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知识经济研究的视域——1999年知识经济研究的状况、问题及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研究论文,视域论文,知识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识经济”是一个近两年被我们理论界炒得很热的概念，在1999年里它继续受到关注。本文试图对1999年“知识经济”研究的状况、研究中提出的问题以及应该如何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作一概述，并作出相应的思考和评论。
一、当前知识经济研究的状况
1999年，国内知识经济研究的总体特点是，走出前两年只注重宣传介绍的局限，开始进行较全面的反思，并对与知识经济相关或由知识经济的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影响给予初步的探讨。这一方面意味着讨论中观点更加纷杂、对立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研究的范围更加宽广，研究也有所深入。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
1.对“知识经济”概念内涵的继续探讨。“知识经济”概念在当今世界的普及并受到国人的重视，可以说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由于两个因素：其一是经济合作组织（OECD）于1996年10月8 日在巴黎发表的一篇报告中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Knowledge-based Economy），并把它界定为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之上的经济；其二是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一份报告中使用了“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 一般认为来自于联合国机构1990年的提法）。尽管追根溯源，自7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著名学者对当时的社会转型与变迁就有预感，并预测性地提出“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非物质经济”、“智能经济”以及“新经济”等概念，但现在这些种种提法渐渐地归入“知识经济”的范畴中。其中，上述两个因素可谓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正是这种归并使得“知识经济”这个“总”概念产生模糊和种种歧义，以致争论不休。目前国内学界对“知识经济”概念主要存在着以下几种看法：
郭强对“知识经济”做了广义与狭义的区分，认为在“知识经济”概念下可以区分为由知识本身成为产业而形成的知识经济（知业经济）和知识在其他产业的应用而形成的知识经济，这是两码事。前者是狭义的和名副其实的知识经济，后者则是广义的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而只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所以Knowledge- based Economy 和Knowledge Economy是两个不能相等的概念。
刘景泉从知识与经济二者的关系出发，在指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没能表明知识经济与过去科学技术革命的区别、因而未能揭示知识经济的本质之后，认为所谓“知识经济”就是知识经济化、经济知识化，即知识与经济融为一体。其理由有：1 ）揭示了知识经济与过去经济形态的联系与区别；2）揭示了知识与经济的相互融合的特点；3）预示了社会发展方向。
叶险明则在“知识经济”的现实基础以及它的作用和影响的范围和结果上来把握概念本身，认为“知识经济”的现实基础就是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和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信息功能和属性界定了它的使用范围，因而“知识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属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整体之中的“信息经济”。这种把“知识经济”与“信息经济”相类似或相等同的观点，在美国是较普遍和流行的。有资料表明，许多美国人认为，知识和信息紧密相关，知识经济就是信息经济。
龚唯平面对“知识经济”热潮提出了“冷”质疑，认为：1 ）“知识经济”很大程度上属于未来学的范畴，而非严格的经济学范畴；2 ）把知识经济说成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等于白说，古往今来的经济没有不以知识为基础的；3）知识是一个涵义广泛的概念， 其与经济相结合而成的“知识经济”概念在外延上必然是模糊不清的。说“知识经济”可能产生误导，以为一切知识都可以产业化商品化，都可以转化为“经济”，甚至以为人类社会除了“经济”就一无所需了。他主张以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 ）的“知识产业”来替代“知识经济”所表达的内容。就其把“知识经济”替换为“知识产业”而言，这与郭强的观点相类似。
赵卫认为，“知识经济”并不是以知识来取代资本甚至排除人或其他物质生产要素的经济形式，它主要是用智力资本更合理地重新安排现有的物质要素。因此，主张知识经济就是以广义智力资本为生产的主导要素，以具有物化功能的新型科学技术的直接应用为现代生产力构成内核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
