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及我们的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冷战论文,浪潮论文,对策论文,结束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主义在当代重新崛起已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冷战结束后，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民族问题都尖锐地表现出来，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国家内的族群冲突。其不仅撕裂了一些国家、酿成了激烈的区域震荡，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对当代国际关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世界格局。最近，江泽民同志号召我们：“一定要注意研究当今世界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同时要做好我们自己的民族和宗教工作。”（注：《民族团结》1999年第9期第10页。）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结构的国家，认真研究当今世界民族问题的态势及其影响，特别是认真研究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处理民族问题的失误，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
一、世界民族主义新浪潮的主要特点和泛起的原因
（一）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主要特点
1.以民族主义分离运动为特征的国家裂变。前南斯拉夫分裂成5个国家，前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2个国家。这些国家原来都是实行联邦制的多民族国家，在激烈的政治动乱中，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趁机挑起族际冲突和造成国家分裂。这些国家的民族分离又具有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逆动的趋势。这些新的国家独立后，彼此之间在分割财产、争夺领土、处理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在南斯拉夫，令人瞩目的克罗地亚、波黑和科索沃经历了8年的战争和流血冲突；在独联体内的一些国家，如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吉尔吉斯斯坦，最突出的是车臣问题。此外，在西班牙、土耳其、马里、安哥拉、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都很活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民族问题专家保罗·戈布尔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可能从目前约200个国家分裂为500个国家。
2.跨国的“泛”字号民族主义东山再起。目前比较活跃的主要有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等。其中最突出的是中亚地区以土耳其为源头的泛突厥主义（又称奥斯曼主义，大土耳其主义）。它是本世纪初由青年土耳其党提出的一种扩张主义思想，主张建立由博斯普鲁斯海峡向东直到阿尔泰地区全部突厥语系各民族在内的大帝国。由于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战败国，泛突厥主义遭到沉重打击。但作为一种沙文主义思潮，始终继续存在。冷战结束后，超级大国对中亚地区的制衡力量被削弱，作为地区强国之一的土耳其趁势而起，利用泛突厥主义为实现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近几年还出现了泛匈牙利主义，泛哈萨克主义，泛蒙古主义等民族主义思潮，在相关地区成为一种不稳定因素，引起世人的关注。
3.民族矛盾、民族冲突和宗教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冷战后，世界各地的民族冲突与冷战时代被压迫民族反对外来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不同，它主要是在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或国家内部爆发，冲突往往同宗教问题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从而更加错综复杂。最典型的宗教民族主义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西亚以伊朗、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17国，中东5国以及北非和南亚大部分地区，都是信仰伊斯兰的国家，许多世纪以来，伊斯兰教思想一直控制着这些地区，形成庞大的穆斯林聚居区。以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建立起国家政权为标志，伊斯兰复兴已是一大趋势。海湾战争，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更把伊斯兰复兴运动推向新的阶段。
原教旨主义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急先锋和极端派别。原教旨主义是西方对近代伊斯兰教中出现的反对“异端”，提倡回到《古兰经》与《圣训》原来教义中去的思潮的称谓。它主张严格按照《古兰经》与《圣训》以及伊斯兰教法行事，以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制度，且手段比较极端，对笃信宗教的穆斯林，尤其是厌世的青年一代颇有吸引力。目前，伊斯兰复兴运动已形成泛伊斯兰主义思潮，迅速走向国际化，并呈多中心倾向。在欧洲，巴尔干半岛诸国都不同程度存在穆斯林问题，科索沃问题更是凸现出穆斯林的影响。在亚洲，其影响不仅辐射到印度和孟加拉，也渗透到中亚，我国西北地区和东盟六国的广大地区内；在美洲仅美国的穆斯林已逾1000多万，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也在加拿大设立活动机构。
4.民族问题普遍化和国际化。当今世界不存在民族问题的国家很少，只是矛盾的性质和程度不同而已。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发端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不仅席卷欧洲，并向世界蔓延。在这股浪潮的冲击下，一些多民族国家固有的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明显加剧，并形成了新的民族热点地区。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成为了世界民族冲突热点中之热点，若再和中东、中亚地区的民族热点地区联系在一起，则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民族冲突集中带，其面积达到1250万平方公里，超过整个欧洲，涉及人口近4亿，其中3亿为穆斯林。
民族问题国际化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全球化的日益加强，使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在国际上很快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一个国家处理自己的民族问题以及国际上对其处理民族问题政策的态度更会引起每个民族国家的关注和警觉，民族问题已成为牵动全球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影响世纪之交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推行其全球战略，往往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为实现其霸权服务。从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干涉呈上升和加强的趋势，直到最近北约对南斯拉夫发动所谓“人道主义”战争，也往往使一国之内的民族问题成为世界性的民族问题。
5.经济民族主义进一步强化。主要反映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增加，美国同日本、西欧的经济贸易战，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为获得制定油价和控制石油生产权与国际石油垄断资本进行的斗争。
（二）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浪潮泛起的原因
