱好活动的本性”,“发展个人之本性及人格”[2]的实用主义原则,一些西方的体育课程和运动项目得以正式步入学校体育课程之列(如生理、卫生、田径、球类等)。

3.自然主义体育思想

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是基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一种体育思想和方法,在学校体育的目的与任务方面,特别强调通过体育培养“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注重学生在体育课程学习中的身心愉快和本能[3],强调体育的娱乐价值。“中华民国”教育部于1929、1932、1936、1940(小学1942)、1948年分别进行5次课程标准的修订中,体现了自然主义的体育思想。例如,在小学体育课程中强调顺应儿童本性,发展运动能力,培养优良品德和娱乐兴趣;中学注重锻炼体格,掌握运动技能,养成以运动为娱乐的习惯。

4.选手体育思想

随着盛行军国民主义体育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自由主义、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学校体育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3年,学校“体操科”改为“体育科”以后,田径、球类等西方竞技体育运动项目引入学校体育。从此在学校体育活动中有了竞技比赛,各学校为了争夺锦标,搜寻、争夺高水平运动员入校。此时,学校体育的工作重点是选拔运动员,以竞技体育为中心。

5.运动教育思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学校体育方面主要是学习前苏联体育理论、思想和体系,以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作为自然科学基础,又以凯洛夫教育学理论作为学科体系基础,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解决体育教学理论问题,并把发展人的社会属性观点纳入体育教学中,使体育教学不仅仅是发展人的个体,更重要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4]。运动教育思想批判了只重视少数选手的旧体育思想,确立了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水平和思想教育的根本任务。

6.竞技与训练思想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的“乒乓球外交”拉开了体育发展的帷幕。我国在体育方面加强了与各国之间的交流,大力发展竞技运动。1973年,颁布了《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举办了全国中学生运动会,1975年,举办了第四届全运会,学校体育也逐渐恢复正常的授课状态。这一时期各省市从上到下都举办中小学生运动会,层层比赛选拔运动员,体育课也以竞技运动项目和训练方法进行教学授课,除新授课的必要讲解外,大部分体育课则以训练为主,大多数学校在课后还选拔学生参加运动代表队,进行各个运动项目的专项训练,学校体育工作的重点偏向竞赛、达标和训练方面。

7.体质教育思想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学生体质严重下降,学校体育忽视了体质教育,于是出现了意义相同的“体质教育”、“增强体质”和“真义体育”[5]思想,这些思潮都强调“应以发展学生身体、增强学生体质为主导”的思想,在体育课堂上比较注重运动负荷的“度”和锻炼的“量”的科学控制,强调学生的直接锻炼效果。这种思想因提倡科学锻炼被许多学者所推崇,认为“增强体质”思想对体育的物质条件的要求比较灵活,便于施行。

8.技术教育思想

技术教育思想也称传习式体育思想,它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则深受苏联体育教学理论的影响。这一思想是指在体育教学中强调以掌握运动技术、技能为主导的教学思想,也曾以“掌握三基”、“技术健身论”等为口号。另外,“竞技与训练”思想从本质和内涵上与“技术教育”思想也基本一致。因为,虽然一些论者将“竞技体育”、“运动训练”思想视为培养竞技能力、提高运动技术的竞技项目教学为中心的一种教学思想,但在教学实践中,真正以培养竞技能力、培养运动员为直接目的的体育教学并不多见,主要是选择竞技运动项目作为教学内容,按竞技运动技术的标准进行体育教学与训练。所以,“竞技与训练”思想与“技术教育”思想是一致的。

9.全面教育思想

全面教育思想的理论依据出自教育目标,它认为体育是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体育和智育、德育、美育、劳动教育有机联系,共同完成教育任务。增强体质是学校体育的主要任务,进行道德品质、知识智力、审美观念等其他教育是需要共同完成的任务。因此,体育教学是一个具有多功能的系统,应从多层次、多角度建立目标体系。持全面教育思想的人认为,“只有从多方面挖掘体育的功能,不断拓宽学校体育教学的任务,才能真正发挥体育教学在整个教育中的作用,才能突出体育教学的地位。”[6]