从以上概述中可见，对“知识经济”概念提法的科学性和其内涵究竟是什么的探讨，尚需要进一步研究。当然，这也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学术问题。
2.对“知识经济”所具有的特征的研究。对知识经济特征的把握是与对知识和知识经济之概念的认识密切相关的。作为“知识经济”之特征的应该是与以往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区别的特有性质，国内学界对此的归纳也是众说纷纭。
娄玉芹从知识经济的总体特征出发，认为知识经济区别以往的经济形态在于：它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它以高技术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以人与自然高度协调为主要特征。胡国义把可持续发展与智力创新和信息化并存作为知识经济的特征。这种观点一致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最本质创新在于：在价值观上变过去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为和谐关系，在发展观上变过去单纯追求经济指标为经济、社会和自然综合协调的发展。它着重开发知识、智力这一无限资源。
葛新权等人则从投入与产出及二者之间的经济技术关系来说明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认为它是包括理论、制度、管理、技术等创新在内的知识创新，同时还具有以下特征：知识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和研究与开发等无形资本迅速增加、作用更大；知识成为决定财富分配的第一要素，拥有知识就是拥有财富；经济将出现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服务化、全球化和可持续化，等等。
董瑞华从生产和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经济时代；黄天丞也主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知识经济的实质和核心内容。他们认为，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里，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并能导致知识——技术——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因而，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是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
但是，刘景泉反对以科学技术为知识经济的特征来划定它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区别，认为：15、16世纪和在20世纪60、70年代前，曾经发生过三次大的技术革命，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乃至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因而那时科学技术与工业、农业就有不同程度的结合。叶险明也认为，作为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信息功能和属性概括的知识经济只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只是它的更高一级的阶段，而不是与工业经济相区别的新时代。相似的观点还有，上进认为，知识经济是正在被现代工业化社会培育着的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知识经济还不可能完全取代工业化经济而成为社会的普遍经济基础。
以上两种以强调可持续发展和科学技术为主要特征的观点是近年来颇为流行的，而对它们的反思和质疑表明了当今国内学界在知识经济问题上有着更为冷静、理智和全面的认识与把握。
3.对“知识经济”来临时所可能展现出的社会时代特点的预测研究。对于“知识经济”离我们有多远的问题，国内学界存在着不同看法，但较为一致的认识是：它离我们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由于知识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都只是一个开端，因此，我们今天对知识经济的研究本质上就是预测性的。那么，国内学界对即将来临的知识经济时代主要关心什么？我们认为，主要关心以下几个问题的研究：
（1）知识价值的研究。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 人们普遍对知识的价值更加重视，对知识价值的研究日益升温。就目前国内对知识价值的研究来看，主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一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直接切入，另一个是从哲学的角度宏观把握。
在知识经济的前提下谈论知识价值，主要谈论的是知识的经济价值。因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知识价值是极为普遍的。如曹绪飞认为，知识经济的前提是知识的商品化，甚至资本化。知识作为商品必须经过知识的应用即知识的消费才能实现其价值。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对知识的价值从虚拟形态向现实转化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易培强主张：价值既然是商品的属性，那么只有商品化的知识才具有价值。因此，知识价值就是指诸如高科技产品、知识专利等商品化的知识或知识商品的价值。
彭正银则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把知识价值的特点概括为：由知识更新、创新所致的知识价值的非连续的时效性；由知识的溢散效应而致的价值递增效应；以及新旧技术间不可逆的替代性这三个方面。