1.冷战格局对民族矛盾的制衡机制的瓦解，原来被掩盖或相对弱化的民族矛盾迅速强化、表面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了建立在雅尔塔体制基础上的，以美苏两极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格局，国际政治主要表现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垒。民族主义受到了压抑和制约，处于次要地位。但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雅尔塔体系崩溃，国际两极格局结束，国际关系的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下降。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国家中，一批以民族主义为旗号的集团势力膨胀，导致这些国家的民族分裂主义高涨，并对地区局势乃至整个国际政治产生强大的冲击力。其它一些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随着“冷战”的结束，纷纷调整，以期在大动荡的国际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把维护本民族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已消除了来自前苏联的威胁，其内部原有的矛盾，其中包括民族矛盾也在上升，从而出现了民族主义增强的情况。
此外，两极格局解体后，世界朝多元化方向发展，还为地区性大国的崛起提供历史性机遇，一些国家便利用民族主义为本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以达到地区争霸的目的。海湾危机就是冷战后美国的“单极世界”构想与萨达姆趁苏联势力撤出中东之机在海湾地区称霸之间的交锋及其演变。
2.全球化与民族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影响，特别是经济霸权、强权政治和强势文化的刺激，使民族性的再造和展现空前活跃。近年来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全球化的深化势必导致国家主权遭到一定程度的侵蚀，而受动者适应、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在压力突然加大的情况下，必然要产生大的反作用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凭借经济、技术和综合国力的优势，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西方化”，他们从意识形态到政治和经济模式，进行全面的输出，对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这种冲激波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特点都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泛起，形成了反“西方”的局面。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化”的冲击下，社会又出现失控现象，不仅正统思想被瓦解，政府权威被削弱，而且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也比较混乱，社会结构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这又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提供了生存的条件。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全球范围民族主义抬头是各国对全球化加速的一种“反动”。
3.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导致不同民族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优势，借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东风，通过种种手段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使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据布热津斯基在他最近出版的《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介绍，60年代富国比穷国富30倍，90年代扩大到150倍。而且这种差距仍呈继续扩大的趋势。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有些国家正在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有些国家经济形势日益恶化，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各国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这又促使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觉醒，日益要求改变不合理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因此，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甚至不惜采取一些极端手段来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可以说，全球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平等现象的加剧，是世界性民族主义思潮重新兴起的最深刻的根源。
二、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在民族问题上的失误
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是以经济、政治为核心的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民族危机也起了重要作用。苏南民族政策上的失误，导致了积累的民族矛盾激化，引发社会动乱，加剧政治演变，加上外国势力趁机插手，国家被分裂，教训十分惨痛。但由于在发展道路上，苏联选择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斯大林模式，而南斯拉夫则走上以分权为特征的自治道路，所以在民族政策的失误中有共性，也有不同的特点。
（一）过早地宣布民族问题的解决，掩盖了存在的各种矛盾
苏联和南斯拉夫都是民族较多，成分复杂的国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在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不断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而他们却过早地宣布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否定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毫无例外地宣布“已经消灭了产生民族纠纷的社会基础”，已不存在“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民族关系充满“相互友爱”和“兄弟合作”。苏联已“彻底地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南共联盟八大也宣布国内民族问题已经以最好的方式解决了，民族关系不存在任何问题等。这样在实践中就会不自觉地回避甚至掩盖事实上的民族矛盾，使民族工作丧失了其应有的地位。
（二）没有正确处理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统一和自治的问题
1.苏联高度中央集权的命令主义管理体制，使各加盟共和国的自治实体丧失了根据民族和地区实际发展经济文化的自主权利，严重地挫伤了各共和国的积极性，削弱了加盟共和国与中央的凝聚力。列宁逝世后，苏联联邦制的基本原则未能付诸实施，从而导致联邦制的严重变型。名义上是联邦制，实际上是集权的转化，使宪法赋予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的自主权利被大幅度削弱，使各非俄罗斯民族加盟共和国自治实体丧失了根据各民族和地方实际发展经济文化的自主权利，束缚了地方民族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削弱了各加盟共和国和中央的凝聚力。
2.南斯拉夫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和经济改革中，权力下放过大，导致了多中心萌芽，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联盟中央逐渐失去了维持各民族统一的能力。60年代开始，对民族自治地方扩大自治权，这对调整国内民族关系是有益的，也是符合马列主义原则的，但是权力下放过大，导致了多中心的萌芽，国家宏观控制能力降低。进入70年代以后，继续推行权力下放，联邦中央仅保留国防、外交、内务、对外经济往来和统一国内市场五个大权。尽管当时权力下放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共产主义意识，权威性政治人物以及有效的规模经济这三者的和谐作用”，维系了多民族国家统一体，并没有引起社会的混乱。以后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权力不断增加，其自主权、独立性越来越强，结果放弃了“中央国家主义”，形成了“多中心国家主义”，联邦政府逐渐失去了调控能力，全国的统一市场变成了“八个市场”（即六个民族共和国和二个自治省），实质上已破坏了联邦国家统一和凝聚的物质基础，导致后来局势变化而不能很好地控制住全国局势。