10.快乐体育思想

快乐体育思想源于日本,它的宗旨是在体育课堂上营造轻松愉快的气氛,使学生通过体育运动感受运动的快乐,通过和同伴的合作与理解,感受到成功与喜悦。日本学者高桥健夫指出:“快乐体育论把学校体育作为终身体育的一个阶段,把运动置于终生目的,让人们从运动中体验快乐,并把它作为终身追求的目标。”[4]毛振明博士将快乐体育概括为:“使学生根据自己的水平和能力进行自主的学习,充分理解运动中内在的本质,体验体育中的乐趣,从而热爱运动,养成习惯以至终生。”[7]

11.终身体育思想

终身体育思想源于终身教育思潮。终身教育思想自20世纪60年代被提出以来,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教育改革与实践共同遵循的准则[8]。关于终身体育思想,目前一般的认识是指“体育教学中以培养学生终身从事体育活动的能力和习惯为主导的一种教学思想”;也有人认为终身体育思想主要强调培养终身从事体育运动的兴趣;还有人把让学生掌握一两种终身受益的运动项目作为主要任务。终身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教育应贯穿于人的整个一生,也是人终身学习的一生。”[9]终身体育思想也应当倡导学生终生进行体育运动的意识和习惯,培养具备科学锻炼的知识和能力。它应该是一种体育教育观念,是处于其他体育教学思想的上位概念。

12.健康第一思想

1950年6月19日,毛泽东写信给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提出了“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指示,这在当时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学校体育思想开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直到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之后,中国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似乎才有了一个比较权威的统一说法,国家教育文件中明确指出学校体育要贯彻“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10]。“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确立,并非排斥技术教学论或体质观,而是在更深层次上赋予了新的意义和要求。

13.几种体育教育思潮

主观主义体育,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国家体委曾召开农村体育工作会议,对各地都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以致许多地区出现“白天千军万马,晚上灯笼火把”的突击锻炼身体的情况。学校体育也强迫突击锻炼,搞形式主义,要求几天之内都达到《劳卫制》标准,以便敲锣打鼓报功贺喜。

否定主义体育:“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否定了建国17年来我国教育的一切成绩,学校体育也遭到全盘否定,走上了“以政代体”、“以军代体”、“以劳代体”的极“左”道路。“军体课”以队列队形为主,采取各班集中教练形式授课,队列操练、负重行军、野营拉练、射击刺杀是军体课的主要内容;有的学校把体育课改成学农课,在农村建立基地,结合参加劳动,组织所谓“定点插秧”、“春种夏收”等活动内容[11]。此外,还出现了紧跟政治形势,突出政治挂帅的现象。例如将“培养学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抓紧革命大批判,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等口号作为体育课的目的任务[12]。

愉快体育:“愉快教育”在我国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影响十分广泛,受其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产生了快乐体育思想。这种“愉快体育”思想的基本观点是“从终身体育与个人发展需要出发,从情感入手,对儿童进行健全的人格教育、身体教育。同时强调学习兴趣与创造学习,使儿童能够自主地、欢乐地从事体育学习。”[13]

成功体育:由于“快乐体育”、“愉快体育”本身的局限以及所受到的质疑,于是有人在“成功教育”思想的启发下,提出了“成功体育”的主张。从广义上说,成功体育就是要培养身体强健,心灵美好,具有竞争意识和协同态度,能适应现代化社会和生活需要的新一代。从狭义上说,就是要使学生在体育学习中获得成功的体验。“成功体育”特别强调学生在体育教学中获得的愉快和成功的情感体验,并认为这是培养学生体育意识和兴趣,培养学生自尊心、自信心等心理素质的必要途径。