郭强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知识的价值只能是知识生产过程中凝结在知识产品中的人类劳动，并根据知识价值在知识产品运动中存在的形式，把知识价值的形态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所谓知识价值的静态是指知识产品被生产出来还没有进入流通领域时的价值构成表现，所谓知识价值的动态是指知识产品在流通中所表现出的价值。国内学界对知识价值的描述主要在其静态方面，而对其动态的价值少有人考察。
以上这些从经济学角度对知识价值的研究无疑是有一定道理和必要的。但若以为这就是知识价值的全部则肯定是片面的，因为此处的价值是经济效用价值，经济活动只是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方面，尽管是最主要的和最直接的方面。因而对知识价值的研究还需给予哲学上的宏观把握。
与经济学的角度相比，目前国内学界在知识经济范围内对知识价值的哲学把握尚不多见，或许是宏观的把握更需要时间的缘故，但无论如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就国内当前从哲学角度的把握来看，主要有两种研究倾向。
一种是就知识本身之价值状态的研究，如程广云认为，哲学应对知识价值的本质属性、类型、构成及评价等给予认识。知识价值的特点在于：1）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是知识价值的本质属性；2）就知识总体说，知识价值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具有无限性；3）就知识单元说， 知识价值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具有创新性；4 ）就知识单元与总体的统一说，知识价值具有一体性。对知识价值的评价标准有三个：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是根本标准；知识总体价值的无限性和单元价值的创新性是评价的“硬标准”；知识的一体化程度是评价的“软标准”。
另一种是研究由知识价值所引起的其他领域或观念上的变化。如胡国义从知识经济对哲学价值领域所引起的革命来说明知识价值所受到的影响与作用，认为：1）知识经济为人的充分、 全面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基础，因为在知识经济阶段，网络技术将使个人的社会关系获得极大的丰富，也使人们能够对社会关系实现共同控制；2 ）知识经济为实现文化价值中心从权本位与钱本位向崇尚人的能力这一价值中心的转移提供了基础；3）知识经济对哲学价值观的改变， 即从对自然界的野蛮开发到合理高效利用、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转变有着重要的作用。陆传照认为，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知识为核心的价值观，它突出了知识对经济的意义，财富的计算以知识的含量为基准，取得知识并实现知识价值是人们追求的目标。知识价值观对人们行为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为规定人们行为的基本趋向和行为方式，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和产业结构变化。由此可见，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由知识之价值的巨大冲击所带来的是价值观的革命。
（2）对知识社会的研究。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和扩展， 将来的社会只能是一个知识社会。对知识社会的预测性研究，在国外的一些学者中早已展开了，尽管所使用的概念并不一致。有关资料表明，最早采用“知识社会”这一术语的作者之一是罗伯特·E.莱恩（Robert E.Lane）。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也使用了这一术语， 但他将其与“后资本主义社会”一词同等使用。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 ）是把“后工业社会”、“智力社会”与“知识社会”一起并用，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则提出了“知识价值社会”。加拿大的社会学教授尼科·斯特尔（Nico Stehr）是直接使用了“知识社会”并较系统地考察了其特点的一位学者。尽管他们在预测中站在不同的现实立场，采用不同的观察角度，在具体描述的过程中有粗有细，但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则给人以启迪，所发出的警示也给人以深思。
与国外相比，国内学界对知识社会的研究可谓是刚刚起步，还处于介绍国外研究状况并初步展开研究的阶段。如李京文等人指出，知识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形态，而且是一种社会形态。知识社会的基础包括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基础，但目前国内更加强调高新技术等硬件，而忽视制度环境、管理水平和教育等软件基础，因而这是我们必须谨防掉入的知识经济陷阱。
赵桥梁是以与工业经济社会相比较来阐述知识经济社会的几种特征的：1）在社会主体上，知识阶层将逐步成为人类社会的主体；2）在致富手段上，知识和信息将取代资本和能源成为生产财富的主要手段； 3）在企业管理上，重点是研究与开发、市场销售和人才培训； 4）在分配方式上，按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取得的业绩付酬，实行“业绩工资制”；5）在产业内容上，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一体化， 其中以知识和信息服务为主的服务业将占据重要地位。