（三）没有正确而有效地处理民族间的关系，导致民族矛盾的加剧和国家的解体
1.苏联推行大俄罗斯主义，把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主要任务，并人为地促进民族融合，加剧了各少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的矛盾冲突。在俄国历史上，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根深蒂固。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注意到地方民族主义的情况的同时，强调主要反对大俄罗斯主义。但是在30年代以后，不再强调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却把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作为解决苏联民族问题的主要任务，对非俄罗斯民族维护民族特点，保留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合理要求以及对现状不满的情绪，统统作为地方民族主义加以打击；特别是战后对10多个民族进行惩罚性的迁移流放，撤销自治实体，随意分划地方隶属关系，强化推广俄语文，宣扬俄罗斯民族优秀论，并人为地加速民族融合的过程等一系列做法，大大地加剧了各少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的矛盾冲突。
2.南斯拉夫为了防止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复活，采取了若干压制塞族的政策，伤害了塞族人的感情，并对地方民族主义采取了一再妥协让步的政策，纵容了民族分离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不断发展。新的一代执政后，没有能形成一个领导核心，联邦主席团成了“集体总统”。以后，南共联盟又逐渐放弃了党的领导作用，放弃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样进一步助长了党内“民族化”、“联邦化”的倾向，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急剧发展，各共和国联盟的领导都陷入了民族主义的泥潭，把民族利益置于南斯拉夫整体利益之上，民族关系逐步恶化，对立情绪越来越尖锐，民族矛盾日益加剧，甚至引起民族战争，西方乘机插手，使南斯拉夫走向公开分裂。
（四）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民族矛盾，导致了民族分裂
苏联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所造成的现实利益冲突，是触发民族主义火药桶的导火线。在高度集权体制下，其过度强调联邦国家的集体利益，也过分照顾占统治地位的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忽视了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利益，产业配置和产业结构既不合理又不均衡，使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沦为单纯的原材料产地（如中亚地区）或某些专项产品基地（如波罗的海沿岸三国）。80年代初，苏联西部地区工业生产密度比全苏平均水平高2.3倍，比东部高13倍。中亚地区国家工业产值按人口平均则为全苏水平的45%。现实经济利益的尖锐对立激起了一些加盟共和国和少数民族的不满和愤慨，强烈要求纠正过去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失败和经济混乱局面的加深，为民族利益的冲突火上添油，使民族分离主义的火焰越烧越旺，最后吞噬了联盟国家。
7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已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但是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最不发达地区和最发达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达到1:20。南共联盟虽一贯重视加速不发达地区发展，并为此作出很大的努力，但仅以多提供资金的办法来解决，而忽视落后地区自身的发展能力，其结果并不理想，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继续拉大。另一方面，在援助不发达地区的过程中，又一味采取行政手段让先进共和国和地区分摊，使发达地区觉得吃了亏。这种不平衡状态，使得民族关系更为复杂、更为尖锐。
三、我们的对策
冷战结束后泛起的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目前仍在发展，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一直把民族、宗教问题作为“西化”、“分化”我国的突破口。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必然对我国的民族问题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并且作出相应的正确对策。
（一）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和教训，把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发展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四大基本原则和四大基本民族政策，建立了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民族根本利益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了一整套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处理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些正确的政策和制度，保证了我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巩固，保证了各民族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保证了我们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国际形势剧变、民族主义浪潮汹涌的大环境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受了考验。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讲话中指出的：“这些基本政策和制度是我们重要的政治优势，是我们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和改变。”（注：《人民日报》1999年9月30日。）
（二）从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战略地位
民族问题普遍化和国际化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个特点，“全球一些热点地区发生的冲突和战争，大都与民族问题处理不当或外国势力插手民族纠纷有关系。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无从谈起”。（注：《人民日报》1999年9月30日。）事实一再证明民族问题在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共同的因素不断增多，但是，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经济、文化上的差别依然存在，剥削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遗毒等旧社会的痕迹，也不是短时期内能消除的，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国际敌对势力明目张胆地支持我国内部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正在加紧对我们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他们披着宗教外衣，打着“民主、自由、人权”和民族的旗号在国内制造骚乱，甚至暴乱，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民族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民族问题是关系到边防巩固、祖国统一、安定团结、四化建设的全局性大问题，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任何淡化民族工作的言论都是极其错误的。