挫折体育:根据青少年学生心理素质存在的问题,以及个人的需要,针对“成功体育”在方法上存在的弊端,有人提出应当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挫折体育”教育,只有战胜艰难险阻和挫折失败,最后获得成功,才更具有教育意义。它的基本方法是在体育教学中有意识、有计划地设置一些困难,让学生经受一定的挫折,然后再帮助他们去战胜困难达到成功,从而提高学生的抗挫折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二、中国百年学校体育课程目标的价值取向

体育课程目标的基本来源是学生的需要、当代社会生活的需求、体育学科的发展[14]。本文依据中国政府百年(20世纪)间颁布的各个时期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标准(体育教学大纲)中的课程目标为主要研究媒介,在参照社会历史发展背景、教育政策和法规法令、学校体育思想、百年来课程标准价值取向等诸因素对课程目标的作用的基础上,运用课程与教学论理论、比较研究理论与哲学发展观,将中国一百年来的学校体育课程目标划分为9个历史发展阶段。

1.西学为用引进军国主义(1902年—1911年)

清政府从1902年和1903年颁布《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决定在各级学校正式开设体操科开始,效仿日本进行兵式体操和普通体操的教学。1906年,清廷学部颁布的《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更明确规定:凡中小学堂教科书,必寓“军国主义”,设置体操课,推行军国民体育思想已成为学校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门课程[15]。由此,学校体育课程——体操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2.军国主义转向实用主义(1912年—1926年)

“中华民国”教育部于1912年以后颁布的《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中学校课程标准》中,仍然以军国主义体育为课程目标。1919年以后受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影响,一些学校开始尝试西方学校的教学内容。1923年废止了“兵式体操”,将体操科改为体育科,田径、球类、生理、卫生等体育内容得以正式步入学校体育课程之列,体育课程目标由军国主义转向实用主义。

3.三级分化各自为政时期(1927年—1949年)

国民党教育部于1929-1948年分别进行了5次课程标准的修订,体育课程目标由实用主义转向自然主义,体现在学生心理、生理、社会、教育、生活等多方面的追求。伪“满洲国”实行新学制,体育课使用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几乎全部照搬日本,实行军国主义的课程体制。解放区学校体育推行的是一种战时体育思想,主张国术、军事、体育三位一体,把军事训练和苏式体育结合起来,其中军事训练占主导地位。

4.苏式理论转向主观主义时期(1949年—1960年)

1956年的体育教学大纲以“全面锻炼身体”为目的,参考了苏联教学大纲的经验制订了体育运动教材,从而使体育课程正规化。然而1958年后受“大跃进”思潮的影响,很多学校投入到“大跃进”的生产劳动中,出现了“以军代体”、“以劳代体”等主观盲目现象。

5.初成体系与“文革”停滞时期(1961-1976年)

1961年的《教材》基本摆脱了苏联的影响,纠正了主观盲目思想,从身体机能、运动习惯、运动技能和思想品德等方面初步奠定了体育课程的基调。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荡,《体育教材》被迫停止使用,学校体育遭受严重的损害,学校体育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6.重视运动技术教育时期(1977年—1986年)

1978年的体育教学大纲以培养现代化人才为宗旨,强调了体育课程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有效地增强学生的体质的指导思想。确立了体育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保卫者。”提出了3项基本任务,提倡“三基”,重视全面锻炼身体的科学性和运动技术教学的规范性,将掌握运动技术与完成体育课程目标紧密地结合起来。

7.课程目标的融合时期(1987年—1991年)

1987年的体育教学大纲体现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思想,把“促进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奠定基础”、“成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作为体育教学的目的,扭转了只重视“三基”、重视竞技体育教学的局面。这一时期体育指导思想丰富,课程目标除“身体派”、“技术派”观点外,还出现了终身体育、生活娱乐、快乐体育等新思想和新理念,体育课程的目标价值取向处于融合阶段。

8.课程目标的发展时期(1992年—2000年)