贾红莲从知识经济可能带来的社会文化理念角度来预测知识社会的可能特性，认为：1 ）知识经济社会的文化理念是一种崇尚创新的文化理念；2）不同的文化视界将达到新的融合；3）经济文化（主要是管理文化）将发生新的革命；4）道德文化将得到进一步强化；5）价值观的变革将是建设知识经济社会高度的精神文明的保证。
许斗斗通过知识经济时代所需要的社会价值观来展示知识社会的可能特性，认为知识经济社会的价值观是：1）知识价值观， 因为知识和信息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和最大的推动力；2）人的价值观， 因为人既是知识与经济运作的核心和目的，又是知识与经济的创造者和承担者；3）新的发展观，它包括持续而长远的、整体而全面的、 开发而独特的发展观在内；4）新的实践观，它是指建立在人与人、 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真善美相统一的人类实践活动。
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入研究和我国社会的变革发展，知识社会必将受到我们更大程度的重视，它可能带有的负面作用也会被我们所警觉，因为我们知道，“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正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3）对知识管理的研究。人们普遍认为， 当前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可成为知识经济即将来临的标志之一。知识管理在国内外都正受到普遍的重视。
美国人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关注中，重点之一就是知识管理。他们认为，新时代的知识管理是对知识资产进行系统管理，防止知识资产流失，通过知识管理实现知识资产价值的提高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促进知识的共享和使用。国内学者李京文等认为，知识管理体现从行政的权力向知识的一种力量转移，其主要体现在管理者的管理谋略上，诸如“内脑引流”（即发挥管理者自身才能来管理），“外脑引入”（即管理者借助智力上高于自身者的智慧和知识进行管理），“智力合成”（即用“内脑”与“外脑”的结合所形成的知识力量来管理）；知识管理的目标是创造和利用各种知识并使知识为全企业所拥有。
王德禄等人是从提高企业竞争力方面关注知识管理，他们认为谈论知识经济应将其实际地转化为对知识管理的重视。所谓知识管理的目的是使知识更好地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和创造价值。它有四个基本特点：1）它的基础活动是对知识的识别、获取、开发、分配、使用等；2）它把存在于企业中的人力资源的不同方面和信息技术、市场分析乃至企业的经营战略等协调统一起来，创造出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3 ）它在本质上寻求将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数据处理能力和人的发明创新能力这两者进行有机的结合，为企业组织的发展提供向导；4 ）它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科技进步在社会经济中作用的日益增大。
王如富等人则认为，知识管理就是对一个企业集体的知识与技能的捕获，并将其分布到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最大产出的任何地方的过程。知识管理的目标就是力图能够将最恰当的知识在最恰当的时间传递给最恰当的人以便他们能够作出最好的决策。总之，从企业的创新与发展的角度来谈论知识管理的文章、书籍在国内是较多的。
黎红雷从管理理念的哲学高度来阐发知识管理。他对德鲁克所说的“知识正在被应用于知识”的解释是：将组织与管理的知识应用于智力与技术的知识，即知识的经济需要知识的管理，而知识的管理则需要管理的知识。为适于知识社会管理的需要，应有体现人作为文化动物的本质和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的管理理念，它包括变化管理、创新管理、整体管理和和谐管理这四个理念。在知识社会中，人类作为管理的主体，只有将这四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才可促进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国内学者在知识管理上大都只是局限在经济学的范围内，并未将知识管理应用于非企业组织和其他社会领域中。这表露出学者们在思维和视野上还是有局限的，其原因在于我们在出发点上就是以经济学的视角来接受和迎接知识经济的。这不仅有偏见上的顽固，也有视角上的偏差。
二、当前知识经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知识经济的研究着实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然而，研究中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两点：
1.对“知识经济”理解和把握的片面性。这又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知识经济”的研究变成了“经济知识”的探讨。如上所述，在国内学者对知识经济问题的研究中，绝大多数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的，例如，把“知识经济”看作是以知识作为“原料”创造或生产出“产品”的“知业经济”，把“知识价值”中的“价值”看作是在商品经济中用于交换为目的的流通所体现出的交换价值，因而知识价值就是知识的经济价值，换言之，知识只有成为商品、在流通中实现交换才有价值。即便有的学者力图在哲学中包装“知识价值”，也难免流露出经济学的实效痕迹。对“知识管理”的研究也受到管理的经济性的影响，只是从企业或经济组织的视角来观察，似乎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不存在知识管理问题。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知识社会中的任何变化首发于经济领域，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也是经济领域。但若将“知识经济”一味地归结为“经济知识”则是不确切的，这与经济合作组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本意也不相符，甚至未能达到该组织所预示的那个作为“时代”的空间。