（三）加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一个具有不同语言、宗教、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多民族国家是否具有较强的凝聚力，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状况有直接的关系。据有关研究表明，在80年代中期之前苏联的经济发展，南斯拉夫在铁托时代的经济发展都好于它们历史上的其他时期，而且不逊于最好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优越性构成了苏联人民和南斯拉夫人民维护其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要因素，这个因素在其权威人物去世之后与政治体制一起仍然维系着苏联和南斯拉夫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再具体看看苏联国内，波罗的海三国在并入苏联之前，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与北欧诸国接近，但后来却明显地落后于北欧。因此，这三个共和国要求独立的呼声最早最强，最早脱离苏联。可见，搞好经济是促进民族关系和睦的基础性因素。
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发展上。因此，江总书记早就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现阶段，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加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缩小民族间、地域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都作出了加速中西部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步缩小发展差距的决定，并采取了不少有效措施。但是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消除，需要我们作长期的努力。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心协力，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四）正确处理统一和自治的关系，不断完善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总结苏联和南斯拉夫在民族政策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中央集权与民族地区分权，国家统一和民族自治的关系问题。这不仅对斯大林和铁托来说是一个难题，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高度集权不行，过度放权也不行，这需要掌握好一个“度”，应考虑如何根据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要求，对中央和自治地方的事权关系有一个总体设计，一个整体的框架，并在今后新修改的自治法体现出来，使中央和自治地方的事权关系制度化、法制化。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已明确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把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区域自治紧密结合起来，具有强大的政治生命力，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并不断加以完善。任何时候都要正确把握维护国家统一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国家依法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利，民族自治地方要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健全民族工作方面的法制，以利维护和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改革、发展、稳定的良好局面。”（注：《人民日报》1999年9月30日。）
（五）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关键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0页。）苏联和南斯拉夫从民族危机到联盟解体的过程证明，共产党如果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但不能解决好民族问题，相反，只能导致民族危机，国家分裂，还使各族人民遭殃。戈尔巴乔夫搞所谓的“新思维”，特别是推行“政治多元化”、“民主化”、“公开性”，动摇了苏共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信念，破坏了全党的集中统一，致使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思潮大泛滥，导致形成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公开进行分裂活动，成为瓦解联盟的重要危害因素。而苏联党和政府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又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致使局势失控，终于导致严重恶局。1990年初，南斯拉夫议会通过“政治结社”法，同意实行多党制。到年底，全国党派数量就达到了248个。各种形式的党派打着民族的旗号，大搞民族沙文主义，最后导致民族矛盾加剧，南斯拉夫陷于分裂和战乱。
（六）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教育，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方针，并坚决与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作斗争
总结苏联、南斯拉夫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要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还要注意克服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要在全社会坚持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教育，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认识民族和民族问题，牢固地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要用团结、教育和疏导的办法，正确处理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人民内部矛盾，及时解决出现的利益纠纷，防止不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伤害民族感情的事件发生，要教育各民族群众高举团结和法律的旗帜，自觉维护祖国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
我们同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斗争，是一定范围内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是在国际风云变化形势下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维护祖国统一、团结、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与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实行历史倒退的斗争。我们要认清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不懈地开展这一斗争，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依靠各族干部、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依法打击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防范和抵御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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