1992年和2000年的体育教学大纲比以前有了较大的变化,除了体育课程的基本目的和基本任务外,又突出了健康教育、个性发展、社会适应等方面的要求,体育课程目标受到了以人为本、素质教育等教育理念的影响。这一时期学术气氛非常活跃,提出了许多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和课程目标,如终生体育、快乐体育、增强体质、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发展个性、健康教育等。

9.课程目标的多元化时期(2001年至今)

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改变了原体育教学大纲中一项目的、三项任务的目标模式,提出了课程目标的新体系。新目标体系在确立课程目标的基础上,从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等方面提出了领域目标和水平目标,体现了课程目标多元化的价值取向。

三、学校体育思想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中国的学校体育思想大多是从外国引进的,如军国主义、快乐主义、终身体育思想是从日本引进的;自由主义、自然主义来自美国;运动教育、体质教育、全面教育则借鉴于前苏联。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校体育同教育事业一样,在学术、调查、研究等方面有了飞速的发展,学校体育思想也出现了自己的观点,如“健康第一”指导思想,还有愉快体育、挫折体育、成功体育、以人为本、素质教育等教育思潮。

学校体育课程目标的产生和确立基本上与体育思想相对应,反映了当时学校体育课程的基本发展方向。体育思想与课程目标的关系非常密切,体育思想是确定课程目标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指导体育教育工作的基本理念。体育课程目标一经确立,将成为直接指导学校体育教学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学校体育思想产生在先,课程目标制订在后,从我国百年体育思想与课程目标的发展过程来看,体育课程目标大多来源于体育思想。这是因为学校体育思想的产生主要是由体育工作者、学者、专家直接发动的,继而发展到学术会议、学术团体;如果理论可靠,论据充分,影响良好,接下来就可以由教育行政机构和教学单位组织实验和推广;如果实验效果显著,经过政府行政部门及专家学者的认可,方能确定为体育课程目标。

中国的体育思想在建国前比较少,建国后尤其是在80年代后,体育思想大量涌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有人从体育学科的基本内容出发,主张继续推行运动教育思想;有人从体育的根本目的出发,坚持体质教育思想;有人从学生的情感出发,推崇快乐体育思想;有人从学生长远的健康需要出发,提倡终身体育思想;有人从学生的全面发展出发,主张多功能、多目标思想。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之后,学校体育指导思想才有了一个比较权威的说法,那就是学校体育也要贯彻“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但是,也有人认为“健康第一”是学校教育的指导思想,不能反映学校体育自身的特点。于是有人仍然主张把终身体育、快乐体育、全面教育、体质教育作为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由于这一时期的体育指导思想观点各异,全国各地有多种体育指导思想并存,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国在80年代以来课程改革的各个时期没有形成比较权威的课程目标。

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新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学校体育才有了比较系统的课程目标体系。终身体育和健康第一思想作为其学校体育思想的上位概念在课程标准中得以提倡,在教学实践中运用各种体育思想时要首先考虑到终身体育思想和健康第一思想。学校体育的根本目的是增进学生的身心健康,而培养学生形成体育的意识、习惯和能力本身就是为了实现“健康第一”和“终身体育”的目的。新的课程标准的颁布,制订了新的课程目标体系,打破了以往一项目的、三项基本任务的轮廓。课程目标体现了以运动与健康为主线的理念,搭建起了课程内容自组化、领域目标多元化、水平目标层次化的框架,要求教师要转变传统观念,发展专业水平。如果体育教师对课程目标之间的范畴、关系和内涵上认识不清、层次模糊,就不能按照体育课程标准和课程目标组织教学活动,就不能很好地体现学校体育思想。有的学校体育思想得到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科专家的认可,也可以成为课程目标,例如终身体育思想,它既是学校体育思想,又是体育课程目标(2001年高中新课程标准中课程目标的第三条:形成运动爱好和专长,培养终身体育的意识和习惯),而许多体育思想却不能作为课程目标,如快乐体育、挫折体育、竞技体育思想等。

收稿日期:2008-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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