另一方面，对“知识经济”只看其正面效用，忽视其可能的负面影响。任何事物或现象都有其正反两方面，而当我们面对新事物或新现象并有意接受它时，往往只看到它的正面效用，其负面影响则容易被我们忽视。当然，事物或现象的负面作用的暴露以及我们对它的认识都需要一个过程，问题是我们要有全面认识事物或现象的意识。然而对于“知识经济”，我们并没有这种意识。在目前大部分引介国外有关“知识经济”现象的书籍和文章以及国内学者对它的研究中，也都没有找到或看到对“知识经济”背后所隐藏着的隐患的应有揭示。
其实，正如“知识经济”初露端倪一样，它的负面影响也随之初显其威了，如包括不断增强的电脑黑客、网络犯罪等在内的高科技犯罪，东南亚经济危机中显露出的由电子货币、电子商务和信息高速公路所致的金融炒作、国际投机所表现出的经济上的虚拟化和泡沫化等现象，这些都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上有必要的警惕和思考。尽管对事物或现象的全面性认识总是存在于相对的过程之中，但正如列宁所说的，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片面性错误。
2.面对“知识经济”所带来的挑战在态度上的不正确。
无疑，“知识经济”即将来临，我们人类正处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层转型中。以何种心态面对这一变革，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迎接“知识经济”并促进其在本土发展的大事。从近来对“知识经济”研究的情况看，国内学者对这一机遇把握的态度上存有“急躁”和“跨越”论的毛病。持“急躁”态度者认为知识经济给世界各国提供了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能否赶上这班车，也许会影响到我国在下个世纪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于是产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焦虑心情。“跨越”论则是在“急躁”心态影响下产生的，似乎知识经济能使我们在某些领域可以实现跨越式的快速发展。一个饱尝了落后与挨打的国家，急切想赶上时代的步伐，是难免出现这种心态的。但是，一个成熟和理性的民族不应为急躁不安的心态所左右。要知道，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没有脚踏实地的发展，想靠情绪的鼓动和人为的炒作，只会带来迷信、盲从和灾难。
当然，我们并非只能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发达国家的背后走。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知识经济”是发达国家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产生的社会、经济和科技现象。“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是发达国家对自身现状的反映。我们试图走“捷径”，想“跨越”其中的历史发展过程直达“知识经济”时代，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社会发展中的机遇是以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为基础的。以急功近利的思维和心态来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只能再次错失发展的良机。
三、对当前知识经济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知识经济研究中表露出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认真地予以思考的，以下讨论或许对我们国内学界继续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1.对知识与知识价值的思考。知识经济研究中所表露出的种种问题，都与对“知识”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该如何理解和把握“知识经济”中的“知识”呢？从经合组织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来看，知识有四种类型：知道是什么的（know-what）、 知道为什么的（know-why）、知道怎样做的（know-how）和知道是谁的（know-who）知识，其中，前两种知识都是关于事实的知识，它们的正确认识都是真理性认识，而后两种知识是关于“如何做”某些事情的知识，它们涉及到做某些事是否值得和如何做更值得的价值判断。可见，若把含有价值判断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排除在知识的范围之外而仅仅强调其中的科学技术知识，这显然是与知识经济的本意相悖的。
至于知识价值，由于国内学界的许多学者把知识经济仅仅理解为“经济知识”，所以，知识价值就是指知识的商品价值和交换价值，换言之，只有可交换的知识才有价值，不可交换的知识就没有价值。如此推断下去，则那些不能实现交换的知识甚至可能就不是知识了。这种观点在经济学领域本身中都难以成立和获得认同，何况以此来衡量具有广阔意义和范围的人类知识。更为可怕的是，这种理解会使整个在知识社会中发生的事物和现象都被误认为只是一种经济现象，从而采取一种纯经济的方法来解决。
从哲学价值论上来考察知识的价值问题，这无疑在思维方式上超出了“经济知识”的局限，也符合了人类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期盼。哲学视野中的知识价值应该关注知识本身所体现出的价值。由于知识的创新者、实现者都是人，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成果所体现的首先应该是人的存在价值，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价值，以及人类对自身未来命运关怀的终极价值。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和资源，而作为知识的创新者与实现者，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将比以往任何经济时代都更加彰显和突出。人将创造、拥有和实现何种知识，对世界的发展趋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
2.应重视对知识实践的研究。我们认为，知识实践是一个哲学概念。随着知识经济的即将来临，知识在将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突显。知识将驱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将规范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向，然而，这些都不是知识本身所能实现的，而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因而，实践活动对知识将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在知识实践中，我们会看到，知识是在实践中产生，其中所凝结的科技知识和人文精神价值只能在实践中生成；知识形成后所体现的首先是人的实践方式的存在价值；知识对知识社会的组织与规范是在实践中得以实现的；对知识的管理也只能在实践中完成；知识在现实地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其所进行的不断修正与完善也只能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展开。因此，在对知识经济的深入研究中，在对知识的不断重视中，我们必将触及到知识实践的许多具体问题，它是一个包括知识对实践的影响，实践对知识的作用，以及知识与实践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达到二者相互促进、相互完善，从而实现知识在未来知识社会中对社会经济的资源作用和驱动作用的目的和过程。
3.对知识社会的思考。由知识经济所导向的知识社会将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尽管国内外学者现在对知识社会的预测性描述各不一样，但有一个问题是大家都必须面对的，即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划分出一个“知识经济社会”或“知识经济”。换言之，划分不同的经济形态、发展的阶段或类型，以及区分不同社会或文明形态的标准是什么？科学技术乃至知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变革具有巨大推动作用，但这种作用是需要有一定的中介的。科学技术及知识和智慧的创造通过什么样的中介作用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它们又是怎样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单纯是一个科学技术现象，而主要是社会历史领域的问题。因而，需要从生产的社会形式方面作出进一步的研究，包括对其中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社会财富分配关系、阶级关系以及社会结构变化关系等等的研究。
4.对知识管理的思考。知识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为了防止知识的“异化”就导引出对知识管理的必要性问题。国内学者在该问题研究上的不足之处在于，只是从企业的角度谈论知识管理，似乎只有企业和经济组织才有管理可言。实际上，即便人类的经济活动本质上也是人类的社会活动，是人类社会关系的表现之一。马克思说过：“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 页）。由此看来，知识经济或知识社会的管理又不只是抽象地“处理好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和谐关系”问题，相反恐怕仍要面对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德鲁克已注意到可能出现“知识富有者”与“知识无产者”的分化，里夫金则进一步预言道：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市场力量正在使世界人口分化为“两种不可调和的和潜在着冲突的力量”，一种是“新精英分子”，他们控制着技术和生产力，另一种是日益扩大的永久性地被技术取代的工人，他们在新的全球高技术经济中很少有希望获得有意义的工作，前景甚至越来越渺茫。（参见杰里米·里夫金：《工作的终结》，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布尔迪厄等人也指出：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进步相结合确保了资本空前范围的流动，它造成了竞争和效率的原则与公正原则的更尖锐的对立。这些，我们在研究中都不能视而不见或规避。
总而言之，知识经济研究在我国是刚刚起步，虽然其中观点林立，涉及的范围较广，存在的问题较多，然而这都并不可怕，因为这是个世界性的新课题。但是倘若一开始我们就选错了研究的立足点，自我限制了自己的研究视域，其后果就不仅仅是理论研究的问题，可能将是整个社会实践活动的偏差和失误。因而，该是拓宽我们对知识经济研究的视域的时候了。